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与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翻译、创作相关的材料、著作和论文数量众多且内容庞杂。本节将具体的相关文献和参考书目、论文分为如下八类，并对其按类别逐一进行文献梳理和评述：第一，晚清、民国时期刊载侦探小说创作、翻译的报纸、杂志与出版的单行本等原始资料；第二，有关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翻译情况的小说目录、资料汇编、文学史著作与相关作家专题研究及学术传记；第三，关于侦探小说翻译的研究著作与论文；第四，关于传统公案小说的研究著作与论文；第五，关于侦探小说类型理论、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等方面的文学理论著述及相关具体理论应用研究成果；第六、关于现代都市空间与现代性的理论著述及相关具体理论应用研究成果；第七，关于世界各国侦探小说及侦探小说发展史的研究和介绍类著作；第八，其他相关研究论著、论文与作品等。
第一，晚清、民国时期刊载侦探小说创作、翻译的报纸、杂志与出版的单行本等原始资料。
本书所援引的晚清、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原刊和图书单行本等原始资料，主要通过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所馆藏的原始报刊及图书单行本资料；“孔夫子”旧书网（https：//www.kongfz.com）和“杂书馆”官网（http：//www.zashuguan.cn）等所呈现的相关资料照片信息；以及“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http：//www.cnbksy.cn）、“瀚文民国书库”数据库（http：//hwshu.com/front/index/toindex.do）、“汉珍知识网”数据库（https：//www.tbmc.com.tw）、“爱如生”《申报》数据库（http：//dh.ersjk.com/spring/front/read）、“大学数字图书馆”（https：//cadal.edu.cn/index/home）、“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https：//www.modernhistory.org.cn）、“读秀”学术搜索引擎（http：//www.duxiu.com）等相关电子文献数据库中涉及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的原始报刊及单行本出版物的原文件、影印文件的扫描版本与照片翻拍等电子文档。
这些原始材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报刊类：本书写作过程中一共搜集到专门性的或主要刊载侦探小说创作及翻译的报刊十三种（其中部分杂志以刊登侦探小说为主，兼及刊登武侠小说、冒险小说、惊悚恐怖小说等），其分别是《侦探世界》（共二十四期，1923年6月—1924年5月）、《侦探》（共五十七期，1938年9月—1941年8月）、《世界大侦探》（仅见第二期，1939年3月—1939年4月）、《每月侦探》（仅见第一期，1940年2月）、《侦探半周刊》（共六期，1940年7月）、《新侦探》（共十七期，1946年1月—1947年6月）、《大侦探》（共三十六期，1946年4月—1949年5月）、《小侦探》（仅见第一期，1946年4月）、《侦探》（仅见第一期，1946年8月）、《蓝皮书》（共二十六期，1946年7月—1949年5月）、《红皮书》（共四期，1949年1月—1949年4月）、《神秘书》（仅见第一期，1949年4月9日）、《侦探世界（吼声书局）》（仅见前两期，出版时间不详）。
同时还有一些杂志的“侦探小说专号”共六期，其分别是《半月》第一卷第六期“侦探小说号”（1921年11月29日）、《半月》第三卷第六期“侦探小说号”（1923年12月8日）、《快活》第二十三期“侦探号”（1922年）、《游戏世界》第二十期“侦探小说号”（1923年1月）、《小说世界》“侦探专号”（1924年12月）、《紫罗兰》第三卷第二十四期“侦探小说号”（1929年3月11日）。
以上各侦探类杂志及“侦探小说专号”，两类相加，共计183期。关于这方面资料的详细信息汇总、整理及统计情况，详见本书“附录二：民国时期十三种侦探小说杂志及六种杂志的‘侦探小说号’文章发表情况统计汇总（1912—1949）”。该附录中具体列出了本书所见上述侦探小说杂志及“专号”上的文章篇名、作者译者、所在期数、发表年代、文章类型及补充注释等相关内容，可供研究者参考查阅。
此外，晚清、民国时期还有众多的并非专门侦探类的报纸、杂志上也大量刊载了侦探小说创作、翻译、评论文章及相关资料信息（甚至这些非专门侦探类的报纸杂志上的侦探小说资料还要远比上述侦探小说专门性杂志及“专号”上的内容多得多），如《时务报》《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海》《小说月报》《小说时报》《中华小说界》《礼拜六》《小说世界》《小说大观》《小说丛报》《半月》《紫罗兰》《红杂志》《红玫瑰》《兰友》《星期》《快活》《珊瑚》《游戏世界》《小朋友》《旅行杂志》《万象》《大众》《春秋》《时报》《申报》《新闻报》《金刚钻》《最小》《小日报》《小小日报》《袖珍报》《力报》《东方日报》《正报》《现代家庭》《小说日报》《大风报》《沪西》《新上海》《中美周报》《大世界报》《麒麟》《台湾日日新报》等。从晚清四大小说期刊（《小说林》）到民国时期的通俗文学杂志（《半月》《红玫瑰》）再到20世纪40年代的综合性杂志（《万象》），从最主流的新闻大报（《申报》）到各类小报（《金刚钻》）及游戏场报（《大世界报》）再到社团同人报刊（《兰友》），从家庭休闲类杂志（《现代家庭》）到旅行资讯刊物（《旅行杂志》）再到儿童读物（《小朋友》），从上海（绝大多数）到北京（《小小日报》）再到苏州（《消闲月刊》）、无锡（《人报》）、广州（《粤江日报》）、长春（《麒麟》）、台北（《台湾日日新报》），其经历时间之久、跨越地域之广、报刊种类之多、刊载情况之繁杂，本书很难对其予以完整呈现。其中部分资料信息将在本书“附录一：民国时期二十八位侦探小说作家的侦探小说创作、评论及翻译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情况，以及其作品单行本出版情况的统计与整理（1912—1949）”中予以呈现，其他部分资料则在正文论述过程中具体涉及时，个别予以提及，难免挂一漏万。
二是单行本类：相较于本书所列举出的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报纸、杂志刊载情况统计与整理结果总体上来说还较为丰富，同一时期的侦探小说单行本出版情况在寻找、查阅、搜集和整理方面的难度则要大得多。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共搜集到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翻译、创作单行本近四百种（其中部分单行本仅见到封面、版权页、目录和部分章节的扫描页，未见全本，还有一些仅见于后来学人所整理的小说存目之中），主要集中于小说林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广智书局、时还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上海交通图书馆、春明书店、中央书店、春江书局、日新出版社、有才书局、正气书局、三星书局、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武林书店、大众书局、广益书局、大地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负责相关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考虑到大多数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尤其是民国侦探小说创作，往往是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或连载之后才集结单行本出版发行，二者在作品篇目和文本内容上彼此重复的情况相当普遍，所以本书写作过程中所采取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对报纸、杂志上相关资料的尽力搜集来弥补单行本“见识”上的缺失和不足。而具体到本书所涉及的晚清、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侦探小说单行本信息，则部分集中呈现于“附录一”中的“单行本出版的原创侦探小说或侦探小说集”和“单行本出版的翻译侦探小说或侦探小说集”两个相关条目之下，其他相关侦探小说单行本信息（主要是侦探小说翻译单行本）则在正文论述过程中具体涉及时，个别予以提及，而不再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呈现。
第二，有关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翻译情况的小说目录、资料汇编、文学史著作与相关作家专题研究及学术传记。
虽然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更倾向于依靠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翻译最初刊载的报纸、杂志与出版的单行本等原始资料，但后来学人所整理和编写的相关资料与研究性著作仍然不可或缺，且为本书中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相当多的助益和参考。其中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层次：小说目录与资料汇编类似于最基本的研究“地图”，为后人呈现出当时文学刊载与出版状况的基础性面貌；文学史著作意味着将这份“原始地图”转换为系统的、逻辑的论说体系和历史脉络；相关作家专题研究及学术传记则相当于进一步针对这份地图的局部展开更为详细的“旅游导览”。其中这几方面材料与文献的基本情况大致如下。
