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债危机中的欧盟

一 欧债危机对于欧盟的影响

自2009年年底爆发以来，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开始、最终波及整个欧元区甚至欧盟的债务危机在2013年以后形势趋于稳定。但应当认识到，此次危机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势必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欧洲区域内和域外投资者对欧洲市场的稳定产生不信任的危机。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欧盟的北欧成员国和作为欧盟“发动机”的德国和法国陆续制定和实施非常保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这种财政紧缩性政策，更使各自的银行束手束脚，难以发挥金融效用，导致危机不断恶化，欧洲广大民众和欧洲域外的世界也开始质疑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制定者们是否真的有能力缓解乃至解决欧债危机。同时，这种质疑加剧了欧洲民众担心自身失业和福利待遇的大幅削减，从而使其降低了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导致欧洲消费市场萎缩，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欧洲内部诸多生产部门和域外投资者的投资，并导致欧债危机更加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缓解。欧洲区域内和域外投资者对欧洲市场信心的大幅降低将进一步导致对于欧洲一体化深化的质疑，而欧洲市场发展一旦进入恶性循环，欧盟成员国的各国民众对于欧盟的负面情绪将不断提升，将很容易引起欧盟内的“去一体化”浪潮。因此，那些原本想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将会继续保持观望态度，而对于想脱欧的英国等欧盟成员国而言，将会对欧盟产生更强烈的质疑乃至反对，加速脱欧进程。更为严重的是，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盟内部很有可能形成一个“多速”欧洲：首先，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如英国、瑞典和丹麦等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已基本改变了过去“暂时不加入欧元区”的政策，而是非常明确地表示不会考虑加入欧元区。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谈到欧债危机时如是说：“我希望他们（欧元区国家）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在单一的市场之中，我们希望欧洲国家之间相互合作，但是我们不希望加入欧元区。”[1]这也就意味着欧债危机实际上已导致欧盟内部出现实实在在的两种速度的欧洲一体化，即走货币联盟道路的欧洲一体化和不走货币联盟道路的欧洲一体化。其次，“财政契约”的签订和批准过程在法理层面显示出欧洲一体化的两种速度已成定局。从“财政契约”的缔约国组成和生效程序来看，该条约不是对欧盟两部基础条约——《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罗马条约》）的修订，不属于欧盟立法。准确地说，“财政契约”是一部由部分欧盟成员国参与的政府间条约，它与“申根协定”在性质上很相似，只是加入“申根协定”的国家不限于欧盟成员国，而加入“财政契约”的国家仅限于欧盟成员国。“财政契约”具有一般国际条约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对现有的经济与货币联盟架构具有强化作用，但远非建立真正的财政联盟。不仅如此，该条约的非欧盟立法属性使欧洲一体化的“双速”性得以合法化，在欧盟内部形成了欧洲联盟条约体系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府间条约体系。最后，为解决欧债危机，欧盟内部已形成了两种相互交错的机制安排，即欧盟层面与欧元区层面，一方面，业已存在的欧盟机制中形成了新“欧元集团”协调机制。例如，在部长级欧盟经济财政理事会中，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部长在处理欧元危机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涉及银行监管、监督、公共债务管理等问题的“欧元集团”协调机制。另一方面，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欧盟内部还形成了一些专门属于欧元区的新机制。例如，目前已产生由欧元区19国首脑参与的每年举行一次的欧元区峰会，并且还选出了峰会主席。此外，欧洲银行管理局等新机构表面上对所有欧盟成员国开放，但主要是管理欧元区19国的银行。

二是欧洲社会持续升级的不稳定性，降低了欧盟的国际地位，减少了其对域外的吸引力。欧洲债务国深陷危机不能自拔，面对超高的国家财政赤字则不得不推行货币紧缩政策，但是，欧洲债务国身为高福利国家，一旦降低社会福利必将引起国民的不满，引发一系列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学罢市，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出现。同时，失去国民信任和支持的刚刚上台的政治家又不得不迅速下台，而后继者为了稳定自身地位和政党利益，不得不恢复讨好国民的政策路线，但这不仅无助于应对危机中的经济形势，反而进一步引发国民对政府的反感甚至反对。此外，2016年的欧洲难民问题也成为增加欧洲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上述动因不同程度地导致了欧洲社会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2009年下半年以来，欧洲社会不稳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欧盟超国家机构的合法性、有效性遇到了质疑甚至否定，欧债危机爆发后的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统统被“束之高阁”，而欧元区内的国家间合作却出现了常态化。与欧盟超国家机构地位作用同时下降的还有欧元的价值和信用。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不断进行贬值，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欧元在设计上存在内在缺陷，降低了欧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和国际地位，国际资本市场对于欧元的需求持续减少，导致国际投资者不再像从前一样信任欧元，欧元区的经济因欧元失信而发展放缓，世界各地流向欧洲的投资减少，因此，国际市场对于欧元资产的需求量也不断降低。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日元、人民币等国际主要货币对欧元出现了升值。事实上，从欧元诞生之日起，就有人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持反对和质疑态度，并将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归结于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此外，欧元的汇率贬值，欧洲的进口需求下降，进而影响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降低。欧债危机也加速了欧盟外交政策采取保守主义和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大范围增加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欧元区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欧债危机在欧洲大陆不断蔓延，欧洲债务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在“欧猪五国”之中，政府因无力偿还政府债券而使上述国家的不良资产率不断提升，2009—2011年，“欧猪五国”的不良贷款比例已分别高达11.5%、10.4%、38.8%、9.2%和7.8%，大量的不良贷款又导致上述国家银行的资金流动性问题凸显。

