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一 神话概念梳理

“神话学”这一学科诞生于欧洲，在欧洲，由于受古埃及神话、古巴比伦神话、古希伯来神话的影响，后起的希腊神话吸收转化了其中很多的神话故事。希腊神话内容丰富，传之久远，在今天已经成为欧洲思想文化的血脉。在世人的想象中，神话是初民的虚构与幻想，但实际上，神话是先民思想和生活经验的必要范畴。神话是原始初民以自己感性的方式、有限的经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形式之一，是其内心情感和敬畏生命的表达，显示着人性的丰富情感与原始本真的状态。而考“神话”一词，却发现它不是中华民族的固有语汇，而是中国学人在20世纪初从日本引入的学术概念。日语表达中，“神”的概念内涵与汉语表达庶几近之，“话”即“物语”，就是讲述古往今来、天下奇闻之事，即人物故事以及神祇的传说，如《源氏物语》《竹取物语》等等。在日语中，“神话”的原意为“神灵创世和神祇游历的故事”。文献记载，中国人是1897年开始“神话”的翻译，孙保福先生在《实学报》上有文字发表。[1]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历史与人物之关系》一文中首先使用“神话”一词[2]。神话是根据mythos一词翻译而来，英语写作Myth，德语写作Mythos，法语写作Mythe。在台湾神话研究上，音译为秘索思，在意义上也许比翻译为“神话”更为恰当，神秘，隐秘，充满隐喻天启的机锋。Mythos的词根是mu，意思是“咕哝”，即从口中发出模糊含混的声音。关于神话，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在《新科学》中告诉我们，最开始本是真实、神圣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融合民间凡俗社会风尚变成为普通风俗，失去往日神秘、神圣的光环。赫尔德也指出，原始初民的思维是直观的、感性的和隐喻的，对未知世界的想象、演唱和言说就形成神话和史诗。最初的语言是诗，经由某些晦涩的暗喻来解释，从而逐渐变成神话和寓言。黑格尔也认为神话需要隐喻解释才能理解其真实含义。他说：“尽管我们现代人在神话里所见到的东西古人原不曾想到，我们并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古代的神话表现根本不是象征性的，因此就不能当作象征的东西去了解。因为古人在创造神话时就生活在诗的氛围里，还没有把抽象的普遍观念和具体的形象分割开来，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将其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3]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也认为不同文化的神话都天然具有符号指向系统，神话的支持者与信仰者往往并不理解其真正含义。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在《悲剧的诞生》中曾经说过：“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天然创造力。唯有一种用神话调整的视野，才把全部文化运动规束为统一体。一切想象力和日神的梦幻力，惟有凭借神话，才得免于漫无边际的游荡。”[4]尼采这里强调的是神话对文化的巨大影响，神话是文化创新的力量源泉。神话是神圣性的言说，描绘了初民时代的人类社会形态和生活面目。神话讲述是“指具有象征价值并且被铭记而转换成记忆的一种理念、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或一种叙事”。[5]“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6]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讲述“神”或“神性人物”相关事迹和活动的“话”，概括起来就是“神话”。

美国文学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1912—2015）界定了神话概念，他认为神话是曾经被特定的文化群落视为是真实的，并流传下来的故事体系，它（从神明及其他超自然人的意向和行为的角度）解释了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和事物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以此为社会习俗惯例提供依据，并建立人们生活所应遵循的规则[7]。这个神话概念解释了神话的演变过程和神话的阐释功能。

芬兰民俗学家、土尔库大学民俗学与比较宗教学教授劳里·航柯（Lauri Olavi Honko，1932—2002）认为，神话涉及神灵信仰，有原始宗教的色彩，神话的真正环境是在宗教仪式和礼仪之中[8]。正如现代学者刘宗迪所言，“神话”这一充满歧义的术语，背后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潜行默运的权力机制。[9]劳里·航柯还认为，除了语言，书面的或口头的语言，神话还通过祈祷神灵或祭祀活动等形式来传播。

