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为“二战”后全世界最大的区域性军事组织，“北约组织一直被（欧美）描述为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或者偶尔被颂扬”[1]。在许多美欧国家领导人看来，北约既是军事联盟，更重要的还是政治联盟。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卫斯理·克拉克上将（Wesley Clark）就曾公开撰文，高调声称：“北约首先是一个政治联盟，并非只是一个军事联盟。”[2]克拉克提出上述论调的基本依据在于，北约不仅战胜了冷战时期的强大对手——华约，[3]而且还实现了美欧各国空前的政治团结与协作，并且就此确立了北约在东西双方冷战斗争中的强势地位。不论与历史上所有安全联盟对比，还是与冷战时期美欧等国其他政治、经济或者军事联盟对比，北约的联盟体制、政治方针、安全战略、行为规则等，似乎都独树一帜，特立独行。用北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头十年中，北约联盟证明其价值所在……历史上并无其他联盟能够打造自身，多次应对冷战时期和当今迥然不同的（各种）挑战，以便构建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4]
就北约自夸的“成功之处”而言，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当属其政治与安全战略，而并非北约所拥有的战略或战术武装力量，亦非北约所展开的各种军事部署行动、军事演习以及战略威慑行动；与北约的联盟机制、决策程序、行为规则相比，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影响似乎更突出，其作用似乎无处不在。政治与安全战略既是北约集体安全精神（Collective Security Principle）的集中体现，又是北约对外扩展影响、实施政治与军事行动的凭据，同时它还是北约深化和完善机制建设的重要指导。不仅如此，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一直扮演了一个枢纽角色，将北约体系、制度、规则、话语、行动等各项关键内容连接在一起，不论北约承认与否，北约的所有相关重大事项实际上都与其政治与安全战略直接或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北约的联盟机制、安全体系、决策程序等相对凝固、少有变化的内容相比，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可塑性与不确定性非常大；虽然其预期取得的成就可能会很大，但是在客观上所要承担的风险也非常大，其潜在的破坏性可能也很大，这从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在冷战时期的不断调整和变化中可见一斑。因此，深入研究其政治与安全战略，对于全面揭示北约的结构、体制、方针、政策、行动、手段等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要想全面、深入研究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我们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即政治与安全战略缘何能够连接北约各大要素？其路径、方法、程序、特点究竟如何？进言之，虽然北约在冷战时期欧洲安全体系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究竟源于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抑或源于其他政治或安全元素？如果确实是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又是采取了何种方式、路径以及程序？进言之，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功用存在积极和消极之分，那么，该战略的积极功效究竟体现在何处？其消极功用的底线究竟何在？如何抗拒和抵御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中存在的巨大风险？如何抑制和消除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潜在的破坏性？等等。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将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理解，更加准确地总结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发展轨迹、规律以及特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后冷战时期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发展趋向、作用及其构想。
那么，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事实上，这是一个外延简单、但内涵却很复杂的问题，它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专属性，但又好像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美国战略学家科林·格雷（Colin Gray）曾尝试着对战略这个概念做出某种解释：“战略是一个实际话题，战略执行者总处于不值得羡慕的无知状态，就像历史学家的‘历史话题’一样。战略家们从来无法以某种事后对其选择进行批评的后知后觉，来决策行动的过程……与战略历史学家甚至优秀的战略历史学家不同，战略家们以及向其提出建议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未来尚未展开的世界，其中，信息常常是完全不确定，而且克劳塞维茨的所有支持者为解决摩擦都要超时工作。”[5]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展开推导，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似乎是在某种无知无意的状态中产生的，其错误与风险似乎也只是北约战略制定者的无知之错，不仅不可控制，而且未来似乎也不可确定和把握。很显然，上述认识或者结论并未深及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内里，亦不足以揭示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全部，因此无法让人信服。
