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文学的地域版图
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地域性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品格。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1]所谓客观现实，就是具体时间、空间规定中的现实（历史）存在。由此可见，地域性是文学的先天品质与重要因素。文学总是要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人类生活，而人类生活总是离不开特定的地域范围，诚如恩格斯所说，在人类的各种生活方式之中，总是离不开他们与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2]毫无疑问，地域与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关联。
古往今来，世界文学的地域版图色彩斑斓、琳琅满目，是民族性、地方性、传统性、客观性的生动活泼的具体呈现。
我们阅读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古罗马戏剧和诗歌，总会感到一股浓郁的地中海气息扑面而来。那奥林匹斯山上的雷霆霹雳，古希腊险峻群山之巅的阳光冰雪，茫茫大海上咆哮怒吼的滔天巨浪，撒丁海上塞壬美妙诱人的歌声，赫勒斯蓬海面上希腊联军的如林帆樯，特洛伊城连绵起伏的雄伟雉堞，那些为了自由和尊严而战的斯巴达勇士，那些在露天浴场曝晒阳光、在角斗场欢声雷动的罗马市民，那些皓首穷经学以致用在庙堂滔滔雄辩的哲人政治家，那些出入沧海风波弗远不及追求利润的行商和航海家，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阅读印象。地域风景、风情、风物和地域内人们的风骨、精神、风貌有机交融，形成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独特风格，共同构建出有如夏夜繁星般璀璨夺目的世界文学天宇。
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3]高尔基也有过类似的表述，神话是一种经过人们“艺术概括”的自然，包括地域范围内的自然现象、生产生活、与自然的斗争等。[4]神话是地域内人们现实生活、生产、斗争的曲折反映，此后的写实性史诗和戏剧更是以逼真地再现地域生活景观和现实斗争场景作为主要诉求，如海上航行、海难事件，地中海各国之间的战争、婚姻关系、政治斗争、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俱得以活灵活现地记载和表现，既是文本的生成背景和人物活动的舞台，也是推动文本走向的不竭动力。人们对诸神的回忆，遍布希腊的山川大地。[5]希腊的山山水水，港湾、海角、山峰、河谷既是英雄们活动的舞台，也是英雄们的活动对象，留下了无数人文的印记，“山水以人名，人以山水名”，彼此作用，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交融一体，于此不难想见，人类的一切神话史诗既是“神”话，也是“人”话，也是“史”话，也是“地域”之话。
中世纪英雄史诗《裴欧沃夫》《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伊戈尔远征记》等叙说民族兴衰，地域风景、风俗、风情得以纤毫毕现地生动展呈。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的《歌集》对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潮下的现世劳动和凡尘爱情顶礼膜拜，弥漫着此岸和此在的人间烟火气息；薄伽丘的《十日谈》以一百个故事的叙事形式，立体呈现了意大利人民丰富的情感生活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民间气息和尘世俗趣时时洋溢于文本的字里行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忠实反映、记录了西班牙当时的社会风貌、人情习俗和重大事件[6]，地域特色是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恒久的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和历史剧创作，综合观之，就是一部英国、北欧的城市和乡村、历史和现实的“百科全书”，地域知识和生活细节弥漫于文本之中，成为其艺术虚构世界的无所不在的真实背景。
18世纪丹尼尔·笛福《鲁滨逊飘流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托比亚斯·斯摩莱特《蓝登传》，席勒《阴谋与爱情》，卢梭《忏悔录》，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等，亦莫不是建基于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民族精神的形象反映。
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洪流中，拜伦的长篇诗体小说《唐璜》，描写主人公唐璜的亲身经历，他穿行于广袤的英国、西班牙、希腊、土耳其、俄罗斯大地；小说多角度多侧面地表现了欧洲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地域性特征十分鲜明[7]。
浪漫主义文学以擅长描写异域风情著称，《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自由出入于各个历史时期，在辽阔的欧洲大地上自由穿行于苍茫大海和群山峻岭之间，以诗人的主体性情感一线串珠。值得注意的是，拜伦的英国视域下的主体选择与变形塑造，地域文化成为其写作的“前在”立场。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对巴黎生活场景的立体呈现也让小说细节丰满、引人入胜。
