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后初期美苏双方冷战思想及其实践

一 美苏冷战思想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众所周知，冷战思想的缘起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发展与实践过程充斥着各种矛盾、分歧和误解。从表面上看，冷战的始作俑者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冷战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两国所代表的东西方两种世界文明——两种迥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但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的较量，实际上并未止步于思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而是广泛存在于两种文明的每一个角落。“和美国一样，苏维埃国家政权也是建立在人类进步的理念和规划——而非身份认同和民族概念——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国家都被其各自的缔造者视为宏大的实验，认为在它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未来。作为国家，它们看待世界的方法都是普世主义的，而且两国领导人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在国际舞台上判断别国是敌是友，要看这些国家与这两大强国各自特定的立国意识形态的前提是亲是疏。”[15]

然而，许多西方学者却坚持认为，冷战也是一种特殊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因为冷战的起源与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书所确定的战争原因极其相似，即“雅典国力的增强，以及在斯巴达引发的预警，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场战争在古希腊境内爆发，后来在更大范围内爆发了相同的冲突。[16]

事实上，在战后两极国际格局中，美苏双方并不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或者欧洲大陆霸权的两个普通类型的传统大国，它们分别代表了欧洲乃全世界两种迥然有别、完全对立的文明形态，它们分别凝聚了各自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地缘政治、传统观念、思想倾向、意识形态偏好等，在它们的背后，是美苏双方统领的迥然不同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阵营。虽然从历史上看，美苏双方在社会制度、战略利益、思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不断发生冲突，确实是战后国际关系体系中不可计数的矛盾与对立的一部分，堪称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国际分歧与对抗的延续。但从国际政治现实看，美苏双方的分歧与对抗在两极格局中具有特殊性。因为战后国际政治与安全力量全面重组，由此出现巨大的力量落差，这就决定了美苏双方的冷战斗争只能是全局性的矛盾与冲突，完全超越了两个国家有限的或局部的利益冲突。

美苏双方作为战后初期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建构的主导者，其冷战思想及其实践完全影响并左右战后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发展，主导并引领战后欧洲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建构方向，而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则只能充当参与者，或支持其中任何一方，或对美苏冷战对抗保持沉默，最多只能在某些领域及具体事务上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因为它们不仅缺乏有效平抑与掣肘美苏双方冷战对抗的协调能力，而且也缺乏能够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我保障能力，这种状况实际上早在“二战”期间就已初现端倪。“很明确，联盟的政治事务是整个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中央装饰物，因为联盟成员国几乎定期召开会议，不仅为战时战略讨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而且也为塑造战后和平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17]直到1950年代中期，伴随着西欧各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逐渐走向复兴，这种状况才有所转变。

正如前文所述，“二战”后初期，由于欧洲列强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导致欧洲旧的政治权力架构严重失衡。美、苏两国迅速填补了欧洲的力量真空，但它们并未沿用传统的政治与安全路径，而是采取了冷战对抗这种特殊方式，即在追求传统国家利益、地缘政治诉求、世界或区域霸权主张、基本安全需要之外，附着以特定的思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目标。尤其是美国，更是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实力，以及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态等影响，试图构建一种以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基础，以美国价值观、世界观以及道德观为指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美国的冷战诉求以及政治、经济安全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持续更新旧的国际话语体系，并且致力于将欧洲安全秩序建构直接纳入美国所设计的国际安全新体系中。

与美国相比，苏联的情况比较复杂。鉴于自身在“二战”中遭受德国法西斯入侵、损失惨重这一事实，苏联在战后初期试图建立一种能够确保自身免遭外来侵略的欧洲新安全体系。但是，苏联这一指导思想遭到美、英等国的强烈排斥，西方国家将东欧与南欧各国直接斥之苏联的“卫星国”。为此，西方国家认定苏联通过首先建立一个“西部安全地带”（The Western Security Zone），然后再攫取世界霸权。按照美国学者沃捷特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的所谓解读，苏联的上述设想正是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了他（斯大林）的国家从未有过的安全，但他仍认为不够。他那无法满足的对安全的追求是东西方关系紧张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尽管他和他的西方伙伴们都有一种愿望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易于相处的但不一定是真诚的关系。尽管即将到来的冷战既不是蓄意制造的也不是意料之中的，它仍然是注定要来的。”[18]

