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姜宸英研究之基本问题刍议

（一）生平研究与诗文集整理

有关姜宸英生平的研究，冯贞群于1913年编成《姜西溟先生年谱》。此谱对姜宸英的生平交游、创作行迹等史实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对姜宸英大部分诗文进行了较为准确的编年，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更为难得的是，此谱著录了姜宸英历次科考的考官、试题，对考察姜宸英科举历程及复杂心态具有重要价值。关于编纂年谱的方法，当代学者陆林认为：“按年编纂谱主事迹的年谱类著述，大致宜包括这样几个步骤或目的：一、全面收集有关文献史料；二、对收集到的史料予以考辨取舍；三、将有关事迹按时间编定；四、对所涉人和事逐一给以准确考述，一时无考者加以说明（以便后人进一步研究）。”[13]以陆林的理论来观照此谱，则一、二、三项已达到了较高水准，但限于当时编纂年谱的体例，此谱明显缺失第四项。如若补上此项，此谱无疑会更加精善。

与冯贞群《姜西溟先生年谱》相比，陈雪军《姜宸英年谱》便有所逊色。首先，此谱关于姜宸英文献史料的搜集不够广泛和全面，缺漏之处很多，如姜宸英不中博学鸿词科之事，这本是常见史料，然此谱阙如。其次，此谱对相关史料的考辨也不够精审，如作者根据计东《壬子三月朔渡江行淮泗间口号》第十首，并联系姜宸英《口岸早发看桃花二首》，得出结论：“则计东和西溟相识当在淮泗间的旅途中。”[14]此推论实误。姜宸英祭计东诗有“迎舟风正好，望舍月初圆”句，句下自注云：“辛亥夏，君数遣书，以舟迎我至陆家淜，君属定其新稿。”[15]辛亥夏，即康熙十年（1671）夏，可见计东与姜宸英在1671年夏已经很熟识了，并不是相识于壬子（1672）三月旅途中。最后，此谱在技术上也留有不少缺憾，排比资料时有重复，如27页所引《十峰诗刻序》与29页完全相同，可根据谱主具体行迹稍做裁剪；标点失误亦复不少，如“时天台无尽大师开讲《观经》《妙宗钞》于郡城，延寿寺师往，参毕就坛受具归”[16]一句，应标点为“时天台无尽大师开讲《观经》《妙宗钞》于郡城延寿寺，师往，参毕就坛，受具归”，等等。鉴于以上种种，使此谱的学术价值打了不少折扣。

在诗文集整理方面，陈雪军、孙欣点校的《姜宸英文集》（简称“陈书”）和雍琦整理的《姜宸英全集》（简称“雍书”）先后出版。陈书文集部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湛园集》为底本，诗集部分以《姜先生全集》[清光绪十五年（1889）冯氏刻本]中的《苇间诗集》《湛园诗稿》为底本。一般而言，整理古籍应尽可能选定时间较靠前、内容最完整、错误最少的版本作为底本，而陈书的底本选择明显不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湛园集》存在大量删改现象，与原作面貌已有很大差异，不宜作底本；就诗集而言，也应以时间较靠前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唐执玉刻本《苇间诗集》和嘉庆二十三年（1818）郑乔迁岁寒堂刻《湛园诗稿》本为底本。此外，陈书在校勘、分段、标点等方面出现不少问题，使得此整理本难以令人信赖。

