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作为文学作品的书信
书信本于实用，原初的目的是传递信息。中国古代所采用的通信形式有实物通信、图画通信、符号通信[1]、声光通信、文字通信等。文字通信是使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一种方式，也是本书所要关注的领域。文字通信中的信息，何以成为文学作品，这是我们研究汉魏六朝书信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书信的目的是传递信息，而它出现的前提条件却是空间距离的存在。[2]因为有着空间距离的存在，通信才有着存在的必要；也正因为这种空间距离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才产生了急切交流的期盼，通信的不便又加剧了对通信交流的重视。并且，空间距离的存在客观上也给予了通信双方足够的思考和写作时间。空间的限制和时间上的充裕，使无法面对面交流的双方，都处于心灵上的孤寂境遇，此种境遇之下，内心的情感亟须宣泄，书信又有着“尽言”的特征，饱含情感的文字流淌于笔端，也就具备了审美鉴赏的可能。
作为读者，在接触到历史上的书信时，尤其是在接触到书信实物或者是作为书法作品出现的法帖时，往往因为时间的久远而产生一种莫名的好奇和历史的沧桑感，甚至会是一种历史的亲近感。因而在读者眼中，书信阅读与理解是可以满足好奇心的历史探秘，毕竟每一封书信都是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私人交流；书信又因为地位的平等和相对密闭的交流环境，往往在不经意间将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读者会随着书信写作的真实情境和文字的变化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往往是一种历史的认同和审美的欣赏。[3]因此可以看出，书信因距离而产生美，这种距离是空间的距离，也是时间的距离。
书信本于实用，却不局限于实用。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4]刘勰此处所说之书，指广义之书，自然也包含书信在内。“书者，舒也”，“舒”，《说文》云：“伸也。从舍从予，予亦声。一曰舒，缓也。”[5]《诗·召南·野有死麇》：“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毛传：“舒，徐也。”[6]“舒”，既有伸展之意，亦有缓慢、从容之意。那么，所谓的“舒布其言”就否认了消息的直接性，而存在书写心志的可能。从后世的创作情况而言，“舒布其言”才使书信摆脱了消息传递的萦绕，进入文学作品的领域。正如洪堡特所说：“散文也可以只被用于单纯描述现实，即只满足于纯粹外在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散文只不过起了报道某些事物的作用，并不激发思想或感觉，它无异于普通的言语，未达到自身本质所要求的高度。这样的散文称不上是智力发展的途径，它只具备物的关系，而不具备任何形式的关系。事实上，散文若要走上一条更发达的道路，攀上发展的顶峰，就需要拥有一种能够更深刻地触动心灵的手段，需要上升为一种崇高的语言。”[7]
这种可能性被书信创作者充分地利用和实现了。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中对历代书信代表作品所作的评价：春秋，辞若对面、多被翰墨；战国，诡丽辐辏；汉代，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魏晋，号称翩翩，留意词翰，志高而文伟，少年之激切，丽而规益，有美于为诗，喻切以至，情周而巧。若分类而言，则历代书信，均不出情志感人和文辞讲究的范围，正是二者的交互作用，才造成了书信颇具欣赏潜能的文学性。刘勰也正是在梳理历代书信作品后，才总结出书信的基本美学特征，“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并特别注意到了书信因礼仪要求而做出的改变，“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这似乎被大多数研究者忽略了）。
如果说上文是从学理的角度阐述书信作为文学作品存在的可能，那么下面笔者将从中国文体发展的角度，探讨书信作为文学作品的实际。王长华、郗文倩曾撰文称：“从中国古代文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文体自身早就形成了一个与礼仪制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价值序列，并因其不同的社会功用而分列于不同的位置，自然形成了尊卑高下的价值等级。”他们还依据古代文体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所担当的社会身份将其分为三类：与礼乐制度保持密切关系的文体，维持国家运转的实用性公文及其衍生文体，符合现代文学观念的“文学性”文体。[8]有趣的是，所举文体实例，并未言及书信，主要是因为，书信有着灵活、自由的形式和内容，游走于三类文体之间。书信是实用文体，既有与礼乐制度保持密切关系的奏记、笺启，也有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之类的符合现代文学观念的“文学性”文体。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学理还是文体的角度，中国古代的书信并非只注重实用，而是呈现出实用性与文学性的交叉和浑融，也正因此，书信作为文学作品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范围。
二 研究对象与基本文献综述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汉魏六朝时期私人交往的书信，时间起讫为汉朝建立直至陈朝灭亡。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本书在论述的过程中，为更好地说明问题，不会仅仅局限于此一时间段，必要时会有所延伸，如论述汉初书信发展时，会涉及战国、秦朝时的书信风格；而陈代书信的论述，也会牵涉部分北朝作家的创作。
笔者所说的汉魏六朝书信，并不包括北朝书信。一是因为汉魏六朝是个历史概念，其中六朝是指建都在南方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王朝，笔者的研究将沿用这一历史概念；二是因为书信从初步形成到出现第一次繁荣期，基本上是在汉魏六朝完成的，六朝偏安格局下产生的书信，成为整个唐前书信的绝对主导。虽然像徐陵这样的书信大家，因为有着北朝的生活经历，才有了感人至深的乡关之思，但其创作风格仍属于六朝文学。北朝书信偏于实用，艺术上主动学习南朝，且受南朝书信影响较大，总体成就远不能与南朝相提并论。
我们所要研究的汉魏六朝书信，实际上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书信包括章表疏奏等公牍文，笔者所说的私人交往书信，乃是狭义的，主要是指亲友之间的书信，然而研究对象颇为复杂，尚有两个问题需要详加斟酌。
一是书信与礼制联系紧密。书信在产生之初，就与礼制紧密相连，“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文心雕龙·书记》），秦汉以来，礼制的规定更加明晰化了。我们所研究的书信“家族”成员主要有书、奏记、笺、启和帖，它们都与礼制有着紧密的联系。汉初的一部分上书，如习知的《上书谏吴王》等，实际上是奏记，而奏记、奏笺、笺，虽属上行书信，仍可列入私人交往书信的行列加以研究；启，实际上分为公启和书启两类，公启为奏疏之类，书启则明显属于书信，亦当纳入研究行列。再如帖，虽为书法瑰宝，内容也多是礼节性的存问庆悼，却也能见出两晋南朝士人的真性情，自然应该加以关注。