我国神话学者刘魁立在一些著作导言和序跋中说过，神话就其实质而言是生存在原始蒙昧时代的原始初民在不知不觉间，用其原始思维对大自然的景象和其所生活的社会事物进行抽离，并对这些景象事物进行想象、人格化而形成的，与原始信仰密切相关的一种特殊的幻想性叙事。神话虽然是特定历史条件、特定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却通过口耳相传或文字文本传承至今，并且成为不可企及的楷模，具有永久性的艺术魅力。这一论述具有马克思文论的色彩，如“不可企及的楷模”，马克思经典作家论述希腊神话时曾经说过这样类似的话语。神话的概念具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创世神话指宇宙起源神话，其核心母题是天地开辟和万物起源，林惠祥又称其为“开辟神话”，即“天、地、人类及动植物等的起源的神话”[10]。这里的起源是指最初的起源，具有本原性、初生性。广义创世神话除了包括狭义创世神话，还包括世界万物和人类的毁灭与再生的母题，具有再造性、重生性、更新性。广义创世神话往往是复合型的推原神话，可以与一些单体型英雄神话、祖先神话、图腾神话、宗教神话等相区别，比如杨利慧《中国神话母题索引》一书中所涉及创世神话母题即属于广义创世神话。

二 神话界定及历史沿革

前面提到的劳里·航柯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神话界定的四个方面：形式、内容、功能、语境。从形式来看，神话就是神圣的叙事：一是用语言表达，二是非语言如祈祷文、神圣图片（圣像或象征符号）和祭祀仪式来表达神话故事。特别是第二类在史前无文字时代尤其珍贵。1925年王国维就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11]王国维发掘新材料，扩展新学问的意思包括传世文献和地下发掘文献，他列举了五项新材料：殷墟甲骨卜辞、敦煌与西域残存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近年叶舒宪提出：“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是指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之外，再加上跨文化的人类学材料，如原始宗教、习俗、图腾、仪式、神话、史诗等。“四重证据”法是加上民族学、人类学的证据和比较图像学或图像人类学的证据[12]。就内容而言，有创世神话：天地开辟、民族和人类起源；自然神话：四季更替、雷公电母风婆婆；神祇生活：阿波罗与太阳车、西王母与昆仑山；动植物神话：盘瓠神话、鹰神话等。就神话功能而言，可以了解神祇或文化英雄们的创造性活动。还可能具有医学的神圣治疗和禳灾辟邪[13]的功能。再就是神话的语境，很多时候就是神话或祭祀“仪式”。“是一种行为的范式……神话为行为的神圣形式提供意识内容。仪式赋予了创世时的创造事件以生气，并使它们在此时此地重现。”[14]

以神话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是神话学。在欧美神话学领域，18世纪之前主要限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的研究。中世纪时期由于基督教的唯我独尊，神学发达，希伯来神话受到极大重视。今天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两大传统，即希腊罗马神话及其文化传统和《圣经》基督教传统已经基本形成。而东方，包括神话研究较为发达的日本，比起欧洲，均起步较晚。

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对神话基本保持贬斥的态度。“神话”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意为“情节”“叙事性结构”“寓言故事”。柏拉图认为神话迷惑世人，亚里士多德认为《荷马史诗》吟唱的希腊神话和赫西俄德吟唱的《神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不过是“把谎话说的圆满”而已。

在中世纪近千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与《圣经》一枝独秀，希伯来神话受到极大关注。希腊神话中的神祇被视为异教诸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贺拉斯等必须接受基督的洗礼，在但丁的《神曲》里面是等待在宗教候判所里。作为“新时代最初的一位诗人”，也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的但丁，其作品《神曲》已经是中世纪晚期、14世纪初文艺复兴初露曙光之时的作品。

文艺复兴为了反对基督教，恢复了人文传统，充满“人”的意味的神祇为世间所热爱，人神同形同性。希腊罗马神话得到复兴，重新得到传播。教堂里画满希腊诸神的画像，阿佛洛狄忒、阿波罗、雅典娜的画像已经被世人普遍接受。

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是神话研究进程中的划时代人物。他认为东西方各民族在时间的维度上均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三个发展阶段。神的时代，即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天真烂漫，人神共处，富于想象，生活技能原始低下。人们希望冥冥之中有神灵帮助，大自然中的雨雪风暴、山崩海啸往往被想象成天神发怒，风调雨顺、春花秋月的四季自然更替也想象成神司其职。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们如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都给予了神话并不很高的评价，原因也不难理解，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高举着科学主义的大旗。伏尔泰就认为《荷马史诗》和《旧约》中的神话没有内在逻辑，处处暴露出“野蛮气息”。而在德国，温克尔曼（Winckelmann，1717—1768）、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却对神话与其他民间文学推崇备至。