也有西方学者错误地认定，苏联对东欧实施“占领”和“控制”，其根源在于发展核力量、运用其核战略，美国学者托马斯·里德（Thomas Reed）和阿诺德·卡拉米斯（Arnold Kramish）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莫斯科加强对东欧控制的关键理由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是斯大林仅有的可以使用的铀矿来源地，苏联境内的几个重要存放点也已经确定。”[19]

很明显，与美国立足于构建国际安全新体系这一战略目标相比，苏联确保其在东欧与南欧的影响力，这只是一个战术性目标，两者似乎并不相称，但是放在冷战政治层面上分析，美苏双方的战略意图实际上并无孰轻孰重之分，均为彼此所不能接受。同样，对苏联的冷战政策而言，不论是使东欧以及南欧国家在冷战中紧跟苏联，还是确保其经济与资源能够服务于苏东阵营，苏联实际上更注重维护其在欧洲大陆的政治与安全影响，当然也极为注重获得更多的现实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以便更好地推动自身战略安全目标。

二 美国遏制思想的酝酿与发展

首先，美国冷战思想的缘起，应该直接归功于美国“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的始作俑者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946年2月，美国驻苏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应国务院之命，以分析苏联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的意图、基本特征以及美国应对方法等为题，向国务院拍发一份字数达8000字的电报——“长电报”（Long Telegram）。该电报明确提出，苏联的外交政策富于攻击性，“（苏联）所有政策均在于发展其相对力量，使之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要素。相反，所有能够削弱资本主义国际力量和影响的机会，无论是集体的还是单个的，都必须紧紧抓住……苏联及其全世界朋友的所作所为，都必须致力于利用和加深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分歧和冲突”[20]。

事实上，凯南在“长电报”中详尽分析了苏联外交与战略在政府层面以及社会层面的背景，虽未明确提出有效应对之策，但提出美国人民应对苏联及其共产主义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凯南又不断丰富和深化其遏制思想。“毫无疑问，我们不可能对苏联发动摧毁性或毁灭性的战争。要与之对抗，我们必须开展一场政治战争，一场为了特定目标而进行的消耗战……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既不得不预防自身可能遭受的致命打击，又不希望自己的对手遭受致命打击。我们不能打着‘手执复仇利剑’的漂亮幌子走向一个极端。我们必须像豪猪一样，逐渐让那些食肉的猛兽认识到，把我们列为攻击对象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21]

以凯南的遏制思想为开端，美国政府开始以美苏双方冷战斗争为主题，着力于系统而且详细地构织新的外交思想与安全战略。为此，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决策者、政府官僚、高级军官、专家学者、外交人员以及媒体人士等，都加入构建美国遏制思想体系的队伍中，或者在遏制思想的指导下践行新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这对于不断凝聚并深化美国冷战思想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继凯南之后，总统海军助理、白宫法律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M.Clifford）在杜鲁门总统（Harry S.Truman）的授意下，从1946年7月中旬开始，与国务院西欧司官员乔治·艾尔西（George M.Elsey）合作，两人共同撰写“克利福德—艾尔塞报告”，又称“克利福德报告”（Clifford-Elsey Report），该报告于9月24日正式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克利福德报告”就苏联外交政策的起源和方法、美、苏两国分歧以及美国应对之策等做了详尽说明，[22]针对今后美国对苏政策提出建议：“在遏制苏联的过程中，美国必须做好打核战争和生物战的准备。一支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要既能从海上走，也能从空中行，还要能占领并据守战略要地，因此必须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支援。”[23]

由此可见，对苏联采取积极发展军备、实施全面对抗的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冷战思想、方针、策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说“长电报”只是提出美国遏制思想的“抽象影像”，那么“克利福德报告”则将其从模糊转为具体，由理论转向实践，使之成为一种可以实际操作的政治与军事政策，该报告对杜鲁门政府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实际上远远超出其他类似的文件与信函。

1947年3月，为了回应苏联在希腊、土耳其的“挑衅行动”，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正式提出“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宣称美国要向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全面制止苏联“渗透和染指”。“1947年3月（出台）的杜鲁门主义，不仅仅是传统门户开放战略的‘意识形态宣言’，它也是美国获得新的海外市场以及原材料来源计划的政治合理说明。”[24]6月，美国又推出“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即“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简称ERP），由美国向处于经济困境的欧洲提供经济援助。“马歇尔计划”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凯南的对苏遏制思想，尽管该计划并未在字面上直接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拒之门外，但其实际运作的结果却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均公开宣布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

