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词的起源之再思考
上述代表性观点对我们继续探讨词的起源给予了很大的启示性。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认为词起源于宫廷，在宫廷音乐的要求下，经文人倚声填词、合于律化后产生。这一说法对词体发生史的重新建构有重要启迪意义。[58]一直以来学界过于关注词作为音乐文学的特质，而忽略了其他引发词体产生的因素。洛地在他的《词体构成》《词乐曲唱》两部著作中，率先打破了这一局限，对过于强调甚至神话词体的音乐性进行了反拨。在洛地看来，律词之所以为律词，重点在于其律，而与词的音乐性无关。他还提出“‘以乐传辞’之‘曲’（中的某一些）演化成为‘以文化乐’之‘律词’”[59]的说法，为我们重新审视与思考词体、词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是有积极意义的。洛地先生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对词源于燕乐说、词源于民间说等观点具有振聋发聩的冲击力，对于词的起源问题的多元化思考功不可没。
这种撼动以往成说的观点还见于刘崇德先生的《燕乐新说》。《燕乐新说》一书的刊行比较波折，这从该书的内容简介[60]可知。刘先生此书中专论词体发生与音乐的关系，刘先生说：“词乐之曲调，十之八九出于教坊乐部”[61]“词体并非直接产生于燕乐”。[62]刘崇德先生的研究，正如其书内容简介所言：“所得结论颇异于前人与自己之前说”，着实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此书中只是对词源于燕乐之说予以审视，还未能对燕乐与词的关系再度明确。
基于上述关于词的起源的研究成果，我们捕捉到了宫廷文化这条线索。另外这条线索还得益于唐宋词的文化学研究。闻一多先生曾经对诗的社会功能给予了高度评价：“诗似乎没有在第二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63]按照闻一多先生的说法，诗具有此功能，词也不例外。诗词都应该是研究当时社会文化习俗的重要资料。
沈松勤先生在《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中提出唐宋词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64]，为运用文化学方法研究唐宋词指明了路径。刘尊明先生等在《唐宋词与唐宋文化》中，一方面考察了唐宋词的发展演变与唐宋文化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发掘唐宋词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内涵。[65]邓乔彬先生在《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中则提出宫廷文化与词之起、进士文化与词之盛、市井文化与词之俗、士大夫文化与词之雅、民族文化与词之变（靖康之变与南渡词）、江湖文化与风雅派（格律派）、文化集成与稼轩词、吟社文化与宋季词等观点[66]，并以此展开论述。这些研究都谈到了宫廷文化与词的关系问题，虽未全面展开论述，但却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反思。尤其是木斋先生提出词体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的观点，对我们的研究给予很大启示。从中国诗歌发展史角度来看，词体的产生与音乐发展史相关，而且这音乐主要是宫廷音乐，因为隋代初唐时期宫廷音乐变革对词体产生影响巨大，宫廷音乐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六朝乐府歌诗到初唐近体歌诗，再到盛唐声诗转型之后的曲子歌诗（曲词）的过程；从词乐发展过程来看，如上所述，宫廷音乐经历了魏晋南朝的清乐和北朝、隋代初唐的燕乐，然后再到唐开元天宝的重新变革回江南清乐（主要是法曲），最后发展到所谓曲子的出现。这一切为词体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音乐基础。
初唐初期，由于批判南朝艳歌乐府这种奢靡的宫廷音乐消费形式，从而造成南朝清乐的缺失，乐府诗也开始走向了诗乐分离，宣告了乐府歌诗形式的终结。这种对六朝艳歌的警惕，造成了初唐诗坛的去音乐化倾向。加之隋代初唐的宫廷音乐变革和宫廷生活的需要，由此带来了对声乐歌唱的大量需求，于是来自西域的燕乐成为声乐表演的主要音乐。等到了初唐中后期，六言（齐言）的著辞歌舞产生，它所配合的音乐也是外族传入中原的燕乐（胡乐）。盛唐的开元天宝之际渐次兴起了具有宫廷性质的曲子声诗，给沉寂的乐坛注入了新生力量。唐玄宗李隆基有很高的音乐素养，他酷爱法曲，这法曲是从南朝清乐中流传下来的，当年风靡南朝的江南乐曲重新抬头，成为宫廷的流行乐章。帝王的喜好促使专门教习法曲的梨园、教坊等宫廷音乐艺术机构纷纷成立，适宜演唱的一些盛唐绝句被截取入乐，产生了盛唐声诗绝句，可以视为曲词发生的前夜。
刘尊明先生在《唐五代词史论稿》中强调唐五代词创作队伍中，帝王及宫廷词人占比较大，作品数量也蔚为可观，与民间词形成对比。李白的应制词是唐五代宫廷词兴盛的典型代表，中唐王建的宫词系列是宫廷性质的曲子词的继续。[67]木斋先生在《论中唐中前期文人词的渐次兴起》一文中指出“王建的宫廷词写作，可以视为李白宫廷应制词之后的传人，并连接着以后温庭筠和花间体的宫廷风格词体写作”[68]，还分析了张志和、韦应物、戴叔伦等词作的宫廷性。木斋先生系统探讨了词体起源这一自唐五代就开始讨论的学术问题，摆脱旧说，力举“宫廷说”。木斋先生在《论初唐近体诗形成的宫廷文化属性》一文中指出曲词产生的一个重大因素是近体诗的成熟，而在初唐近体诗中，宫廷诗占据主流地位[69]。因此，初唐宫廷诗文化属性的完备以及音律化的成熟，决定了词体诞生时具有鲜明的宫廷文化性质。在《曲词发生史》（2011）、《曲词发生史续》（2014）等书中，木斋先生对燕乐和著辞歌舞的宫廷属性的定位，从根本上确定了词的发展与宫廷音乐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他还指出唐声诗是词产生之前的一种配乐演唱的形式，可以看作词之雏形。李白的宫廷应制词对于词体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木斋先生的这两部大著一经出版，便引起词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鸣讨论，这场讨论还得到了很多学术期刊的支持，比如《中国韵文学刊》《天中学刊》等学术期刊开辟专栏，集结词学界的好学者以木斋先生的《曲词发生史》为议题，连续推出争鸣讨论文章。而且，参与这次大讨论的诸多文章，亦非流于形式，徒有书评，而是集中而专注地再思考与再探研，为进一步探讨宫廷文化与唐五代词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文献资料准备。