二是书信的篇名往往是后人拟定的，拟名往往以与书对象为主，少部分涉及书信的内容，其形式多为“与×××书”、“报×××书”、“答×××书”和“为×××报（与）×××书”等。有些书信虽不以这种方式命名，实际上却是书信，如《弘明集》中的不少文章以“答××”的形式出现，并非问对体文章。因此在确定研究对象时，部分文章需要借助史料和文章本身的信息去判定。这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在自然生成的过程中本身就会有交叉，是一种必然现象，尤其是书信，内容和写法都极为自由，极易出现文体上难以归类的现象，如黄侃《文选平点》中认为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是檄文；另一方面是很多文体在写作时，并没有题目，而现在我们看到的题目是后人所加，命名时的标准不同，题目迥然，不足为奇。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尺牍文学由发皇到繁荣的第一个阶段”[9]，而将汉魏六朝书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则学术成果较少，实与汉魏六朝书信的创作繁荣状况不相称。
书信往返是古人采取的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实用性始终伴随书信。因此，书信必然会引起史学家的重视，成为撰写史书的直接材料。汉魏六朝书信，尤其是两汉时期的书信，很多都是由史书保存下来的。史家在选用书信时，往往会根据需要进行截取，完整引录的情况则比较少，而在《两汉纪》中，还有史家改写书信引用的现象。[10]因此，《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魏书》《周书》《南史》《北史》《两汉纪》《资治通鉴》，不仅是书信文献的直接来源，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背景。
而如《文选》《文苑英华》等总集，以及各家别集，都将书信作为重要的文体收录；再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也都将汉魏六朝书信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分门别类地征引，既有保存文献之功，又有对汉魏六朝书信研究之助。清人严可均穷毕生精力，搜集各部文献汇集而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书信是其中重要的文体之一，翻检十分便利，为我们的研究省却了诸多麻烦。
然而受条件和精力所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尚遗漏了不少文献，如常见的《世说新语》中书信的漏辑就达十条之多，《真诰》中存留的大量书信也未被辑录。因此，从史书、类书、总集、别集中辑补书信的工作远未结束。此外，20世纪以来，简帛文献的发现和整理，又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和实物证据。如居延汉简（帛）、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帛）、敦煌悬泉置汉简（帛）、肩水金关汉简、天长汉墓简牍、额济纳汉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张家界古人堤东汉简牍，这些简牍（帛）中留存的汉代书信数量颇丰。[11]将出土文献中的书信放入我们的研究中，必然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出汉魏六朝书信的发展历程，这是古代学者所没有的便利条件。
汉魏六朝书信的研究文献则呈现出散乱、缺乏系统的特点，很少能像《文心雕龙·书记》篇那样进行系统的总结。《文心雕龙》系统的理论总结和《文选》中隐含的书信选文标准，是书信研究史上的一个高潮。众多研究者多将书信作为散文文体的一种，去探讨其特点，涉及汉魏六朝书信则少之又少，且都未超出《文心雕龙·书记》篇之理论范围。虽如此，如《艺文类聚》之分类，《历代文话》中关于汉魏六朝书信的具体评论，甚或是《骈体文钞》《六朝文絜笺注》之评语，亦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实为研究文献之重要来源。
三 选题意义
书信源于信息的传递，在信息传播尚不发达的时代，文字通信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书信有着明确的发信者和收信者，多数情况下是一对一式的交流，其私密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在私密的交流中，往往能够更加直接、真实地看到双方的观点、态度和情感。在私密性和真实性的双重作用下，书信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也就显露无遗了。
书信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它能够将历史进行真实的记录，而且这种记录是私人化的，更能够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料。在留存的书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士人生活等庞杂的信息，而这都有助于了解每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和作用。
书信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抒情性的极力张扬上。情感之于文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私密的书信中，作者的真实情感往往能够充分显露，而情感的真实表达则最能够引起对方的共鸣，同时也能穿越千年的时空，感染当下的读者。作为散文中的重要文体，书信的价值显得非常独特，值得我们进行一番研究。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优秀传统，作为书信起始阶段的汉魏六朝，必须要进行一番梳理，以明书信发展之源流，此其一。其二，书信本于实用，而在汉魏六朝阶段却完成了从实用向审美的完美转变，成为一种文学文体，这种转变需要厘清。书信在汉代“完全脱离公牍文的性质，而成为个人交流思想感情、互相交往的工具”[12]。在建安和萧梁时期出现了两次书信创作的高潮，萧统以选文的方式，刘勰以文体理论总结的形式，探讨了书信的特点，成为后世文选和书信体理论探讨的基本规范。汉魏六朝书信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和理论成就需要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其三，汉魏六朝书信别称的形式和特点，在该时期几乎全部出现；书信的内容在汉魏六朝时期不断地拓展，后世的书信内容的分类几乎无出其右者。综上，汉魏六朝书信作为一个整体，有必要进行系统的研究，上述问题的厘清对于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研究现状
汉魏六朝时期，书信经历了由发轫到繁荣的过程，完成了载体由帛牍到纸张的转换，从实用文本到文学文本的转变，也有着数量颇丰的作品传世，因而汉魏六朝书信较早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将汉魏六朝的研究状况做一番整理，以期能够彰显成就、明晰问题，展示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将汉魏六朝书信的研究成果分成书信形制研究、书信与书仪关系研究、书信文学研究三部分进行叙述。
1.书信形制研究
所谓书信的形制，是书信“在交际过程中形成的某种约定俗成的制作和书写的样式”[13]。书信形制的形成，无论是简牍的大小、书写的格式、用语、用字还是检署，始终与礼制有着紧密的关系，其集中的表现形式是书仪。书仪与书信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绩斐然，笔者后文拟将其单独撰述。
