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现代化哲学架构中的引领地位[15]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大体上有三种哲学传统（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主流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一个相互区别、差异共存却又互相补充、互动发展的理论架构和精神世界。其中，“中、西、马”各个分支成分和精神支脉，一方面都具有深远历史和时代背景，作为主要的理论门派、种类，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却又都先后经历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信任危机，都面临着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自证和再生产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本任务。总而言之，基于理论品格和历史定位的逻辑，在这个哲学世界中，“中、西、马”各个哲学分支门派已经并继续以“三源汇流，以马引领”的相互关系互动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思想智慧。
一 中国传统哲学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遭遇的信任危机及其理论意义
中国现代化既是社会历史事件，更是哲学觉醒事件。在社会层面，现代化是中国传统的生产方法、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逐层、逐级、逐步全面被现代生产方法、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冲击，先是被迫后是逐渐主动地展开现代化变革的过程。在哲学层面，中国传统哲学不断遭受冲击、蚕食、肢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古代长期复杂历史的理论积淀，不但是社会精英们殚精竭虑的智慧结晶，也早已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经验、心灵之需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社会日常生活和精神根脉中居于主导性作用。虽然具体的个体、人群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方式、水平不同，选择信仰的具体思辨体系不同，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人民对中国传统哲学还是集体认同、自觉服膺、持久实践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相对封闭的国内环境中，民众对于传统哲学思想在认识上、体验上逐渐加深，甚至已经到了认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智慧逻辑的接受程度。
然而，随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大幕开启，资本逻辑对所谓“天道”的冲击日益强势，“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智慧逻辑不得不面临被现实击碎的深刻危机，“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6]。在最初的阶段，由于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的全面传入，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观知识基础，包括价值观念和信念体系都受到强烈的震动、深刻的质疑和严重的否定。
1.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传入对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严峻挑战
进入近代，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深入，中国传统哲学也遭遇了严峻挑战，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种挑战有一个从知识到观念的递进程序，其中前者相对初级、零碎，后者则涉及理性、理论和根本世界观和价值论，因而实际上是从边缘到中心的剥蚀过程。所谓知识层面的变革，也可以分为早期西方传教士的外部传入和鸦片战争之后“睁眼看世界”的内部需要。传统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抑或知识分子等，对于世界的知识性了解，限于传统社会的客观条件和传统文化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客观性、完整性、准确性上都有非常严重的局限性。比如，在对世界的一般性知识了解上，建立在传统观念基础上的“天圆地方”式的天文地理世界观，随着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逐渐被地球、星系等新型科学概念系统替代。
在以新概念知识了解世界的认知方式的基础上，新的知识状况也促进了新的观念形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生成、发展。这种以知识的形式传播新型价值观的突出表现，首推严复的进化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严复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哲学理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哲学理论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这一方面表现为，他翻译了大量反映西方近现代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观念的著作，为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提供了思想资源。他翻译的作品数量多、代表性强，覆盖当时主要的、标志性的新知识、新观念、新科学范围。如《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另一方面，严复的译介并不仅仅限于知识的客观传播，而且深入世界观和价值论的观念形态。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史华兹教授在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严复认为个性自由是强大国家的基础，严复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者。
他振聋发聩地宣布一个基本观点：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即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观的领域里去寻找。[17]
但是，严复在中国人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引入“进化论”对中国人的道德文化和政治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进化论世界观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原本在西方主要作为自然法则被认识，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这一法则在中国成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存亡危机的示警，进而又引申成为社会成员广泛认同的现代化价值观的现实趋向。
在这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并未使严复产生多大的兴趣，尽管这门科学有宝贵的价值。很明显，严复强调的是竞争（一种确定无疑的活力）的价值观，强调的是在竞争形势下，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挥。[18]
显然，这是在严酷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种由震惊、迷茫、悲愤到价值观重构的思想转变历程。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日益陷入民族危亡的深渊，特别是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形势，不断印证、提醒和深化这种变革图强才能适者生存的新世界观和道德论价值观。相应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世界观、道德论和价值观，由于严酷的现实危机，被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和严重地质疑、否定和颠覆，新的替代方案不断推陈出新，历史的客观情势再也回不到原点。
