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的客观历史境遇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和实践观已经过时了。这种唱衰马克思哲学的论调在历史上不断出现、不断破灭又不断变换形式一再回潮，几乎构成马克思哲学思想创新发展历史上的难以摆脱的汹涌暗潮。
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过去工厂林立而充满饥饿，骚乱四起，煤矿工人和烟囱清洁工等广大劳动阶级在苦难生活中挣扎。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马克思主义多少还有些道理，但是在当今这个阶级差异日渐消融，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里，马克思主义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只有那些冥顽不化，内心恐惧或蒙蔽自身之人才不肯接受世界已经彻底改变的事实，且不论这种改变是好是坏。[2]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认真回溯历史和社会的真相就会清晰地看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哲学思想尤其如此。马克思哲学源自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它“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3]。马克思哲学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已经居于现代历史的思想高峰，而且至今仍然是我们时代最具革命力量的实践哲学。马克思哲学的独特价值并不是阐发某种超越时代和生活实际的普遍真理，而是站在历史的时代高峰，洞见历史的内在逻辑，引领时代发展的革命潮流。
一 马克思哲学对西方文化“双螺旋基因”的文化传承
按照英国学者伯尔基（R.N.Berki）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因此，进入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核心——的最佳途径是研究它在这一传统母体中的起源”[4]。这种理解视角，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哲学放在文化背景下考察的方法。
哲学是人们文化生活的重大基本要素，所以哲学理论与哲学实践必然受文化实践条件的制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定文化条件的直接产物。因此，理解西方文化实践的历史传统和特质，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重要和积极的辅助作用。
历史是人们的文化史，也是人们文化的实践史。文化实践是人们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生产、交往、体验、创新和探究的过程，是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等的有机统一。因此，文化实践是多要素、多维度、多面性的复杂过程，仅仅从这个历史的某个或某些单个要素、少数要素或单个过程、少数过程，远远不能完整把握实践历史的全貌和灵魂。同时，文化实践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进行的，不同的自然、民族、地域条件，不同的历史阶段会造就不同的文化实践。
显然，这里涉及一个关于理解马克思哲学是否需要借助西方文化理解的视角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方法论问题，一个以往不够重视的认识方法维度。首先，如何在现代化之中面对他者，这是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必须思考的世界性问题。我们身处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作为现代化历史实践的后发国家、外源形态，为了尽快了解和学习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必须下力气去了解这样一个他者。这个所谓他者指的是原来不在我们的眼界里而已经进入我们历史进程的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应该承认，我们原来只是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自我循环，在自己内部去作各种各样的文化类型区分，比如所谓华夏与蛮夷，儒家与佛教、道家思想的区分与互动。但是，随着近代“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断推进，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开始与西方文化相互交往、相互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进入我们的学习视野。以今天的眼光回溯历史，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也只有找到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才能厘清方向。马克思哲学曾经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产物，现在已经不再只是属于西方国家和民族。相反，马克思哲学作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掘墓运动的思想航标，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现代化新文化的关系。清朝晚期的张之洞，为了应对现代化的历史挑战，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文化策略，希望借用西方文化的技术优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补充。但是实际上，西方的“用”与“体”相互之间紧密相关、高度契合。西方的坚船利炮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物质文化等各部分有机统一，难以简单分割。简单、肤浅、支离破碎地利用一种离开“体”孤立独存的“用”，必然顾此失彼、效率低下。事实上，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清朝北洋水师在与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很快败北，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船舰武器之类的硬件配备，而是整个武装力量的精神文化素质和武装力量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状态。事实证明，文化是一个整全的存在，只有完整地了解、深入地学习才不至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同样的道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局限于孤立地了解其中的概念、判断和命题体系，深入了解其文化基因和文化逻辑非常重要。
1.西方文化历史的“双螺旋结构”发展进程
世代生活于欧洲特别是欧洲主体地区的西方国家、民族，大体上都受制于西方特有的文化传统，特别是狭义的文化传统，哲学本身就是西方文化传统里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独特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地来说总体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先在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等孕育、生成、传播、实践，进而通过俄国传播到东方，传播到我国。此前，西方文化在近代，既包括世界近代，也包括中国近代历史上，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企图征服其他地区的文化，也的确非常有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因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他者的文化，需要我们从他者的角度加以了解和理解。同时，作为孕育和生成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源头，我们也应该对西方文化的特质、源流和规律有尽量深入的了解。
