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承受之轻
关于文学之根，笔者认同下面一段温暖的表述：
文学从本质上说它不是思想，它是生命中无以言说的血泪和欢欣，文学的根本功能是让我们窥见在这个世界上别的人的内心和我们如此相通，使我们不再感到生命的寂寞，使人与人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永远是文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也是人身上最具普世意义的一部分。[1]
思想趋于理性，抽象玄思而不及物。从文字流露的情感，到文本蕴含的思想，再到具有艺术共性的作家和作品组成的思潮，进而提炼出具有强大话语吸附能力的“主义”，我们似乎越来越远离文学最初始的表达。文学研究应该趋于温暖的感性，还是趋于深邃的理性？是带着十字街头和泥土草地“毛茸茸”的触觉贴地飞翔，还是用象牙塔的理性思辨穿透纸背？用一种“主义”统摄文学样态似有隔靴搔痒之感，用“自由主义”这个枝蔓丛生的政治学概念，去投射近一个世纪前的泛黄文学文本，合法性何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各种“主义”话语，并非研究者随意嫁接，而是中国现代文学生态的固有属性。学界对梁启超一百多年前首开“新民”之说津津乐道，感佩其高抬文学的社会地位，而梁启超附加在小说身上的诸多“恶名”却被忽视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小说有“熏”“浸”“刺”“提”四大功效，或“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或“入而与之俱化”，或“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或“自内而脱之使出”，故小说可爱。但梁话题一转，认为小说亦可畏，“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都来自小说，小说塑造社会秩序，也荼毒群众心智。国民相命、卜筮、祈禳之迷信，国民慕科第、趋爵禄、奴颜婢膝、寡廉鲜耻之官本位，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之无德无行，青年多感、多愁、多病之靡靡之态，皆因小说。更有甚，“举国皆荆棘”、哥老会、大刀会、义和拳蜂拥而起，亦“惟小说之故”。“小说之陷溺人群”，以至于泱泱中华沦落到丧权辱国、山河破碎之境，“吾国前途”岌岌可危。“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2]在这篇为新文学张目的檄文中，梁启超对小说的批判远大于肯定。在他眼中，小说罪大恶极，已成国家羸弱的渊薮。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民族改造，倡导各领域“革命”，“偏至”到将国家命运寄托在小说身上，或属不得已而为之。他痛感华夏凋敝的现实，游历海外，遍寻衰败中国的疗救之策，奔走呼号，寻医问药，尝遍百草而不得解药，迫不得已抓住“小说”这根“稻草”。文学与民族盛衰，文学与国家兴亡，文学与政治进步，文学与社会群治，从未如此紧密地勾连在一起。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与文学的捆绑进程正式开启了。西学东渐的潘多拉盒打开，各种眼花缭乱的“主义”鱼龙混杂。这些主义和思潮，只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相关，几乎都能在现代文学领域找到踪迹。
梁启超不仅有“小说新民”的理念变革，也有《新中国未来记》的“新民”创作。五四新文学“为人生”派作家与梁的“新民”思路一致，他们一边反对文以载道，一边载启蒙主义、改造国民性之新“道”。起初，新文学家们潜心写实主义，注重文学的实用主义和改良社会功能。冰心坦承自己作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些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3]。鲁迅创作小说的缘起，“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
不仅新文学家如此，学衡派的吴宓也认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消遣，而是人生的表现。他赋予小说对个人、社会和世界的文明教化功能，包括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之世界、促进真正之文明等。[5]吴宓从读者的接受层面出发进入小说文本，认为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暴露黑暗，而在于塑造端正深厚的人生观。在吴宓的视野中，现代文学理应承担造就“大同世界”和“真正文明”的使命，这是文学的“不可承受之轻”。
历史似乎并未给现代文学独立生长的机会。自诞生伊始，五四新文学就不具备作为一种独立意识形态发展的可能性。五四新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赋予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又是五四运动赋予的。新文学以一种思想资源参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作为现代化启蒙话语而长期存在。晚清以降，国家屈辱带来的悲凉和愤懑，压制了五四新文学负载的纯文学审美价值和多元化情感取向。当国破家亡的旧山河被逐渐整肃，文学或可从民族国家的漩涡中心回到本初的样态。大革命之后，在被称为现代文学黄金时代的20世纪30年代，革命和阶级话语方式蔚为大观。日寇全面侵华后，鲁迅指认的京派和海派之争，也淹没在民族救亡话语中。
百年现代文学，能和数千年历史积淀的古代文学“平起平坐”，并列二级学科，与政治话语的加持息息相关。现代文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持续的话语支撑作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需要文学承担启蒙或救亡使命，主流意识形态需要文学行使动员和宣传功能，中国现代文学才拥有今天的历史地位。现代社会，知识谱系的合理化和专业化成为不可逆的世界潮流。文学不再仅仅是作家和文本，文学成为一门学科，一门具有独立话语特色的专业。在当代中国，文学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审美学科，更是一门主流意识形态学科。文学的学科教学不仅仅是审美教育，更是意识形态教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传播及其教学，核心话语是左右争锋、国家盛衰或民族兴亡，其次才是情感审美、语言技法和叙事艺术等。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发展脉络的图谱，非文学特质比古代文学繁复，学科属性也比古代文学复杂。
20世纪被学者称之为“非文学的世纪”，“政治文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文学革命伴随着思想、政治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它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潮难以完全剥离。”受制于历史、经济、文化、战争等因素，20世纪文学在整体上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6]。世界教育史上，直接影响和改变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大学可能首推北京大学；而世界文学史上，被赋予挽救民族危亡使命的也可能首推中国现代文学。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将文学捆绑在民族国家的战车上，历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商品化和新世纪以来的新媒体技术的极大冲击，“非文学世纪”的强大历史惯性依旧持续运行。