书信的形制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在20世纪出土简帛文献资料不断丰富和敦煌文献整理公布的背景下发生的。书信的形制，实际上分为帛牍和纸张两个阶段，两者因载体的不同自然分割，却又有紧密的承继关系。
20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为汉代书信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和实物证据。笔者梳理了学界整理公布的出土简帛文献资料，将出土汉代书信的基本信息作简表如下。
出土汉代书信信息简表
书信是尺牍的一种，其基本的形制在传世文献中是有所记载的，但大多不完整。简帛研究是20世纪学术界的热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出土的汉晋书信，尤其是汉代书信，既丰富了书信文献，也以实物的形式展现了书信当时的状貌。针对出土汉代书信进行的研究，主要在历史学领域，大体而言不出如下范围：书信的释文与年代判定[14]，书信的封检题署[15]，形制、称谓、用语[16]等。将此类史学成果运用于汉魏六朝书信研究，应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着力点。
2.书信与书仪关系研究
书信与礼仪的关系，是伴随书信的产生而发生的，这种关系在秦汉时期被以官方规定的形式确定下来。秦汉时期，书信与礼仪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书信的用语和书信与书对象不同而产生的名称差异上。对此，刘勰曾有总结，“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这仅是礼仪在书信上的部分表现，更多、更重要的则应体现在“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上，也就是书信中的用语和遣词造句上的差别。
书信始终处于礼仪的规范下，发展到西晋时出现了索靖《月仪帖》，周一良等认为“这种体裁，可能还不始于西晋”[17]，此观点值得注意。虽然书仪的起源现在无法确知，但是从漫长的创作过程中可以推测，某些用语典范、文辞优美、书法精绝、体例严谨的书信，自然会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范本，起到书仪的作用，这种书信被搜集、整理，就可以成为后世所用的书仪。书仪在两晋南北朝时应该是非常普遍的，《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著录有《内外书仪》《书仪》《书笔仪》《吉书仪》《书仪疏》《妇人书仪》《僧家书仪》等九部书仪，涉及妇女、僧家、吉凶等诸多方面，范围极广，只可惜这些书仪散佚，无法知道具体的情况了。
20世纪初，敦煌写本书仪的发现，为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书信和书仪，提供了坚实的原始文献。20世纪以来敦煌书仪的研究状况，可以参考杜海《敦煌书仪研究评述》[18]一文。本书所要论及的，是与汉魏六朝书信相关部分的研究。书仪的研究，前辈学者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实为拓荒之作，将书仪分为朋友书仪、综合类书仪、表状笺启书仪三种类型，成为敦煌书仪研究的基础。赵和平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是敦煌写本书仪原始资料的第一次全面的公布。周、赵二位先生的溯源、考论和研究，都以历史流变的眼光往前推进。如梳理出《朋友书仪》远承魏晋时代的月仪而来，并指出敦煌《朋友书仪》与《十二月相辩文》直接的来源是南朝《梁武帝纂要》[19]，这就为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月仪帖》《锦带书》等勾勒出了较为清晰的演变脉络。再者是将书仪与两晋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礼制联系起来，学者史睿《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认为：“书仪将丰富而复杂的礼学义理融入士大夫的礼仪行为、亲属称谓及相关用语之中，是士族维护自身社会文化地位的工具，在生活中实践并发展礼仪文化的指南。”并从“南朝士族家仪、家训中关于吉凶礼仪、吊贺书信的规定和南北朝时代的民间风俗”等内容入手，“在永嘉南渡以后江南文化礼俗的背景之下，结合传世文献与敦煌写本书仪，分析南北朝士族生活交往方式与吉凶书仪产生的关系”[20]。《隋书·经籍志》中众多东晋南朝时书仪散佚的缺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书仪在东晋南朝所扮演的礼法规范角色也更加清晰了。
周、赵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从同时代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印证，如姜伯勤分析了唐敦煌书仪，认为唐五代书仪包含了：“早期《月仪》帖一类文学性的用于朋友间的尺牍书；南朝家礼、家训中关于内外族相见礼、书式礼的重轻的规定，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从北朝及南朝以来的北南方民间风俗（如婚俗）的融入和提升。”[21]遗憾的是，书仪与魏晋南北朝存世书信的关系还未深入、系统地研究，尚有极大的拓展空间。将书信研究置于礼制之下，刘勰已再三提及，却未真正引起重视。脱离礼制研究书信，恐怕只能是以文论文、流于表面的研究。只有真正将书信放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士人交往的历史中，才能将汉魏六朝的书信研究引向深入。
另外，敦煌书仪中的单、复书，揭示出了与存世书信一纸单书的不同形制。单书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书信差别不大，复书则是分为上下两纸，上纸为礼节性套语，下纸才叙述与书的目的。赵和平在《新定书仪镜》题解中抄录出三种杜氏书仪中出现的有关单、复书形式的记载，《吉凶书仪》（P3442）云：“凡复书以月日在前，若作单书，移月日在后，其结（吉？）书尾语亦移在后。”《新定书仪镜》（P3637）和《书仪镜》（S329）之“四海吊答书仪”双行小字注云：“诸仪复书皆须两纸，今删为一纸，颇为剪浮，但重叙亡人，兼申孝子哀情，参验古今，亦将通体，达者裁择，安敢执焉。”又《新定书仪镜》录“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一卷”云：“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但书疏之意本以代词，苟能宣心，不在单复，既能叙致周备仪，首末合宜，何必一封之中都为数纸。今通婚及重丧吊答，量留复体，自余悉用单书。旧仪每一封皆首末具载，非直叙作频重，稍亦疑晤晚生。”又云：“凡复书月日在前，单书月日在后。”赵氏总结出四点特征：一是旧书仪皆有单复两体，复书在杜友晋编订书仪后，除重丧和通婚书外，其余皆用单书；二是诸书仪复书皆须为两纸，单书仅用一纸；三是区别单复书的简便方法：复书月日在前，单书则移月日在后，复书尾语在中，单书尾语在后；四是完整的复书信札几乎见不到了，而单书的法帖以及敦煌写本中还能窥见端倪。最后赵氏又复原出典型的单、复书各一通。[22]