19世纪初浪漫主义兴起，诗人们以极大的热忱去拥抱远古瑰丽而奇异的神话。德国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Wilhelm Grimm，1786—1859）创立“神话学派”去挖掘远古神话的遗迹，通过研究，他们认为印欧语系存在原始共同神话：如印度神话的大神梵天、希腊神话的众神之父宙斯、罗马的朱庇特和北欧的托尔，都具有共同的含义“天空”。

英国神话学家马科斯·缪勒（Max Muller，1823—1900）倡导神话的产生、传播是由于“语言疾病说”。他认为神话最早是初民对迷惑不解的普遍事物的叙述，后来由于语言讹变、脱落、演变发展，就使故事荒诞离奇而成为神话。初民的神话讲述充满诗性色彩：“在创造神话的那个时代，每个词，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都有充分的原生功用，所以，我们对于神话学语言中的千奇百怪，只能理解为会话的自然成长过程。在我们的谈话里是东方破晓，朝阳升起，而古代的诗人却只能这样想和这样说：太阳爱着黎明，拥抱着黎明。在我们看来是日落，而在古人看来却是太阳老了，衰竭和死亡。”[15]这样的看法，是说语言美丽的错误而导致美丽的神话得以产生。

19世纪初期，人类学学科进入了人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泰勒（E.B.Tylor，1832—1917）、安德鲁·郎（Andrew Lang，1844—1912）等学者研究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起源与演变。19世纪后期，泰勒《原始文化》（1871年）出版，认为东西方各民族尽管山川异域，语言不通，但是在社会风俗、宗教观念、艺术风尚诸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神话来源于初民对死后魂灵不灭的信仰，并且他们以这种眼光观察社会。人类学派的神话研究强调收集第一手资料，强调文献文字文本材料与田野调查材料进行比照研究，揭示神话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意义。

19世纪末期，生于波兰成名于英国的著名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主张通过田野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与调查地点的当地居民同吃同住，学会了当地居民习用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习惯，这种参与观察法开创了田野作业的新模式，注重收集活态的神话材料。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神话与原始时期的仪式、巫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实用的功能。

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sis）为神话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弗洛伊德分析了《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429 B.C.）中的杀父娶母故事情节，他对无意识理论的研究发现，“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泛性欲归纳，并且以此解释一切神话和艺术创作[16]，在古希腊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496B.C.—406B.C.）的悲剧中，俄狄浦斯逃离父母之邦，目的就是为了避开杀父娶母的神谕。但是在与路人争执中，浑然不知所杀的正是自己的生父，后来因为除掉吃人的妖怪，被拥立为国王，娶了老国王的王后，也不知是自己的生母。最终得悉真相，愧愤之余，遂自挖双目，逊位退隐，以赎前愆。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修正了老师的情欲学说，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理论，把神话解释为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是一个民族的原始意象或者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是民族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话语”。

20世纪50年代，法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克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1908—2009）提出了原始思维的概念，认为原始思维不仅仅是具体的、直观的、感性的思维，还具有综合、判断、分类、推理的能力。俄国民间文艺家普罗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和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1934—2005）也使用结构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神话研究。

苏联神话学家阿·洛谢夫、叶·梅列金斯基等学者对神话学有扎实深入的研究，芬兰、美国和日本也有众多学者从事神话学的研究。

马克思认为，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但是，神话在后世社会发展中“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三 民族神话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神话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鲁迅、周作人、茅盾、谢六逸、袁珂、苏雪林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张光直、日本学者白川静等都有出色的成绩。如前所述，“神话”一词源于古希腊的mythos（一般译为“迷索思”，即今天所称的神话），词义在古希腊文化中是与logos（通常译为“逻各斯”）相对而言的，当时的行吟诗人赫西俄德和荷马是古希腊神话最初的传唱者。在古希腊时代，神话（mythos）指强势的权力话语，而逻各斯（logos）则相对而言，是弱者的声音。在今天的中国台湾，他们把“神话”翻译成“迷索思”或“迷思”，也许更接近其本来意义。