雍书是目前收录姜宸英诗文、著述最多的整理本，最值得称道的是此整理本资料之丰富。除正文外，包括《诗文补遗》《序跋题识》《西溟文钞校记》《姜西溟先生年谱》等，为读者准确解读姜宸英诗文提供了很大方便，尤其是发掘出了冯贞群钞本《姜先生全集附录》二卷，弥足珍贵。因为冯保燮、王定祥编纂《姜先生全集》时，曾有“以表、传、酬赠、遗事、文评、丛谈为附录殿焉”[17]的计划，但刻本《姜先生全集》并无“附录”部分，伴随着雍书的出版，《姜先生全集附录》才重见天日。雍书最大的问题，一是校勘不细，颇有遗漏。如《苇间诗集》卷二《奉怀莫鲁岩师四首》“舆情归卓茂”中的“舆情”，《姜先生全集》本作“兴情”，误；《尚书桥感旧》中的“桥外草深连古岸”中的“连古岸”，康熙五十二年（1713）唐执玉刻本和《姜先生全集》本同，嘉庆二十三年（1818）郑乔迁岁寒堂刻《湛园诗稿》本作“迷古岸”。类似这样的讹误、文义两通等情况，应该在校勘记中加以说明。二是错字较多。如339页“清风之讽然”之“讽”，应为“飒”；613页“妾心情里往”之“往”，应为“住”；623页“邛杖飘渺空可从”之“空”，应为“安”。此外，“诗文补遗”部分的《玉池生稿序》，与《西溟文钞》卷一中的《红兰室诗序》基本相同；《跋禹之鼎风木图卷》一诗，已见于《苇间诗集》卷五。此一文一诗不应属于遗佚之作。

笔者的《清代诗人别集丛刊·姜宸英集》，在秉持的整理理念、设计的编纂体例、选用的工作底本等方面，均与陈书、雍书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具体情况，请详见该书《前言》与《凡例》。此外，在文字、标点等方面，笔者的整理本对陈书、雍书亦多有校正。虽然如此，笔者的整理本也依然会有诸多纰漏，敬请师友指正。

（二）古文研究及文学史定位

梳理清人对姜宸英古文之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论定其文坛地位。姜宸英古文创作在当时就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魏禧《答计甫草书》中把姜宸英与侯方域、汪琬并列，指出“数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18]。方苞《记姜西溟遗言》中说：“余为童子，闻海内治古文者数人，而慈溪姜西溟其一焉。”[19]在当时人看来，姜宸英的古文成就、文坛地位和著名古文家侯方域、魏禧、汪琬等人不相伯仲，后学赵怀玉甚至说：“先生之文，与归德侯朝宗、宁都魏冰叔、长洲汪苕文齐名，号‘四大家’。”[20]可见其文坛地位之高。

清人对姜宸英古文成就的接纳与认可也可从另一维度说明。张伯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选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批评形式。”[21]所以，我们可从清人古文选本选录其作品之多寡觇见其文坛地位。徐斐然《国朝二十四家文钞》（1795年刊）选姜文19篇（其中收录作品19篇以上的是：魏禧47篇、汪琬37篇、袁枚27篇、侯方域26篇、朱彝尊26篇、茅星来21篇、方苞20篇），李祖陶《国朝文录》（1837年刊）选3卷（正、续编收录四卷者只一人：全祖望。三卷者九人：陈宏绪、黄宗羲、陈廷敬、姜宸英、邵长蘅、陈兆会、蓝鼎元、李容陛、计东。二卷者共有三十四人），陈兆麒《国朝古文所见集》（1844年刊）选3篇（其中魏禧3篇、汪琬3篇、邵长蘅3篇）。由上述选本可见，无论是桐城派选本还是非桐城派选本，都非常重视姜宸英的古文成就。

二是明确其古文风格。魏禧《答计甫草书》中说：“侯（笔者案：指侯方域）肆而不醇，某公（笔者案：指汪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间。”[22]此评价颇富启发性，论者认为“盖实录也”[23]。“醇”指的是文章内容合乎儒家圣贤之道，“肆”指的是文章表达的奇横恣肆。如果说“醇、肆之间”还不够明确的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湛园集提要》一言以蔽之：“其文闳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意。”[24]“闳肆”就是“肆”，“雅健”就是“醇”。从此，“闳肆雅健”便成为姜宸英古文风格的定评。