如果我们留意观察西方文化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与其他许多文化实践一样，西方文化同样是多要素、多样侧面、多层次的复杂结构。这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其实是由很多要素、很多特殊形态、具体文化单元构成的。而且，它也是处在不断生成、变换和代谢过程中的，不存在所谓绝对同一的西方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西方文化的特点，主要是指其中相对具有民族共识、历史传承性和当代影响性的内容，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特质具有某种历史约束性的，可以称为文化“遗传密码”的东西。这种复杂结构及其遗传密码，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某种可以用生命遗传基因结构相比拟的“双螺旋结构”。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历史中大体呈现出某种类似遗传密码的“双螺旋结构”的特点，像是两条蛇缠绕在一起，呈现既对立又统一的结构样态。正如伯尔基所说的，“我认为在欧洲传统的深处，超越、价值的视角和知识、理解的视角是对立分歧的……现代性……展现为两种视角的综合”[5]。为了更加简洁、明快、清晰和相对完整地阐明这种文化特色，综合借鉴不同说法，我们也可以较为简要地叙述和介绍西方文化的“双螺旋基因结构”，说明这种文化一方面存在多要素内在张力，另一方面不同要素又长期共存、相互结合、此消彼长，构成完整性发展线索的图像印象。
就是说，在西方文化发展中，大体上一直存在两种相对有所区别而又结为一体的要素、力量和趋势。一个是所谓理性和现实主义基因要素，另一个就是所谓超越和信仰主义基因要素。前一个结构要素可以被称为“逻各斯”精神。在哲学历史中，赫拉克利特的“世界固有的本质规律”，柏拉图的理念论，近代法国唯物主义、技术理性，现代科学主义等，其共同的特点是强调以理性态度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方面，即所谓“逻各斯”精神的方面。后一个结构要素被称为“努斯”精神。在哲学历史中，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学说”，苏格拉底的理性伦理学，中世纪基督教的神意启示，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神秘主义因素，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近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学说等，其共同特点是强调非理性、超现实的方面，即所谓“努斯”精神的方面。这两个发展结构要素既相互区别、保持张力，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共同促成了西方文化、哲学的发展线索。这种“双螺旋结构”，作为一种文化结构，必然从根本上影响其中的哲学要素的自身结构特点和特质。两种要素、力量和趋势交缠交织，像两条蛇一样互相缠绕、互相渗透，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古希腊时期，西方文化在雅典城邦发展出理性相对突出的高峰状态，而中世纪时期表现为宗教信仰占据文化统治地位的情况。中世纪结束以后，从文艺复兴开始，世俗、理性、人本、科学、经济、物质等方面再次“复兴”——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借助古代著名思想标杆的理论和文化崛起。而当资本主义现代性大体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之时，为信仰、主体性“留下地盘”的声音逐渐复现，实质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所谓现代性批判思潮不断发展。理性、人性、物性的发达引发出资本主义、理性实验科学、世俗价值观，为物质利益而相互竞争的社会文化推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能力飞速发展，物质丰富、竞争加剧、冲突激烈、传统道德式微，社会危机水涨船高、形势逼人。
2.西方文化和哲学发展“双螺旋结构”的理性主义方面
借助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文和哲学基础，近代西方哲学朝向人文与科学互动发展的历史轨道。针对中世纪和封建主义时代造就的理性主义的危机，近代资产阶级在属于他们自己的新时代加深了理性主义哲学的建构和发展。但是，随着“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理性主义也遇到了自己的发展危机，所以哲学家们也开始反思理性主义在科学民主价值的建设性贡献以外同时存在的某种片面性、虚假性和负面作用。从康德开始，理性主义哲学走向以理性反思克服理性局限性的道路。而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代表黑格尔，则企图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以“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方式实现理性主义与宗教非理性信仰两种基因要素的有机统一，把理性唯心主义哲学推向历史的高峰，理性主义遭遇物极必反的历史轮回。费尔巴哈独辟蹊径，要以感性人本主义超越长期盛行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宗教唯心主义和抽象理性主义综合体。然而实际上，即使是费尔巴哈，也没有真正克服理性主义与宗教超越信仰之间抽象结合的致命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从积极的意义来看，这种长期存在的“双螺旋结构”的文化历史发展规律和特质，体现在哲学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文化宏观背景。这种背景，既展现了马克思哲学面对的时代文化和哲学难题，也预示了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和发展路向。从我们当下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立场上来看，这种背景也为我们理解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参照。进一步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之下理解马克思哲学，必须穿破自己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与作为马克思哲学原初文化和哲学背景两者之间的文化隔离壁垒和理论对峙铁幕。