“杜鲁门主义”强调，美国的对外援助和支持政策适用于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而不止于向希腊与土耳其提供援助，而“马歇尔计划”事实上在经济层面将欧洲一分为二，欧洲就此也在政治上断裂为两大阵营，在思想与文化上破裂为两大体系。正是由于欧洲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开始逐渐形成欧洲两大阵营，它们相互竞争与对抗，构成美苏冷战对抗以及东西方冷战斗争的主要内容。

继“长电报”和“克利福德报告”之后，凯南利用其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的地位，在更高决策层面推进遏制思想。1947年7月，凯南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以“X”为名、发表《苏联行为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一文，在理论层面进一步阐述美国对苏联的遏制与对抗政策。凯南认定：“美国无法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能与苏联政权保持密切关系。在政治舞台上，（美国）应继续将苏联当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苏联今后不可能真心热爱和平与稳定，它不会相信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可以长期而且友好地共处，而会谨慎并且坚持不懈地施加压力，以削弱与瓦解所有竞争对手的影响与力量。”[25]正是在凯南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美国对苏遏制思想在理论建构上不断深化，其思想体系日臻完善，而且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外交实践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遏制思想指导下的西方冷战政策发展。

1950年4月，在杜鲁门直接指示下，美国新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保罗·尼采（Paul H.Nitze）牵头多个政府机构，就美国外交与防务战略共同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简称NSC-68）。该文件设计了一套非常系统、完整的冷战政策与措施：“（1）强化美国基本军事建设；（2）对美国的盟国从根本上增加军事援助；（3）增加经济援助计划……（4）实施心理战，制定建立和保持其他人对美国力量与解决方案信心的计划……（8）实施动员计划，包括民间防御……”[26]NSC-68作为战后初期美国冷战思想及其实践经验的集大成者，不仅囊括了美国政界与军界共同的政治与安全共识，也集中了美国思想界对外交与安全战略的主流声音。“尼采的团队炮制了NSC-68号文件，要求大规模建设一支防御力量，并且采取相关措施……尽管文件并未提及精确的（防御开支）数字，尼采估计NSC-68号文件将会耗资400亿—500亿美元。”[27]NSC-68号文件极为清晰、明确表达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意向，即苏联可能对西方发动军事进攻，因此主张大大增强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包括研制氢弹。[28]

NSC-68号文件提出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该文件所提出的种种对策与措施由此被很快付诸实践，其主要思想与主张成为美国对苏联外交与安全战略的核心要旨。这一事实说明，杜鲁门政府已经将NSC-68号文件视为美国解决战后初期美苏冷战斗争、东西方相互矛盾和对立、世界其他地区频频陷入政治与安全困境等所有难题的一项重要指南。不仅如此，NSC-68号文件虚设的各种政治与安全说教，也由于东西双方冷战环境持续恶化而进一步强化，最终为杜鲁门政府推进美国的遏制政策与实践提供了关键性指导，进而对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与安全体系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冷战思想及其实践的深化并不孤立，而是与苏联冷战思想与实践的持续拓展相互对应。美国冷战思想及其实践不断升级，首先以回应苏联冷战思想及其实践的“挑衅”为前提，其次按照自身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利益偏好实施调整。反之，苏联冷战思想及其实践同样如此。很难断言美苏双方哪一方更愿开启并推进冷战，或者愿意持续保持冷战形势恶化，置自身利益于危险中。就美苏双方冷战思想及其实践而言，实际上更多出自一方对另一方政治与安全意愿的误解，听任彼此的偏见与敌意不断升级。在欧美各国看来，“苏联代表了一种全球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几乎是一种自然法则，即世界有一天会变成共产主义天下”[29]。

相对而言，苏联在其冷战思想的形成及其嬗变中，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其冷战思想与实践大多是对美国冷战思想及其政策做出某种被动回应，当然也有例外。相对于美国冷战思想及其政策不断完整、渐成系统的发展趋势而言，苏联冷战思想明显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不仅更为零散，而且呈现片段状，其执行力也相对较差，因此功效有限。

