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复苏：80年代的缓慢重启

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背道而驰，和鲁迅先生长期对垒，一直难以摆脱其消极定位。就此领域单篇期刊论文而言，CNKI数据库显示，李旦初《“左联”时期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性质质疑》和苏光文《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派别及其消长》两文，是学界在1980—1990年的绝唱。前者将“自由人”“第三种人”和左翼论争的性质，重估为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学术论争，意在批判“政治留声机”论，根治文艺界的“左倾”痼疾。[11]后者认为诸如“现代评论”派等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派别。[12]

改革开放前后，革命工具论主导的文学史亦不鲜见。1979年版《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认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不过是为反动统治者服务”[13]。唐弢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认定自由主义文学“立意充当国民党反动派清客和帮凶”[14]。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外来思潮的陆续涌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开始发生转型。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对自由主义作家的敌对意识减弱，开始对这一类作品进行梳理。[15]钱理群等学者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回溯第一个十年新文学社团的蜂起时，用大量篇幅展开“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湖畔诗社”，对“新月社”着墨不及“浅草社”多，认为“新月派”和“左翼”在上海的论争，是“一场双方都自觉意识到的、争夺文艺阵地与领导权的生死斗争”，最后“新月派在鲁迅等反击下立刻显出原形，失去了影响力”。第二个十年，因为政治斗争引发的阵营对抗，导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文学思潮的冲突比第一个十年更加尖锐和激烈，现代文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文艺思潮相对立的局面”[16]。这本文学史中的阶级斗争和二元对立思维痕迹还比较明显。

改革开放之初，大批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得到平反，“四人帮”的阴谋文艺路线受到批判，学术界对人性和人道主义展开讨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受到质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得以松动，文学创作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更替中，向现实主义回归。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深化，学术界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潮，西方现代主义以降各流派的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蜂拥而入。被称为“方法年”和“观念年”的1985年，屡屡被学界回望。时至今日，许多人文研究者都非常怀念这一突然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的美妙时光，“重返八十年代”的呼吁不绝于耳。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文学”概念，倡导文学史应以文学而非政治为标准。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力图“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17]。80年代末，中国文化推崇经典，关注精致，表现出精英气质，与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文化品位，找到某种契合点。由于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绵延不绝，涉及众多作家、作品、社团和流派，现代文学研究想绕道而行几乎不可能，所以在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自由主义文学一直呈隐性话语状态。

80年代后期，虽尚未出现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专著，但出现了大批关于自由主义文学个体或群体研究成果。诸如易竹贤、耿云志先生的胡适研究，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研究，陆耀东先生的徐志摩研究，以及吸引了众多中青年学者注意力的沈从文、林语堂以及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海派的研究等。此外，钱理群在《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中，援引胡适、周作人、鲁迅张扬的“人”的理念，阐述五四时期未能得到充分展开，而“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却又从未断绝过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的思潮”[18]的价值。汪晖在《预言与危机》里，认为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没有自然地和自由主义文化和经济关系相联系，而是在感情和伦理领域获得了发展。[19]自由主义文学研究80年代的复苏，为90年代该领域的“圈地运动”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