此处所说的单、复书，虽然是唐代书仪，但是对于研究汉魏六朝书信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祁小春认为马融《与窦伯向书》一百来字的书简共用两纸，似乎应是复书形式，[23]换言之，东汉中期时已经有复书存在，这种推测笔者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复书是礼仪在书信上的集中反映，不可能会出现在书写载体主要为简帛的时代，它的使用应该是纸张普及之后的事情；再者，出土书信中不少是起首致敬语与正文连在一起书写的，这种书写方式多是出于节约书写材料的考虑，很难想象当时会出现仅作礼仪之用的复书。复书似乎在西晋就被使用了。吴丽娱研究认为，索靖《月仪帖》中“‘月日’在前，结书尾语在‘中’（即‘君白’重复出现）而实分两纸的情况，正是典型的复书”，在分析其内容后说：“两纸转折自然，内容毫无重复而是各有侧重，与其认为是对答不如说是上下呼应，因此两纸实应合为一首。”[24]吴氏的观点是否成立，尚需论证。然而至少可以确知，在索靖不久后的东晋，复书已经被广泛使用了。《真诰》卷十七、十八中，陶弘景记载了杨羲和许翙的通信原文，并以小字的形式记载了书信的样式，是东晋复书已被普遍使用的最有力证据。吴丽娱、祁小春虽然在王羲之哪些法帖为复书上存在争议，但都认为王羲之法帖中的确存在复书的形式，“了解王羲之法帖尺牍是否为单复书，不但可以考察并掌握其尺牍用语书式和用语的基本特征，也可以通过尺牍在形式上所反映出来的尊卑礼仪，推测王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考察其尺牍内容奠定坚实可信的资料基础”。[25]祁小春的上述观点，实际上可以推而广之，毕竟单复书是魏晋南北朝书信中曾经存在的形式，确定单复书，有利于书信中所涉及礼仪的研究。
与复书有关的还有别纸。周一良、赵和平等认为，“别纸是一种有别于正式公文，如表、状、牒、启等正式公文程式的公私信函的泛称”[26]。梁太济认为，别纸是一种篇幅短小、用于私人之间交往的书牍文体。[27]陈静认为两种解释皆不准确，并提出了别纸的四种用法：另外的纸，另一张纸；另一封信；复书第二纸的别称；文件的附件，多指书信的附件。[28]吴丽娱在赞赏陈静推进别纸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根据文书和文献，‘别纸’除了作为‘另一张纸’的本意之外，从它出现时始，便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封书信的另件或另纸，也就是上述第三第四意的综合”。吴氏判定《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之“别纸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并非另一封信，而是同一封信的另纸，并以周鲂《密表呈诱曹休笺草》“时事变故，列于别纸”中别纸乃同一书信的另纸佐证，甚至认为《密表呈诱曹休笺草》乃是晚唐五代重叠别纸的滥觞。[29]别纸研究中存在的争议，还需进一步论证，然而别纸概念的出现，对于我们理解史籍中的书信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书信与书仪关系的研究，因为文献的缺失而无法推进，敦煌写本书仪出现后，这方面的研究可谓突飞猛进，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尤其是对汉魏六朝书信与书仪关系的研究，亟待深入。
3.书信文学研究
为更加清晰地说明问题，笔者将汉魏六朝书信的文学研究分为古代和现代两部分进行梳理。
（1）古人对汉魏六朝书信的研究
古代汉魏六朝书信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文心雕龙》的文章辨体式研究和《文选》的选本批评而展开并不断丰富完善的。
〈1〉文章辨体式研究
书信由先秦时期的“国书”发展到汉代个人情感的集中抒发，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书信名篇脍炙人口，早已广为流传。然而，书信体的探讨却是魏晋之后的事，其中以刘勰的贡献最为突出，后世的书信文体理论基本上未超出他的范围。关于刘勰之前和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篇中对于书信文体所做出的理论探索，笔者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专门阐述其功绩和不足。需要说明的是，后世的书信理论研究虽未能突破刘勰的藩篱，却有效地弥补了《文心雕龙·书记》篇的不足并又有深入的探讨。集中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书信体起源的探讨。唐敦煌杜友晋《新定书仪镜》引黄门侍郎鲁藏用《仪例一卷》议论也称：“书疏之兴，其来自久。上皇之世，邻国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则无不贵于斯矣。降及三五，迄于汉魏，宪章道广，笺记郁兴，莫不以书代词，因辞见意。《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盖书之滥觞也。”[30]试图探讨书信与言语交际之间的关系。陈骙的《文则》考察了《左传》的八种文体，并以《子产与范宣子书》《晋叔向诒郑子产铸刑书书》为例，指出了书信的特点是“达而法”[31]，这一思路延续任昉、刘勰而来并有所深入。与刘勰相比，清人姚鼐的追溯则大胆而具体。《古文辞类纂序》中说：“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32]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卷十二：“姚惜抱谓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33]据此可知，姚鼐认为《尚书·君奭》是古代书信的源头。此说将一种文体产生的源头，追溯到具体的一篇文章，不符合事物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因此也就很难被广泛接受。然而，姚鼐的观点对我们探讨书信与辞令、辞命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二是对书信中的奏记、笺记、简、札、帖等有着更加细微的辨析，《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甚至到近代的高步瀛（《文章源流》）还在不遗余力地做这个工作。再如王之绩《铁立文起》结合后世创作指出的拟书现象，也是汉魏六朝书信研究应该关注的事实。
〈2〉书信总集与文本评论
《四库全书总目》曾言，总集之作，“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34]。第一类中，《隋书·经籍志》所载书信总集，尽皆散佚，只能在推测中得到一些信息。而将先唐书信裒为一集，以明代梅鼎祚《书记洞诠》最具代表性。“先是，杨慎编《赤牍清裁》一书，自左氏至六朝，仅八卷。……是书仍杨慎之旧，起周、秦，讫陈、隋，凡长篇短幅，采录靡遗，卷帙几十倍于杨，而真赝并收，殊少甄别。至《左传》所载问对之辞，并非形诸笔札，非类强附，尤为不伦。”[35]《四库全书总目》之言，大体不谬。梅氏的书信观点，散见于选文凡例和叙传、杂评中，有借总集以成先唐书信学史的主观努力。梅氏的书信体观念基本承续刘勰而来，并有所驳正，如对奏启、教、令文体的归类探讨。然而梅氏的选文，对书信体之辨析不精，如问对之辞皆辑为书信，使本就繁乱的书信家族更为混乱，亟须厘清。
第二类中真正对书信具有范本意义的是《文选》。《文选》选入了39篇书信[36]，本着“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原则，入选的书信都是情、理、辞采上十分优秀的作品。《文选》虽然只在《序》中对文体有所阐释，然而对于文体特点和文体分类还是非常清楚的，《文选》中关注到书、笺、奏记基本上奠定了书信选文的基础。可以说，《文选》与《文心雕龙》合力为书信在文学史上争取了一席之地。后世大型的选本，如《文苑英华》《文章辨体》《文体明辨》《骈体文钞》，几乎都是在《文选》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的，只不过有些选本在文学作品之前加入了文体论的辨析。
另外，在书信的选本中还有一种类型是按照书信的内容进行分类的。分类的标准往往有两种：一是按照书信所述内容分类；二是以表达方式中的议论、叙事、抒情为标准进行分类。按照书信所述内容进行分类，当始于类书。如《艺文类聚》，其分类征引文献的方式，应是书信分类逐渐细化的学术之源。两种分类的标准有时也会交叉在一起出现，如张相在《古今文综评文》中按照表达方式总体上将书信分成了两大类：一是叙事之书；一是达情之书。两大类之下又按照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叙事之书下又细分出论学、论文（评骘和阐发）、论政、杂论、辩驳、讽劝、慰藉、干谒和状况九小类。达情之书下又细分为感慕、牢骚、恬淡、惋伤、恳挚、侧艳六小类。客观而言，两种分类方式各有优缺点。按所述内容分类往往能够见出新内容的出现和某一时期人们的关注点，然而毕竟分类标准不一，过于烦琐；以议论、叙事、抒情为标准则概括性颇强，简洁的同时却又不免失于简单。
