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人类各种生命实践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中，文学艺术活动既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可以说是极为复杂、极难以解说清楚的现象之一。人们的生命实践以及社会实践活动所涉及的一切方面，从个体人生到现实关系，从内心生活到外部世界，从人间百态到自然景物，都无不在文学艺术中得到反映或表现，而且是以极其生动的艺术形象、极富于艺术想象的方式来加以反映和表现的，这与其他文化形态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而言，作为人们自由自觉的生命实践活动，必然会涉及从事此类实践活动的思想意识即观念问题。对于文学活动而言，同样有一个从事文学活动的思想意识即文学观念的问题。只不过，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这种文学观念可能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别。比如，在一些兴之所至的文学创作或文学阅读活动中，人们对于文学观念问题未必会有多么自觉；而在文学批评活动乃至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观念问题就显然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为自觉。

文学理论是人们对于文学实践活动及其文学现象进行的理论性探究，无疑关涉文学的存在方式与形态、文学的观念与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而文学观念显然是其中最核心层面的问题。如前所说，在人们的文学实践活动中，必然会有一个蕴含其中的文学观念问题，但实际上，这种文学观念往往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别。为了使文学实践活动更加走向自由自觉，即成为更加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因此就有必要增强人们的文学观念，使这种文学观念从不自觉走向更加自觉。要做到这样，就显然需要更加自觉的文学观念建构与引导，而这正是文学理论研究，特别是文学理论观念建构的价值功能之所在。

文学理论观念，即文学观念的理论形态，是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文学观念在理论研究中的反映。它一方面反映了文学实践活动中人们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则又反过来对人们文学实践中的文学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或引导作用。作为文学观念的理论形态，文学理论观念应当说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自觉性，也具有比较明显的历史性与时代性。某个时代或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观念建构或变革，既反映了这个时代或时期人们对于文学现象的基本认识，也会反映出人们对于文学实践发展的某种愿望和要求，这就构成了文学理论观念变革发展的历史进程。

从历史观点来看，无论是人类文学实践活动的发展，还是人们对于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的认识，都是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因而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不断发展演变，形成其时代差异性。特别是理论形态的文学观念，也就是我们这里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文学理论观念，这种时代差异性显得更为突出。从西方文论史的情况来看，既有古典形态的文学理论观念，也有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观念，而现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建构与演变，显然更具有理论自觉的特性。英国学者彼得·威德森在《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简史》一书中，着重考察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其实主要是文学理论观念）的理论建构及其历史演变。其中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是关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之定义、概念的理论观念建构及其历史演变，以及关于“文学性”的理论观念在现代到后现代语境中的发展演变等问题。该著虽然观照面不宽，没有涉及更多方面的文学观念问题，但是却显然抓住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建构与演变中最核心层面的问题，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我国的文学观念（尤其是文学理论观念），无疑也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发展历程。这种现代转型发展的起点，大致以20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借鉴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识与阐释为标志，这与威德森把西方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界定于18世纪与19世纪之间，足有一个世纪的时间差距。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发展，无疑走过了极为艰难曲折的道路，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发展，包括现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建构与历史演变，显然也是与时俱进的，显得极为复杂多变。对于这样的文学理论观念的现代建构及其历史演变，在我国文论界显然还研究得不够，还缺少像威德森《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简史》这样专门化的理论研究。笔者曾经做过一个课题并出版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型》，其中就包含了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但显然做得不够，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下去的学术领域。

就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观念的现代转型发展与历史嬗变而言，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进行具体考察。上述笔者所做《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型》研究，其中阐述了一个基本看法，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经历了两次带有根本性意义的现代转型，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由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形态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转换，在经历了“五四”前后文学理论批评的开放性、多元化发展之后，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变革发展要求，逐渐归于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文学理论批评形态。另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主要是打破过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与模式，重新走向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探索发展，并寻求重新建构适应新时代和新文学发展要求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前一次还是后一次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变革转型，其实都是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发展进程。所谓“破”，即打破此前既已形成的文学理论传统和定势，破除具有相当保守性和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陈旧理论观念与模式；所谓“引”，即致力于从国外（主要是西方）引进具有异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资源，这既是批判破除过去陈旧理论观念与模式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进行新的理论探索的重要借鉴与参照；所谓“建”，即重新建构能够适应新时代文学发展要求的文学理论观念与形态，以此促进新时代文学的变革发展。在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观念和理论资源之间，显然既会彼此交织融合，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甚至会由此引起激烈争论。实际上，这种争论一方面集中反映了不同理论观念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文学理论观念与形态的重建不断走向自觉，这是中国文学理论观念现代转型发展与历史嬗变的必然历程。