在中国，“哲学”这个词语不是古已有之。中国传统词汇中有“哲”，也有“学”这个词语，但没有“哲学”这个概念，“哲学”是一个外来词。在西方哲学史中，“哲学”这个词在源头上也是一个组合词，是“哲”与“爱”的统一体，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philo”和“sophy”结合，即“爱智慧”的讲法。在西方哲学史渊源上，苏格拉底更倾向于强调“philosophy”爱智慧而非智慧本身的意义，这一点一直被现代的哲学追随者称道。其实，中文的“哲学”一词也可以具有这样解释的潜力。西语的“sophy”（智慧）与中文的“哲”相通，西语的“philo”（爱）与中文的“学”也有相通之处。毕竟，学习的真正动力来自需要和喜欢、爱好，甚至热爱。但是另一方面，站在现今的立场上来看，中文的“哲学”概念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和珍惜的寓意，那就是强调哲学的概念性和系统性。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语境里，至少是在现在的趋势中，但凡称得上学问的，都不能只是对事情的一知半解。只有那些对事情进行了较多考察、经验、研究和实践的人才能被称为有学问，学问一定区别于零碎、肤浅和偶然性的知识、经验和意见。所以，我们应该强调，哲学的本义恰恰是“哲”与“学”两者的连接和统一。虽然源头上可以追溯两者分立的事实，但是两者的统一却是哲学的开端。哲学的时间开端只是在人们已经取得、拥有了非常多的知识、经验和意见的时候，对这些知识、经验和意见的反思，即对那些知识、经验和意见进行真理性的反思，去伪存真、由点及面、由浅入深。也就是说，哲学是一套与“哲”和“学”完全不一样的意识形式。但是简单来说，从后来形成的哲学的完整概念来说，“哲”和“学”在分别之前，前者强调知识的根本性，后者强调根本性的对象性，意义并不相同。而对哲学的完整概念来说，对根本性知识或高深性见解的“爱”或“学”的关系定位往往特别关键。哲学不是“智慧”“哲”或圣贤本身，而是对“智慧”“哲”“圣”“贤”的反思、爱、追求和研究。比起智慧之有或无、多或少、深或浅、好与不好，对智慧的态度是否热爱、谦逊、追逐、捍卫，其实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比起“哲”“智慧”“圣贤”“道”“理”这些可以大体归入“智慧”范畴的阐发和构建来说，哲学特别注重以逻辑、证明、反思、范畴、系统的方式对待现存的各种智慧喧嚣。从本质上来看，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中国与西方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但是从概念建构和意识自觉性方面来看，尤其是考虑到从西方进入现代化时代或现时代以后的情况来看，这种强调对智慧的反思性关系的哲学学科定位理念，在中国传统哲学“儒释道”各家体系里，都相对欠缺和不足。比如，“宋明理学”所著名的“四句教”里的第一句话即“为天地立心”，就其所涉各个概念的明晰性、证据的充分性，都显然是值得质疑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现象，马克斯·韦伯才坚定地认为西方文化的特有气质是所谓理性主义。客观来说，韦伯的观点存在部分道理，因为理性发达的确是西方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表现。理性的发达，最突出的表现和结果就是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兴旺和对生产力、社会制度文明、思想文化的重大推动作用。现代西方某些国家科学技术先进、经济迅速发展、文化繁荣，理性、科学、哲学的作用功不可没。我们今天学习的哲学，总体上还是西方人讲的哲学。而中国的儒释道思想流派及其理论形态，从典型形态来看，与西方哲学非常不同，其中有交叉的部分，但是总体而言区别非常大。所以马克思哲学有西方文化史和哲学史上注重追问“逻各斯”的基因，即双螺旋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西方文化和哲学发展“双螺旋结构”的超越性价值方面
关于“努斯”的方面。“努斯”是与理性相对而言的。完整的精神有“心”也有“灵”，当然有时候这两方面也并不能分得特别清楚。人类自认为“万物灵长”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人自认为有其他存在物不曾具备的意识、灵魂、思想文化、理性和智慧等。这里的灵魂，并不单单指对外部事物的知识性反映，比如，人所具有的某些神秘的体验（价值感、历史感、信仰等）就不一定用知识性意识可以解释，甚至可能不是理性的方面可以解释的。理性是能够把一件事情说清楚，但是心灵、灵魂可能是不容易说清楚的，就像一个人的直觉。或许，这有点像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
按照尼采的说法，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相对而言：
我们的认识是同他们的两位艺术神日神和酒神相联系的。在希腊的世界里，按照根源和目标来说，在日神的造型艺术和酒神的非造型的音乐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对立。两种如此不同的本能彼此共生共存，多半又彼此公开分离，相互不断地激发更有力的新生，以求在这新生中永远抱持着对立面的斗争，“艺术”这一通用术语仅仅在表面上调和这种斗争罢了。[6]
按照这种表达，酒神精神好像也有类似于“努斯”的方面，是一种超越的东西。按照尼采的说法，酒神艺术“表现了那似乎隐藏在个体化原理背后的全能的意志，那在一切现象之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恒生命”[7]。“努斯”或“酒神”也是一种艺术超越性的体验。不仅仅在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时期，现代西方哲学里也有很多人特别注意阐发非理性的东西，比如从生命哲学、人格哲学、存在哲学等不同角度展开的叙述。现代西方哲学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是科技主义的哲学，或者叫理性主义哲学；另一个就是人本主义哲学，或者叫非理性主义哲学。
同样的道理，对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的“气质”，我们也并不完全否认其概念意义，只不过那是从近代以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看到”的历史效果。从现代历史效果的角度，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在古希腊时期，主要是在雅典城邦，理性的哲学相对比较发达。在古希腊之后，非理性的、信仰主义，“努斯”的方面逐渐占取上风。相对于向彼岸世界的用心，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逐渐处于下风。中世纪的时候哲学成为宗教的工具，或者叫论证的工具。从理性和现实主义文化的角度来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是从对超越世界和神秘事物的信仰的角度来看，中世纪是信仰特别昌盛的一个时代。所以“双螺旋结构”各个不同维度有各自看问题的角度和效果。
其实，所谓“双螺旋结构”双向互动发展文化基因，也一定不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只不过它们由于率先实现现代化，理性主义的分量已经达到与非理性超越性信仰分庭抗礼的程度而已。也正是因为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去面对他者——现代化文化和西方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要素，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磨合，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内循环”。比如，在古代中国，“儒释道”各种哲学路向之间就已经相辅相成、自成一体，域外和其他类型文化的“他者”尚未进入我们眼界之中。而我们今天对西方的了解，目的之一就是正面研究和应对文化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这是当前哲学的基本问题，当然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研究课题。西方进入近代历史以后，传统的信仰体系也曾在理性科学的时代大潮面前经受冲击，黑云压顶、风雨飘摇、摇摇欲坠。当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的时候，或者当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逐渐暴露而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哲学家们，如康德又把信仰这个问题提出来，极力想把“双螺旋结构”的这两个方面实现“再平衡”。但是很显然，这种“再平衡”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实现的。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只是思想文化问题，思想文化问题只是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的精神方面。揭示和深入探究这个精神方面的基础，即社会的物质方面的矛盾和出路问题，恰恰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发力点。