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非系统化的特点相应，汉魏六朝时期的书信批评也散见于各种文本中，如《艺概》《四六丛话》《春觉斋论文》《六朝文絜笺注》《骈体文钞》等。这是前人研究的宝库，文字不多，却往往能切中肯綮。
（2）今人对汉魏六朝书信的研究
与汉魏六朝书信现存的数量和取得的成就相比，学术界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进入21世纪，随着文体学的兴盛，书信渐成学界关注的热点，大量的学位论文涌现出来。为方便行文，特将学术界对汉魏六朝时期书信的研究分为四类来叙述：出土书信研究、书信发展史研究、书信分类研究、书信艺术风貌研究。
〈1〉出土书信研究
目前对出土书信进行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书信的释文和形制方面，从文学的角度着手研究，并未展开。一方面是出土书信零乱，文献信息大都模糊不全，争议较大，短时间内难以进行有效的归纳并给予文学史定位；二是出土书信本身文学性不强，难以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但是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将其作为文学发展中的一环进行审视，是必要的。台湾学者周凤五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在《从云梦简牍谈秦国文学》[37]一文中，周凤五详细阐明了《惊尺牍》和《黑夫尺牍》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并结合秦国其他文学作品，对比之下凸显出两篇尺牍内容和语言上的特点。虽然周凤五研究的是秦代书信，但其学术眼光和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的，以此来研究我们的出土书信，必将获益良多。
〈2〉书信发展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书信研究相对沉寂，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所涉及的书信仅限于历史名篇而已，自然很难进行系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较早地对书信予以关注，虽是谈论文体，实际则为简略的书信发展史。褚先生的论述关注了三个方面：书信的特点、发展历程和功能。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的书牍文完全脱离公牍的性质，而成为个人交流思想感情、互相交往的工具，当始于汉代”[38]。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的分期论述，对魏晋南北朝与唐宋尤为重视，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几乎同时，陈必祥在《古代散文文体概论》中也集中论述了“书信体散文”[39]，与褚斌杰相类，陈氏也简略地叙述了书信的发展历程，并重点论述了书信的特点：个体性、真实性、抒情性、表达方式的特殊性。褚、陈二位先生的贡献不可抹杀，然而只是着力于书信特点的总结和简略的发展史的概述，尚不能真正地体现书信的文学史价值。
90年代学术界对于书信的研究着力点放在了书信学史的撰写上。1996年，钟涛、王孔琳就在《先唐书牍文论略》[40]一文中指出书信在先唐时期已经成熟，并将先秦、两汉、建安、两晋、南北朝分别对应雏形期、正式成立期、繁荣期、新的开端期、新的高峰期。该文实际上也是对书信发展简史的描述，只不过分期和各个时期书信特点的概括较为准确且有启发意义。
1999年谭邦和发表《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41]，呼吁撰写专门的书信学史，而1999年11月出版的赵树功的《中国尺牍文学史》[42]就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是迄今尺牍文学研究史上唯一的通史专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赵树功将尺牍文的发展分为先唐、唐代、宋代、元明、清代五个时期，他认为先唐是尺牍文的私人化完成到第一个高峰的时期。在论述汉代书信时，赵树功紧扣汉代书信在内容上的开风起源，总结出汉代书信10种类型并分别加以论述，细致而精当，着力于三国时期的尺牍文艺术上质朴通脱到繁艳娴雅的转变，并将南朝作为书信的第一次高峰。
2013年出版的《中国散文通史》是从文体角度来写散文史的，“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更切近地了解古人文章的脉络及其前后变化。以书信体文章言，将其作为一种文体单独看可以更加集中地观察一个时代书信体制的确立及写法的变迁”[43]。《中国散文通史》中汉代和魏晋南北朝卷都对书信进行了专章论述，实可目为断代书信文学史，然而这种文学史的写法，始终未能脱离罗列作家与作品的模式，其中虽不乏精彩之处，却在总体上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出土文献未加以利用，未能在更深更广的社会交往层面去研究书信，未关注文体间的相互融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
〈3〉书信分类研究
分类研究是为了使事物更为条理明晰，易于把握特点和规律。书信分类研究延续古人的思路而来，多是学位论文采取的一种研究方式。然而书信涉及内容的复杂和研究者分类标准的不同，导致了分类研究过于纷繁复杂，反而不易把握书信的内容了。总体而言，分类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就与书对象而分类，二是就书信内容而分类，三是就表达方式而分类。试图确定更加合理的标准，使书信的分类能够更加清晰化，应该是书信分类研究在当下的一个努力方向。
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说：“无论是军国大事，讨论学术，评述人物，推举自荐，倾诉个人境遇，以至日常所感所思，皆可入书，其内容可以包罗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44]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熊礼汇在《先唐散文艺术论》中对于东汉书信艺术特色探讨的一节。熊礼汇将东汉书信按照收信对象将东汉书牍分为公文书牍、与友人书、与亲戚书、诫子书、夫妻书简和遗书六类，分类基本合理，论述也相当精彩。[45]但将公文尺牍与按对象分类的五种类型放在一起则有待商榷。
卞孝萱、王琳在《两汉文学》中对于东汉书信的分类有过比较精细的探讨。其分类是从对象和具体内容两个角度来划分的。就研究对象而言分为了诫子书、与妻（夫）书、与兄弟书、与亲戚书、与友人书，等等；从具体内容的角度分为了劝诫儿辈尊敬长老勤俭持家的、品评人物的、赞美弃官隐居的、声明绝交的……共十三种之多。[46]较为全面地研究了东汉书信的变迁和发展，并且结合具体的作品总结出相应的艺术特点，这种分类和研究的方法值得我们重视。
赵树功在《中国尺牍文学史》中将历代尺牍分为言事、问候、庆吊、山水、叙情、性命、论道、论学、讽世、刺时、干谒、闲情十二类，并将言事、问候、庆吊、叙情四类作为各代的常用体。[47]另外，赵树功在论述汉代尺牍时，按尺牍的内容将其分为围绕李陵事件的两则著名尺牍、招隐之作、自荐之书、馈赠之书、家庭琐事之书、论学之书、绝交之书、举荐之书、边塞风光生活之书、闲逸之书、通篇用喻之书等。[48]