2.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并实践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哲学和信念体系的、具有鲜明现代精神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建国思想和现代化思想理论，即“三民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其思想内容主要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一方面具有针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坚决革命性，另一方面也的确传承了当时世界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哲学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旗帜鲜明的、犀利严格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坚定了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下产生的哲学的赞赏和拥护。在作为左派代表的陈独秀和作为右派代表的胡适等的推动下，以“打倒孔家店”和“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这在当时成为中国社会和国家新时代青年的思想标杆和精神航标。
3.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实践是对传统文化最系统、最强烈和最深刻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信仰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本质上也具有顺应历史潮流和实现历史正义的精神力量。它之所以能够战胜封建主义信仰体系，完全是因为它顺应时代潮流推进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步功能。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从旧民主主义进入新民主主义，一方面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力量十分强大，相对而言来自西方的近现代资本主义无论是在哲学智慧上还是文化影响力上都还十分有限，很难仅仅由一场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实现真正的世代交替；另一方面，西方传来的资本主义就其本身而言也的确存在着重大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站在广大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一方面有效地启蒙、激发、调动和加强了来自最底层农民阶级的强烈深厚的反封建主义能量，另一方面，更值得庆幸的一点是，它同时阻止了简单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动向，也就避免了中国现代化陷于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伪现代化”力量双重夹击之中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人民支持和持久的胜利，最基本的历史意义还是在于，它证明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民心所向的双重压力下，剔除具有浓烈封建主义色彩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统治地位实属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4.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精神建构
市场经济是现代精神、信仰、哲学等文化要素的前提条件，这是整个现代化世界历史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在现实当中，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信念、信仰形态与市场经济相互冲突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理论历史和社会实践现象。
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精神建构对中国传统哲学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表面上，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社会、地区，对传统往往持一种包容的态度。比如，在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包括海外华人聚居区，市场经济比较成熟、完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也较高，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思想等也都保留得比较好，没有明显大规模强制性摧毁的情况。只是，这其中缘由并不简单，很值得玩味和分析。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一方面必须进入市场进行社会经济合作和竞争，因此必须懂得和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伦理，用资本逻辑、经济理性、契约权力参与到市场交往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在自己的私人生活小圈子里、家庭里或者业余社区活动中，有可能需要按照中国传统的儒家、佛家、道家的教诲行事，以不同于陌生人交往圈子的规则和思路、原则行事。这种情况，在东方国家如此，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外面的世界，大家相互之间，在单位里、政府里、市场上都是用一种市场逻辑来思考问题。回到社区里、家庭里、亲朋之间，与信仰相同的人在一起，则需要转换交往模式，市场竞争的规则就不再适用了。所以有些人说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更加包容，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包容也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是包容、接受、保护、利用，另一方面却从根本上把传统生长发展的原始根基去除了，建筑仍在，功用已变。
所以，这种包容和利用在相当意义上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对待，就像普通商品的制造和使用一样，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而发挥作用。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国传统哲学不是一种供人利用的东西。不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利用，而是不可选择的唯一选项。在现代社会，单一的选择难以实践，所以往往要人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比如，传统社会大部分情况下人们主要信奉并实践儒家哲学，佛教、道教作为待选项和少部分人的选项一般都能相对严格执行和实践。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很多东西现在根本不适用，如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男女授受不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守孝三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大部分已经无法严格实行了。人们对于所谓传统道德，在认知上、感情上和实践上都已经不再高度敬畏了。人们仍然会在某种范围和程度上尊重传统，有的时候甚至会迫切呼唤传统回归，但是这已经不是原初意义上作为生命意义和实践方法的唯一理解方式了，相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的一种策略性的、实用主义的利用，比如解决所谓乡愁问题、解决社会善良道德秩序的问题、提供生命意义领会和体验途径的问题等。如此也就不难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提倡中国传统哲学，甚至出现“国学热”的原因。