首先，后来学人所编写的相关小说目录与资料汇编仍是相当基础且重要的参考工具和索引指南。正是在这些书目、汇编和“工具书”的帮助之下，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才能更为有的放矢地“按图索骥”，从而形成了一张相对较为完整且清晰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地图”。此类关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书目和期刊资料汇编，以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9]为始，其后有魏绍昌、吴承惠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魏绍昌主编的《民国通俗小说书目资料汇编》（共三册），芮和师、范伯群等人联合编纂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下册），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唐沅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下册），刘永文编著的《晚清小说目录》和《民国小说目录》，北京图书馆编纂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甘振虎等人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小说卷》，等等，这些不同资料汇编与书目整理之间虽多有重复，且也不少相互矛盾与抵牾之处，但总体上几份资料彼此叠加，可以说还是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作品清单。同时，郑逸梅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和魏绍昌的《我看鸳鸯蝴蝶派》也可作为这方面的重要补充材料。
相较而言，李力夫的《民国杂书识小录》，习斌的《晚清稀见小说经眼录》与《晚清稀见小说鉴藏录》，张泽贤的《中国现代文学小说版本闻见录（1909—1933）》《中国现代文学小说版本闻见录（1934—1949）》与《中国现代文学小说版本闻见录续集（1906—1949）》，以及付建舟的《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二集》《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三集》《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清末小说卷）》与《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民初小说卷）》等“经眼录”类书籍，以编者所见书目为主要内容，其完备程度显然不能和前述小说书目与资料汇编类著作相比，但也能偶见个别珍稀作品或罕见版次，亦不能完全错过。
在这些作品条目整理的相关著作中，有两种对于本书写作与研究来说最为重要，一是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所编写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该书所收录小说条目截至20世纪20年代以前，初为纸质印刷出版，后因资料不断增补完善，而改为电子版发行，截至本书写作时，所参考的版本已经是第十三版，共计6000多页，资料的丰富程度远超其他同类书目。而该书的另一特点在于，对于同一作品条目，集中汇总各家不同版本的相关信息，如遇彼此矛盾之处，也予以并列呈现，其好处在于可以给查阅者以尽可能完整的现阶段资料情况及各家不同说法，但进一步的考辨工作则需要查阅者自己来判断和完成。另一本则是任翔、高媛主编的《中国侦探小说理论资料（1902—2011）》，相比于上述诸种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各类小说目录的汇编整理，《中国侦探小说理论资料（1902—2011）》中的“附录二 翻译侦探小说目录（1896—1949）”与“附录三 原创侦探小说目录（1901—1949）”是相当难得的关于侦探小说的专门性资料成果，其采取编年方式，具体针对晚清、民国侦探小说这一历史时段与小说类型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整理，虽然该书相关整理内容中仍有一些讹误和错漏，但瑕不掩瑜，依然为本书的写作，特别是本书“附录一”与“附录二”的整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李亚娟所著《晚清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研究（1902—1911）》一书中的“附录6：侦探小说单行本（光绪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中对于晚清时期侦探小说单行本出版发行情况的统计；陈平原、夏晓虹所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对清末民初小说理论相关资料的呈现；孟兆臣主编《中国近代小报小说研究》（共二册）中对于民国小报上的侦探小说连载情况的相关汇总；姜维枫所著《近现代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研究》一书的相关附录中对于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与翻译情况的编年“再整理”；姚涵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半侬”到“半农”——刘半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复旦大学，2009年4月）附录中对于刘半农早期侦探小说创作及翻译情况的梳理；房莹的博士学位论文《陆澹盦及其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4月）附录中对于陆澹盦侦探小说创作及翻译，特别是其侦探影戏小说翻译情况的整理；以及鲍晶编纂的《刘半农研究资料》，徐瑞岳编著的《刘半农研究》与《刘半农年谱》，毛策的《包天笑著译年表》，凌佳的《民国城市小说家徐卓呆研究（1910—1940）》中的相关附录资料，徐斯年的《论王度庐的早期小说》，陈罡的《“门角里福尔摩斯”：赵苕狂和他的〈胡闲探案〉》，包中华、杨洪承的《新见早期侦探小说评论资料的理论价值——以〈中国侦探小说理论资料（1902—2011）〉十二条未收资料为中心》，曹波、万兵的《刘半农小说著译学术年谱（1913—1920）》，翟猛的《〈青年进步〉刊程小青汉译小说考论》，班柏的《民国期间的侦探小说期刊群》和《民国期间的侦探小说出版》等著述或论文中，也都相应提供了相关史料搜集与整理成果，为本书的搜集资料和具体写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其次，还有一些当代出版的关于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的作品选编，也是很有意义的参考资料。这类“作品选集”虽不像上述“书目汇编”一样追求对于当时侦探小说发表、出版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完整的认识，但也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下来了一些重要文本的内容和信息，以供后来人阅读、查找和研究使用。比如萧金林主编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侦探卷》，刘祥安等人编校的《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附俞天愤、陆澹安、张碧梧评传及其代表作）》，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侦探卷》，徐俊西、栾梅健编选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陆士谔、徐卓呆卷》和《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范烟桥、程小青卷》，任翔主编的《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江南燕》《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雀语》与《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雪狮》，以及华斯比整理、主编的《中国侦探：罗师福》《刘半农侦探小说集》《李飞探案集》《胡闲探案》《糊涂侦探案》《叶黄夫妇探案集》《双雄斗智记》和《中国侦探在旧金山》等皆属于这一类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作品选编类著作。
实际上，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中，能集结成单行本出版发行的作家作品本来就占当时整个侦探小说创作总量中的少数。1949年以后，人们又长期普遍不重视对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保存、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导致新中国（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民国侦探小说集或小说选数目寥寥，且分布极为不均衡。大体上来说，可能只有程小青和孙了红两位“最具影响力”的民国侦探小说作家的侦探小说集和小说选在新时期以后不断出版（甚至是重复出版）。此外，大概也只有前文所列出的寥寥几种民国侦探小说作品选集，包括华斯比主持的“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
其中，程小青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侦探小说作品集包括：《霍桑探案集》（共13册，群众出版社1986—1988年版）、《程小青文集：霍桑探案选》（共4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霍桑探案集》（共10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1991年版）、《霍桑探案选》（共3册，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霍桑惊险探案》（共4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等几套侦探小说选集，甚至中国台湾地区也出版过一本由范伯群编选的《民初都市通俗小说3：侦探泰斗——程小青》（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其实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经典小说文库”中的程小青分册为同一种）。总的来看，程小青侦探小说出版规模和版本数量为其他民国侦探小说作者所不能相比。相应地，程小青在当代中国读者心目中的认知程度也最高，甚至很多当代侦探小说读者一提到民国侦探小说只知程小青与“霍桑探案”，程小青也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侦探小说之父”。这既和程小青本人在侦探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相应实绩，及其为中国侦探小说事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密切相关，也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作品在新时期以来的不断结集、再版。