蒋竹荪主编的《书信用语词典》中按人际交往将书信主体部分常用语分为十五类：通联类、邀约类、请托类、求教类、馈赠类、庆贺类、慰问类、吊唁类、述况类、借还类、职业类、荐举类（自荐与荐人）、行旅类、赞扬类、劝勉类（为人、学习、处事、识务四个方面）。[49]虽是针对书信的常用语而非书信本身，但对我们研究书信的分类还是有一定的提示作用的。
对于书牍分类讨论比较多的是相关的学位论文，这类研究往往又将之与书信的艺术特征结合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50]台湾学者徐月芳《魏晋南北朝书牍研究》在《古今尺牍大观》基础上将尺牍文分为抒情、论说、叙事三类的基础上又分出写景类，此种分法从表达方式着手，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分类方法。
〈4〉书信艺术风貌研究
书信艺术风貌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代表性著作为熊礼汇《先唐散文艺术论》。熊氏的散文艺术研究植根于理、气、情、辞、法等散体古文的五大文学质素[51]，着重于表现手法、表达方式和语言形式的探讨，其中自然少不了对先唐书信的论述。熊氏的散文艺术研究虽有时不免机械，但对于书信的艺术特征的论述能够细致入微，如东汉书信的分类和艺术探讨（第四编第四章第二节）、孔融的书信艺术探讨（第五编第四章），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台湾大学柯庆明《“书”、“笺”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的研究》[52]一文在探讨书信的美感特质时，论文的主体仍是以表达方式为标准将书信分为戏剧性、叙事性美感类型和抒情性、描写性美感类型，而后又根据书信的具体内容分为八种类型，其分类的方法未能超出前人研究的樊篱，然而文中从雅各布森语言沟通的六个要素——说话者、信息、语境、符码、接触、受话者——出发去研究书信的美学特质，还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而钟涛则将六朝骈体书信的文学特质定位于诗化特征，[53]即诗歌化的运用，情感的抒发和创作中审美意味的加强。
综上，围绕汉魏六朝时期的书信，前辈学者在分类、文学特征乃至书信学史方面都做出了探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提供了诸多的借鉴经验。然而，就汉魏六朝书信而言，这种研究在系统性、规律性探索方面、书信与文化意蕴的深层关系探索方面，显得明显着力不足，需要进一步地加以研究。
本书将汉魏六朝书信作为一个整体，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充分分析和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对其发展的历史、新变、特色以及原因做深入的探讨，以期能够清晰地描述汉魏六朝书信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汉魏六朝书信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五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汉魏六朝书信研究，是将一个时间段内的一种文体作为整体进行研究，那么对于书信进行文体、文化、文学的逐层深入剖析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这种剖析是建立在作家、作品精准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本书拟沿如下思路展开研究。
1.书信作为一种文体，从萌芽到确立再到高峰，必然会经历漫长的过程。汉魏六朝八百年的时间里，书信的文体特征逐渐确定，创作也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高峰，成为一种实用与审美、骈与散完美结合的文体。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书信在既定的文体特征下，又因受具体历史环境和创作实践的不同而表现出阶段性的差异。因此，要准确地把握汉魏六朝书信演变的轨迹和规律，阐释其内蕴，就必须将研究置于书信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比较，去定位。
2.一种文体的确立是特定社会需求的结果，同时又蕴含着深层的文化底蕴。书信兴于实用，在实用性与审美性的交织作用下得到文人的普遍认可，其发展受社会需求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最为明显。可以说，汉魏六朝书信，以非常个体化的方式在反映历史的发展，既有客观反映现实的可能，也包含浓重情感的主观认知。因此，在研究汉魏六朝书信的过程中厘清社会现实与书信的互动关系，探索书信背后的士人心路历程和深层文化底蕴，都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方面。
3.书信作为一种文体，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书信的发展必然是伴随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进行的。可以说，书信的创作是自身发展规律与整个文学发展合力作用的结果。那么，汉魏六朝书信研究，就必须关注书信的创作与特定时期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的关系，关注题材的变化，关注作家的自身素养、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的差异，甚至是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的关系。唯其如此，汉魏六朝书信方能有更准确的文学史定位。
（二）研究方法
1.书信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体学研究。每一种文体的形成和演变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同时又是社会文化作用的产物，书信也不例外。书信的研究，既要关注其文体的特质形成、演变的历史，又要关注书信演变的社会文化机制和其本身的文化内涵，因此必须采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2.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在解析每一阶段书信时，将其放置于在整个书信发展演变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以揭示文体演变的规律；将每一时期的书信放置于同时期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整体环境中加以考察，解释书信所蕴含的文化机理；将书信（客体）与人（主体）的认知结合起来，揭示书信中所展现的古人对于政治、文化、人生、社会生活等认识，展现其中所包蕴的深层人文情怀。
3.历史真实与审美感知相结合的方法。书信的发生每每都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揭示这一背景，通过书信去体认历史的原貌，这是求真意识下的历史还原，也是我们科学研究不能脱离的事实基础。然而，书信毕竟是文学作品，诸多作品历经千年仍能感染人，这种审美感知和文学体验，是其美学特质的体现。因此书信的研究中，要将历史的求真和文学的求美结合起来，探索其价值和意义。
六 本书的创新点与难点
（一）本书的创新点
1.文学研究，一要辨体，二要明变。辨体是从具体作品分析入手，结合历史现实，总结书信的静态文体特征。明变则是将汉魏六朝书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探讨汉魏六朝书信的分期以及不同阶段书信内容的消长和变化，总结不同阶段的特点，探索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并努力总结汉魏六朝书信发展的规律，探求其内在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希望对该时期书信的基本走向、特点及学术地位等做出较为客观、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回答，以弥补该时段书信综合研究的不足。