三 苏联冷战思想及其实践

1946年9月，在“长电报”刺激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命令苏驻美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撰写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趋向的报告——“战后美国对外政策”（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WⅡ），即著名的“诺维科夫报告”（Novikov Telegram或者Novikov Report）。

不难想象，“诺维科夫报告”作为苏联对美国遏制思想的一种回应，其真实意图是表达苏联领导人对“长电报”的批评态度，并非意欲在安全思想、外交理论等层面对美国遏制思想做出鞭辟入里的系统剖析，亦非就未来苏联对美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做出富有建设性的规划，该报告在创造思路、主导思想、行文方式等多个方面，反而竭力模仿“长电报”。因此，这就注定“诺维科夫报告”对冷战初期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外交意图的分析难有创见，更多是重复苏联既定的对美外交方针、思想以及理论，该报告不可能准确反映纷繁复杂的美国外交动态以及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所以它对苏联冷战思想及其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相当有限。但是“诺维科夫报告”与“长电报”毕竟构成美苏双方冷战思想与政策的第一次短兵相接，这为以后美苏双方冷战思想及其实践的持续深入发展开辟了道路。

同样，作为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一种回应，苏联认定“马歇尔计划”在本质上以反苏为目标，旨在瓦解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斯大林看来，马歇尔计划就是为了动摇雅尔塔体系给苏联划定的东欧势力范围，并且破坏苏联的东欧安全带。”[30]因此，在严词拒绝“马歇尔计划”后不久，苏联针锋相对提出“莫洛托夫计划”（Molotov Plan），由苏联向东欧各国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其恢复战后经济，同时加强苏联与东欧国家经济贸易交往，以此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协作，确保苏联对东欧各国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1947年7月，苏联与东欧各国签订一系列经济贸易协定，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协作与联合。1949年1月，在“莫洛托夫计划”的基础上，苏联与东欧五国组建“经济互助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简称“经互会”（Comecon）。“‘经互会’六个成员国起步于詹姆斯·罗塞瑙（James Rosenau）所定义的一个实例，即一个间接而且非正式渗透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外来者既可以直接并且令人信服地参加社会价值分配，也可以参与国际动员支持能力。”[31]“经互会”在加强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联合、政治合作的同时，也加速了欧洲经济分裂，所发挥的作用就像“马歇尔计划”一样。由此，东欧与西欧正式按照两种经济模式或规则展开运行，欧洲亦形成东部与西部两个针锋相对、平行并立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世界。

与“莫洛托夫计划”相似，同样是在“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刺激下，苏联与东欧各国、法国与意大利等九国工人党和共产党代表，在1947年9月成立“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Information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简称“情报局”（Cominform）。“情报局”成立的目的在于，便利苏联与东欧各国工人党、共产党之间的信息与情报交流，以便各国政府与政党能够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战略。用“情报局”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成立情报局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欧洲共产党内部进行整肃，以协调行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下，开展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和奴役欧洲计划的斗争。”[32]

虽然“情报局”只存活了不到十年时间，而且并未在美苏双方冷战斗争中给苏联与东欧各国带来某种现实利益，甚至还发生“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开除这样的恶性政治事件，但“情报局”还是给美欧各国留下深刻印象：即苏联和东欧各国正在结成一个强大而且富有威胁性的敌对集团，正在针对美欧各国酝酿并发起一系列敌对行动，美欧各国应该予以强有力回击，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威胁。“在1948—1952年，苏联处于一种更为独断的政策模式中，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则属于对其所遭遇的挑战给予回应，在东欧出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波兰政权变更，1948年—1949年‘柏林事件’（Berlin-Blockade），在亚洲则出现中国建立共产党政权，朝鲜战争爆发。相互敌对与冲突极为尖锐和激烈。”[33]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冷战思想以及实践持续深化，除去对美欧等国冷战思想与政策所做的交替回应外，还离不开其特定的发展轨迹与政治逻辑。就像美欧等国对苏联外交与安全政策抱着固有的偏见和排斥态度一样，苏联同样也对美欧等国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存在着认识不足或者误区。