虽然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争至今仍在学界持续，不少学者对文学研究的“史学化”“思想史化”深感忧虑，但事实上，现代文学同中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紧密咬合，使得现代文学史与近现代思想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现代知识分子沉浮史等紧密勾连。许多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有“大文化”“大文学”情结，将文学史叙述为文化史、思想史、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成果俯拾皆是。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种思想体系，是在文学教育体系下形成的历史观念、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集合。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从来就不仅是艺术史和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一种革命史和政治史的评价。作为当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学科概念，其本质也在这里。[7]“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必须深入体会体制与权力的合谋、意识形态与技术能力的缝隙，还有学者立场与时代氛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8]研究者若要有所建树，既要面对长期以来政治话语建构的文学史体系，又要面对文学个体所接受的漫长的语文教育、文学教育和思想教育。或可以说，中国当代人文社会学科，要想在现有的学科累积基础上进行突破，关键因素不只是学科自身的学理逻辑，还要关注当代社会历史思潮和政治文化。
自由，是五四精神的“图腾”之一[9]，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核心理念之一，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永不过时。作为政治学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作为理念人重要一翼的“自由主义作家”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文学史版块之一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就成题中应有之义了。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左翼”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和历史主义本质论”[11]以及文化研究领域“趋向无限扩张的单向性”[12]思维，这种思维在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中尤为突出。
考察自由主义文学产生、发展的历程，不能忽视具体的时空维度和社会语境。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时期，上海又成为这个时期的文学中心。上海文学的逐渐凸显与近代以来这座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13]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以及租界的存在，上海具有当时中国最丰厚的经济实力、最迅捷的外来思想接受渠道、最开放的文化氛围、最宽松的政治环境、最发达的现代报业印刷机构、最庞大的市民文化消费群体和发达的大学教育网络。大革命前后，同北京和其他北方诸省相比，上海对作家和知识分子吸引力更强。这一点，可以从此时间段胡适、鲁迅、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和众多“左翼”作家的传记、日记和文学作品中找到佐证。1927年前后，上海几乎齐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群体。虽然后来胡适返回北大，梁实秋北上青岛大学，徐志摩遇难，《新月》停刊，但此后林语堂却在上海创造了“文坛暴发户”的十年辉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这一思潮发生时空转移，像上海时期如此规模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体再也没有出现过。鉴于此，本书采用空间定位（上海）和时间断代（1927—1937）的方式切入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用历史（现代史）、文化（上海文化）和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相结合的多维视角，尝试为现代上海文学研究探寻一个新的向度。
[1] 艾伟、何言宏：《重新回到文学的根本》，《小说评论》2014年第1期。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64—868页。
[3] 冰心：《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晨报》1919年11月11日。
[4]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526页。
[5] 吴宓：《文学与人生》，王岷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8页。
[6]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 张福贵：《第三只慧眼看文学史》，《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8] 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9] 刘纳：《辨析五四的独立自由精神和陈寅恪的独立自由理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1] 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2] 高小康：《斯宾格勒魔咒：中国都市发展与文化生态困境》，《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
[13] 学界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语境研究收获颇丰。例如王晓渔《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晓春《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章清《大上海亭子间：一群文化人和他们的事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晔《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1927—193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