20世纪初西方神话学传入我国，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东洋即日本；二是西洋即欧美。“‘神话’和‘比较神话学’这两个词，最早是在1903年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中开始流传的，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等。同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梁启超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的杂志）上，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此后，一批留日学生，如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周作人、周树人、章太炎等，相继把‘神话’的概念作为启迪民智的新工具，引入文学、历史领域，用以探讨民族之起源、文学之开端、历史之原貌。”[17]这种说法是目前学术界流行的看法，但是著名神话学专家刘锡诚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是《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的作者梁启超第一次使用了“神话”这个新的名词。“当希腊人文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笼罩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或译作亚述）、巴比伦、腓尼西亚诸国。沁密忒人（今译闪族人——引者），实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犹太教起于是，基督教起于是，回回教起于是。希腊古代之神话，其神名及其祭礼，无一不自亚西里亚、腓尼西亚而来。”[18]刘锡诚认为是梁启超1902年第一次使用“神话”一词。北京大学陈连山也支持此一观点，认为“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使用日本学者发明来用于翻译英语中myth的‘神话’一词。”[19]

中国现代神话学对于神话概念的引入，则要晚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这是西方现代神话学界根据自己的立场，通过对于古希腊神话作品的归纳分类而得出的一个学术结果。早期的希腊神话包括神祇的故事和英雄传说。基督教兴起后，为了维持一神教信仰和基督教的利益，打击思想文化领域的异端邪说，基督徒编造说，异教神灵都是不存在的。随着西方理性主义的兴起，历史学家开始将神话与历史的界限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划分和区分。因此，在西方现代神话学研究过程中，对于myth这个单词，一般只用来表述神祇的故事，而不包含原有的英雄传说。

神话学初入中土，中国缺乏神话学的学术概念，不得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去“发现神话”，用西方理论来阐释神话，这是西方神话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因为唯有在中国本土诸民族中发掘神话，神话学这个学科未来在中国才有可能发扬光大。在引入西方深化理论之后，通过对中国诸多民族文化典籍的探寻，尤其是古代氏族英雄传说、民族史诗的探索，那些涉及天地开辟、人类诞生、洪水毁灭人类、部落英雄降魔除妖等内容的荒诞故事，就被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了神话。经过以顾颉刚、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及茅盾、谢六逸、袁珂等人的努力，发掘出大量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中华诸民族古代神话的资料集，从日本、西欧传来的神话学这一学科才在中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有了今天的成就。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一批学者的努力，“活态神话”才开始进入神话学研究的学术视野。

中华民族神话包括中国各民族创造的神话，由于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我国少数民族神话一方面受到汉民族成熟而发达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丰富而有系统的神话系列，包含不少发达文明的因素。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神话中反映的生活环境、文化形态，又比较原始、古朴。有人为宗教的渗透，神话、传说、民间幻想的故事熔为一炉。民族碰撞、交融过程中的这一文化互相渗透的内在机制，左右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兼收并蓄的活动，影响了文化最终呈现的形态。少数民族神话既吸收周围文化区域的养料，又不失自己原始、古朴的内涵。[20]

中国现代神话学者把符合西方神话标准的古代文献和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民族史诗、图腾仪式的文化寓意归属为神话，“神话”只是学术范围内对于某些符合规范的传奇故事的定义，我们只是用西方的神话标准来发现寻找我国诸民族的神话，由于神话的诞生与神话学理论相伴而生，因此，在现代语境中，mythology一词，既可以指神话学，又可以指神话集，由于这样的原因，今天的研究者才无法把“神话”和“神话学”截然分开而分别阐述。

