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典化与经典的前身后世：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对象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美学理论进入中国学者和大众视野；1988年，《上海文坛》推出了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讨论专栏；1993年荷兰学者佛克马来华报告提到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自此，中国文学的读者接受、文学史的重构、经典与经典化等问题持续成为近三十年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们在研究范畴上存在诸多交叉重合之处，故其中每一问题的探讨均无法避开其他问题而独存。就经典与经典化问题的研究言，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经典和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的解决”[1]（更深一层言，它牵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国民精神的建设问题）；陈文忠亦提出经典作家接受史至少包含经典地位确立史、经典序列形成史、艺术风格阐释史、艺术典范影响史、人格精神传播史等五个方面[2]（这五个方面，均涉及经典和经典化问题）。由此可见，经典与经典化问题不仅具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意义，而且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等问题的研究亦密不可分。

国内关于文学经典与经典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经典的概念和特征、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建构、文学经典的结构和边缘化、文学经典的教育与传播等四大方面”[3]。这四个方面其实可再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经典的属性、经典的形成、经典的接受传播（经典化与经典的接受传播并非同等概念，具体见下文）。不过，在研究中，多数学者把经典的接受传播纳入经典化的问题探究中。若此，学界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即经典与经典化的问题。

对于经典属性、内涵的探讨，尽管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对“经典”进行定义，但对于经典的超越性、独特性、艺术典范性、权威性等特征则基本达成共识。不过，相关研究多属于论文性质的探讨（以外国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主），理论专著较少。詹福瑞先生《论经典》一书立足本土化思考，从理论视角对经典的属性、经典建构与外在因素（诸如权力、教育、传播等）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可谓经典探讨的集成者。但詹书研究的经典对象比较广泛，以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为主，兼及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经典。其中文学经典涉及诗歌、小说、戏剧、赋等多种文体。詹书从宏观角度探讨经典的属性，其研究体系有其合乎逻辑的建构，但从微观角度言，应该有可补充细化之处，如从文体角度看，诗歌和小说的经典性内涵可能会有不同，而经典的超越性、永恒性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探讨，否则其永恒性、超越性将无从谈起等。

对于“经典化”的研究，即对“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建构”问题的探究，学界基本上围绕经典何以成为经典的条件因素进行探讨，多研究外在因素的影响，如政治权力、权威读者、阐释接受、编选、教育、传播及媒介等。尽管对于具体条件于经典形成的影响大小有争议之论，但整体而言，学界有关中国文学经典化途径的研究的确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另一方面，正如朱国华所言，“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4]若此，经典化研究难以避免研究思维固化的趋势。

就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言，由于面对的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所以古代文学研究者多无当代文学研究者出于正名需要而进行经典与经典化理论探讨的压力。在古代文学研究者那里，经典化更多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从历时的角度探讨经典在不同时代地位的起伏、阐释的变化及时代政治、思想文化、文学思潮、选本编纂等导致经典形成的诸多外在条件因素等。

近20年来，古代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以“经典化”为关键，涉及单篇（单部）、作品集（选集）、文体、批评理论等诸多方面的经典化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于认清古代一些文学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本质内涵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对经典形成的外在影响条件的模式化阐述，诸多研究难免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而且，更让人困惑的是，在相关研究者那里，经典化似乎成了一个永久性的过程，且经典化研究与作品研究相脱离，作品的经典化与经典的接受混为一谈。

事实上，经典与经典化问题是一而非二，对其中一方的探讨不能脱离对另一方的研究。斯蒂文·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中言：“总的说来，我认为不研究经典的形成就无从充分探讨经典——在其已有经典的层面上。不研究经典如何形成，对经典是什么的探讨就不会完满。”[5]其实，反之亦然，不研究经典的特性，或者说不研究作品的潜在经典性，一样无从探究经典的形成。尽管关于经典、经典化的研究成果丰硕灿烂，但作品与经典化的分裂研究、作品接受与经典接受的混淆，依然使我们对以下问题产生疑问：

作品的经典性与经典的经典性是否一样？不同文体经典的经典性内涵是否有所不同？作品、经典、经典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经典化研究的起点是什么？经典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一种不断变化的接受过程及其原因，还是为了最终回归到对经典的解读？对经典的一代代充满变化的阐释，是读者附加到作品中的，还是读者对作品经典性的发现？经典化是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没有终点的过程？作品何时成为经典？确定其为经典的依据是什么？经典确立后的读者接受，还是不是经典化过程的组成部分？经典化是作品的经典化，还是包含了作家的经典化？作品的经典化与作家的经典化之间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作家才能进入经典化过程？等等。

如果经典与经典化的概念不能涵括对这些疑问的解决，那么这个经典、经典化的概念就不够完善，而基于不完善概念而来的研究就有可能产生某种研究偏差。以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为例，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不断变动的接受过程的呈现，似乎经典化永远都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以致我们似乎掉进了一个规则化的旋涡，而我们与经典文本的距离好像也没有因此呈现而缩短，我们对经典之经典性依然较少清晰的理解。导致这种研究状况的原因恐怕主要在于理论思考的相对缺失，而由于理论思考的缺失，把经典化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使用时自然会产生相应的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本章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经典化为切入点，以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尤其是诗歌经典为例[6]，探讨经典与经典化的问题。具体探讨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经典化的两极；二、经典化的一极：作品；三、经典化的中介：读者；四、经典化的另一极：经典；五、经典的接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