从目前学界的论争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唐五代宫廷是词体发展的重要舞台，及至宋代宫廷，词体则被进一步接受和传播。可以说，词体的兴起和发展与唐宋宫廷及宫廷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和思考。但是，纵观历年来有关词与宫廷文化的研究，虽有诸位大家广开先河，但稍有遗憾的是，这些成果要么是笼统地谈及唐宋宫廷文化之于词史的意义，要么是集中于对李白宫廷应制词、王建等宫廷词的讨论，其研究深度、广度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开拓，对宫廷文化与唐五代词的发展演变没有作全面细致的梳理，具体分析也相对欠缺。如宫廷音乐变革与燕乐歌诗、著辞歌舞之间如何密不可分地互动；初盛唐的宫廷诗究竟是如何影响词之初起；宫廷文化催生了词体之后，又如何促进了词体的发展演变；唐五代词中的宫廷文化现象与词体的发展演变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处于朦胧甚至荒芜状态，亟待后人补充。
词体，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文学样式，自然也是文化的特殊载体，其中积淀了宫廷文化的丰富蕴含，映照出宫廷文化的多彩风姿，这是对词学研究的一种深入拓展和崭新尝试。词源于隋唐之际，经中晚唐至五代十国发展兴盛，至两宋达到繁荣鼎盛的高峰。这其中宫廷文化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唐五代词与宫廷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都值得探讨。唐五代不同阶段的宫廷文化与词之缘起、发展的关系需要进行专门的论述与深入的分析。
总而言之，从唐五代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分析唐五代时期宫廷贵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对词体写作的影响，把词的产生发展与宫廷文化联系起来，可以对唐五代词作出更为新颖独特的文化阐释。我们这里所谈到的宫廷文化是广义的，据刘尊明先生等的界定，宫廷文化主要包括宫廷建筑、宫廷政治、宫廷制度、宫廷经济、宫廷宗教、宫廷教育、宫廷生活、宫廷人物、宫廷文学等方面。[70]从宫廷文化角度来研究词体发生史，重点是以词体的产生、发展、定型、兴盛为线索，全面探讨宫廷文化与唐五代词的发展史。具体分析论述隋代初唐宫廷文化与词的初起、盛唐宫廷文化与词的形成、中唐宫廷文化与词的过渡、晚唐西蜀宫廷文化与词的定型、南唐宫廷文化与词的兴盛等问题。细思考量，关于中唐词中的宫廷文化现象相对弱化，中唐文人写词因素复杂，需要进一步考索，论证宫廷文化是促成中唐文人词呈现词体过渡性特征的核心因素。
从宫廷文化与词的产生发展关系入手，进一步梳理唐五代词发展史，进而得出宫廷文化不仅催生了词体，还有力地促进了唐五代词的发展定型与繁荣兴盛的结论，这些研究会给词的起源问题以全新的思考与重塑。
这项研究虽然是一次大胆尝试，我们尽力搜集整理相关资料，但仍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我们力论宫廷文化与唐五代词体产生发展的互动共生，进一步破解词体发生的千古之谜，对词的起源的几种说法进行纠偏，让学界重新审视与定位词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为探讨词的起源、发展开辟新径。该研究补充深化了关于“词起源于宫廷”的观点，丰富了词学理论体系，为重思重写文学史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材料，对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具有开拓性意义。研究方法不局限于单一的举例式论证，而是对唐五代词的宫廷文化进行量化分类统计与辨析实证，避免陷入僵化和孤证的樊篱。为目前学界惯于追踪时尚热点话题，绕开学术争议问题，避重就轻的功利现象提供借鉴和参考。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此项研究也可以促进唐宋词的文化传播，树立中华文化自信。
[1] 吴丈蜀：《词学概说》，中华书局2002年版，“前言”第1页。
[2] 梁启勋：《词学》，北京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3] 刘永济：《词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 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中华书局1981年版。
[5]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 刘尊明：《唐五代词史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
[7] 学界明确提出此观点的是木斋先生，参见木斋、宋娟《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关于词的起源、界说和发生》，《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