正如古希腊神话诸神的故事因为《荷马史诗》得以保存一样，少数民族神话也离不开史诗的演唱、神话的口耳相传。“史诗”一词最初来自于希腊文，原来意义是“谈话”或“故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到“史诗”的学者。而让“史诗”一词流行于世界，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著作《诗学》，以后历代学者都沿用了《诗学》中的史诗概念。美国南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及东亚系张错教授认为，“以民族英雄的故事为题材，以恢宏的风格作长篇叙事，且叙述是从故事中段开始，内容往往叙述超凡英雄的艰辛求索历程，充满神奇惊险的遭遇，最后以超人的力量完成任务，这就是古代史诗”。[21]在欧洲，早期的代表性史诗无疑是目盲的行吟诗人荷马的口述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中史诗中祈求缪斯赐诗人以灵感，在我国少数民族史诗演唱时也有体现，很多少数民族史诗也有梦中神授的情节。早期的代表作品还有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叙述罗马帝国的建国和历史，歌颂罗马祖先建国的丰功伟绩，也歌颂屋大维的开国神话《埃涅阿斯纪》，奥维德的15卷本《变形记》主要是叙述变形神话的故事，但丁的《神曲》以诗人游历地狱、炼狱、天堂描述了天上人间与冥界的故事。其他代表性作品有英国民族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法语史诗《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文艺复兴时代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也流传很广。欧洲传统之外，东方古老国家印度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大约写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之间，在亚洲地区影响极大。季羡林就论述过孙悟空与《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渊源[22]，赵国华论述过《西游记》中大鹏金翅鸟、孙悟空的72般变化、大闹天宫、猪八戒的故事，其源头来自《摩诃婆罗多》[23]。

神话和史诗关系密切。史诗的主要内容反映人类童年时期的主要活动，以及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可以确认史诗是人类最早的精神产品，对我们了解和认知早期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每个民族的史诗都包含有该民族的神话和传说，史诗的神圣性是建立在神话神圣性基础上的。目前学术界根据史诗的故事内容，将其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

正如民族神话的研究是20世纪初兴起的新学科一样，现代中国的史诗研究也是从零开始的。1956年，作家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评价《格萨（斯）尔》时，提出《格萨（斯）尔》和《江格尔》“两大史诗”的说法。1958年计划列入的史诗有《格萨（斯）尔》《苗族古歌》《梅葛》等。从此之后，学术界才开始对诸民族史诗展开大规模搜集和研究，《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苗族古歌》《阿细的先基》《梅葛》等诸民族史诗被陆续发现，一时让西方学界为之侧目。梅葛，是西南各地彝族语的音译。“梅”即“嘴”，“葛”即久远。表达的意思就是用语言把祖先的历史告诉别人、告诉子孙后代。祖先的历史即梅葛史诗，分创世、造物、婚事与恋歌、丧葬等四部分，彝族民众演唱梅葛史诗，是彝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北方史诗收集整理也成就非凡，青海地区已经搜集藏族《格萨尔》有19部74个异文本。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江格尔》也有多种版本出版。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也记录了各种变体。南方各民族史诗搜集整理成果也陆续被出版，如《阿细的先基》《梅葛》《苗族古歌》《密洛陀》《创世纪》等。

虽然在史诗口头文本的搜集整理、翻译、材料取舍等诸多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开创者的功绩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勇气，是这些学者发现和保存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诸兄弟民族的史诗。中国各民族史诗采录、收集的学术实践值得借鉴和总结，并且诸民族史诗的发现，证明了除了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辉煌的民族史诗。

史诗研究的草创时期，学术性不足，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较为重要的学术论文有徐国琼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黄静涛的《〈格萨尔〉序言》、刘俊发等的《柯尔克孜族民间英雄史诗〈玛纳斯〉》、云南楚雄调查队的《论彝族史诗〈梅葛〉》等[24]。在国内史诗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曾经多次获得国家重点研究课题，收集整理了中国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研究专著4部，“中国史诗研究”丛书7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另有许多田野调查文字资料、音频文本、影像图片和田野实物。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挖掘出大量的活形态的英雄史诗，其中最著名的也最为世人关注的就是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