如上所述，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观念的现代转型发展与历史嬗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来加以考察和观照。对前一个历史阶段即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的考察，笔者曾有所涉及但仍做得不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开掘；而对后一个历史阶段即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的研究，则正是本课题所要着重关注和研究的方面。需要稍加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当代”，当然包括通常所指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阶段，但重点在于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的考察。毫无疑问，对于当代文学理论变革发展而言，改革开放之前与新时期以来是彼此相关的，如果说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观念的变革发展，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化，逐步突破或超越以往的传统文学观念，不断走向创新探索的历史过程，那么，就必然要延伸到对此前传统文学理论观念的历史观照，因为它构成了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的历史背景与前提条件。当然，在当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变革发展进程中，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显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它一方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与文学变革发展的历史进程，适应了时代变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力地促进了当代文学的创新发展；而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文学界和文论界自身，在变革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和反思的现实问题，这关涉到当代文学和文论究竟何往与何为，以及应当如何健康繁荣发展，因此值得着重加以关注与探讨。

具体而言，对于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的研究，主要关涉到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

其一，关于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的动因问题。应当说，无论何种思想理论观念的建构与变革，都会有在其背后起驱动作用的动力因素，当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嬗变与创新也同样如此。

从总体上来看，这种动力因素可归结为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当代文学实践变革与创新发展的激发。文学理论本来就是生长于文学实践的土壤，而且如上所述，文学理论观念也本来就是人们的文学观念在理论研究中的反映，它既反映文学实践活动中人们的文学观念，又反过来对人们文学实践中的文学观念产生影响作用，因而构成彼此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变革发展历程来看，应当说是文学实践方面的创新突破走在前面，反过来对文学理论观念变革发出呼唤，产生一种巨大的激发力量，从而成为文学理论观念变革的内在驱动力。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后的历史变革发展进程中，也始终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二是外国文论（主要是现代西方文论）引进之后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是全面引进外国文论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现代西方文论的各种理论批评形态，都先后被引进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借鉴和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包括理论观念、批评方法、学术话语、研究范式等各个方面，而其中最重要和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方面，应当说是文学理论观念的影响。在长期封闭发展之后再次开放引进外国文论，显示出文论观念上的巨大反差，因而也形成对当代中国文论的极大刺激，激发起文论界求新求变的极大热情，这无疑也是诱发和促使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的重要动因。三是当代文论自身的批判反思与理论重建的内在要求。如果说，上述两个方面的动因都还只能说是当代文论观念变革的外部因素，那么，当代文论自身的变革发展要求，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内在动因。纵观新时期以来一些重要的文论事件，从最初对“阶级斗争工具”论、“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的深刻反思，到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理论命题的讨论等，应当说都是基于当代文论自身的观念嬗变，力图通过这种自我批判反思与超越重建，来实现凤凰涅槃一般的自我蜕变，从而呼应时代变革的要求，促进当代文学的变革发展。这个方面的内在动因，显然是更为值得重视的。