总之，现代化是人们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展开的历史实践活动，其中饱含了感情、痛楚、向往、焦虑和喜悦等一切人类体验。一方面，现代化在物质生活、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个人权利、感性体验等方面带来相当多的福利。另一方面，在这个历程中也必然有所牺牲，不仅是体力智力的付出，还包括尊严、温情和乡愁等方面的被剥夺感。人们不可遏止地追求良好生活，争取民族荣誉感，追求文明进步，但是无形当中也执行了某种自我剥夺。生活里曾经根深蒂固的那些神圣的东西都不再那么根深蒂固了，都被动摇了，甚至被“亵渎”了。
二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主流哲学精神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中遭遇的信任危机
现代化使得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主流哲学其实也是同样情况，这实质上是现代化带来的历史必然现象。
这其中，关联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遭受西方文化冲击这个事实的性质？是中西之争还是古今之争？如果说是古今之争，那是不是说凡是西方的都是先进的，非西方的就不先进？当然不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这是历史的产物，只有适合中国的才可能是正确的和优越的真理性已为历史所证明，这就已经说明西方的东西未必都是先进的。所以，中国现代化的所谓“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往往有将问题简单化、抽象化的局限性，这是不合适的。中国传统的东西未必全然先进或落后，西方的东西同样也未必全然先进或无益，古代的东西与现代的东西同样如此。判断先进与落后、好与不好的标准，还是要回到事实、历史、人民的实践中去。事实上，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曾经在不同时期、不同事情上、不同层面地对人类历史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单纯用地域、时间是难以作出合理的判断的。所以，合理的做法还需要回归具体的现代化历史实践之中，用事实的效果和事情的规律说明问题。
中国历史上，在世界现代化已然成为“燎原之势”的情况下，竟然也曾经有一段闭关锁国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拒绝学习外来文明、西方先进文化，导致了落后于世界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西之争”问题上，我们应当坚持开放的观点，反对骄傲自满、夜郎自大。应该看到，西欧国家在公元16世纪以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确走在了前列，而这也是他们成功综合利用世界各地先进文明、文化成果的结果。能否放下民族国家和地域偏见，虚心向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学习靠拢，已然成为现代化能否迅速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后中国人民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积极勇敢引进西方现代化的物质、制度、思想和哲学成果，从而形成了“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现代化浪潮。同时，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也不能简单把中西、古今直接等同或完全分离，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其固执于抽象和普遍的教条，不如在具体问题中探索真相。
举例来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很多中华民族优秀人士，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斗、玉汝于成。其中包括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批判的人，像鲁迅、柏杨。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观念进行了坚决和深刻的批判，提醒、警醒和启蒙了人们追求变革、勇于创新的现代化思潮，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本身实际上也是传统教养、传统价值观根深蒂固的文化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出于“爱之深、责之切”的拳拳赤子之心，也出于追求真理、进步和正义的高尚情操。他们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传统精神里面培植起来的杰出精英。他们身为中国人，却不为旧传统所局限，一心为中国前途命运着想，欣然放弃私心杂念和偏僻文化积弊，虚心学习、接受西方优秀的现代化文化、文明成就，抛弃我们传统中的已经落后的习惯、观念和做法，率先接受、研究、传播和实践新时代精神。这种态度的转变仍然有传统培植的那种优秀品格、品质的因素在起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有机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优秀成就。由此可见，传统的东西并不是完完全全没有价值的，包括后来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有许多是深得传统教养和熏陶的知识分子。所以传统中国和西方相比较，并不是西方的哲学天然就是先进、合理的，就能在中国轻易占领思想市场。另外一方面，不少现代文明、现代哲学、现代信仰、现代价值观，确实在西方最先形成，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有些也存在着西方特有的地域性、特异性和阶级局限性。我们不能对这些思想全盘接受，而要批判性地看待。西方文化曾经先进过，但绝不是正义和先进的化身，不可能无条件地被中国全盘接受和信仰。
对于从西方传输过来的价值观也同样不能全盘接受，而要加以甄别。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的确曾经深刻影响了我们。在唤醒民众起来斗争团结一致抵制外侮的时候，它肯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社会内部，在人民内部打交道的时候也一味采取这种以竞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交往方式，就未必合适。实际上，过于强调从竞争中获胜，从抛弃道德和法律原则中获得所谓“便捷”“效率”，不顾及违法、违规、不文明、不善良现象，甚至违反道德法律、天理良心，就很不合适。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理念最初也并不是被当作伦理学原则来使用的，而只是生物界进化论的一个主张或者说一个法则，不是人际交往的法则，后来在我们有些人那里演变成了交往通则，这只能看作一个现代科学经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而扭曲、异化的典型案例。这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对于现代文明与资本主义、西方地域文化三者之间的复杂纠缠关系，要注意把三者区别开来分别对待。
好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在改革开放直至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已经坚定地选择了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不会走僵化的老路，也不会走资本主义的“邪路”。
当然，西方文化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现代化的早发、原发方式，是我们必须长期认真面对的客观事实和历史经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虽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不一样，却也的确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母体。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了解马克思哲学的前提。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文明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了解当代中国人自己当前的文化、处境、问题、特点、意义、前景的重要背景。所以，有必要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历史、文化的特点。