此处仅以彝族为例来谈论史诗研究之大致情况。聚居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是世界上同一语种拥有多部母语史诗的古老民族之一，也是世界上拥有独立的古代母语诗学理论体系的民族之一。史诗传统无疑是彝族文学乃至彝族文化史中不断深入凝聚并有效传承至今的彝族文化精神、美学思想和母语智慧的集中体现。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经翻译、整理出版的和内部编印成册的彝族史诗已达49部。其中，流传在云南各地彝族地区的创世史诗有《查姆》《梅葛》《老人梅葛》《阿细的先基》《洪水泛滥》《居次勒饿》《洪水连天》《洪水滔天史》（路南）、《洪水滔天史》（俄山）、《洪水泛滥史》（新平）、《万物的起源》《阿赫希尼摩》《尼迷诗》《天地起源》《尼苏夺节》《门咪问扎节》《青棚调》《冷摘调》《罗泼古歌》《阿卜多莫若》《布木乌乌图》《阿普多莫》《阿文敬兹图》《创世纪》《史诗》《开天辟地》《阿普独慕》《吾查们查》等；英雄史诗有《阿鲁举热》《铜鼓王》《大英雄阿龙》《哈依迭古》等；流传在贵州彝族地区的创世史诗有《天地祖先歌》《洪水泛滥史》《洪水纪略》《天地津梁断》《天地论》《天生地产》《物始纪略》等，英雄史诗有《戈阿楼》《夜郎在可乐》《支格阿鲁王》《支格阿鲁》等；流传在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的创世史诗有《勒俄特依》《古侯阿补》《武哲史》《勒乌略夫》，英雄史诗《支格阿龙》等；流传在广西那坡彝族地区的创世史诗有《来源歌》等。彝族史诗可分为“源流史诗”和“功能史诗”两大类。前者如“公、母勒俄”，启迪人类“向真”；后者如“玛牧”引领人类“向善”。史诗是彝族历史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文化的生命就在于传承，绵远恒长。史诗是彝族传统精神创造、传承、传播、创新的主要方式，是彝族人历史生命的自觉、自呈、自律、自省的形式。传播价值成为史诗生命的印证。

四 本书研究范围

拙著研究近四十年藏、满、蒙、回和西南、西北、东北各民族神话，启迪智慧、激荡情怀、汲取力量。民族神话是中华诸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积极传播和弘扬民族神话，能够向世界展示我们独特的文化血脉传承、独特历史命运，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丰富多样的文明大国形象，展示我们“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华文明经历上下5000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传，积淀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繁荣提供了丰厚滋养。民族神话产生于中华大地，是各民族独立发展而又相互融合的结果。因此，在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当代学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推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神话及其研究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民族神话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站在绵延5000年的文化历史的神话平台上，我们有信心把民族神话的思想价值和智慧光芒传播得更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更多贡献。

神话的内容包罗万象，按神话传承主体的民族属性来看，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神话组成的中华民族神话。按神话传承主体居住区域来看，包括北方少数民族神话与南方少数民族神话，还可以细分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按照传承主体使用语言谱系来看，包括汉藏语系神话、阿尔泰语系神话、南亚语系神话、南岛语系神话、印欧语系神话。按照语族来分，包括壮侗语族神话、藏缅语族神话、苗瑶语族神话、满通古斯语族神话、突厥语族神话、蒙古语族神话。

神话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从传播的形式划分，有书面的文献典籍神话，也有口头传播的活形态神话。从神话的内容来划分，神话又可以比照史诗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一样，分为创世神话与英雄神话两大类[25]。以神话起源与发展来为标准，可以分为原始神话、古典神话与文明神话三类。按照神话的作用和功能，又可以分为祭祀神灵、现象解释、巫术活动、占卜吉凶等四类。[26]更加细致的分类，有的学者把神话按内容分为创世神话、洪水神话、族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英雄神话、战争神话、自然神话。这七种类型大致可以梳理出中国上古神话的全貌和整体格局。海外还有一些学者，如英国宗教学家斯宾塞在《神话学绪论》中将神话分为创造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洪水神话、太阳神话、月亮神话等21类等。

按照神话的传承情况划分，神话分为四种。一是文献，包括纸质文献，也包括数字媒体中记录的神话。二是活态口头神话。三是文物器物神话，既包括考古发现的遗物、遗迹，也包括岩画、雕刻、绘画、宗教器物、民族服饰等保存下来的神话印记。四是民俗神话，即民间祭典、节日活动、婚丧嫁娶等民俗中包含的神话内容。