其二，关于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的表现形态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显然有相当的复杂性，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和观照视角，才能得到较好的把握。这里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个方面，是从当代文论界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论争，来看当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嬗变。通常文论界的理论问题论争，往往表现为这些理论问题上不同理论观念的分歧与冲突，通过论争使问题得以敞开，使分歧得以相对弥合，从而达到某种文学理论观念的整体性嬗变。从新时期以来文论界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论争来看，又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破”与“建”的互动关系中引起的争论，也就是围绕如何破除过去旧的理论观念，以及如何建构新的理论观念方面，形成不同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之间的论争。在新时期以来大约前二十年中，这方面的论争显得比较突出。比如，这个时期围绕文艺与政治关系论、文学审美与形象思维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论、文学人文精神论、文学新理性精神论等所展开的讨论与论争，就主要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在“引”与“建”的互动关系中引起的争论，也就是围绕如何对待外国文论的引进与借鉴，以及应当怎样面对外国文论思潮对我国当代文论变革与建构所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显然也存在着不同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之间的论争。在近来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方面的论争也显得更为突出。比如关于当代文论“失语症”问题、“文学终结”论、“文化研究”转向论、“反本质主义”论、“后理论”转向论、“强制阐释”论等所形成的论争，则更多是属于后一种情况。这里所说的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归结到如上所述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总体趋向，即在破、引、建三者的交织互动中，各种理论观念彼此冲突与交织融合，形成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的发展进程。在本课题研究中，便选取了这样一种切入点和观照视角，由此对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问题加以具体把握与阐释。

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的理论建构加以考察。如果说，当代文论界围绕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显示出一定的理论前沿性和与时俱变的特性，标志着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的极其活跃状态，那么相对而言，当代文学理论教材的理论建构，往往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沉潜与积淀过程，因此要显得更为成熟和稳定一些。通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理论教材加以观照与比较，应当更可以看出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的时代特点和成熟形态。比如，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的文学理论教材，基本上是使用苏联专家编著的教材，或者虽然是我国学者编著但仍属于苏联理论模式的教材，所阐述的基本文学理论观念，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文学的特征问题，如文学的形象性、典型性、真实性、情感性、想象性、艺术性、形象思维等；另一方面是关于文学的性质问题，如文学的社会性、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思想倾向性、意识形态性等。当时文论界乃至美学界的学术讨论，差不多都是围绕这一类问题展开，反映出那个时候文学理论观念的时代特点。“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所流行的是由周扬领导编写的两本统编教材，即蔡仪主编《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本教材的基本理论观念高度一致，其核心观念主要是生活反映（认识）论、形象（典型）表现论、意识形态论、为政治服务论、语言艺术论等，充分反映了那个时期文学理论观念的单一性和主导性。进入新时期后，当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嬗变与创新，通过文论界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乃至论争，经过一定的沉潜与积淀之后，便会反映到一些新编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来。在这些不断新编的文论教材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从过去那种比较单一化的文学理论观念，向着文学实践活动论、文学审美论、文学主体论、文学存在论、文学的“人学”本体论等多种向度不断拓展，显示出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的比较稳定成熟的理论形态。因此，在本课题研究中，对当代文学理论教材所集中体现出来的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以此作为另一个切入点和观照视角来加以具体把握与阐释。这与前一个方面正好可以构成一定的呼应与互证关系。

其三，关于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所关涉到的一些主要方面，以及所形成的理论形态问题。如前所述，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与创新总体上呈现开放性、多向度的态势不断拓展，其关涉面无疑相当宽泛。

本课题研究把观照面相对集中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当代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方面的探讨。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文学本质论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理论观念问题。实际上，在诸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最根本、最核心的是文学本质论问题，其他一些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此类基本问题本身具有一定的恒定性，但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观念却往往是与时俱变的。因此，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首先就会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表现出来，不仅会贯穿在许多理论命题的讨论之中，而且会在各种理论形态中体现出来。为此，我们设置了相关专题章节进行探讨。二是当代文论变革发展中一些前沿性理论问题的探讨。所谓当代文论中的前沿性问题，往往表现为如前所说在破、引、建交织互动中所形成的矛盾冲突，或者是面对当代文学新发展的现实挑战所带来的理论困惑与问题。这类问题往往有一定的敏感性和尖锐性，很容易形成不同理论观念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从而引起不同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相互论争，反映出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嬗变的新动态与新趋向。比如前面提到关于当代文论“失语症”问题、“文学终结”论、“文化研究”转向论、“反本质主义”论、“后理论”转向论、“强制阐释”论等话题的讨论，应当说都是一定时期文论界的前沿性问题，反映了当代文论观念嬗变的新动向。在本课题研究中，我们也安排了相关章节，对这些论争中的当代文论观念问题进行探讨。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发展中相关问题的探讨。在我国当代文论的整体格局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形态应视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和有机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到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念的当代发展，以及当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所面临的当代困境等，实际上也都与当代文论其他方面的变革发展息息相关、彼此呼应。因此，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与观念嬗变问题，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和理论反思，无疑也是很有必要的。