除程小青之外，另一位在新时期被不断再版的民国侦探小说作家就是孙了红。仅笔者所见，孙了红新时期以来的侦探小说作品选有《血纸人》（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蓝色响尾蛇》《血纸人》与《鬼手》共三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血纸人》《鬼手》二种（岳麓书社2014、2016年版），范伯群编选的《民初都市通俗小说7：侠盗文怪——孙了红》（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其实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经典小说文库”中的孙了红分册为同一种），以及《博物院的秘密》《紫色游泳衣》《玫瑰之影》《蓝色响尾蛇》和《木偶的戏剧》共五种（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版）等。相比于程小青的侦探小说集多为多卷本、大规模、集中性出版，这些新时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出版的孙了红的侦探小说集，其作品收录情况远称不上齐全。比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的孙了红三本侦探小说集《蓝色响尾蛇》《血纸人》《鬼手》，共收录孙了红中、短篇小说12篇，基本上涵盖了孙了红于20世纪40年代在《万象》《春秋》《大侦探》等杂志上发表的其创作成就最高的一批代表性作品。但这其中的遗漏情况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孙了红后来在《蓝皮书》《红皮书》《神秘书》等杂志上发表的《复兴公园之鹰》《祖国之魂》等重要作品则从未被任何一本选集收录其中。与此同时，上海文化出版社的《血纸人》和岳麓书社的《鬼手》虽然也都是孙了红中、短篇侦探小说选集，但其中涉及的作品范围都没有超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所选编和收录的篇目内容。这也就意味着孙了红的某些“著名”篇目在短时期内被多次重复出版，而他的其他作品则遭受冷遇，甚至被完全忽略。而关于这一点，通过本节所列举的几种21世纪以来出版的孙了红侦探小说作品选本在书名上的重复程度也可见一斑。
再次，如果说“书目汇编”与“作品选集”所呈现的还只是比较原始和相对基本的“线索”，那么相关的文学史著作则提供了一种更加结构化、理论化、系统化的“认知加工”方式和深入思考路径。就好比“书目汇编”只是告诉我们此处有山川河流、森林湖泊，而相关文学史著述则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些地形地貌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其背后的形成原因。与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相关的文学史著作最早可以追溯至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书中对于晚清侦探小说总体数量、翻译占比、畅销程度的概括性描述都为后来者了解当时侦探小说的出版情况与阅读市场提供了宝贵材料。而其对于谴责小说、侦探小说、黑幕小说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今天看来，虽然可能存在不小的偏颇和“误解”，但仍旧不乏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所有这些有关于民国侦探小说的文学史著作里，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等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本力作。范伯群教授所领衔编写的两种“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将侦探小说置于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宏观框架之下，并进一步将其纳入到“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一体两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格局之中，为后来者继续从事民国侦探小说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中其他类型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思考起点和讨论平台。与此同时，范伯群教授还具体指明了通俗文学史在写法上与“五四”新文学史的不同之处，即“我们认为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编纂，应以‘板块式’为宜”[10]，其中的“板块式”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方面已经粗具“类型文学”的意义指向。全书中由汤哲声教授负责撰写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侦探推理编》（全书第737—900页）更是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创作情况绘制了一张比较完整的认知地图，其对于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译介进入中国具体情况的描述、对于民国侦探小说经典作家作品的钩沉、对于侦探小说报刊与出版情况的整理、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侦探小说发展面貌的勾勒等都是本书中相关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基础，其中很多学术判断更是为本书所直接继承。相较而言，陈平原教授的几种著书则更多是从小说叙事模式、类型特征、清末民初小说整体特点与文学史转型等方面入手来讨论中国侦探小说。其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主要谈及侦探小说作为一种“舶来”的文学类型，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古今演变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其影响远超侦探小说这一文学类型自身之外）；《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则将中国侦探小说放置在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来进行整体性考察，并指出侦探小说在其中作为构成中国现代小说起点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积极意义；《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更是进一步尝试运用类型文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来理解侦探小说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小说结构特点和文学史价值。陈平原教授的三种著作层层深入，从小说叙事模式到文学史转型与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再到类型文学理论与类型文学史建构。其虽然都不是将侦探小说作为主要论述对象，但却为后来者研究清末民初转型时期的侦探小说——尤其在如何分析叙事模式、形式特征、历史语境等方面——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和研究范式参考价值。
此外，学者魏艳的新作《福尔摩斯来中国：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也是近年来国内少见的主要针对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所写的研究性专著，是基于作者博士学位论文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tective Fiction：1900—1949的翻译、修改和完善。魏艳在书中以李欧梵教授所提出的晚清由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上海的都市现代性和民国时期上海的“世界主义”等概念为理论基点，着力探讨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翻译和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新旧知识观/世界观的协商”（Epistemological negotiation）、“现代性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 of modernities）和“跨文化传译”（Transcultration）等内容，大体上是在比较文学与文化及跨文化传播等思路范围内讨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该书理论视野宏阔，对小说文本的解读也多别有洞见。而日本学者池田智恵的『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探偵小説の誕生と変遷』一书，相比于汤哲声“通俗文学史”中的相关章节和魏艳新近专著的方法与视野而言，最大的突破在于指出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作为民国侦探小说发展史的又一次高峰。极为粗略地概括来说，在三种有关于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史的研究专著中：如果说魏艳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视角更加凸显了晚清时期的重要意义；范伯群、汤哲声的通俗文学史研究体系充分呈现出了20世纪20年代民国侦探小说在杂志刊载与单行本出版方面所形成的第一次热潮；那么池田智恵则初步揭示出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民国侦探小说发展至尾声阶段的第二次勃兴；而在这一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史的不同建构与叙述过程中，陈平原教授所强调的叙事模式与类型特征则始终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除了以上几种著述之外，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武润婷的《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张华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孔庆东的《超越雅俗》，司新丽的《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研究》等多少带有一些文学史性质的研究著作也都有相关章节对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发展演变进行了阐述和讨论。