地域文化书写真正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具有文本叙事的重要功能，成为文学艺术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和美学原则，始于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学有过一个经典的概括：现实主义文学在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8]的真实性。可见，包括细节、环境、人物形象等在内的客观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则，这种真实不仅在于文本中的真实细节的呈现，更在于立足于客观真实的地域自然之中的真实环境和真实人物的再现。从此，地域风景风物风情和地域日常生活昂首阔步走进文学殿堂。文学作品中的地形地貌、民风民俗、人文环境，凝聚于人物形象身上的地域性格和地域文化精神等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内容。如勃朗特三姐妹小说中的英国乡村的山庄、古堡、磨坊；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巴黎不夜城的通宵舞会、欢场宴饮等。巴尔扎克将自己视为“法国社会”的书记员，[9]以真实再现法国地域自然、环境、人物、社会生活为终生志业。其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由两千多名人物形象构成了长长的巴黎画廊，恩格斯高度赞许巴尔扎克的创作，认为他超越了千千万万个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因为他为人们提供了一部真实的关于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10]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副题就是“外省风俗”，小说中的具体地名虽为虚构，但所写风俗细节却又无往不是真实，完全可以视为一本法国外省地方风俗志。狄更斯的成长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精细描述英国城镇底层人物生活，寄宿学校、工厂、监狱等底层人生场景，笼罩着浓郁的悲凉色彩；哈代的《绿荫下》《还乡》中的英国田园牧歌情调和对爱敦荒原的工笔描绘，已经成为一种永恒文化精神的象征。
果戈理、高尔基、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苍茫浑厚古朴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契诃夫小说中那些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地生活着的俄罗斯“小人物”，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那条冰河开裂地动山摇的哥萨克河流，赫尔岑、爱伦坡笔下群雄啸聚指点江山的麻雀山；罗曼·罗兰、亨利·巴比塞、安德烈·纪德笔下的法国立体社会；托马斯·曼、黑塞、雷马克笔下的德国民族性；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毛姆、劳伦斯笔下的英国城乡；德莱塞、杰克·伦敦、辛克莱、斯比贝克、马拉默德笔下的美国东西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以马孔多小镇为代表的魔幻神秘的拉丁美洲；紫式部《源氏物语》描写的日本都城上层贵族生活，川端康成笔下寒风凛冽晶莹剔透的雪国世界；《一千零一夜》记载的神话传说、奇谈怪论，色彩斑斓，精彩地再现了阿拉伯世界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11]，等等。
我们将视线收回来，就会发现中国文学史也无处不在闪烁着地域性的光辉。如《诗经》十五国风采辑各地民歌，屈骚“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左传》《国语》《战国策》遗留下先秦时代各地诸侯史书的真实记录，《史记》、汉乐府、南北朝民歌、唐宋八大家游记散文、明代公安派竟陵派前后七子吴中四才子唐宋派诗文、清代桐城派散文等，皆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明清小说、戏剧创作，更是以写实性的细节工笔描绘出地域风俗人情，为文本平添诸多风情与魅力。如《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描写市井风情和倡优生活，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由书写传奇转向描摹日常，《红楼梦》交织着北京城从天潢贵胄到普通百姓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知识。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周作人笔下的浙东故乡风情和刑名师爷气派，萧军、端木蕻良笔下雄犷苍凉的东北黑土地，老舍小说淳厚的胡同“京味”，沈从文笔下的边地湘西，新感觉派小说的上海声色，赵树理的山西味道、晋阳气息，孙犁笔下充满诗情画意的白洋淀，周立波小说如山茶花盛放的益阳风情，沙汀、李劼人笔下麻辣喧嚣的天府饮食和市井民俗，汪曾祺淡雅沉静的大淖水乡，刘绍棠古道热肠的运河人家，张承志雄浑苍劲的草原和黄河，李杭育的葛川江的水上人家，莫言文学世界中汪洋恣肆的高密东北乡的烈火般燃烧的红高粱，苏童、叶兆言重叙历史篇什中在月色下缓缓驶过秦淮河的夜半航船，李准小说中承受深重苦难的黄泛区人民，陆文夫、范小青的苏州市井，贾平凹的商州山民，李锐、郑义的吕梁太行，王安忆、金宇澄的上海市井里巷，周大新的“南阳小盆地”，阎连科的瑶沟乡民政治，刘恪的峡江红帆船楚风浩荡，等等，莫不让人拍案叫绝，引人回味叹为观止。