二 马克思哲学对资本主义时代来龙去脉的洞察
“航海大发现”以后，西欧社会开始发生一系列基础性、重大性变化，率先开启从“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形态转向“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化如此宏大而又深刻、复杂，且持久深远，影响力近五百年来绵延不断。究其原因，主要可归于这种变化的系统性、整体性、根本性和不可逆转性。它具有坚强厚实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产生了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技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和新的生产方式以以往世代无法想象的速率实现巨大发展。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有着它重要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文化背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就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结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利益的严重对立与斗争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基本景象。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9]
同时，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得到了发展动力和发展基础。
从总体上来看，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些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资产阶级造成了改变世界的革命，新关系、新世界、新文明得以形成。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他们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此外，许多人仅仅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动力与资本隔绝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于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0]
1.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与现代性的历史局限及其双重历史主题变奏
认识马克思的哲学的世界，需要对马克思哲学的主题、背景、思路、风格进行常识性了解和分析。一方面我们从历史情境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种主观上的需求，我们因为我们时代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需要求助于马克思哲学，我们需要跃上时代的高峰，马克思哲学是这个高峰的思想据点。另一方面，从马克思哲学本身来说，从世界历史现代化的历史处境出场，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实践存在于我们这里。所以说，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实际上是人类现代世界的理论反映和革命再造，马克思哲学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立足实践主动建构现代化哲学的历史世界、文化世界、哲学世界、思想世界的一个理论上的结晶。所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是什么样的？是他的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他的理论世界的科学建构，也就是他对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哲学创新，马克思的哲学的世界是马克思时代外部世界的智慧结晶。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观或者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把握。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方面，这个世界是一个自然的世界。像太阳、月亮和各种天体等遥远的物质，以及山崩、海啸、风、雨、雷电等有声的地球上的自然反应。我们对这些东西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它们能直接地影响到我们。我们也有赖于这些东西生存。所以实际上这些东西与我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客观的、外部的、事实的、物质的世界。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实际上同时也是与我们有关的、对我们发生作用的，能够通过对我们的利害关系构成一个主客观结合的整体，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思想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是一个思想和物质交织，由我们的生命，由我们的文化、历史所交织起来的世界。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对于这个哲学的世界的了解，实际上就是对这种世界的一种把握。即对马克思的哲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客观的外部的历史条件之中的把握。这里通过一个概念来说明——现代化。现代化是自有人类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变化。人类在此之前一直屈服于自然环境之下。狼虫虎豹、天气冷暖、瘟疫对人类都有致命的威胁。但是现在不同，人类第一次在无限的自然面前有一定的掌控能力。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我们借助非生命能源，去驾驭自然，用人类有限的局部的力量与自然的无穷的力量进行抗争。比如，新冠疫情对于人类而言，对于现代化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让大家突然意识到现代化还是有短板的，人类所谓把握自然的能力，对于自然的利用，还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课题，人类还远远不到现代化的时期。但是不管怎么样，面对地球庞大的人口基数，新冠疫情对人类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人类一旦走上了一条有效利用自然、应对自然的道路，历史的回头就是有限的。