事实上，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绝非美欧各国的即兴之作，而是集欧洲历史上地缘战略、区域安全主张、多边安全联合、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等多种思想于一身，而且在现实中凝聚了北约作为区域防御安全组织的各项安全方针、政策以及策略，会聚了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多种政治主张与安全实践。在我们看来，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首先是以北大西洋区域集体安全思想为纽带的多种政治与安全思想元素的凝聚，其次是北约共同政治理念、思维模式、话语逻辑以及意识形态的产物，最后是北约及其成员国个性化安全政策及其实践的集中。在欧美12个国家当初签订《北大西洋公约》时，法国将军安德烈·博福尔（André Beaufre）就曾一再强调：“尽管不怎么好，《北大西洋公约》必须承认，它表达了非常宽泛、非常模糊的安全原则，北约的架构将会应《北大西洋公约》的要求、按照其实践而非理论，逐渐加以充实。”[6]然而，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北约的联盟架构、政治与安全战略以及军事实践，既是北约在实践层面的一种总结，也是北约在思想与理论层面的一种归纳和提升。
在思想层面，北约一直奉行“一国即全部，全部即一国”（One is All，All is One）的集体安全防御方针，强调所有成员国共同面对侵略威胁，采取相同的政治立场，实施协调一致的安全政策。在《北大西洋公约》第4条款中，各缔约国公开宣称：“缔约国一致认为，只要缔约国中任何一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遭受威胁，不论何时，各缔约国都应展开共同协商。”[7]因此，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在理论上既要顾及北约的整体安全需要，也要考虑各成员国形形色色的安全需要，但这一战略在现实中却表现为一个统一的目标、一种共同的安全需要、一种协调一致的安全政策。“在冷战时期，北约的主要任务是获得一个共同防御战略，能够使西欧免遭东方的攻击，这一点毋庸置疑。”[8]北约的政治与安全战略很难从政治与军事上截然分开，因为几乎所有的北约重大安全战略都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与意识形态偏好，显示出固有的政治特性与思想归属。反过来，几乎所有的北约政治决策则都起步于与北约及其成员国相关的各类安全问题，并且直接服务于现实性很强的北约防御安全政策及其实践，这一点在冷战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在冷战结束后亦如此。
除去其政治思想基础外，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还有其他许多思想理念与理论支撑，它们在形成北约特殊价值观、世界观与安全观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欧洲乃至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持续变幻，自由主义、权威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理念，被更多贯穿并渗透于北约的政治实践中；而多边主义、集体主义、超国家主义以及区域主义等观念与概念，则被施用于北约的安全实践，北约的政治实践与安全实践常常交叉进行，其思想理念亦兼而有之，互相作用。上述思想与理论为推动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理念、指导方针、思想方法以及文化背景，确保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不会过于空泛或者流于形式，不会成为无本之木，始终拥有明确的思想与理论指导。
贯穿整个冷战时期，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延续性和完整性，并非完全出自冷战化的政治与安全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亦出自思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需要。“由于北约的共同价值观包括诸如个人自由、法治和文官治军等民主价值观，也可以认为北约成员国就是民主和平理论的例证，这种理论认为民主政府不太可能相互开战。”[9]这种历史惯性不仅横贯冷战时期，甚至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并且在冷战后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中进一步彰显，更大程度释放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与文化内涵。[10]不仅如此，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以及意识形态等，甚至还成为北约在冷战后全球范围内大肆谋求对外扩张的一项重要依据。
在实践层面，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形成，并非各种冷战政治思想与安全理论的简单组合，而是落实为非常具体的冷战指导方针、军事计划以及行动方案等，这些具体内容并非始自天然，而是伴随着冷战发展进程，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累积而成。按照北约创立者的设计，北约在名义上一直自我标榜为一个“天然的非冷战对抗组织”，自我定位为防御安全组织，其集体安全精神不仅强调非进攻性和非对抗性，还强调防御性和威慑性，这一直是被北约引以为豪、以其政治与安全战略而自我标榜的一种重要属性。“北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而且一直是致力于集体防御一群国家的联盟，目的是保护成员国免受侵略国渗透，对于现存的成员国以及预期的新成员国而言，集体防御的核心功能仍然是最重要的。”[11]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北约最终成为东西方冷战对峙的主角，既反映了国际冷战格局不断变化趋势，也反映了美西方国家对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的肆意操弄。伴随着国际冷战形势不断趋向恶化，北约逐渐从自我强调以防御安全功能为主导的发展指向，转向集冷战政治与安全威慑于一体的综合功用为主导的新指向，由强调北大西洋区域安全防御，转向干预与欧洲—大西洋区域以及周边地区安全有威胁的危机与挑战，等等。这些变化既可以视为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发展的推手，也构成该战略的延续。
进言之，北约在冷战时期曾遭遇许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安全危机，它们或者来自各成员国，或者来自大西洋联盟以外，有的危机相当凶险，它们给北约的存在与发展造成极大困难。例如，希腊与土耳其曾围绕塞浦路斯主权展开激烈竞争，法国曾为争夺北约军事领导权而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北约曾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中进退维谷，其政治与安全战备尽显臃肿拖沓之迹象，等等。针对第二次柏林危机，北约的应对方法似乎只是建立了一个内部磋商小组，加强内部磋商协作，仅此而已。同样，北约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也不过制定了n个应急计划。“1962年10月，北大西洋理事会同意了北约主要指挥官拟定的‘柏林紧急计划’（Berlin Contingency Plan，简称BERCON）与‘海上紧急计划’（Maritime Contingency Plan，简称MARCON）等军事计划，它们代表一个名录，旨在支持美、英、法三国的‘槲树机构’（Live Oak）关于保持自由进出柏林而采取的军事措施。”[12]