2.从宏观视野出发，结合相关的文化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理论，将书信的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探索汉魏六朝书信与载体、礼制等方面的关系，揭示书信所表现的士人与士人、士人与隐士、士人与僧道之间的关系，总结汉魏六朝书信与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交融关系。
3.根据书信的特点，结合具体的作品分析，揭示汉魏六朝书信所表现的士人内心情感的真实变化，以期在书信关注焦点的变化中，揭示出士人对于社会和人类的思考以及蕴含的深层人文关怀。
（二）本书的难点
书信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产生，文献的保存十分困难，现在能够看到的书信能否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当时的状况，是颇有疑问的。从史书中的记载和出土简帛文献来看，如何更多地占有文献，是本书的一个难点。再者，汉魏六朝时期的书信，多为文士之作，民间的书信罕有保存，那么，就现有的汉魏六朝书信进行研究，是否能够真正地接近历史真相，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书信的写作具有私密性和随意性的特点，这就造成了很多的书信无法释读；并且随意性也造成了书信文体特征的不稳定和总体特点的难以把握。
文献的留存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我们的研究只能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占有文献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勾勒汉魏六朝书信的发展状况。毕竟我们的研究是不断向前推进的，在不断占有新材料、不断超越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够展现出汉魏六朝书信发展的大致面貌。
[1] 这三种通信方式的具体内容，可以参阅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修订版），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1页。需要说明的是，三种通信方式目前找不到坚实的实物证据，只是依靠人类学的方法，从原始部落遗留的习俗中，进行相关的推论。目前看来，这些结论还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
[2] 空间距离随着时代的演变而逐渐缩小，这种缩小并非物理意义上的真实缩短，而是随着通信技术的发达，信息的交流更为便利，书信赖以存在的空间距离逐渐被消解。尤其是进入电信时代，除了正式或者严肃的场合，为郑重起见才会使用书信，其他时候书信越来越不被人使用，取而代之的是电话或者短信。短信是电信时代书信的一种变体形态，它出现后被广泛地使用，使书信的信息传递功能空前的回归，而铺天盖地的节日问候短信又像极了古代书信的写作范文，个人情感逐渐被抽离。这是空间距离逐渐消失后，书信必然会面对的状况。
[3] 丹纳《英国文学史》：“在翻阅年代久远的一个文件夹的发了硬的纸张时，在翻阅一份手稿——一首诗、一部法典、一份信仰声明——的泛黄的纸张时，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你会说，这并不是孤立造成的。它只不过是一个铸型，就像一个化石外壳、一个印记，就像是那些在石头上浮现出一个曾经活过而又死去的动物化石。在这外壳下有着一个动物，而在那文件背后则有着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向你自己描述这动物的话，你又何必研究它的外壳呢？同样，你之所以要研究这文件，也仅仅是为了了解那个人……真正的历史只有当历史学家穿越时间的屏障开始解释活生生的人时才得以存在。”（转引自[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333页）
[4]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5页（注：所引《文心雕龙》均出自范文澜注本，以下只注篇名，不再详注）。
[5]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4页。
[6]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3页。
[7]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9页。
[8] 王长华、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的价值序列》，《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9]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10] 如《全后汉文》中李固的《奏记梁商》，《后汉书·李固传》与《后汉纪》大不相同，严可均注曰：“即前篇约文。”再如臧洪《答陈琳书》，《魏志·臧洪传》所载比《后汉书·臧洪传》多四百余字，而《后汉书·臧洪传》中所载又有四十余字是《魏志》没有的，《后汉纪》卷二十八乃是节略《魏志·臧洪传》而来。参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36、847页。
[11] 杨芬：《出土秦汉书信汇校集注》，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0年。汉代书信较完整者48篇（尚有汉代悬泉置汉帛书8件帛质书信未公布释文），残缺书信200篇，这一数字必将随着考古的进行而不断地增加。
[12]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2页。
[13] 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6年，第1页。
[14] 书信的释文是包含在整个简帛释文研究之中的，而简帛释文又是简帛研究的基础工作，历来被学人重视，罗振玉、王国维、劳幹、陈直、饶宗颐、李均明等大批的研究者对此用力颇勤，而如《流沙坠简》、《居延汉简甲乙编》乃至《中国简牍集成》的出版，则是历代学人努力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围绕书信的释文，仍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王冠英《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元与子方帛书信札考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刘乐贤《天长纪庄汉墓“丙充国”书牍补释》《天长汉墓所见书信牍管窥》（《简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而出土书信年代，则往往由考古发掘者综合判定后出现在发掘报告中，为研究带来便利；也有学者进行相关的编年研究工作，如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李均明《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版）。这两方面的工作目前还存在很多的分歧和问题，尚有极大的研究空间。