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武润婷的《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该书用较大篇幅对公案小说自身发展轨迹，及其后来转型为侦探小说的过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不仅在勾勒侠义公案小说的发展脉络方面提出了颇具原创性的观察视角，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包拯”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为“福尔摩斯”的。而孔庆东的《超越雅俗》在讨论20世纪40年代侦探小说创作格局及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滑稽小说等不同小说类型相互融合的文学发展趋势与现象时，都能给人以很多启发。相比于大多数学者更关注于清末民初时期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创作，学界对于20世纪40年代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相关研究，可谓冷寂，孔庆东的著作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和补白价值。
在学位论文方面，李世新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侦探小说及其比较研究》将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历程分为传统公案小说、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20世纪50—70年代的反特惊险小说、新时期的侦探小说四部分。这是国内较早地以侦探小说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并予以其较为系统、详尽分析的一篇研究专论。该论文在中国侦探小说文学史断代、发展脉络梳理、受传统公案小说与域外侦探小说二元影响等方面的论述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参考和借鉴。相比于李世新论文中对“二元影响”并举的论述结构与研究框架，左明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民族特征》则更集中笔墨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及叙事方式对于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影响。如果说左明的这篇硕士学位论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侦探小说的“中国性”之所在，那么荆华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文学侦探小说（1914—1949）叙事模式研究》则可以与左明的论文互为补充，该论文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正是中国侦探小说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地方，其中作者尤其关注到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差异，大概可以视为从米列娜《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到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相关研究思路在中国侦探小说领域的延伸与一则个案分析。
和李世新相类似，朱全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侦探小说的叙事视角与媒介传播》所面对的也是整个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史，其论述对象甚至从神话起源一直到蔡骏、那多及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们，而其对于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对程小青和孙了红二人的个例分析，在文学史意义上并未突破范伯群、汤哲声所提供的学术研究框架。但朱全定引入了“叙事视角”与“媒介传播”两个研究视角，进而将中国侦探小说研究与西方原型理论、叙事学理论、故事形态学理论以及大众文化等相关理论进行横向关联研究，这一点正是该论文的创新之处所在，也是其最富有启发性的地方。同样，美国学者Jeffrey Kinkley（金介甫）的Chinese Justice，the Fiction：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一书的关注对象也是整个中国公案与侦探小说，并特别强调其中的法制观念与正义想象。
此外，周洁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张燕的硕士学位论文《晚清侦探小说研究——以“四大小说杂志”为中心》、折宝莉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原创侦探小说的发生（清末至民初）》、杨春华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现代化过程中的侦探小说研究》、李艳葳的硕士学位论文《晚清域外侦探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时间叙事模式的影响》等多关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转型过程中侦探小说在叙事模式与类型文学上的意义，大概可以视为前述陈平原相关研究思路的具体实践。而任翔的论文《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及其意义》与《侦探小说研究与文化现代性》、周楠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侦探小说中的都市元素研究》、谢小萍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侦探小说研究：以1896—1949年上海为例》，以及陈丽君的论文《晚清（A.D.1895—1911）传奇、小说的现代性追求——以公案、侦探为中心》等则多着眼于侦探小说与现代化都市及市民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并借此来阐释出侦探小说不同侧面——如翻译传播、都市环境、叙事结构、生产过程与市民读者等方面——所具有的现代性特质。
最后，还有不少针对晚清、民国时期具体某一侦探小说作家或侦探小说期刊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其中姜维枫的《近现代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研究》是国内较早的一本关于程小青的研究专著，该书采用了人物传记研究、类型文学研究、文本细读法、“结构主义—叙事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程小青的生平及作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和新时期以来民国侦探小说作品出版情况相类似，在研究领域，相对于其他民国侦探小说作家而言，程小青被关注和研究的次数也最多，比如马玉芬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对中国近代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以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全集〉为例》、黄晓娜的硕士学位论文《〈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与〈霍桑探案集〉的比较研究》、罗雪艳的硕士学位论文《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心理初探》、吴梦雅的硕士学位论文《程小青与〈霍桑探案集〉》、李惠兰的硕士学位论文《〈霍桑探案集〉人物形象研究》、程海燕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程小青侦探小说的本土化》、蒋杨的硕士学位论文《程小青〈霍桑探案〉的现代性追求》、戴金玲的硕士学位论文《侦探之王程小青电影观念研究》，禹玲的论文《程小青翻译对其创作活动的影响》，以及Annabella Weisl基于硕士学位论文修订出版的Cheng Xiaoqing（1893—1976）and His Detective Stories in Modern Shanghai等皆“扎堆”在程小青一人身上，从比较文学视角、创作心理分析、现代性与本土性研究，到小说人物研究，甚至电影研究等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但这些研究普遍深度不足，彼此间重复的内容也不少。
以程小青为中心，卢润祥的《神秘的侦探世界——程小青、孙了红小说艺术谈》则梳理了程小青、孙了红这两位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侦探小说作家的创作生平，并对其作品进行了比较分析，尤其是书中对于孙了红1949年以后的生平经历所进行的实地采访考察，在孙了红传记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补白价值。而刘祥安编校的《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一书中，不仅有对于程小青的作家研究与作品分析，还附有俞天愤、陆澹盦、张碧梧三位民国侦探小说作家的研究评传，该书可视为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关于民国侦探小说相关章节的某种延伸与补充。而于敏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孙了红及其反侦探小说创作》、姚涵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半侬”到“半农”——刘半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房莹的博士学位论文《陆澹盦及其小说研究》、陈华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叶圣陶、刘半农、张天翼的早期通俗文学创作》、张承志的硕士学位论文《刘半农小说研究》、刘梦盼的硕士学位论文《陆澹安及其侦探小说研究》、吴培华的论文《通俗文坛上的严肃作家俞天愤》与汤哲声的论文《张碧梧及其文学创作》等虽然不完全是以上述作家的侦探小说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论文中也多少涉及了张天翼、刘半农、陆澹盦、孙了红、俞天愤、张碧梧等作家的生平经历和侦探小说创作。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姚涵的《从“半侬”到“半农”——刘半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和陈华的《论叶圣陶、刘半农、张天翼的早期通俗文学创作》，这两篇论文都是将目光聚焦于曾经深度参与过侦探小说写作、翻译、出版等相关工作，后来又转投“五四”新文学阵营的张天翼和刘半农。通过这两位作家文学事业追求上的变化轨迹（体现在笔名上即是从“张无诤”到“张天翼”，从“刘半侬”到“刘半农”），即可以从一个侦探小说“出走者”的全新角度来反观中国侦探小说自身的特点、存在的不足，以及在当时文坛所处的地位变化等问题。