三是阐发其古文特色。论者分别以不同的视角，对姜宸英古文特色做出了精到的阐发和高度的评价。全祖望看重节操，讲求学以致用，他说：“先生之文，最知名者为《明史稿·刑法志》，极言明中叶厂卫之害，淋漓痛切，以为后王殷鉴。《一统志》中诸论序，亦经世之文也。”[25]李祖陶指出，姜宸英“议论之文，纵横贯穿，直入子瞻之室。最奇者为《春秋四大国论》，指画情势，证据古今，理足气昌，足以垂训万世。《江防》《海防》二稿，亦有用文章，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也。”[26]李氏所论，对姜宸英“议论之文”做出了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相似而又更为细致的评价。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集部·别集类》对姜宸英古文点评道：“湛园文章简洁纡余，多粹然有得之语，此集皆其未第时所作。穷老不遇，他人皆为搤掔，而湛园和平自处，绝不为怒骂嬉笑之辞，其加于人固数等矣。……每读其集，辄为之悲惋不置也。湛园学养深醇，故集中论古，皆具特识。其《楚子玉论》《荀氏八龙论》等作，尤有裨于世教。《萧望之论》，亦为杰作。……又《黄老论》《书史记儒林传》《读孔子世家》诸篇，皆正议卓然，足以推明史意。其《书史记卫霍传后》云，论者多左霍而右卫，熟观太史公传，所谓两人点穴处，则左卫也，其于霍多微辞。传叙卫战功，摹写惟恐不尽，至骠骑战功三次，皆于天子诏辞见之，此良史言外褒贬法也，其言诚当。”[27]李氏所评，能从姜宸英简雅的行文风格、平和的处世态度、深厚的学术修养等方面发掘其文章价值，视野较为开阔，结论也很有深度。

在肯定姜宸英古文成就的同时，清人也没有回避其不足，体现了研究者应有的批评勇气和学术态度。如魏禧称誉姜宸英“醇、肆之间”后，补充道：“惜其笔性稍驯，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割舍。”[28]指出姜氏文章不擅剪裁的不足。吴德旋批评其文“漫衍”[29]，也是这个意思。李祖陶则从接受的角度，认为姜宸英“论文喜《国策》，不喜《左传》，故其文善议论，不善叙事”[30]。这些批评都比较客观、中肯。当然，也有一些评价存有可商榷之处。翁方纲曾记述道：“尝闻方望溪以其文质诸李穆堂，穆堂笑其未通，望溪愕然。穆堂指其首句‘吾桐’云：桐江、桐庐皆可称桐。望溪为折服。乃今读姜湛园之文，有甚于此。”[31]翁氏以学者求真之眼光锱铢必较，未必全部合于情理，本不足据。

总体来看，清人对姜宸英古文之地位、风格、特色及其不足的认知与评价，较为准确精当，为后学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至于翁方纲认为姜宸英古文文理不通，则实有主观臆断之嫌，未可视为定论。

姜宸英古文取得如此突出成就，理应在古代文学史教材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年编著的文学史教材，对姜宸英多几笔带过，少有重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新著》根本没有提及。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在重点论述“古文三大家”后提到“清初散文家还有王猷定、冒襄、姜宸英、邵长蘅、王弘撰、宋起凤等”[32]。古文专史中，陈柱《中国散文史》、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根本没有涉及姜宸英。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卷，介绍了清代散文名家44位，依然没有姜宸英。张修龄《清初散文论稿》第十一章“文坛多元态势”第三节有关于“姜宸英”的研究。该部分对姜宸英研究史进行了梳理，资料比较完备，评述亦客观中肯，多有独到之处。但总体来看，论述姜宸英的篇幅远远低于侯方域、魏禧和汪琬，甚至不及傅山、杜濬、钱澄之、归庄等人。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清代文学评论史》第四章“清代唐、宋八大家文的流行”共分两节：“一 侯方域、方以智、魏禧、汪琬”“二 朱彝尊、姜宸英、邵长蘅”。把姜宸英放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陈国安《清初文化变革与桐城派》说：“由宗程、朱而尚八家，姜宸英可说正因应了清初古文的发展趋向，只是姜氏被魏禧视为文在‘醇、肆之间’，恰恰表明姜宸英和方苞一样处在清初文风总体趋向醇雅的转换关头。”[33]这段话指出了姜宸英古文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颇为准确。