[15] 书信的封检题署方面的研究，较早的著作当数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从检封、囊封、绳封、泥封、题署五个方面进行讨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庭脩、陈直、陈槃、马怡等人在此基础上又多有拓展。彭励志博士学位论文《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对此也有所探讨，值得注意。
[16] 书信往往因为史家作为史学资料来运用而被截取，传世书信在形制、称谓、用语方面，往往很难见其原貌，出土的汉代书信极大地弥补了这一缺失。而利用这些资料，学者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如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5年版）中对书信称谓用语的研究，陈直《居延汉简研究·西汉书札的形式》（中华书局2009年版）中结合传世书信对西汉书信款式的研究，马怡《读东牌楼汉简〈侈与督邮书〉——汉代书信格式与形制的研究》（《简帛研究200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彭励志博士学位论文《尺度书法：从形制到艺术》，杨芬博士学位论文《出土秦汉书信汇校集注》中关于形制、称谓、用语方面的研究，都对我们研究汉代书信的形制有着极大的启发。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拓展到书信形制与书仪形成关系的探讨上，也有益于我们去理解索靖《月仪帖》、王羲之《月仪》、萧统《锦带书》等出现的历史渊源。
[17]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18] 杜海：《敦煌书仪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19]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20] 史睿：《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398页。
[21]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和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22]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72—374页。
[23] 祁小春：《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24]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页。
[25] 祁小春：《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26]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27] 梁太济：《“别纸”“委曲”及其他——〈桂苑笔耕集〉部分文体浅说》，《梁太济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87—88页。
[28] 陈静：《“别纸”考释》，《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
[29]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1页。
[30]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59页。
[31] 陈骙：《文则》，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32] 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33] 林纾：《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页。
[34]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98页。
[35]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13页。
[36] 《文选》“上书”类中除司马相如《上书谏猎》外，实为奏记类书信。39篇之外，赠答诗中随诗歌并录有刘琨《与卢谌书》、卢谌《答刘琨书》两篇。
[37] 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古典文学》（第七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49—186页。
[38]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39] 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161页。
[40] 钟涛、王孔琳：《先唐书牍文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41] 谭邦和：《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42]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3] 郭预衡、郭英德主编：《中国散文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页。
[44]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页。
[45] 熊礼汇：《先唐散文艺术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394页。
[46] 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页。
[47]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48]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08页。
[49] 参见蒋竹荪《书信用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50] 柏秀叶：《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1年；孙丹萍：《两晋尺牍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王丽萍：《南朝尺牍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陈廷玉：《建安尺牍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闫茜：《建安书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8年；方涛：《南朝书体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刘德纯：《两汉尺牍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1年；王坤：《北朝书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
[51] 熊礼汇：《先唐散文艺术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52] 柯庆明：《拨云寻径——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95—166页。
[53] 钟涛：《论六朝骈体书牍文》，《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