下面结合拙著研究中涉及的民族神话内容，谈谈主要的神话类型。

创世神话。创世神话是关于宇宙世界的创造、关于人的创造的神话，是原始初民面对他们感到十分神奇陌生的世界，出于自己的理解，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认识的反映，又可以分为自然起源、文物起源两类神话。自然起源神话包括对天地、日月、星辰的解释性想象，文物起源神话如谷物的产生、发明取火、发明衣服、发明房屋制作、发明制陶、发明车船等等，所谓“文化英雄”一词，即与此密切相关。文化英雄一般指那些给人类带来有益的、意义深远的发明和发现的人物，更广的意义上是指最先发明和发现种种文化成果（如使用火种、发明劳动工具、培育农作物、驯养动物等等）并将其技艺授予人类的神话人物，也包括那些制定最初的婚姻制度、习俗礼仪，以及降妖除魔、为人类确定生活秩序的神话英雄[27]。更加详细的划分，创世神话包括自然神话、社会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族源神话、生产生活神话与宗教神话七大类。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要区分创世英雄神话和争战民族英雄故事，英雄神话是指神话或者史诗中涉及创世英雄的神话，与后世国家争战中的民族英雄的神话是不同的。如《荷马史诗》即是英雄史诗，歌颂的是特洛伊战争的双方英雄赫克托耳、阿喀琉斯等顶天立地的英雄。民族英雄多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为国而战，坚强不屈，甚至流血牺牲，保家卫国为一民族而死的英雄。当然神话的划分不可太绝对，往往多种类型的神话交织在一起，一部史诗或者神话可以作多种解读。创世神话对于一个民族具有文明肇始的原初意义，是一个族群对于其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是民族发展历史长河中永恒的文化记忆。1989年，陶阳和牟钟秀在国内首部创世神话专著[28]《中国创世神话》中把创世神话分为天地开辟、人类诞生、民族来源、天象来历、文化起源等五类。对于“各种文化现象起源”，他们认为，农耕、饲养、天文和医疗等，都是创世神话。

英雄神话。英雄神话主要是歌颂氏族英雄保卫部落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出生入死的传奇故事，往往是部落的首领、王子等等。如藏族说唱体史诗歌颂的格萨尔王的神话，说格萨尔王是天神之子，为人间降妖伏魔、为民除害。经过重重磨难，最终借神力称王，战胜敌人，平定三界，还归天国。卫拉特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为我国著名的三大民族英雄史诗，也都是吟唱民族英雄降妖除魔的神话传说。

原始神话。原始神话分为氏族社会的神话与部落社会的神话两种类型。氏族社会的神话，如关于动物、植物图腾的神话，视图腾为氏族的祖先。旧石器时代晚期，宗教尚不发达，属于原始宗教，各地不同形式的图腾信仰与图腾崇拜，是影响原始初民的主要禁忌。图腾是最早的原始宗教，图腾神话也是最早的神话之一。图腾如果为同一动植物，民众就彼此认作为同一种动植物的后代。女娲是普遍的崇拜对象，在神话中，伏羲和女娲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神来崇拜的，女娲氏是母系氏族社会时代以石为图腾的氏族女始祖的化身。动物植物类的图腾神是诞生人类的创世大神，龙、虎、熊、鹰、蛇、柳树等都是诞育人类的图腾之物。中华民族今天还在强调的“我们是龙的传人”，是神话对于我们身份的认同，我们身上永远保持着图腾神话不可磨灭的印痕。

古典神话。古典神话不同于原始神话，它是经过古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加工过的神话。模拟神话、挪用神话反映现实或讽谕现实的作品，通常也称神话。马克思所爱好的古希腊神话，并非荷马之前千百年间流传在民间的原始神话，而是古希腊时期的古典神话，亦即经过古希腊的诗人、戏剧家、雕刻家、绘画家、史诗吟唱者等的艺术加工后的古典神话，这种神话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古希腊的原始神话，对于古希腊原始社会的研究有史料上的宝贵价值。

文明神话。在现代社会里，也有许多新的神话被人们想象出来，这就是文明神话。马克思所说神话随着阶级的消亡，神话也就消失，这一观点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鲁迅就曾经说过，“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譬如‘日’之神话，《山海经》中有之，但吾乡（绍兴）皆谓太阳之生日为三月十九日，此非小说，非童话，实亦神话，因众皆信之也”[29]。21世纪，中国神话学者杨利慧教授所言神话的创造性转换，看起来似乎是神话的应用，如果视为新的文明神话的产生，也未尝不可。因为，不仅保留原始社会残余形态的民族会创造神话，在今天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也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神话。如果神话仅仅停留在古典神话阶段，终究会消亡，而今天神话焕发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发出炫目的光彩，说明神话一直是人类的梦想。

以上论述了研究的大致范围，拟选择近四十年民族神话研究学术成果，包括国外学者的论著，作为研究对象，对近四十年民族神话研究文献进行辑录、甄辨、阐释，集中分析，探讨出规律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