但是，受国际冷战形势及其变化的影响，同样也受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影响，北约不仅安然度过多次安全危机与挑战，而且许多危机与困境最终也都得到缓解，或者最终找到解决之道。这一状况在客观上反映了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中的弹性空间，也反映了该战略所拥有的协调与沟通能力，这是北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融化和消解各种内外矛盾与冲突的基础。“考虑到适当的外交机制，北约所提供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13]在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中，关于北约处置安全危机的立场、方法以及功能等定位，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并在后冷战时期得到进一步扩展。
由此可见，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思想与实践基础。不惟如此，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淀，伴随着冷战斗争持续推进，其思想与实践内容、行为方式等亦不断丰富和深化，其发展与变化持续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这些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北约政治与安全实践的难度，但也为冷战后北约持续修正和补充其指导方针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虽然北约在冷战后连续推出各种新战略概念，但却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北约战略的基本属性与功用。“作为一个更强壮的伙伴，北约在新的战略环境中对其全体方向并不确定，对俄罗斯也表现出矛盾性，但是北约不会对其所代表的（价值理念）感到困惑。”[14]
在以往关于北约问题研究中，学术界经常出现两种极端化倾向：其一是将北约问题完全纳入历史研究范畴，只专注于北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联盟结构、军事战略、核威慑政策、各成员国关系、北约与成员国关系等专题；其二是将北约问题完全列入当代国际问题研究范畴，专注于北约与欧洲安全关系、北约发展方向、北约东扩、北约应对安全危机、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北约与区域性力量、北约对外军事干预等专题。前一种研究尽管极为深入，史料基础扎实，文献利用丰富，但却缺乏足够的学术延展性，对北约的研究缺乏必要的现实关注，研究成果有细碎化和个体化之嫌；而后一种研究则过分倾向于北约遭遇的各种现实问题，强调学术的即时性与实用性，研究成果难免有功利化之嫌，而且在立场与观点上比较容易受政治与安全环境变化的影响。
为避免当前北约问题研究中的上述弊端，本书尝试将对北约的历史研究与对北约的现实问题研究结合在一起，赋予北约历史研究以现实性关注，赋予其更宏大、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同样也赋予当前北约现实问题研究以更充分的人文情愫，将历史实证方法诉诸对当前北约某些现实问题的解读，将归纳分析方法施用于对北约历史的再认识。对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展开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仅仅关注过去，或者只聚焦于当前，都不足以深入、系统地揭示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全部。本书将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历史发展轨迹置于国际关系研究平台上，将构成该战略的各种元素从北约的战略体系中剥离出来，单个展开分析和研究；既关注它们在历史上的缘起与发展变化，也关注它们对冷战后北约政治与安全形态的启示和借鉴。本书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对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实施精确化研究，避免以往相关研究中存在的相对模糊、含混不清的状况。
对北约来说，政治与安全战略始终是北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因为不论是北约自身的发展、结构、功能、模式、影响，还是北约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的关联、与欧洲其他安全行为体的关系等，实际上都离不开北约的政治与安全战略。本书以此为题，就是要在摸清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全貌以及每个细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知和明晰未来北约的发展趋向和战略重点，北约在未来欧洲安全框架建构中的定位，乃至北约在未来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功用。为此，本书不仅将在学理层面系统厘清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而且还将在实践层面完整梳理该战略的每个步骤、程序以及进程。
进言之，本书将在不同章节分别讨论和分析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特点与规律、机制与体系、决策与话语、观念与理论、文化与思想、重心与辅助、发展与困境、利弊与得失等，在此基础上，再对当前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中的属性与转换、功效与困境、现状与未来等展开分析，以期深化当前学界对北约基本功用与扩展功能、战略转型预期、未来北约发展走向等予以研究。本书力图将学界针对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各种现实问题所做的种种研判，还原在冷战历史梳理、欧洲地缘政治变迁、美国与欧洲利益关联等学术解析以及逻辑论证当中，既要有学术分析，也要有政治判断；既要有逻辑推理，也要有史料分析；既要有理论建构，也要有历史还原。即通过总结和归纳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发展规律与基本线索，分析并且研判冷战后北约及其战略的发展与变化趋势。