那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详细说明过，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产业的转型。从农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转向工业的生产方式。整个世界，从客观方面来说，由于生产力的改变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代化是客观世界变化的结果。我们已经登上了现代化的航船。另一方面，现代化还包括其他诸多方面的要素。比如，生产力的转变和社会结构的改变都有赖于我们思想的改变。16、17世纪以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且其表现更占据核心地位。另外，再比如经济学、政治学实际上都是对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设想。还有历史学，因为历史是对于全局的把握，既包括客观历史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也包括社会制度，包括人们的文明、文化、思想、艺术等。从经济、政治科学的方面来讲，现代化凸显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财产关系、经济关系的紧张而造成的新结构。从哲学方面来讲，现代化还是对这个世界的新理解，是对事、对生活的直接的感受和深邃的思辨，也就是从个别的外部的社会的具体现象，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一些变化中，去捕捉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深远性的意蕴，以此来推进对生活的认识的改变。所以对于整个现代化而言，客观的现代化过程必然有一个与之相辅相成的思想的主观的存在的配合。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就是哲学，近代以来的哲学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化的历史。
特别应该注意自然科学的因素和影响。在西方率先实现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重大的历史成果便是现代科学技术产生，并在后来甚至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自然科学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要素，自然科学是理性成果中最辉煌，最具有普遍、客观和持久影响力、说服力的成果。但是，人们不由得产生一个重要的疑惑：为什么自然科学率先发生于西方，而不是在具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这个问题有时候也由于主要由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提出并作为重大研究课题而称为“李约瑟问题”。实际上，自近代以来这个问题不仅仅在学理上，而且在现实上，一直是人们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百思不得其解的重大问题。
这实际上涉及我们理解和把握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方法论问题。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不能以机械决定论来解释，历史演进的机理非常复杂，绝不是直线前进和按部就班进行的。就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说，近现代自然科学得以在西方率先形成和发展，是因为西方的现代化整体上特别是在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各国前面。现代化一方面是产业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要素。历史上，从生产力方面来看，中国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但是商业文明发展的底子比较弱。[11]中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主要适宜于农业发展，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受制于特有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相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农业文明底子较为薄弱，但却较早地发展出商业和城邦文明，与其后来的工商业社会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延续性。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发生在意大利，复兴的又正好是他们的商业和城邦文化，历史事实与现实需要相结合才是所谓天人合作的谜底。古希腊罗马都是地中海沿岸国家，他们的特点是农业不发达，但是贸易、战争等外部交往比较发达。商业文明也就比较发达。相对而言，中国相对发达的是农业文明，这使得原创的文明成果难以转化为现代工商业力量。西方虽然没有足够规模和久远的原创农业文明影响力，但是它通过利用、组合、转化，反而更大限度地发挥成果的新效用并推陈出新，有力促进了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发展。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农业生产力孱弱是西欧国家的劣势，但是种种因素又给它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机会。人们另辟蹊径求生存，去关注自然的研究，追逐人自身的利益，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应运而生。历史固然有迹可循，关键还是现代生产力类型和经济形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主体，加上现代资产阶级的努力运作，历史古迹于是被注入生命满血复活。
所以，自然科学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是历史复合因素积累的结果。这其中，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从杂多到逻辑一贯性的认识飞跃，是关键的步骤。比如，以一定的逻辑线索为指导，使原来零散支离的知识、在多点上偶发的发明发现，逐渐向整体的、统一性的、完整性的科学体系进行升华、萃取。这或许就像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分别到统一的过程。托马斯·杨发现了统一的能量守恒，发现所有的能量都可以相互转化，而且转化过程遵循能量守恒定律。根据这样的认识，把不同的能量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能量属性，使得原来看起来很不一样的东西，显示出内在的关联性、相似性和同一性。由此，人们开始能够把整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物质现象都统一用能量来理解和解释。比如，声光电磁等都可以用能量的不同形态来解释。同时，加上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人们越来越能够摆脱所谓“神创论”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相互关系和内在同一性，敢于和善于从总体上思考世界的统一性，进而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借助于新的自然科学发现，形成系统认识世界的理性思维能力，许多问题的认识开始出现新的进展。哲学中兴起的“以人为本”、理性和主体性思潮，也极大促进了人们的认识向科学方向发展。比如，原先人们曾经很难解释人与动物的关系，总觉得人与动物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神意决定的，而现代科学和哲学思潮促成了全新认识方式的发展。
马克思清楚地指出：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12]
这种理论，与以往各种关于人的理论相比，从根本上把人的本质归因于人类的存在方式，以劳动为基本形式的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分水岭。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13]