此外，牛倩的硕士学位论文《〈侦探世界〉杂志研究》、俞依璐的硕士学位论文《赵苕狂的〈侦探世界〉》、谢宁的硕士学位论文《〈大侦探〉期刊研究》、陶春军的论文《〈侦探世界〉中侦探小说的叙事艺术》等都是围绕一本侦探小说杂志所进行的历史性考察或者针对其编辑思想来展开讨论；吕淳钰的硕士学位论文《日治时期台湾侦探叙事的发生与形成：一个通俗文学新文类的考察》、王品涵的硕士学位论文《跨国文本脉络下的台湾汉文犯罪小说研究（1895—1945）》、林承樸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谁之过欤——魏清德犯罪小说研究》，以及黄美娥的论文《台湾文学的新视野：日治时代汉文通俗小说概述》主要梳理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侦探小说、犯罪小说与其中代表性作家魏清德的创作情况；而张巍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创作》、徐红的《西文东渐与中国早期电影的跨文化改编（1913—1931）》、张华的《姚苏凤和1930年代中国影坛》及邵栋的《纸上银幕：民初的影戏小说》等相关著作，与蒋林倩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早期侦探片研究（1920—1949）》、胡文谦的《中国早期侦探片与好莱坞之影响》、陈建华的《“影”与“戏”的协商——管海峰〈红粉骷髅〉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周仲谋的《王次龙与早期类型片的多样化美学探索》、徐红的《论中国早期侦探片的类型探索与意识批评（1920—1949）》以及容世诚的《从侦探杂志到武打电影——“环球出版社”与“女飞贼黄莺”（1946—1962）》等论文则关注到侦探小说与电影之关系、影戏侦探小说的翻译与改编，及早期侦探电影等相关问题，对本文的写作也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第三，关于侦探小说翻译的研究著作与论文。
在众多涉及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中，关于侦探小说翻译的研究数量格外多，且自成体系。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侦探小说本来就是一种文学“舶来品”，文学翻译正是带着侦探小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一叶扁舟”，二者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切实关联；另一方面，侦探小说翻译在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就曾说过：“先有一两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就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新庵），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11]因此，关于侦探小说的翻译也相应地获得了很多专门从事小说翻译研究的学者们的注意，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这些涉及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翻译的相关专著及论文中，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为其中较早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上编以史论和文论为纲，下编以译者为核心的编写体例总体上来说比较清晰，其中上编第六章《中国近代翻译侦探小说》（第139—166页）和下编第五章《周桂笙、奚若及其他》（第345—370页）都涉及了清末民初时期侦探小说翻译的相关内容。而书中对于周桂笙翻译贡献的评价、对于侦探小说《毒蛇圈》的翻译对后来吴趼人创作《九命奇冤》的影响（武润婷的《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一书中就直接继承了这一观点）、对于福尔摩斯这一文学形象进入中国的过程及影响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及译本梳理，都是侦探小说翻译研究中一些必不可少的学术奠基性工作。
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体例相近，众多关于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翻译的研究著作中也常常多少会有一两个章节涉及侦探小说的翻译问题。比如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一书中的《以通俗小说为教化工具：福尔摩斯在中国》（第19—30页），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一书中的《“暴力的行为”——晚清翻译外国小说的行为及模式》（第159—196页），张彩霞等编著的《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一书中的第三章第四节《侦探小说的翻译》（第107—116页），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一书中的第四章第二节《政治小说、虚无党小说和侦探小说翻译》（第97—108页），黄永林《中西通俗小说叙事：比较与阐释》一书中的第五章《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第218—264页），赵稀方《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一书中的第四章第二节《〈毒蛇圈〉与侦探小说》（第113—135页），张治编著的《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一书中的第三章《福尔摩斯的东方传人：侦探小说在中国》（第43—61页），张璘《文学传统与文学翻译的互动》一书第五章中的《新体裁的引介：侦探小说》和《叙事模式的入侵》（第163—178页）等相关内容，或者意在描述侦探小说进入中国时的演变过程与接受情况，或者以具体的翻译文本为研究个案（其中多集中于《福尔摩斯探案》《毒蛇圈》或《玉虫缘》几种），或者努力阐发在侦探小说翻译过程中所引申出来的现代性问题与有关于叙事结构方面的思考等。其中班柏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汉译研究》是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侦探小说翻译研究的专著，书中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不同译本及“伪翻译”的研究和考证工作对本书写作别有启发。
相较而言，李欧梵的《福尔摩斯在中国》、孔慧怡的《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与蔡祝青的《接受与转化：试论侦探小说在清末民初（1896—1916）中国的译介与创作》几篇论文在侦探小说翻译研究的单篇论文写作中具有典范意义；魏艳的论文《晚清时期侦探小说的翻译》《论狄公案故事的东西互动》，及其在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一书中负责撰写的相关章节Sherlock Holmes Comes to China（pp.178-183）等也都颇有学术见地和创新视野；郑怡庭的《“归化”还是“异化”？——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三部清末民初中译本研究》对于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猎犬》在清末民初三种译本的比较与细读，同时引入“归化”“异化”等理论关照，也颇具有启发性；陈硕文的《“这奇异的旅程”：周瘦鹃的亚森罗苹小说翻译与民初上海》与《译者现身的跨国行旅：从〈疤面玛歌〉（Margot la Balafrée）到〈毒蛇圈〉》则分别是关于“亚森罗苹小说翻译”和小说《毒蛇圈》汉译的个案研究；而陈国伟的研究专著《越境与译径：当代台湾推理小说的身体翻译与跨国生成》则“另辟蹊径”，从德勒兹的“身体”理论出发来解读侦探小说的类型规律和现代意义，可谓别开生面。而中村忠行的《清末侦探小说史稿——以翻译为中心》与姜颖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域外侦探小说译作研究——以福尔摩斯汉译本为中心》中有不少基础性的梳理和论述；李奕青的硕士学位论文《包青天遇见福尔摩斯：〈中国侦探案〉故事之创新与承继》聚焦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借这一本小说集来辐射出侦探小说在当时所涉及的中西古今文学融合与演变等大问题；余玟欣的硕士学位论文《遇见福尔摩斯：以中国晚清时期与日本明治时期福尔摩斯探案翻译为例》则将中国译介、引进侦探小说的过程和同一时期的日本进行平行比较，这是需要多种语言能力支撑（起码中文、英文、日文三种语言）才能完成的学术工作。此外，还有刘小刚的《正义的乌托邦——清末民初福尔摩斯形象研究》、刘嘉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晚清至五四规范流变中的求生之道》、邵海伦的《文化危急时刻的侦探形象再造——以晚清小说中的“福尔摩斯”为中心》、石娟的《从“剧贼”、“侠盗”到“义侠”——亚森罗苹在中国的接受》等研究论文也都颇值一读。
第四，关于传统公案小说的研究著作与论文。