其四，关于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与理论重建方面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观念的变革发展，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化，逐步突破或超越传统文学观念，并在引进现代西方文论的影响下，不断走向创新探索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诸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一些反映当代文学与文论最新变革发展的前沿性理论问题，也相继被引起关注和探讨。与此同时，文论界也不断对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进行整体性的学科反思，并进而探寻当代文论的理论重建问题。

实际上，回顾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几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对一些重大或前沿性理论问题的讨论中，都会相应提出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与理论重建的问题，并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近一时期同样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文论界对“反本质主义”和“强制阐释论”等话题讨论的持续推进，所谓“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重建”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并且越来越成为当代文论界讨论的中心问题。在我们看来，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而言，其实最重要的可能还不是“话语”重建的问题，而是“话语”（有的或称“关键词”）背后的文学理论观念重建的问题。而这种理论重建的必要前提，是对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进行系统性的学科反思，通过这种理论反思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在本课题研究中，也就自然把重心落到了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与理论重建问题的探讨上。

在笔者看来，当代文论发展中最根本的问题，可能还不是文论话语方面的“失语症”问题，也不只是思维方式方面的“本质主义”问题，甚至也不见得是研究方法方面的“强制阐释”问题。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问题，而其他各种问题可能都根源于此。这种“自我迷失”表现为，当代文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中，不断追逐某些外在的目标和理论潮流，不断追求创新拓展和理论蜕变，在埋头追逐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主体性，失去了应有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一是迷失了作为“文学理论”所应有的对象目标和理论功能，这是一种学科特性的自我迷失；二是迷失了作为“中国文论”所应有的主体性，这是一种主体身份的自我迷失；三是迷失了作为“当代”理论所应担当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一种当代性即当代实践品格的自我迷失。要进行学科反思和理论重建，就有必要正视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问题，对此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找回自我主体性，重建理论自觉和自信。否则，所谓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就会缺少必要的理论前提。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着眼于当代文论发展中的理论观念重建，就还需要进一步重新思考和探讨以下一些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在当今所谓“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何为？理论的功能是重在解构还是建构？彼此构成怎样的互动关系？当今时代文学理论还有建构的必要与可能吗？二是在当今所谓“后文学”或“泛文学”时代，当代文论所要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应当不断追逐那些新潮与时尚的泛文学现象，以此为当代文论的研究对象来进行现实性阐释，还是应当以公认的经典或优秀的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础建立应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导向？三是在当今普遍强调和追求所谓理论研究的“创新性”或“前沿性”，不少人都为此而感到焦虑的情况下，当代文论应当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是否需要重新梳理文学理论所要着重关注和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些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否还需要面对新的现实挑战而进行创新探索和理论重建？四是在当今社会变革中普遍存在价值观念多元乃至迷乱、文学价值观念也比较混杂的情况下，当代文论研究的价值功能与价值目标何在？文学理论研究要向何处去？它又要将文学研究和文学实践引向何方？五是面对当今中外各种理论资源纷杂并存，人们普遍感到难以取舍与兼容的困境下，当代文论研究以及文论话语体系重建，是否仍然需要一定的理论资源作为依托？以及应当如何处理多种理论资源的吸纳、借鉴与融合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与理论重建中让人们深感困惑的问题，值得文论界深入思考和探讨。

本课题研究力图将上述这些方面的问题梳理和归纳出来，并且尝试着进行初步探讨，阐述笔者的基本看法，或许有助于推进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反思。当然，这些初步探讨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有待于当代文论界共同努力深入研究，通过必要的理论反思，重建应有的理论自觉和自信，才能真正走出当代文论研究的某种困境，在新的理论基点上寻求新的理论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