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评传

前言

一

2004年农历九月初二，是颜元（1635—1704）逝世300周年纪念日。

颜元是值得研究、也是需要研究的。

诚然，作为一名学者，颜元的“学位”仅仅是个庠生，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秀才，是当时社会士人阶层中较低的一级，然而，当那些“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状元大多已成明日黄花、被历史所遗忘，而颜元却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思想史上都赫然占有一席之地。颜元执教47年，除晚年曾短时间主教漳南书院外，其余绝大部分教育活动基本未离开博野、蠡县一带，并且其执教的学校都在农村，属乡村私塾性质，类似于当今之私立学校。但颜元又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理气皆天、体用一致、重视理性而又唯实践是崇的哲学思想，在那乌云密布的封建社会，实为暗夜中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

颜元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深得辩证逻辑之精髓，以其深邃的思想提倡难以为时人所接受的概念，如“学校”“实践”等，都被数百年后的近现代中国所广泛采用，而被他所坚决否定的事物，如“科举”“时文”等，则无一不被历史所淘汰。

颜元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当时盛行的“科举教育”的批判，鞭辟入里，而他对新教育的设计思想，历数百年仍不过时，特别是他创办的学校——习斋，可视作中国新式教育的取材范例。

颜元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目的是为天地造实绩、为生民谋福祉。他的思想和主张，对其后的中国社会影响巨大。

以上所述，都是研究颜元的意义，但促使我下决心对其进行研究的动因还远不止此，更因为他那时刻关注社会民生的知识分子情怀。李塨在《存治编序》中写道：

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炧，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

的确如此，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任何一个领域，颜元所提出的主张无不以便民利民为宗旨。他为学为教，目的在于致治，而他致治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福于黎民百姓，而不只是为了巩固一家一姓的封建专制政权。虽然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不可能实现于当时，但他时刻想造福于民的出发点却是难能可贵的。颜元对程、朱理学批判最激烈的时代，已是清廷将程、朱理学定为国学、文字狱开始荼毒学界的时代，他是冒着生命危险而与之战斗的。颜元在《上太仓陆世仪先生书》中说：

仆妄论宋儒，谓是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然宋儒，今之尧、舜、周、孔也。韩愈辟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世之尧、舜、周、孔者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发州决杖，况敢议及宋儒之学术、品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委气数于终误，置民物于终坏，听天地于终负，恐结舌安坐，不援沟渎，与强暴、横逆内人于沟渎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

这种为解百姓于倒悬，为了真理之发扬，为了信仰之实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才是最可歌可泣、可书可传的。

二

颜元虽然值得研究，但是，要为他写一部带学术评传性质的研究著作，在我看来却是颇为困难的。其难有二：一是传主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可资撰述，书中无法写出令普通读者难以释手的情节；二是传主的思想较为深刻，作者思想稍涉浮乏，就可能写成令智者不忍卒读的语录汇集。

在结构上，我将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重在记人叙事，基本属于述行状范畴，旨在通过这些看似琐屑的记述，让读者对其人其业其背景有一些较为具体的认识。

中篇几章主要述论颜元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以及义利观等方面的思想，基本属于致治范畴，是其理想国之所在。

下篇则主要述论颜元的教育思想。重点在于他对传统理学教育的批判及对“科举教育”的变革。

在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颜元的人性理论”一章，既可以放在“中篇”，也可以放在“下篇”。因颜元的人性理论中，已隐含了教育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一些萌芽，对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带有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所以我最终还是将它放在了“下篇”。二是按照形式逻辑，教育思想应是与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等相提并论之一种，不应上升为篇级。但鉴于我们写的是一位教师，其教育思想又极为丰富，并且我著此书之本意，主要是想为现今之素质教育的实施，提供一个历史的借鉴，所以就权变一权变，将其升列为篇。三是关于言、行之关系。在著作本书时，记述行状则不避言论，而述论思想，也每以行为做论据。当然，这样做合适与否，可以探讨，在此权作一种试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