赵祥硕士论文《姜宸英研究》第三章把姜宸英的散文分为政论文、日常应用文两大类，分别论述其创作特色，又探究了其散文的艺术风格，认为“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确定姜宸英文风的共同之处，即宏博雅健。这其中宏博主要体现在内容上根柢六经，而雅健则是体现风格上醇中带肆，以及清正雅健的文风”[34]。此观点问题有二：一是把姜宸英文风的共同之处归结为“宏博雅健”，这不符合姜宸英古文创作实际。二是从内容角度解释“宏博”，从风格角度解释“雅健”，也颇为牵强。邵劼硕士论文《姜宸英诗文研究》第三章用四节分别论述了“姜宸英古文创作的意图与类型”“姜宸英古文创作的情感和风格”“姜宸英古文创作的语体与结构”“姜宸英古文的师法对象及渊源”，比赵祥论文更为全面和细致。

（三）诗歌渊源、风格、内容及相关研究

姜宸英诗歌属于“浙派”[35]，也取得了较高成就。全祖望探究了姜宸英诗歌的渊源：“诗以少陵为宗，而参之苏氏以尽其变。”[36]明确指出其诗歌取法杜甫和苏轼，客观准确，后学并无异议。《清史稿·文苑传》说：“诗兀奡滂葩，宗杜甫而参之苏轼，以尽其变。”[37]兀奡，形容文词超脱不凡；滂葩，形容文词华丽。此四字很显然不符合姜宸英诗歌创作实际。

全祖望的正确观点和《清史稿》的错误提法多为后学所承袭。如徐嘉《论诗绝句五十七首·姜西溟〈苇间诗钞〉》：“西溟驰誉布衣时，七十南宫及第迟。要与韩苏争一席，宫商抗坠角毫厘。”[38]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先生既以古文词雄视一代，而有韵之言，则又滂葩奡兀，宫商抗坠，与前人角胜毫厘间，韩、欧诸公，安得而独有千古也？”[39]《晚晴簃诗汇》：“诗自玉局入少陵，兀奡磅礴，能以气举其辞。”[40]等等。正如张仲谋所总结：“关于宸英的诗法家数，清人说法，几于众口一辞，都说他的诗取径在杜甫、苏轼之间，这并非英雄所见略同，而是辗转相袭的结果。”[41]如此陈陈相因，单调肤浅，较为严重地影响了姜宸英诗歌研究的进展。

真正准确地概括姜宸英诗风的是邓之诚和袁行云。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对其诗歌做了精当的评述：“诗亦调高格稳，颇有寄托，自注尤足征轶事。”[42]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说：“其诗沉着工稳，亦斫轮老手。”[43]论者认为“比较亲切实在”[44]。

此外，也有一些相关研究。陈桂英《姜宸英〈送容若奉使西域〉诗考释》[45]一文，考证深入细致，颇有助于理解此诗，但此文是为论证纳兰性德有过“梭龙之行”，不是正面研究姜宸英的。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第三编第四章“古文家兼诗人姜宸英”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其生平经历、诗论、“自叹与刺时”两大主题、“由唐音趋宋调”的风格嬗变，资料丰富，有理有据，较为深入。

赵祥硕士论文《姜宸英研究》第四章专门研究的是姜宸英的诗歌创作，论述了其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诗歌风格前后期的变化。整体看来，平实有余而新意不足，尤其是第三部分的核心观点“最基本的变化就是由唐音而渐近于宋调”[46]，与张仲谋所论如出一辙。邵劼硕士论文《姜宸英诗文研究》第二章为《姜宸英的诗歌创作》，内分三节：“苇间诗的主题取向和题材类型”“苇间诗的情感类型和抒情方式”“苇间诗之艺术风格和师法对象”。此论文较有新意的是第二节，既探讨了姜宸英诗歌的情感类型从早期积极、平和，到中期忧愁、悲伤，再到后期的深沉、低婉的变化过程，又论述了其抒情方式也伴随这种情感基调的嬗变而改变，从尚寄托、比兴到比兴中夹杂直述、议论和感慨。虽然个别论断尚需推敲，但这种注重过程性的研究更能接近姜宸英诗歌创作的实际。