研究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必定绕不开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一方面都与刑事或民事犯罪的文学书写密切相关，有着题材上的共通性；但在另一方面，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无论是在内容、形式，还是创作意图上又都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当时文人普遍称赞侦探小说而故意忽视或贬低公案小说，侦探小说翻译名家周桂笙就曾说：“吾国视泰西，风俗既殊，嗜好亦别。故小说家之趋向，迥不相侔。尤以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12]对于西方侦探小说的类似观点在当时无疑是主流声音，但在这其中也掺杂了一些异质性的意见，比如吴趼人就身体力行地写了一本《中国侦探案》，想借此与西方侦探小说一决高下，但最后写出来的结果却是：“惟是所记者，皆官长之事，非役人之事，第其迹近于侦探也。然则，谓此书为中国侦探也可；谓此书为中国能吏传也，亦无不可。”[13]在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交锋中，侦探小说似乎取得了彻底性的胜利，甚至清末民初常常被后来的学者描绘成一个由公案小说过渡到侦探小说的历史转型期，其中较为形象化的说法即是“从包拯到福尔摩斯”。但这其中的历史真实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本书对此会有专门章节进行详细论述（第二章），而对公案小说的必要了解和研究对于研究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探源”工作之一。
在关于中国公案小说的相关研究中，最有代表性，且充分体现了简洁、有力、准确等学术特点的奠基性著作当然首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书中《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一文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到侠义公案小说再到其逐步走向衰微的发展历程，短短十来页的篇幅却大体上奠定了后来学人概括和研究这段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框架，功力之深，非他人可比。
后来，刘世德《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的相关章节、苗怀明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黄岩柏的《公案小说史话》、曹亦冰的《侠义公案小说简史》等都更为详尽且清晰地梳理了公案小说这一小说类型的文学发展进程和历史演变轨迹；李保均主编的《明清小说比较研究》一书中的第七章《明清公案侠义小说比较研究》（第311—364页）既分析了公案小说在明清两朝的发展脉络，又将侠义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骑士小说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付建舟、黄念然、刘再华合著的《近现代中国文论的转型》一书中的第六章第三节《从公案小说理论到侦探小说理论》（第297—302页）则侧重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剖析了从公案小说到侦探小说的文类演化过程；竺洪波的论文《公案小说与法制意识——对公案小说的文化思考》着重考察公案小说背后的法制意识；董亚惠的论文《人物类型、叙事逻辑与功能在中国近代小说的推演——从〈九命奇冤〉到〈霍桑探案〉》尝试从人物类型与叙事逻辑的角度勾勒公案小说到侦探小说的文类转型；武润婷的《试论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和演变》与苗怀明的《从公案到侦探：论晚清公案小说的终结与近代侦探小说的生成》两篇论文则更为提纲挈领地专门针对公案小说到侦探小说的文类转型分别展开论述。
在有关于中国公案小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杨绪容的《明清小说的生成与衍化》与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两部著作中的相关部分章节皆可谓颇富学术原创性，且都给本书写作以相当大的启发和助益。杨著下编《公案侦探》（第213—341页）中对于陈景韩、包天笑和吴趼人的案例对比分析，为我们理解公案小说到侦探小说文类转型过程中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和观察视野，而杨绪容在这一研究脉络下的单篇论文还有《“公案”辨体》《从公案到侦探：对近代小说过渡形态的考察》《吴趼人与清末侦探小说的民族化》《中国侦探小说之父陈景韩》等。而王著则撷取晚清小说中的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谭——作为欲望、正义、价值、真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进而揭示出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因素，书中阐释侠义公案小说与正义、科幻奇谭与真理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对本书的写作更是颇具有示范性意义。
第五，关于侦探小说类型理论、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等方面的文学理论著述及相关具体理论应用研究成果。
在小说形式与结构方面，侦探小说对于中国现代小说最大的影响之一在于其叙事模式。具体言之，即侦探小说大多是采用第一、第三人称的限制性叙事视角，同时普遍采用倒叙结构，这对于讲求全知视角和顺叙结构的中国传统小说而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异类”。比如侠人就认为：“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14]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有着其自身独特的类型规律和形式要求，而抓住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正是研究作为类型文学的侦探小说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在众多相关的理论著述中，最切近要害的当属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的《侦探小说类型学》一文。而张璐的论文《论托多罗夫的〈侦探小说类型学〉》则是专门针对这篇理论文献的分析和解读。
西方相关的结构主义理论、符号学理论、叙事学理论、故事形态学理论、类型文学理论等都能够多少为我们解剖侦探小说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和思考角度。比如法国学者A.J.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俄国学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及《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洛夫编选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及《热奈特论文集》，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与唐伟胜的《文本、语境、读者：当代美国叙事理论研究》等，都是我们可以借用来分析和理解侦探小说相关形式结构与叙事模式的有效理论工具。当然，对于侦探小说的形式分析与结构研究不能完全封闭于小说文本与类型内部，而应该与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语境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拉尔夫·科恩的《文学理论的未来》，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与《政治无意识》等著述都颇具启发性，而本书对于这些理论的理解和借用，将在“绪论”中的“研究方法与意义”部分作为本书的核心方法论详细展开说明，此处不赘言。
关于理论阅读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文学理论与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的具体发展历史和文学文本相结合，这其中存在的“鸿沟”还是相当明显。简言之，即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普遍过于单薄的文本内容，经常无法承载过度的理论分析。在这方面，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和他的学术团队做了系统而有益的尝试。具体而言，有三本书值得一谈，分别是葛红兵的《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张永禄的《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和谢彩的《中国侦探小说类型论》。这三本书有梯度、有层次地分别探讨了类型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理论工具，中国类型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可行性，以及如何运用类型文学理论来研究侦探小说这一具体文学类型等重要问题，由理论到实践，由整体到个别，逻辑清晰，层次井然。虽然该系列丛书并没有最终完成将类型文学相关理论与中国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的具体历史和文本相衔接的工作，尤其是其中对于侦探小说的研究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但其对于相关文学理论的梳理与总结，以及其整体研究思路与框架设计上，还是颇有一些值得参考和学习的地方。
