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分析框架和案例选择

无论是在联邦还是单一体制背景下，很少有概念框架能够完全解释次国家各级政府/省级政府的国际角色与行为逻辑。考虑到平行外交研究中早期分析框架的局限性，本书将提出了一个四维度一般性分析框架。这个框架适用于解释或甄别地方开展外事活动的能动性构成及施动形式。通过将云南的案例放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剖析，本书提出的一般性问题（中国外交中是否存在某种“平行”元素）可以得到解决。考虑到这些维度在中国的背景下缺少讨论，因此本书将用单独一章专门对这一理论化分类加以阐释。

进而，本书将阐释云南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扮演与行为逻辑。此外，本书将分析中央政府如何激励云南省的能动性与主动性，既从国内视角揭示云南开展外事活动的政治机遇，又从外部视角厘清环境制约。中国的周边环境复杂多端、不断变化。跨国区域化发展迅速。国际组织要求中国实行内部改革，域外大国在中国周边区域的外交竞争不断加剧。这些国内外的复杂环境元素相互交织，既是云南积极开展地方外事工作的意识与能力养成的使能条件也是制约条件。本书将讨论云南如何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周边合作，并最终获得邻国对云南的国际身份认可。

本书的案例选择遵循了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与新疆、西藏和广西相比，云南的跨境联系更加牢固、全面。在现有研究中国省级外事工作的文献中，对云南的关注度也是最高的。第二个标准是调研数据的可获得性。与云南省相比，西藏、新疆等边境省份的数据可获得性较弱。云南省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相对开放、便利的数据获取渠道，便于进行一般性学术研究。

中国外交的地方性研究是我们挖掘地方政府开展外事工作能动性的重要工具与必要路径。进而言之，本书将中国省级政府的经验与实践和西方的经验与理论进行对话，从而产生新的理论理解与提升，以期反哺我们的外交实践，丰富全球对中国外交的理论理解。因此，本书不应仅限于服务中国读者，还应面向海外读者。考虑到潜在读者对象的广度，笔者有必要对本书的主要调研地加以简述。

云南省总面积39.41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4.1%，居全国第八位。云南有四个邻省，东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贵州省，北部是四川省，西北部是西藏自治区。云南省由16个地级行政区组成，可分为8个地级市和8个自治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云南有4720.9万人，居全国第12位，其中近40%是少数民族。这一人口学特点使云南成为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云南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包括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苗族等。其中一些民族属跨境民族，比如傣族、壮族、苗族、景颇族等。云南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与老挝和越南接壤，边境线长4060千米。泰国和柬埔寨也可以通过陆路或湄公河到达云南。因此，云南是一个文化、民族与地缘的交汇处。

这一地理条件使云南成为“天生”的国际焦点。这在云南的跨境投资合作中尤其明显。云南是湄公河沿岸国家在华投资的首选目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GMS）是一项涉及湄公河流域6个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方案。方案实行仅一年后，云南在吸引外资方面就取得了明显发展：湄公河沿岸国家对云南的实际投资激增至过去9年实际投资的两倍（云南年鉴，1994）。泰国和缅甸资助的项目数量分别增加到23个和39个，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工业和服务业（云南年鉴，1994）。至今，东南亚对云南投资的中坚力量依然是GMS成员国。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云南省对外投资的前三大目的地也都是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它们共获得了云南对外总投资的84%（云南年鉴，2010年）。老挝是云南对外投资的最大单一接受国。2000—2006年，云南省向老挝橡胶种植业投资72.56亿美元（云南年鉴，2001—2006年）。2010年，云南省还批准投资了老挝首都万象中心的那琅湖大型项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云南对邻国的直接投资势头持续高昂。2009年，云南对湄公河周边国家的实际直接投资增至2.7亿美元，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10倍（云南年鉴，2006—2010年）。

需要指出的是，云南与周边的经济互动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云南是非法毒品从金三角地区流入中国的最便捷通道，也是中国一半在册吸毒人员的居住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云南省与邻国政府和地方组织在境外罂粟种植地区开展了替代种植，还开展联合禁毒运动。此外，云南边境地区的稳定偶尔受到缅甸北部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与缅甸武装部队之间的冲突影响。在地区冲突调解过程中，云南与缅北民族冲突所有相关派别进行了接触，缓解了地区局势。中央还授权云南省为流入难民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