二 《亚鲁王》史诗翻译的研究

史诗翻译整理的研究涵括“苗汉互译”“苗汉英互译”等，由于史诗采录仍在继续，且口头传承本身具有变异性，翻译理论和方法的研讨贯穿始终。余未人先生[26]是《亚鲁王》翻译整理的指导者，对史诗翻译整理有最为真切的体会，她认为苗汉互译中发现诸多难以对应的词汇，导致书面语和现代词汇的进入，这种现象被先生称为捉虫，史诗文本出版前便捉出140余只虫[27]。较早开展苗汉互译研究的是吴正彪先生，他是亚鲁王搜集整理的重要学人，他和时任亚鲁王史诗工作室专职翻译人员杨光应对史诗的记译与整理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提出了收集整理中的苗语规范性使用问题。他们认为，翻译过程中科学严谨的态度[28]是首要考量，同时强调苗语母语的原样保留应当是史诗的价值所在。此后，吴正彪的研究也多强调在苗语语境中考察文化意蕴。张忠兰、曹维琼[29]等人是书系三部曲《亚鲁王书系·苗疆解码》《亚鲁王书系·歌师密档》《亚鲁王书系·史诗诵译》的主要编辑人员，他们的编辑工作有重要实践意义，他们提出了民族史诗整理、保护与研究的视角应当转换的观点，认为史诗文本研究、史诗文化研究和史诗传承人研究是重要视角。杨杰宏[30]反思《亚鲁王》翻译整理中的不足之处，认为主要体现在文本的不完整性，史诗唱诵场域的不真实性，面世文本译注的不准确性等，他强调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异文版本，突出演述语境的真实性，采用四行对译法与影像、录音、图片、民族志相结合的文本整理方法来达成译注文本的准确性；同时，杨杰宏[31]提出在整理和研究史诗时自觉实践文本的完整性、翻译的准确性、语境的真实性，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整理工作中的诸多失误，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民族口头传统和典籍文献翻译整理范式的可持续发展。贵州省人类学会常务副会长、《贵州日报》高级记者王小梅[32]亦曾对史诗搜集、整理及其翻译过程进行讨论。值得一提的是，《亚鲁王》中英文翻译已受到学界重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复的《苗族英雄史诗 〈亚鲁王〉 英译及研究》已开始探索性地研究，其阶段性成果认为应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将苗族特色文化词的一致性内容传达到译入语中[33]。《亚鲁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多语言的转译仍将是重点难点。

此外，《亚鲁王》史诗词汇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马国君、吴正彪[34]从《亚鲁王》中找到与金筑土司历史文献典籍中地名、人名相互对应的名称，这对当前开展土司文化研究、建构国际土司学都将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袁伊玲[35]则通过苗族史诗中的母语词研究同源词，对语言学学科理论建构与学科空间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类研究成果虽少，但其价值不可忽略，史诗语言所蕴含的信息，还需深度发掘和广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