相比之下，在国内类型文学研究方面，反而是两本和侦探小说“关系不大”的学术著作为本书的思考和写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法取径和较为成功的实践范例。其分别是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和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其中，《千古文人侠客梦》是从类型文学的视角出发来解读武侠小说，陈平原在序言中称该书为“史论”，而其具体论述结构也的确做到了“有史有论”“前史后论”“以史带论”等特点。而该书“史论结合”的书写方式及其针对具体某一种类型小说的架构体例都给本书写作以很多借鉴和启迪。《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则选取了50篇关于“文革”的小说进行文本分析和归类，是将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理论运用到中国具体小说研究中的一次有益尝试，也为本书在分析浩如烟海的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作品时提供了方法上的某种启发，不过该书的问题可能在于，如何平衡彼此间差异过大的长、短篇小说，以及将“文革”小说降格为“民间故事”的研究方法是否合适，都还有待商榷。
第六，关于现代都市空间与现代性的理论著述及相关具体理论应用研究成果。
从侦探小说的起源来看，这是一种诞生于现代都市之中的小说类型。无论是从世界早期侦探小说的普遍书写题材与文学空间，还是内置于侦探小说深层文本肌理之中的现代都市感觉结构而言，我们都可以说侦探小说既是都市的，更是现代的。在众多研究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之间关系及侦探小说中现代性因素的相关论著中，德国学者本雅明的《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齐美尔的《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对本书的写作启发最大。尤其是《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将小说中的侦探形象与现代都市及现代都市中的“闲逛者”形象联系在一起，也启发本书进一步去思考和阐释侦探小说中的文本世界与现实都市世界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以及其中的深层感觉联结。此外，克拉考尔的《侦探小说：哲学论文》一书将侦探小说中的侦探视为理性的代言人，而理性正是启蒙运动之后新的“上帝”的化身，克拉考尔由此将侦探小说放置于更为宏大的历史时代背景和话语转型过程之中进行考察，并视侦探小说这一小说类型为贯彻理性观念最纯粹的文学形式之一。“理性”也是本书理解侦探小说时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只是相比于克拉考尔所论述的形而上的“理性”观念，本书更着重关注和分析理性概念中具体的各实践层面与历史语境，尤其是理性在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文本内部的呈现、意义、“误读”和新的“理性之魅”的产生。在此基础上，李政亮的《福尔摩斯VS亚森·罗宾》一文大有将本雅明与克拉考尔的侦探小说相关研究进行盘点和整合的意味，颇具借鉴意义。
谈到现代都市和侦探小说中现代性元素之间的具体关联，诸如现代时间、都市空间、都市人“感觉结构”、报纸、摄影术、电影、电话、电报、广播、现代邮政系统、现代消防系统、现代城市街道与交通（火车、马车、汽车与自行车）、现代商业保险制度、舞厅、舞女等，都是研究中国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形成“互文性”关系的重要连接点，也是都市现代性因素在侦探小说文本中的物质沉淀和文学想象。抓住这些文学内容与形式要素，展开文本内外的互文性分析，正是本书尝试打开侦探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学者本雅明的《单行道》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英国学者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和《论摄影》，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和《明室：摄影札记》，英国学者约翰·伯格的《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的《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美国学者汤姆·甘宁的《描摹身体：摄影，侦探与早期电影》，法国学者Luc Boltanski的Mysteries and Conspiracies：Detective Stories，Spy Nove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cieties，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以及陈建华的《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等相关研究都为本书认识和理解现代都市中的物质文化因素及其背后的哲学内涵与文学想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引，而其中所涉及的物质文化研究、文学地理学、符号学、图像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等方法也直接构成本书写作核心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李欧梵教授的《上海摩登》，该书虽未正面谈及侦探小说，但书中将穆时英、刘呐鸥等上海新感觉派作家的文学作品与以“摩登女郎”为代表的都市欲望符号和以舞厅为代表的现代都市空间进行相互关联的研究方法对于本书的写作有很大启发。甚至该书中将20世纪30年代上海最具特色的都市空间地景予以逐一分析，其中很多上海都市空间也正是本书在讨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时需要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此外，付景川的《城市、媒体与“异托邦”——爱伦·坡侦探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陈晓兰的《侦探小说与城市的控制——以柯南·道尔侦探小说为例》、方芳的硕士学位论文《欧美侦探小说兴盛的外部原因研究》、詹丽的《东北沦陷区侦探小说的空间构置与文学想象》、崔龙的《希望之城与魔性之都：民国时期中日侦探小说中的“两个”上海》，以及柴红梅的《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等研究论文或专著也都从各自不同的实际案例出发，为研究具体某一侦探小说（如爱伦·坡、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创作，或者“伪满”时期的侦探小说等）与都市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和探索。而张登林的《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任翔的《侦探小说研究与文化现代性》，以及周楠的《近代侦探小说中的都市元素研究》等相关著述则是更为具体地将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都市空间及市民文化之间进行了各有侧重的关联和讨论，鉴于前文中对此已经有所提及，此处不再重复。
第七，关于世界各国侦探小说及侦探小说发展史的研究和介绍类著作。
本书认为，想要真正讨论和研究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发展脉络及其背后产生的深层原因，就必须对世界侦探小说的发展走向和演变格局有一定了解，比如侦探小说诞生的原因、间谍小说的出现与演变、“黄金时代”侦探小说与早期侦探小说的区别、美国“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形成、日本社会派推理的产生及影响、侦探小说与侦探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这些世界各国侦探小说的发展轨迹和其背后成因在我们解释中国侦探小说的变化路径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其不仅可以作为理解当时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变化的某种“参照系”和“背景板”，更是我们研究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不可忽略的“世界语境”，或者说其中很多就是构成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发展本身的“世界性因素”。而这些著作涉及面广、内容驳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来分别梳理和介绍。
一是世界侦探小说发展史或发展简史。该类译著以英国侦探小说作者及研究者朱利安·西蒙斯的《血腥的谋杀——西方侦探小说史》为代表，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西方侦探小说发展史的整体性脉络与认识格局，且其中对很多侦探小说作家作品的点评都颇为精准、到位。而国内同类著作则形成了一个彼此相关的发展序列，具体而言，其以曹正文的《世界侦探小说史略》为基础框架，以黄泽新、宋安娜的《侦探小说学》为理论参考，其论述在任翔的《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一书中获得了系统化的提升。后来于洪笙的《重新审视侦探小说》、褚盟的《谋杀的魅影：世界推理小说简史》、常大利的《世界侦探小说漫谈》、梁瀚文的《世界侦探小说发展史话：西方卷》、彭宏的《当代侦探小说的文类流变》等都是对此前几种世界侦探小说简史性质的著作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资料补充和延伸介绍。总体上来看，该类图书的介绍性大于研究性、普及性大于学术性，但面对浩如烟海的世界侦探小说作家作品时，基本的介绍也是入门的前提和必需。
在阅读上述世界侦探小说发展史一类的论著和图书时，也要相应地广泛涉猎其中所提到的作家、作品，尤其是对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创作有重要影响的西方侦探小说作家及作品，比如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莫理斯·勒布朗（M.Leblanc，民国时期通常译作“勒伯朗”）、埃米尔·加博里奥（Emile Gaboriau，民国时期通常译作“茄薄烈”）、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民国时期通常译作“奎宁”）、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民国时期通常译作“葛丽师丹”“葛丽斯丹”或“克丽斯丹”）、莱斯利·查特里斯（Leslie Charteris，民国时期通常译作“杞德烈斯”）、厄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范·达因（S.S.Van Dine，民国时期通常译作“范达痕”或者“范大然”[15]），以及可以引为参照的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松本清张等。这其中很多作家作品不仅可以构成和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比较和参照，甚至直接影响到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某些作家的创作与作品的产生，或者其在晚清、民国时期曾经被翻译进入国内。关于这些比较与影响，以及当时的翻译、流传和底本考证情况，本书将在相关章节和附录中予以具体说明，此处不一一列举。
