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莎士比亚作为西方的一个文化符号，自其作品问世以来，一直得到批评者的关注，不论是新古典主义莎评、浪漫主义莎评、现实主义莎评、新现实主义莎评、精神分析莎评，都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世纪以前，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爱德华·道顿（Edward Dowden）的莎评已成为经典。20世纪初至60年代，以A.C.布拉德雷（A.C.Bradley）为代表的新浪漫派批评、以E.M.W.蒂利亚德（E.M.W.Tillayard）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批评、以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为代表的精神分析批评大大推进了莎士比亚的研究。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动摇了人们对传统语言学的看法，对当代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形成很大的冲击。索绪尔区分了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指出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文化、政治等的关系，而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系统“自己固有的秩序”[1]。这种观点催生了20世纪文学批评的转向；一种新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几乎统领了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批评。形式主义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形式，必须从形式观照文学，分析文学，总结文学规律。莎士比亚一直是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试金石，形式主义莎评也就应运而生。

严格来说，形式主义莎评肇始于T.S.艾略特（T.S.Eliot）的批评思想和批评实践。20世纪20年代以降，以T.S.艾略特、卡罗琳·斯珀津（Caroline Spurgeon）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莎评开始对传统的莎评发起挑战，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这种注重作品内在结构的形式主义批评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各种思潮和批评理论的影响，形式主义莎评经历了新批评莎评、意象莎评、象征莎评、原型批评莎评、解构主义莎评和细读式莎评等阶段，这种批评一直到21世纪初期，仍然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新批评是20世纪20—50年代在英美流行的重要文学流派之一。在莎士比亚研究方面，新批评不关注作品之外的东西——作品的社会环境等，而视文本为各种要素组合的工艺品。新批评派中，T.S.艾略特的《文集1917—1932》（Selected Essays，1917-1932）中两篇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非常著名。在《哈姆莱特》（“Hamlet”，1919）一文中，艾略特把矛头直指余波尚存的浪漫主义莎评，在艾略特看来，以前的浪漫主义评论家都把自己投射到哈姆莱特这个角色上，但《哈姆莱特》不是关于这个王子本人的故事，而是一个由不同材料叠加组成的故事。他认为，在这部剧中，莎士比亚的许多意图无法以艺术的形式表达，进而导致许多地方模糊不清，难以把握。因此，从艺术的角度看，《哈姆莱特》是一部失败的剧作。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Shakespeare and the Stoicism of Seneca”，1927）一文中，艾略特通过分析莎士比亚来说明作家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思想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与历史主义莎评完全不同。艾略特的重点不是塞内加如何影响了莎士比亚，也不是莎士比亚是否相信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根据艾略特的观点，莎士比亚作品对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有所反映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这只能表明这种意识形态在当时社会中已经流行，而不能表明莎士比亚本人拥有这种意识形态。由此可见，艾略特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诗人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以及作者与传统的关系。在艾略特看来，诗人是没有思想的，某些思想在作品中得到反映只能说明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流行，其恰好被作家“捕获”，并写进创作的作品中。可见，艾略特的莎评与历史主义莎评具有根本的不同。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深受威廉·哈兹里特的影响，以怀疑的观点看待一切，认为语言的意义是模糊的。在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文学也试图证明自己的科学性，而燕卜荪就是将“模糊”作为一种准科学的分析工具对语言进行研究的。他的著作《含混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中，很多章节对莎士比亚诗歌和戏剧词语进行了多维解读。在分析含混的类型时，他首先认为，含混体现在诗歌的语言和结构上。在他看来，含混意味着一个词或一种陈述具有多重含义。他突破了在文学批评中建立统一意义的尝试，也是瑞恰慈（I.A Richards）倡导文学批评科学化的一种实践。他预见到诸如“不确定性”“空白”“反讽”和“解构主义技巧”等批评术语的出现，这些术语对后来的形式批评影响颇深。对燕卜荪来说，诗歌是一种有趣的语言形式，因为它充满了矛盾、悖论和多重意义。在其“含混”批评的影响下，新批评倡导的文本阅读逐渐从一种自发的审美活动上升为一种自觉的批评活动。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解读也从注重分析人物性格转向强调语言修辞。