相比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经常讲所谓“人禽之辨”，主要局限于特定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及社会意识形态条件下的道德尺度。它把一定的道德观念看作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从某种道德尺度意义上认为，禽兽与人的区分在于禽兽不懂得、不遵守人的道德规范。站在今天的时代水平和时代精神来看，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的本质的理论有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历史贡献，实际地发展出一整套适应于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基本国情的实践观念，为社会有秩序发展和创造光辉的中国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相对而言，也存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视角的某些薄弱点，比如忽视了劳动阶级和大部分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因为人民群众当然主要从事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当然很难像封建贵族那样“礼仪周全”。从自然科学细胞学说的角度来看，人与动物甚至植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把植物、动物、人联系起来，看成自然界的整体。从细胞的形成理解生物世界到人的演变和相互关系，整个世界就是统一的。低等生命、高等生命联系起来看，其间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跨越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像传统观念主观构想的那样，而是需要以统一的理性原则去解释。现代世界的生成、现代化的进程，其实也是一个理性化的时代。在现代世界和现时代，理性的培育、养成、发展和实践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为普遍和基础的文明素养。
2.资本主义现代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矛盾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矛盾类型，它们构成了我们时代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基础和逻辑起点。如果说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简单粗略，知识生产频率缓慢，社会生活方式呈现显著的“人的依赖性”的关系的特征，那么现代社会则依托非生命能源（水、煤炭、石油、电力、化学力、机械等），社会物质相对而言高度发达，生产能力空前强大，人际关系反而相对简化，知识与科技、生产日新月异，呈现一种鲜明的“物的依赖性”的关系的特质。从“人的依赖性”的关系向“物的依赖性”的关系的历史演进，我们把它理解成由西方国家率先开启和实现的社会现代化历程。
（1）工业是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
现代社会的根本源头是工业为主的生产力类型替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主的生产力类型。
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14]
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15]
生产力类型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机械驱动的工商业的改变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满足自己物质文化需要的能力的巨大飞跃，对人们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体验方式都是重大的改变，足以造就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崭新的文明。
（2）历史是通过人而生成人的历史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这里的社会时代背景是现代化。现代化首先是新的生产类型、新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以工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其次是在这种生产类型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分工形式、新的阶级结构。最后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形成新的见解、新的哲学思维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中国近代以来所经历的事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其共同的部分就是现代化。在现代化这个共同性的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得以生成。马克思生活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特里尔市。整个德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实现自身的统一，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具有某种共同性，其基础是德意志同盟。德意志同盟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是由很多王国组成的，其中普鲁士较为强大。在整个德意志同盟里，普鲁士相对而言属于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具体到特里尔，它的经济发展状况还赶不上恩格斯所在的巴门市，但是在德国也属于工业相对发达的城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面对社会现代化思考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和选择问题，分析地看，人们现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现实问题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至少从两方面考虑。其一，理解和研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的来龙去脉、性质、价值等。其二，对我们这个生活世界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提出完善的解决方案。
人贵自知，知晓自己在什么位置上才能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承担着什么样的使命，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使命。
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农业生产主要以男耕女织小户经营方式为主，人们所思所盼总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为主，人们的基本使命就是守住田园、保住家国、耕读传家。相对而言，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只是农业农户经济的必要补充。所以，传统哲学的宏旨，总体上还是教人守护自己农耕为本的使命意识。所以，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因为现代商业、工业不发达，所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不发达，分工和商品经济不发达。另一方面，从学问的角度来说，佛教说普度众生，儒教讲经世济民，殊途同归。