[8] 具体参见王森与朱彝尊合编的《词综》序言，其中指出：“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 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迄于六代，《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其不即变为词者，四声犹未谐畅也。自古诗变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当开元盛日，王之涣、高适、王昌龄诗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曲。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镖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家语》中的《南风歌》，《书经》中的《五子之歌》，《诗经》“颂”中的十八篇，汉《郊祀歌》中的五篇和汉乐府十八篇《短箫铙歌》，都是长短句的形式，因此王森认为这些诗就含有词的因素。
[9] 徐釚在《词苑丛谈》中引《药园闲话》里的观点，认为《诗经》中的《殷雷》篇里有三字句和五字句，《鱼丽》篇里有二字句和四字句，《还》篇里有六字句和七字句，《江汜》篇里有重叠句式，《东山》篇里有换韵调，《行露》篇里有换头调，因此推断这些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开启了后代的词体样式。
[10] （明）汤显祖：《花间集》卷三，孙光宪《生查子》（暖日策花骢）评语，万历四十八年刊朱墨本。
[11] 徐釚认为梁武帝萧衍的《江南弄》“此绝妙好词，已在《清平调》、《菩萨蛮》之先矣”。梁武帝的《江南弄》一共七篇，包括《江南曲》《龙笛曲》《采莲曲》《凤笙曲》《采菱曲》《游女曲》《朝云曲》，属清商曲辞。把《江南弄》当作词的起源，还有明人杨慎甚至径称之为词，说“此词绝妙。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词品》卷一）。还有梁启超，他也说“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似此严格的一字一句，按谱制调，实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
[12] （明）贺贻孙：《诗筏》，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13] 浦江清：《词的讲解》，《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页。
[14] 施蛰存：《读温飞卿词札记》，《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1964年7月。
[15]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06页。
[16] 清初的周亮工在《书影》中引徐巨源的话：“乐府变为《趋》《艳》，杂以《捉搦》《企喻》《子夜》《读曲》之属，流为诗余，流为词，词变为曲，而乐府尽亡。”这里的《趋》《艳》都是指大曲中的段落，《艳》在前，《趋》在后。《捉搦》《企喻》《子夜》《读曲》等是齐梁间的乐府曲名。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为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为汉魏者，势也；是则三百篇之不能不降为乐府，乐府之不能不降为词者，亦势也。”
[17]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00页。
[18] （宋）黎靖德：《钦定四库全书·子部1·儒家类· 朱子语类》 卷一四〇。
[19]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最初收入1936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据编者考订，其实际写作时间应为1924年。因此，与胡适的词源于民间说（此说见于胡适《词的起源》一文，1924年12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近乎同时。关于词源于民间说后文会详加阐释。
[20]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学术论著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66页。
[21] 何晓敏：《二十世纪词源问题研究述略》，《词学》第二十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22] 王易：《中国词曲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23] 王易：《中国词曲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5页。
[24] 吴梅：《词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5]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6] （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32页。
[27] （宋）沈括：《梦溪笔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28] 胡云翼：《宋词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12页。
[29] 龙榆生：《词体之演进》，《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0] 龙榆生：《词体之演进》，《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
[31] 龙榆生：《唐五代词选注·唐五代词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32] 刘尧民：《词与音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90页。
[33] 刘尧民：《词与音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
[34] 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5] 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
[36] 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东方出版中心1995年版。