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其著作《精致的翁：诗歌结构研究》（The Well Wrought Urn：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1947）中的第二章《赤裸的婴儿和男子的斗篷》（“The Naked Babe and the Cloak of Manliness”）对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进行了研究。作者对《麦克白》中两个意象的动态变化进行了追踪。麦克白把人们对即将遇害的邓肯所表示的同情比作“赤裸的新生儿/在疾风中阔步，或像苍穹中的小天使/驾驭着无形的风之信使……” 把谋杀者的刀描述为“粘着血块，令人不忍目睹”。布鲁克斯接着对这些奇特的意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意象在《麦克白》这部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些没有炫目刀鞘的匕首，“已经不是诚实的匕首，光荣亮相守护国王，或是‘谦恭地’躲在鞘中”，而是沾满了它们应该保护的人的鲜血。赤裸的婴儿“象征着麦克白欲控制而又无法控制的未来”。[2]所以怜悯好似人类无助的婴儿，又像乘风疾驶的天使。这两个意象意义深刻，婴儿之强壮源于其脆弱。悖论存在于语境本身，正是这种悖论摧毁了麦克白所依赖的脆弱的唯理主义。布鲁克斯对莎士比亚充满想象力的语言评价道：赤裸的婴儿，基本的人性，赤裸的人性，但就像未来不断变化的人性一样——在人类借来的各种服装、荣誉长袍、虚伪表现之间，以及麦克白强行掩盖其本性的不人道的“男子气概”之间，所有这些象征都为莎士比亚揭示人性提供了最微妙、最有效的反讽工具。

卡罗琳·斯珀津的《莎士比亚的意象及其意义》（Shakespeare's Imagery and What It Tells Us，1935）是20世纪意象派莎评的开山之作。在这本书中，斯珀津将所有的明喻和隐喻都视为意象，意象不仅仅是具体可视的，所有富有想象力的图景和经验都可以视为意象。对斯珀津来说，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大多数意象都是作者无意识的表达。她认为意象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反映作者的情感和兴趣，以及对生活的观察，甚至某些生活经历；二是为戏剧提供背景，传达戏剧的氛围和情感。此书考察了莎士比亚戏剧中常见的一般意象，并以此为基础讨论莎士比亚的个人兴趣和品位；此外，还考察了单个戏剧中的主导意象，讨论了意象作为背景营造气氛的功能。斯珀津的意象分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莎士比亚的新的大门，令人耳目一新，在不同程度上启发了形式主义阵营中的其他莎评家。当然，斯珀津虽然用实证主义方法对意象进行统计、归纳，但对意象的象征意义的分析还存在不足。

乔治·威尔逊·奈特（George Wilson Knight）是20世纪最有才华和最多产的莎评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火轮：莎士比亚悲剧诠释》（The Wheel of Fire：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ian Tragedy，1930）在莎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本书中，奈特认为，每部莎剧的主旨是将意象、思想、情节和其他一切统一起来的关键。他关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时间”和“空间”因素，将所有事件和人物对话都与它们联系起来。在对空间的研究中，他将整部剧视为一个放大的隐喻。他注重分析莎士比亚戏剧中语言符号的象征意义和用法。他认为，从《尤里乌斯·凯撒》到《暴风雨》，这一系列莎士比亚戏剧反映了莎士比亚个人精神发展的轨迹。奈特批评的焦点不在于莎剧中的单一人物或单一因素，而是作为有机体的整部戏剧或多部戏剧。这正是许多形式主义莎评家所忽视的。从奈特的莎评可以看出，奈特是一位有意识地反对传统的、有个性的莎评家。

C.L.巴伯（C.L.Barber）的《莎士比亚节日喜剧》（Shakespeare's Festive Comedy，1959）主要探讨了社会习俗和戏剧形式之间的关系，展示了伊丽莎白时代日常生活和节日之间的对立是如何在喜剧中严肃和轻松的结合中变得生动起来的。巴伯在对伊丽莎白时代节日习俗“五朔节”和“司戏者”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莎士比亚喜剧作品进一步论述了莎士比亚喜剧创作之路：通过“释放”达到“澄清”，即巴伯总结出的“农神节模式”。人们在节日仪式的氛围中，摆脱一切束缚，达到身与心的“狂欢”。巴伯采用“农神节模式”对《仲夏夜之梦》和《威尼斯商人》的分析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仲夏夜之梦》的主题并非爱情而是节庆，而《威尼斯商人》的主题体现的是对节日仪式的拒绝。巴伯的莎评具有浓厚的神话或文化人类学色彩，在神话原型莎评方面做了开创性研究。他的原型批评莎评极大地丰富了形式主义莎评内容，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结构主义莎评和文化政治莎评。