马克思主义站在现代立场，最基本的主张是用发展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的问题：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去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障碍。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用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把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九大上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6]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通过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再是一味地扩大生产规模，而是要重视社会生产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平衡性、充分性，通过增加高质量的供给来解决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他所处的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关注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成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无产阶级经济生活的问题在没有了宗教意识形态掩饰扭曲的情况之下显得愈加突出、日趋严重，一方面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劳动异化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激烈，经济和精神的双重重压使得无产阶级日益进入灾难深重的物质精神苦难之中。
简而言之，19世纪40年代，德国面临着激烈的时代选择。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已经总体上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从“人的依赖性”的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关系的重大历史性转型，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了严重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分裂，无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全面“异化”，世界在迅速转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遭受普遍严重的国家矛盾、民族矛盾、文化矛盾、人道灾难、生态灾难。世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前进，需要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
3.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17]“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8]曾经，人类历史从奴隶社会开始就进入了阶级社会。但是严格地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才成为主导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根本因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感觉到的不是阶级，而是等级。封建社会也是如此。列宁对于社会阶级的定义是，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9]。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地位、权力、权利、生存方式等不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两大部分构成社会的主体，一部分是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传统的封建等级制社会结构土崩瓦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逐渐对立统一，成为某种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的整体关系，有时候也存在着向对方转换的可能。从总体和趋势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再呈现人数比例正金字塔和权力结构倒金字塔的形态，相反成为所谓中产阶级占据主体地位的结构形态，社会学家把这种结构叫作“扁平结构”。前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大部分人处在被统治的地位，等级越高的人人数越少而权力却更大。随着生产力类型从传统小农经济向工商业类型的演进，金字塔形社会逐渐崩解，资本主义的扁平社会结构逐渐生成，现代化历史不断扩展和深化。同时，这种生产和深化结构的现代化也自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的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
例如，拿破仑在欧洲近代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只是因为他打仗的能力，而且是因为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法典》的主要内容属于民法，与刑法不同。刑法是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刑罚制度，是对犯罪行为进行的一种惩罚，而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法律依据是《民法典》。传统社会的刑法比较发达，民法比较粗糙，而《拿破仑法典》则相对更适应于现代社会。《拿破仑法典》诞生于19世纪初年（1804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20]，这得益于这个时候西方的现代的经济结构有了相当的基础。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1818年）所留下的著名论断：“我的光荣不在于赢得了40多场战役；滑铁卢将抹去这一切的胜利回忆。然而，什么都无法抹去和将永续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21]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展引起了对于新的社会秩序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是在这种文化思想背景之下爆发的，《拿破仑法典》也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制定和实行的。在此以前，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已经为国家和社会及思想意识的现代化赢得了哲学支撑。哲学是法学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学理基础，所以必须重视这种新哲学思想独特而又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突出这种哲学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笔者把整个西方现代化历史的新型哲学，称为现代化哲学。这种哲学是引导人们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思想认识基础。它既充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也为今日我们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哲学奠定了思想意识和哲学的历史基础，成为社会重构的思想先导。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法和哲学的思想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想和智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