其实，对于西方发展经验和文化成果的理解和学习，促使中国人对现代化产生了越来越客观、清醒的意识。比如，晚清名臣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亡策论。他认为西方的技艺性东西可以为我所用，而旧传统的根本价值观和制度不容改变。这显然是以往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观念的重要改变。只是他没有想到，西方的“用”并非完全孤立独存的，“用”的背后其实有它们自己逻辑相通的文化基础。也可以说，在西方的器物、西方的组织制度的发展背后，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哲学理念。再进一步说，器物、制度、文化及哲学这些东西，又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文明文化往往是多要素的有机统一，并非碎片性，更不可以任意取用。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既不同于封建时代，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时代，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意愿。企图回到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制秩序之中，追求所谓“忠孝仁义”的礼教传统价值观，在有些守旧人士的立场上看似乎价值无限，实际上既无价值也显然不切实际。但是反过来说，企图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形态，也是十分幼稚的。西方形态的现代化当然曾经带来了生产力相对发达，生活水平较高，人权、自由和民主政治长足发展。但是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始资本的累积来自残酷剥夺下层民众，来自野蛮侵略其他民族，其过程中充满了罪恶。例如，有些民族诸如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种（尼格利陀、毛利）在西方殖民占领中几乎被灭绝，这也是我们应当严重关切的。而我们中国人，更是对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的记忆尤为深刻。不仅对外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是不稳定的，国家之间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的人间灾难。
放眼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历史，西方国家都选择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并且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结构从封建主义向现代社会转变、促进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等过程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另一方面，“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9]。所谓“大国崛起”都是以战争方式实现的，所谓“文明传播”都要以殖民侵略为途径，所谓“发达社会”也要以他国牺牲和阶级分化为代价。很显然，至少从道义的角度看问题，选择现代化并不等于必须选择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更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要选择符合现代化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要选择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道路，要选择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因此，为了阐明其中的基本原理和底层逻辑，就必然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新时代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哲学。
三 马克思哲学始终具有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的先锋精神
20世纪头十年刚过不久，1914年在西方发生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一下子把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国有良知的许多知识分子、精英人士从长期以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中惊醒了。人们赫然发现：
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20]
果然，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周折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当然，“这回大战，还不是新世界历史的正文，不过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换段落罢了”[21]。
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意见，
吾国今日处于救死不暇之地位，自不必以议论他人长短为事，自不必高唱欧洲衰亡之论，但问吾人如何采人之长以补己短，此所望于国人者也。[22]
随着中国传统哲学被现代化浪潮冲击、动摇、质疑和否定，加之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主流哲学由于其地域性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阶级局限性难以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3]，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苦奋斗中淬炼成为中国人民的实践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原本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取向，甚至也不同于当时乃至当今世界的各色“主流”新主义、新哲学、新实践理念，为什么能够在中国扎下根来，而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至今都在内外各种软硬攻击面前屹立不倒、愈挫愈勇，这或者是现代历史和当代世界一个最耐人寻味的理论谜题。这里，根据我们前面的叙述思路，可以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线索中获得某种有益的启示：这个问题的谜底，也许与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结构和当代演进境遇有很大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士农工商的阶层关系结构、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系结构、“儒释道”相辅相成的哲学思想结构等。其中，阶层关系的士农工商和乡土血缘关系看起来很复杂，但是总体上还是可以简化为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系。相应地，在文化思想上，如果仅就主流或统治性文化思想来看，“儒释道”一体化体系是统治性意识形态。这种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总体上反映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近代以后形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差别，许多方面还是完全对立的。比方，人权、利益、个性、斗争精神、创造能力等，传统社会的观点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传统哲学的斗争精神主要立足于社会要求改变主体的情态、思维和价值诉求等，现代社会的斗争精神则主要立足于主体自我要求改变自然、社会、人的思维等。传统社会对于利益大体上采取回避、限制、忽视、抑制等消极态度，而现代社会则不同，鼓励和要求光明正大讲自己的利益、权利、个性、创造能力等。
