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朱熹史学思想是当时经济、政治、民族关系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与两宋时期盛行的理学和重视鉴戒的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有史家学的影响。

朱熹的历史哲学由三个层次组成，即会归天理纲常的历史决定论、注重时势变化的历史损益论、讲究心术本领的历史经世论。这种历史哲学与其格物致知的历史可知论是密不可分的。

朱熹对治史态度的看法，是围绕着“明天理”而展开的。他提出先经后史的治史顺序说和劝善惩恶的治史价值论。

在治史方法上，他强调由博返约，要求最终达到认识无所不在的天理的程度，以利自己的道德修养；他主张采取校勘、考证、辨伪、训诂等实证的治史方法。

朱熹的史著编纂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他强调辨明正统，作为史著编纂的纲领；提出史体互补的编著体例，这具有较大的价值；他继承前代进步史家提倡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本书还考证了朱熹亲撰《资治通鉴纲目》的过程，否定了宋末王柏提出的该书为赵师渊所撰的影响达700余年的观点，揭示了朱熹史著编纂思想演变的轨迹。

史学批评是朱熹理学思想表现得最充分的方面。他评论史著既重义理又强调史实的正确与否；用道德标准去衡评史学人才，这对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有较大的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首先采用义理标准，其次才是功业标准。

朱熹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以天理论作为理论基石，构成一套“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哲理性很强的理论体系，是宋代其他史家所不及的。在他去世后长达700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没有人能打破这一理论体系，并重新建立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去取代它。在朱熹被“圣人化”的过程中，其史学思想中的落后因素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日本等国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