[37] 刘崇德：《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03年版。
[38] 洛地：《词体构成》，中华书局2009年版。
[39]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页。
[40]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41] 方铭主编：《中国文学史》，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369页。
[42] 木斋：《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学术史误区》，《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3] 胡适编纂的《词选》，在书后附录《词的起源》一文，此文1924年12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后来中华书局重新出版。
[44] 胡适：《词选·词的起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9—340页。
[45] 胡适：《词选·词的起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8页。
[46] 胡适：《词选·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页。
[47] 何晓敏：《二十世纪词源问题研究述略》，《词学》第二十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48]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6页。
[49]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7页。
[50] （后晋）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678页。
[51] 夏承焘著的《唐宋词叙说》，发表于1955年，作者以词体的产生、发展为纲，以词人创作活动为迹，勾绘了唐宋词的“历史过程”，实为一部断代词史的写作大纲。
[52] 《唐宋词欣赏》是夏承焘先生为广大读者欣赏唐宋词的需要而说解的，大半由先生的助手怀霜记录整理，经先生改定，发表于杭州、上海和香港的报刊。这些记录下来的说词文字，与无拘束的谈说相比较，其鲜活的意味似乎有所减杀；又因当时环境所限，有些话不能说得很畅，且难免说几句套话，但其见解的精警和说辞的鲜明特点仍然存在。它虽然不同于先生的词学专著，却能为大众说法，深入浅出，可读性强，使唐宋词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这也是先生的一大功德。
[53] 唐圭璋、潘君昭：《论词的起源》，《词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54] 唐圭璋、潘君昭：《论词的起源》，《词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55] 阴法鲁：《关于词的起源问题》，《词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56] 阴法鲁：《关于词的起源问题》，《词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57]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58] 孙艳红：《唐五代词的宫廷文化书写》，《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1期。
[59] 洛地：《词体构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23页。
[60] 内容简介：《燕乐新说（修订本）》原题为《九宫大成与词曲学》，仅十余万言，因故未得刊行。复得黄山书社慨然接受此稿，并申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又承蒙该社厚意，允为修订原稿。今草就，而原稿所余已不及三分之一。因修订之稿首论燕乐，次论词曲，故改题为《燕乐新说（修订本）》。盖燕乐乃词曲之源，而词曲者又为燕乐之流变。前人说燕乐与词曲之种种定论，多乏乐例之实证；虽陈陈相因，但难免存伪而失真。今幸得唐宋乐古谱数种与相关资料，据以对燕乐、词曲之律调、节奏一一重新探讨，所得结论颇异于前人与自己之前说。虽未臻精审，然幽邃已启。自校译《九宫大成》至今八年来，闭门谢客，殚精竭虑，专心治词曲音乐，亦仅意在抛砖引玉而已。此稿草就，已是劳瘁不堪。然深信燕乐真貌必将得以揭示，词曲音乐理论亦定得全面梳理，五百年来被谓之“绝学”之曲学也必将兴盛于世，成为一代显学。
[61] 刘崇德：《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217页。
[62] 刘崇德：《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221页。
[63]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2页。
[64] 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5] 刘尊明、甘松：《唐宋词与唐宋文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66] 邓乔彬：《唐宋词艺术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7] 刘尊明：《唐五代词史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
[68] 木斋：《论中唐中前期文人词的渐次兴起》，《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69] 木斋：《论初唐近体诗形成的宫廷文化属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70] 刘尊明、甘松：《唐宋词与唐宋文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