现代社会利益导向的理性主义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狭隘的利己主义，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至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把封建秩序下的等级利益掩藏在所谓“天理”“天道”“伦常”“良心”的神圣外衣下面，总体上鼓励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压制、压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资本主义始终企图模糊利己主义与人民主义的区别，总是用抽象的“人”、人性、现实性来说服人们迁就资本主义私有观念和资本主义统治秩序，把这种观念和秩序说成天然合理、符合人性的唯一选择。而马克思主义则追求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福利和解放当作奋斗的方向。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为人民谋福利的价值观应用到中国农民的解放事业上，通过农民的动员和解放实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价值观转型，进而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中国历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农业文明相对发达，农业基础上的农村生活、农民文化长期高度发达，农民数量、占比、生活方式的稳定性相当突出。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农业以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向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转型，也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社会化工业文明的转型，其中关键的抓手就是农民问题的解决。农民本质上是从事农业产业的职业人群，土地是农业的前提条件。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就必须从土地问题的解决入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心农民问题，特别注重土地问题的解决，由土地问题的解决抓住了农村问题的关键点，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有效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中国广大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长期在传统社会里接受传统文化的熏染、浸淫，本能地倾向于信服所谓“儒释道”的哲学信条，笃信天道、轮回、等级礼法，排斥主张自由、个性、利益、科学技术的文化取向。在这种哲学理论和信念体系中，在中国传统社会，千百年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一样相信地主地租和皇权徭役的天然合理性，相信君臣、父子、夫妇伦理的神圣性质。在这种认知方式中，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文明、农民生命体验的正当性具有深厚基础和悠久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靠天吃饭的低效性、农村社会文明的初级性、根深蒂固的价值尺度、生命体验方式难以改变。另一方面是现代生产方式、社会文明和生存方式无形中遭到普遍、本能和持续的抗拒，国家、社会和文明的现代化进程难以尽早启动、迅速开展。这两个方面，本质上是一种由哲学理论加持了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大困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首先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理解各个时代哲学体系的意识形态性质和价值，唤醒和激发被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窒息到几近于普遍麻木程度的利益、权利、尊严和革命意识。再进一步，焕发和动员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力，通过解决农民土地分配问题调动和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革命热情、革命能力。由此，既获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强大不竭动力，也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民基础。从此，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现实地进入了现代化历史进程，真实地具备了现代的时代精神。农民群众从此意识到，他们是国家、社会和历史的真正的主人，他们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不是什么低于所谓“君子”的“小人”意识，而是堂堂正正的人的正当权利、主体意识。他们有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上与任何统治阶级分子比起来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正当、正确、高尚和有益的。因此，面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不能也无须“克己复礼”，而是应该“克礼复己”，应该起来抗争。
这样的马克思哲学对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及中国传统哲学来说简直是平地惊雷，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冲击，是一次彻底的思想洗礼。相对来说，无论是清朝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始终只是表面上借鉴一点西方资本主义哲学词句，本质上仍然信奉传统哲学那一套“克己复礼”的统治哲学，企图在不动摇落后阶级关系和基本社会秩序的情况之下来推动国家的复兴和国家的统一。历史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传统哲学不利于历史进步、人民解放、现代化进程，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理论和由此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哲学理论才是真正能够实现人民解放、国家独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由此，中国广大的以农民、工人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哲学理论，成为被动员起来的现代人民，成为奔向现代精神、实现现代价值的时代主人，成为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来源和胜利保障。所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实际上既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思想挑战，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哲学否定，是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否定。由此自然可以理解，不只是中国固有的封建主义传统哲学，包括西方那套资本主义现代化哲学，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哲学来说，都已落后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时代需要，都不可能扎根现实、引领发展，都必然要被否定和替代。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民选择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始终高屋建瓴，在实践上始终攻坚克难、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