二是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所写的侦探小说书评、介绍与分析类著作或文章。在中国台湾地区，有一批热爱阅读西方侦探小说的媒体知识分子、作家和出版人，他们素以阅读面广而著称，也写过大量侦探小说评述类文章，并多结集出版。而其对于西方侦探小说的涉猎范围则以詹宏志编选、远流出版的“谋杀专门店”系列为主，共收录欧美侦探小说101种。这些侦探小说“爱好者”的相关著述包括詹宏志的《詹宏志私房谋杀》和《侦探研究》、唐诺的《八百万零一种死法》和《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杨照的《推理之门由此进：推理的四门必修课》等。该类著作的共通点与优点在于，其常常可以通过对一个西方侦探小说文本别具匠心的细致解读，勾连起对整个西方侦探小说发展史的理解。而这些可能并不成系统且看似与中国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研究关系不大的“理解碎片”与“他者解读”，对于本书在理解和分析民国时期某个具体的侦探小说文本时还是颇有裨益的，其中更多是思考角度层面的启发。比如詹宏志从某一个核心诡计出发来展开对一批包含并使用了同类诡计的侦探小说的相关论述就很富有启发性，也是归纳、整合和理解侦探小说作品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口；唐诺通过约翰·勒卡雷来探讨类型小说与严肃文学之间关系的某些论述，也启发本书写作时在将侦探小说视为一种类型小说的基本论述前提下，是否还应该更多关注类型“溢出”的部分及其成因；而唐诺对于侦探小说与间谍小说之间关系的分析，也直接促成了本书将间谍小说视为侦探小说“子类型”这一观点的形成。
三是关于某一国别、时代、流派侦探小说的发展史或关于国外某一侦探小说作家的专门性介绍或研究。该类著作包括朱利安·西蒙斯的《文坛怪杰：爱伦·坡传》、E.J.瓦格纳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科学》、马丁·爱德华兹的《“谋杀”的黄金时代：英国侦探俱乐部之谜》、劳拉·汤普森的《英伦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传》、凯瑟琳·哈卡帕的《阿加莎的毒药》、维尔纳·格雷夫的《詹姆斯·邦德：时代精神的特工》、任翔的《文化危机时代的文学抉择：爱伦·坡与侦探小说研究》、刘臻编著的《真实的幻境：解码福尔摩斯》、黄巍的《推理之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艺术》、王安忆的《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以及苏加宁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转型与空间叙事——美国早期哥特式小说研究》和楼宇的博士学位论文《里卡多·皮格利亚侦探小说研究》等。这其中有些研究对象可能与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并无多少“实在”关联（比如美国早期哥特小说或者里卡多·皮格利亚），但研究者在进行相关论述时所采用的视角与方法仍是本书写作时可以横向参考和借鉴的。
四是其他关于侦探小说的研究论著。比如美国学者托·英奇编写的《美国通俗文化简史》一书将美国侦探小说放在其通俗文化的背景下予以考察，与范伯群、汤哲声教授的相关研究论著可互为参照和补充，特别是书中所收录的拉里·N.蓝德勒姆的《侦探和神秘小说》一文（第77—87页），更是直接比较研究了侦探小说和神秘小说两种小说类型；苏联侦探小说作家阿·阿达莫夫的《侦探文学和我》一书中所提到的苏联社会主义新政权对于被视为资本主义小说类型的侦探小说所采取的文艺政策和批判态度等相关内容，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1949年以后侦探小说在中国大陆地区变化与“衰落”的原因；美国作者雪莉·艾利斯与劳丽·拉姆森合著的《开始写吧！——推理小说创作》则从创作者与创意写作的角度为我们揭示出侦探小说的基本类型规律和创作技巧，关于侦探小说的创意写作是一般文学史论著和研究著作常常忽略的切入视角，却也给本书写作带来许多新奇且有价值的发现；此外，P.D.詹姆丝的《推理小说这样读》，颜剑飞的《推理小说技巧散论》，刘伟民的《侦探小说评析》，袁洪庚、魏晓旭、冯立丽编写的《侦探小说：作品与评论》，黄哲真的《推理小说概论》等著作也都各有特点，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就不对其进行逐一介绍了。
第八，其他相关研究论著、论文与作品等。
关于这些内容的文献综述，相对而言，更加复杂、散乱且难以概括，此处只能略举几例来作为简单说明。
一是与侦探小说研究并无直接关系，但却为本书写作提供范式参考意义的研究著作，比如前文中提到的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等。
二是关于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犯罪行为学的研究著作，如意大利学者加罗法洛的《犯罪学》、意大利学者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英国学者Ronald Blackburn的《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美国学者布伦特·E.特维的《犯罪心理画像：行为证据分析入门》等，这类著作虽然和中国侦探小说并不直接发生关系，却可以帮助本文更好地理解侦探小说中关于犯罪动机、查案手段、审判流程等情节设计和细节描写是否真实合理及其背后成因等问题。尤其是鉴于民国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1924年，受无锡的《锡报》之聘为副刊编辑，同时，通过函授学习美国一所大学的‘犯罪心理学’‘侦察学’等课程”[16]等亲身经历和知识来源。而民国时期相当重要的侦探小说杂志《大侦探》上则出现过很多“实事侦探案”的报道，书写方式与侦探小说几乎无异（此类文章一般都会有特别标注，若是本土案件，往往注明“上海实事探案”或“广州带来的新闻”，若是海外奇闻，则注明“海外新闻”或“美国联合情报局局长某某亲述”等）。这些材料与信息在不断提醒着我们，对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相关理论知识有一定涉猎会有助于加强对上述作家、作品的理解和研究展开的深化。
三是关于晚清、民国时期一些社会案件与犯罪行为的历史研究。比如美国学者魏斐德的系列相关论著：《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红星照耀上海城：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1942—1952）》与《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为我们回到民国上海的历史现场，了解当时的警察系统、都市犯罪与地下情报网等相关情况，有很大帮助。
四是一些作家专论、研究论文集，或部分并非专门关于侦探小说的文学史著作等也会有助于本书加强对侦探小说在某一阶段的整体文学史发展背景的了解和认识。比如关于作家张天翼的几本研究著作或论文集：黄侯兴的《张天翼的文学道路》，沈承宽、吴福辉、张大明、黄侯兴编纂的《张天翼论》，以及沈承宽、黄侯兴、吴福辉编纂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张天翼研究资料》等。虽然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张天翼后来的讽刺小说与童话创作，但对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张天翼的文学创作历程，进而回过头来重新理解并阐释其早年以“张无诤”或“无诤”为笔名所创作的“徐常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又如徐瑞岳编著的《刘半农研究》、刘小蕙的《父亲刘半农》，以及郭长海的《刘半农前期研究》等相关人物传记和研究著作，也为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刘半农起到了类似的积极作用。
而关于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上海沦陷区文学，及《万象》杂志的几本学术著作，如詹丽的《伪满洲国通俗小说研究》，徐迺翔、黄万华合著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王军的《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研究》，李相银的《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以及韩国学者申东顺的《在“说”与“不说”之间：上海沦陷区杂志〈万象〉研究》等。从全书的文字篇幅比例来看，这些研究著作中提及侦探小说的部分可谓寥寥，却为本书试图描述当时东北与上海地区侦探小说创作、发表、出版与阅读的大的时代环境与历史背景提供了相当多的依据支持和整体感受。
最后，还有一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作品也对本书的思考和写作有一定帮助，比如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徐訏的长篇小说《风萧萧》，陈铨的剧本《无情女》《野玫瑰》，刘以鬯的中篇小说《露薏莎》等作品最初都是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它们虽然都不是侦探小说，却又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女间谍”或者“地下工作者”这一类人物形象。而将其与程小青、孙了红在同一历史时期所创作、翻译的侦探小说相比较，再结合当时世界间谍小说创作热潮的出现，本书才敢于大胆设想并逐步梳理出20世纪40年代中国侦探小说创作发展过程中有一股朝向间谍小说转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后来则直接沟通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惊险、反特小说，从而为研究一直被描绘为中国侦探小说史发展“断裂”的1949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思路和阐释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