本书力争在北约问题研究中提出中国学者的解读与诠释，从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视角出发，对与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密切相关的区域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以及合作主义等思想或理论做出学术总结和归纳，展示中国学者对冷战国际史中安全组织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学术话语以及研究特色，在此基础上对北约政治与安全战略及其实践做出新的解读，改变国内学界在北约问题研究中受欧美学界研究方法、路径以及手段等影响的种种弊端，改变国内许多学者对西方许多立场和观点经常摇摆不定的积习和流弊，改变国际学界多以既定的政治逻辑或意识形态化思维解读北约的固有模式。本书力争对北约战略问题的研究能够取得新的突破，建立一种视野宏大、兼容并蓄的新解释模式。当然，本书能否达到预设的目标，还需要读者做出客观判断。
[1] George W.Bush，“Presentation of the Medal of Freedom to Lord Robertson”，12 November 2003，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11/20031112-1.htm.2016年1月26日。同见于Barack Obama，“Europe and America，Aligned for the Futur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 November 2010.转引自Mark Webber，James Sperling and Martin A.Smith，NATO's Post-Cold War Trajectory，Decline or Regener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1.
[2] General（Ret.）Wesley Clark，“NATO's Future”，in Yonh Alexander and Richard Prosen，eds.，NATO，From Regional to Global Security Provider，New York and London：Lexington Books，2015，ⅩⅤ.
[3] 1955年5月14日，苏联与民主德国、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共八国订立《华沙公约》。该条约组织共有八个成员国、三个观察员国，其最高权力机构是政治协商委员会，在政治与军事权力运行上有别于北约。华约作为苏联与东欧七国的政治军事联盟，华约与北约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状态，该组织在1991年7月1日正式宣布解散，欧洲军事对峙局面最终以华约解散宣告结束。
[4] Robert E.Hunter，“Maximizing NATO，A Relevant Alliance Knows How to Reach”，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9，190-203.
[5] Colin Gray，Modern Strate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309.
[6] André Beaufre，NATO and Europ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6，p.19.转引自Timothy P.Ireland，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1，p.114.
[7] “The Treaty of North Atlantic”，Washington，D.C.，4 April 1949，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20.htm.2019年1月6日。
[8] Linda Risso，Propaganda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Cold War，The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p.4.
[9] [美]布莱恩·J.柯林斯：《北约概览》，唐永胜、李志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0] 冷战结束后，北约发动多次反恐战争，均打出“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大旗，将北约各成员国与伙伴国、合作国等所谓共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提升到实现新式政治与安全联合必要前提这一高度。“在伊拉克的意愿联盟，并没有得到联合国或者北约的官方支持；不仅不同于联合国支持的波斯湾战争，或者也有别于北约深度介入的阿富汗战争，意愿联盟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任务。”James W.Peters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Alliance Politics in a Century of War，1914-2014，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2014，p.150.
[11] David S.Yost，NATO Transformed，The Alliance's New Rol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8，p.3.
[12] “Military Planning for Berlin Emergency，1961-1987”，http://www.nato.int/nato_static/assets/pdf/pdf_archives/Archival_Description.pdf.2017年4月12日。
[13] Monteagle Stearns，Entangled Allies，U.S.Policy Toward Greece，Turkey，and Cyprus，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2，p.147.
[14] Stephen J.Blank，“The NATO-Russia Partnership：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or A Troubled Relationship？”in Eduardo B.Gorman ed.，NATO and The Issue of Russia，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2010，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