（四）书法创作、书学观及书法史定位

姜宸英书法造诣甚高，与汪士鋐、何焯、陈奕禧被誉为“清初四大家”，与笪重光、汪士鋐、何焯并称“康熙四家”，是清初帖派的重要书家。其书初学米芾、董其昌，后溯晋、唐，工于行草。包世臣《艺舟双楫》列其行书为“能品上”（笔者案：“能品上”共七家，分别为释丘山真及行书、宋珏分及榜书、傅山草书、姜宸英行书、邓石如草书、刘墉榜书、黄乙生行榜书）[47]。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云：“本朝书家，姜湛园最为娟秀。”[48]王潜刚《清人书评》亦曰：“西溟书能以清健胜。”[49]“娟秀”“清健”确实准确地道出了姜宸英书法的风格特征。高军红《从〈六行轩姜帖〉看姜宸英的书法风格和历史地位》[50]一文颇为深入，对姜宸英书法风格的揭示、书风成因的探寻、历史地位的确立等，均给人以很多启发；尤为可贵的是此文结合姜氏书法作品对前贤揭示的“清新娟秀”进行了细致的论证，这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书法界权威期刊《书法》于2012年第8期用铜版纸彩印姜宸英书法17页，分行、楷、草三种书体，共12幅作品。同时还有杨勇《西风吹冷长安月——姜宸英及其书法》一文加以全面介绍，附《湛园书论》14则。这一事件，意味着姜宸英书法及书论已受到书法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认可。

姜宸英的书学观也较早地进入了现代学人的研究视野。郑玉浦《姜宸英书法初探》一文揭示出姜宸英两点主张：一是“以自己性情合古人神理”，二是“以摹为学”[51]。这是第一篇研究姜宸英书学观的论文。何丽晶硕士论文《姜宸英书学研究》主要以姜宸英《湛园题跋》中的书跋为研究对象，其中第三章主要探究了姜宸英的书学思想，论述比较全面细致。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第三章“清初的书法理论”第七节为“姜宸英的‘神明说’”。文章指出，姜宸英“论书标举神明”，“姜氏尤以神明指心中排除尘俗之念而超然物外的精神在书中的体现，故他所谓的‘神明’之特征是灵动自然，出自天机，无人工斧凿之痕而表现神情散淡的一种艺术风貌。”[52]观点颇为新颖。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只是关注姜宸英的书学理论主张，并没有和其书法创作的倾向联系起来，因此所得就颇为有限。

对姜宸英书法史地位的论定，清人颇有分歧。梁同书说：“本朝书以苇间先生为第一，先生书又以小楷为第一。”[53]吴锡麟在《六行轩姜帖》跋语中也认为：“本朝书法，当以西溟先生为第一，以其秀挺之中，弥具古趣，故可贵也。”[54]对姜宸英书法“本朝第一”的评价，王潜刚即加以反驳：“至梁山舟言‘本朝书以苇间先生为第一，先生书又以小楷为第一’，此语殊不足凭。盖苇间下笔清拔，临摹晋唐力求雅驯。山舟在人情米董之时，见其书自不觉失声赞叹耳。”[55]如何认识清人的分歧，高军红的看法比较通达：“在‘专仿香光’的康、雍之世，姜宸英的书法虽然从创新的意义上讲，不如另拓新路以碑铭书法名世的书家，但是从所用的功夫和所达到的高度来看，姜宸英则好像是在如林的帖派群峰之中，又巍然崛起一座高峰，不禁令人高山仰止。”[56]刘恒也认为：“姜宸英的‘摹以为学’取法已上溯到晋唐宋元，毕竟比死守华亭家法者高出一筹。至于‘传与不传’，姜宸英虽自称只‘貌得宋元人书’，但在董风弥漫的当时已属难得的新声。”[57]当代学者从书法史的视角对姜宸英书法均给以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