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同样是书写陕西，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和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黄土高原雄浑苍凉秦风浩荡，陈忠实的《白鹿原》里的关中大地土厚水深儒风淳郁，而贾平凹的《浮躁》《秦腔》中的陕南商洛却是青山激流浪漫灵秀，地域分野所导致的文化差别，在三秦大地上也是如此风格殊异。同样是书写山东，张炜的《古船》《柏慧》《家族》《九月寓言》中的宗族责任感与道德理想主义具有鲜明的儒家理性色彩，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则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的狂放色彩：深秋的大地上，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太阳“像血一样地从高粱地里冒出来”，莫言小说遍布撼人心魄的“血色”意象，齐鲁大地如此风情殊异，地域分野造成了无可漠视的文体特征差异。在两湖地域，西部南部是苗族、瑶族、土家族等民族居住区，沈从文、黄永玉、古华、孙健忠、蔡测海、叶蔚林、李传锋、叶梅、吕金华、马笑泉、田耳、于怀岸等作家善于书写民族地域的传奇人生，笔下的民情风俗文化精神颇富“域外”风情，往往成为现实日常之外的别有寄托的“文字乌托邦”和想象奇观；陈应松笔下的神农架奇峰高耸，别有天地，巫风弥漫。在两湖中部地域的文学世界里，周立波的益阳山村，韩少功的汨罗水乡，谭谈的涟源矿山，彭见明的洞庭湖区，陈应松、刘继明、刘诗伟、达度的荆州江湖，李叔德、王雄、王建林的襄阳古今世界，已然成为鲜明的文学符号。更早的黎锦明的小说，则以湘潭晓霞山为背景，笔致奇崛，融狂躁、激越、暴烈、蛮狠于一体，被鲁迅誉为“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12]；彭家煌的小说，多描写洞庭湖区普通民众的生活，茅盾评价其中篇小说《怂恿》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种地方色彩综合表现于小说文本中的土语、方言、对话、动作、人物、故事，是20世纪20年代“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13]，在现代乡土小说写作史上具有示范意义。在两湖东部，是一片苍莽连绵的群山，近代以来又是一片鲜血浇灌的热土，刘醒龙的“大别山之谜”和“圣天门口”小镇沧桑，邓一光、何存中的革命英雄传奇，何顿笔下长沙会战的铁血画卷，牛维佳、望见蓉小说中的武昌首义，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频谱杨柳新曲。而以武汉、长沙的现实生活作为书写对象的都市题材作品，近年来更是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方方、池莉、彭建新、姜燕鸣笔下的武汉世俗人生与汉口的“风花雪月”交相辉映；何顿的小说零距离地描摹出一批长沙新市民阶层的“原生态”生活，都市风情与地域味道紧密结合；何立伟善于书写长沙市民生活的点点滴滴，刻画精细，妙趣横生，却又充溢着浓郁的人间温情。在书写两湖地域的历史文化题材领域，唐浩明的系列长篇小说《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李叔德的“唐代诗人三部曲”，杨书案的先秦诸子系列长篇小说，王芸的长篇散文《穿越历史的楚风》，王开林的散文集子《百年湖南人》，等等，皆写出了楚人的风骨和楚文化不屈抗争的精神。即使是在地域性特征最不明显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也很容易从两湖诗人的诗作中读出屈原“哀民生之多艰”或者李白“凤歌笑孔丘”的传统流脉。
地域书写为文学增添了鲜明的个性，无限丰富的具体性促进了文学的整体繁荣。研究两湖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至少需要阐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书写内容中，探究地域风景、风物、风情和精神风骨得到了怎样的呈现；第二，两湖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精神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创造；第三，两湖现代文学的美学取向与地域传统文化的意义关联；第四，地域文化书写的继承、嬗变与创新；第五，两湖地域文化与文学审美风格的形成；等等。宋人马存在《赠盖邦式序》中分析《史记》奔放雄奇、深沉激愤的文风形成原因时，认为司马迁“奔放而浩漫”“停蓄而渊深”“妍媚而蔚纡”“感愤而伤激”文风的养成，得益于其纵横神州大地的行旅，尤其是在故楚之地上的壮怀激烈的游历，亲身领略了楚地山川上：大江的狂澜，汉水的惊波，云梦的涵混，洞庭的风涛，九嶷的芊绵，巫山的嵯峨，阳台的朝云，苍梧的暮烟，沅湘的屈祠，南楚的斑竹……[14]文章幸得江山助。于此可见，两湖地域对于文学的影响何其重要而深长。这种影响，宛若亘古长风，雄浑浩荡，吹拂两湖大地，直到现代依然强劲如斯，未曾消歇，惊采绝艳、绚烂多姿、沉痛悲郁、苍凉奇峭的楚风仍然被视为两湖现代文学的卓异风格。
就让我们带着上述粗浅的观感，走进风光旖旎的现代文学的两湖地域。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28页。
[2] 参见[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
[3]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4] [苏联]高尔基：《论文学》，孟昌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7页。
[5] [法]马里奥·默尼耶：《希腊罗马神话和传说》，梁启炎译，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6]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7]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8] [德]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
[9] [法]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10] [德]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
[11]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1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13] 茅盾：《现代小说导论（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1页。
[14] 马存：《赠盖邦式序》，冯其庸等选注《历代文选》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第125—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