在战后初期日趋紧张化的国际冷战氛围中，苏联严重高估美欧各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侵略性与危险性，尤其过于强调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竞争性与对抗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并未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的可能性。美国取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强行推行它的政策。不论是战胜国英国、法国还是战败国德国、日本，它们都同美国配合，在一段时间内顺从地执行着美国的旨意，但是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剧烈地破坏世界经济体系内的军事。西方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息，它们通常要用武力改变现状，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34]虽然上述论断一语道出欧美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规律，但是也对欧美列强在现代社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缺乏更准确的认知与概括。

限于苏联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制的诸多特点，斯大林在战后初期苏联外交与安全战略中拥有决定性影响，其外交思想以及对苏联的战略规划实际上决定了苏联外交与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辞世。因此，苏联的冷战思想及其实践有很多出自斯大林的个人判断，有时显得缺乏体系和章法，而且斯大林经常不按常规出牌，其政治与安全决策似乎非常随意，令人难以捉摸。但是无论如何，维持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成果、保有在东欧和南欧国家的影响力、维持苏联在欧洲大陆的传统地缘优势地位，这始终是战后苏联冷战思想及其实践的主导性内容。

四 美苏冷战思想互动及其影响

由上可见，在战后初期美苏双方冷战斗争中，双方都以对方的冷战思想及其实践作为不断修正并提升己方政策的条件，双方冷战思想及其实践相互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升了美苏冷战斗争的层级，不断扩大冷战斗争所涉及的层面、领域以及地域范围，拉长冷战斗争的时段。即美苏双方从政治与军事领域的争夺与较量，扩展到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与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对抗；由美苏双方对峙，扩展到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全面对立；从欧洲冷战扩展至全球冷战，最终使冷战延续达半个世纪之久。在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P.Leffler）看来：“早期冷战岁月的巨大成就在于，美国官员帮助在欧亚大陆的工业核心带建立了一个力量配置，是指能够持续保护美国的重大利益……西欧不再孱弱和易受攻击，德国和日本变得强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苏联的发展模式被摒弃。”[35]

美苏双方冷战思想持续发展，不断加剧两极冷战格局复杂化，而且为此后国际冷战斗争的全面铺开开辟了道路。然而，美苏双方的冷战思想并非无所不包，也绝非无所不能，而是按照不同地域、对象以及阶段发挥作用，并未出现肆意发展或者完全脱轨的迹象。

乔治·凯南曾对美国冷战思想及其政策做出相当谨慎的评价，即便如此，这一评价似乎仍存在刻意夸大之嫌。“如果说美国独自就能执掌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并很快使苏联政权在俄国垮台，那是夸大其词。但是美国的确能够对苏联政策运作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要比其近年来的作为更加节制和慎重，以这种方式导致苏联政权最终垮台或者逐渐软化。”[36]事实上，苏联在冷战时期遇到的最大问题并非美国施加的冷战压力，而是其社会主义建设自身存在的缺陷，即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始终未能妥善解决其国家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积弊，包括国家政治体制僵化，官僚体制效率低下，权贵集团造成社会分裂，人民物质生活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经济发展缺乏创新性和持久性，民族矛盾始终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种种问题，确实受到种种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荼毒，尤其是美西方国家冷战思想及其实践严重恶化了国际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环境。

冷战环境极度趋向恶质化，无疑加剧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空转，造成资源消耗以及内部矛盾持续激化。“乔治·凯南的遏制大战略是在冷战时期规划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苏联人应当圈定在其在欧洲和亚洲的利益范围内，不能允许苏联人推进其旨在对抗美国及其盟国重大利益的安全边界线，美国的遏制战略加快了苏联及其帝国在尚未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就走向了灭亡。”[37]

美国冷战思想及其实践在持续加速苏联冷战思想及其实践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国际冷战对抗持续升级；反之，苏联冷战思想及其实践也加剧了美国冷战思想及其实践一步步走向极端化。虽然西方学者一直试图淡化思想与观念在冷战中的作用，“在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意识形态考量在传统意义上的表现并不突出，但是仍具有一定影响”[38]。但在事实上，思想与意识新形态的影响非常大，至少这种影响不次于具有现实意义的国家政策、战略以及利益。美苏双方乃至东西双方实际上都是彼此冷战思想与理论的受害者，它们在推动各自冷战思想与政策不断升级的同时，也持续遭到国际冷战斗争的反噬，其结果是造成美苏两国各自的国力被不断削弱，大量财富付诸东流，社会资源平白损耗，彼此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越来越趋向集团化、官僚化以及极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