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是神话原型批评的里程碑式人物，他的《自然的视角：莎士比亚喜剧和传奇剧的发展》（A Natural Perspective：The Development of Shakespearean Comedy and Romance，1965）已成为神话原型批评莎评的重要代表作。弗莱在该书中认为，季节变换作为一种原型隐含于很多文学作品之中：从春天到冬天的季节变换隐含着从出生到死亡，这种范式对应着悲剧和历史剧；从冬天到春天的运动隐含着从死亡到再生，这种范式对应着喜剧的结构。弗莱在该书中探索了原始仪式和神话对莎剧结构的影响。莎士比亚的喜剧基本上代表了春天，这是一个有田园风光且充满活力和欢乐的绿色世界。而春之活力象征着生战胜死，这是神话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弗莱借助人类学知识，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极大地丰富了形式主义批评。他的形式主义批评更加具有宏观整体性、有机统一性。

诺曼·拉普金（Norman Rabkin）的《莎士比亚和意义问题》（Shakespeare and the Problem of Meaning，1981）是解构主义莎评的代表作。在该书中，拉普金主要对莎剧意义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研究。在拉普金看来，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并不拥有一种固定的意义和结构，其意义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因此，莎士比亚戏剧阐释的空间是无止境的。解构主义莎评在20世纪莎评史上虽然影响不大，但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文本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发展影响深远。拉普金的莎评是对以往追求意义完整性的莎评的反拨，标志着莎评从形式主义式的文本中心观向以读者和意识形态为视角的过渡。

哈罗德·威廉·佛克纳（Harald William Fawkner）的《解构〈麦克白〉：超本体论观》（Deconstructing Macbeth：The Hyperontological View，1990）是解构主义莎评中比较抽象的一部代表作。佛克纳采用了德里达（Derrida）的“在场的形而上学”观点，借助一些哲学概念和理论，包括黑格尔（Hegel）的“掌控”、科耶夫（Kojève）的“欲望”、尼采（Nietzsche）的“奴役”、巴塔耶（Bataille）的“消耗”以及德里达的“增补物”等，详细解析了麦克白是如何走向悲惨命运的，并且对《麦克白》中一些人物的身份和恐惧的心理进行了解构。佛克纳通过解构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和相关意识形态的概念来彻底审视麦克白隐藏的心理。作者认为，麦克白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形而上学的确定性，这也跟他由英雄地位到后英雄地位的转变相关联。在运用这些概念时，佛克纳分析了麦克白对自己身份的了解程度以及他是如何走向毁灭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细读批评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又悄然兴起。这种细读批评与新批评的细读相比较，更加注重语言语境的分析。约翰·克里根（John Kerrigan）的《莎士比亚的约束语言》（Shakespeare's Binding Language，2016）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中誓言、宣言、契约、保证和其他话语及行为的意义，通过这些话语和行为，揭示人物承诺的自己忠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物的真相。在现代早期英国，这种具有约束力的语言无处不在。他认为，莎士比亚剧作中呈现的就职誓言、结婚誓言、法律契约以及习见的诅咒赋予了生活更多的形态和质感。律师、宗教作家和讽刺作家对这种语言的正确使用及其所具备的约束力进行了争论，而这些争论在文学和戏剧中就被赋予了更多的信息。克里根在该书中主要结合莎士比亚戏剧，对这些约束性语言的语境进行了新的研究。人物在做出誓言时，其动机是什么？约束性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说服力或欺骗性？什么时候可以违背誓言？誓言和承诺是如何构建观众的期望的？克里根的这部著作，深化了细读批评，延续并发展了新批评传统。

本书把形式主义莎评分为新批评莎评、意象莎评、象征莎评、原型批评莎评、解构主义莎评、细读式莎评六个流派，从每一个流派中选取一部或两部最经典的莎评著作进行深度解读，即主要聚焦上文提到的《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含混七型》《赤裸的婴儿和男子的斗篷》《莎士比亚的意象及其意义》《火轮：莎士比亚悲剧诠释》《莎士比亚节日喜剧》《自然的视角：莎士比亚喜剧和传奇剧的发展》《莎士比亚和意义问题》《解构〈麦克白〉：超本体论观》《莎士比亚的约束语言》十一部论著进行解读；以点带面，以期对其内容深度挖掘，对其特点进行揭示。

形式主义莎评是随着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的兴起而产生的，形式主义批评虽然得到学界重视，对其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聚焦形式主义莎评经典的研究还比较滞后，甚至在某些方面，特别是深入文本内部进行细读和深度挖掘方面还一直处于缺场状态。本书旨在就这些方面进行有意义的探索，在详细解读的同时阐释其诗学意义，以期对当下的莎学研究有所启示。

[1]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6页。

[2] Cleanth Brooks，The Well Wrought Urn：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London：Dobson Books Ltd.，1960，p.42.同时参考[美]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王楠、姜小卫等译，陈永国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后文同此，不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