三是欧债危机刺激欧洲一体化多重矛盾的共同爆发，欧盟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欧盟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离是导致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欧元区必须对于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反思。面对欧洲区域内的需求持续疲软，欧元区国家首先需要坚持深化结构性改革来提升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当前，在欧洲生产力无法在短期内获得迅速提升的状况下，确保迅速执行针对上述问题的一揽子改革将是保障和提升欧洲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此外，欧洲一体化大市场中，保守主义和非关税壁垒保护主义已无法施行和贯彻，必须放松市场监管，摒弃过时的保守观念，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消除贸易投资壁垒，恢复一个开放的、健康的欧洲统一大市场，进而不断提升吸引力，促使投资稳步回归。因此，投资的增强将促使欧元区政府推进在稳健发展的基础上扩大欧元区内部的市场消费需求，缓解消费市场由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削减所产生的情况恶化。从长远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来看，欧元区乃至欧盟成员国的财政一体化才是欧元区未来发展的根本出路，债务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法的关键亦在于此。欧洲央行是执行欧元区财政一体化的唯一核心机构，但初建时的欧洲央行并未被给予与想象中一样多的职能，它在设立之初的工作目标也比较简单明了，即应对欧洲的通货膨胀问题，这明显缺少长远性的设计，横亘在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被完全忽视。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对欧债危机状况和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的认识不足，加之欧元区改革的大权被德、法等核心国家所掌控，所以，欧元区太过单一的金融政策应对危机无法得到良好的预期效果也是在意料之中的。欧洲央行制定和实施欧元区全面的经济发展规划是十分关键的。与从欧债危机爆发伊始的欧盟诸多成员国无所表态、漠不关心和本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基本态度相比较，后续欧盟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协调的政策和行动来化解危机，例如，制定和实施统一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积极有效的救助方案来挽救深陷危机泥潭而无法自拔的成员国，并将为此而设立的临时救助机制设定为永久性的而不再是临时性的组织机构，并通过这样的方法加强欧盟的财政联盟。爱尔兰在2013年走出欧债危机的泥潭就充分反映出欧盟吸取了应对危机的经验，说明其对于深化欧洲一体化的反思和政策制定是富有成效的。所以，欧盟在应对和处理危机中表现出强劲有力的统一的政治意识，重新树立起欧盟区域内外的政治公信力，并弥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体化方面的发展缺陷，深化健全欧盟治理体系，欧盟在不远的将来必将会化“危”为“机”，并为处理和解决欧债危机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欧盟治理体系能够获得进一步改革，欧盟将会形成一个崭新的身份重归全球政治舞台，并发挥更加健康的经济体的巨大示范作用。

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来看，国际格局正不断发生着深远又富有意义的巨大变化，欧盟作为当今世界的一支主要力量，危机爆发后，在欧盟和欧元的国际作用遭受极大打击的情况下，欧盟诸多成员国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必须在危机中不断前行并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逐步深化，而这些也正是促进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契机和力量。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史：法国国民议会在1954年否决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和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在1965年由于不赞成欧共体内部决策机制从“一致通过”变为“多数赞成”，而拒绝派代表参加欧共体会议长达六个月之久，因而，引发了一场“空椅子危机”。但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这些危机并没有使欧洲一体化退步，反而加速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虽然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欧洲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度大幅降低，但也引发欧洲民众支持欧盟机构深化改革的思潮。欧元区内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已是“箭在弦上”，这也是欧洲一体化深化的必由之路。纵使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持续不断和日趋复杂，但是欧盟成员国之间仍在尽可能地寻求合作，例如，欧盟区域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深度融合，建立健全欧元区的财政货币机制，使社会负担一直居高不下的福利政策和税收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欧洲央行被赋予行使更多更大的权力，监管力度的加强等。尽管这个过程将会特别的艰难，而且欧债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难以迅速消除，但从欧洲一体化的长远发展来看，这也是欧洲一体化深化发展的机遇。

四是欧债危机催生欧洲地缘政治矛盾的一齐迸发。其一，欧债危机自2009年以来，德国出人意料地成为拯救欧元区的核心力量和主要希望。德国前任外长吉多·韦斯特韦勒曾强调：“现在的情形是，德国担当起欧元区的领导责任，会遭受一些国家的批评；不担当领导责任，则遭受所有国家批评。”[2]这一点更为激烈地体现在欧债危机的处理和解决的思路方面。德国以自身坚定的财政紧缩政策来指导欧元区改革的尝试引发了欧元区诸多成员国的担心，担忧“欧罗巴之德意志”将会变为“德意志之欧罗巴”。而更多的欧洲大中型企业对于投资则持有更加小心谨慎的态度，纷纷开始启动欧元区解体和欧元废除的紧急应对方案，其中包含投资的削减，转移资金到德国，将欧洲南部的总部迁往北部，甚至停业，等等。这是一场发生在欧洲南部与北部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场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还是一场发生在德国和欧元区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其二，欧盟诸多成员国对于英国反对修改欧盟条约的决定持一致的反对态度，英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法国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彼此攻击。英国国内的“疑欧派”团体更加积极鼓吹英国“完全地离开欧盟”。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隔阂将越来越大——“英吉利海峡将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跨越”，这对欧洲一体化来说绝非好事。而非欧元区的其他欧盟成员国家也可能会仿效英国，进而引起欧盟内部的深度不和。英国的案例仅是欧元区成员国与非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矛盾的一个侧面。例如，匈牙利也在蓄谋尝试脱离欧盟。然而，波兰在欧债危机中的极佳表现增强了吸纳波兰进入欧元区以使欧元区脱离危机的外界期盼。欧债危机在2009年之后，欧元区俨然成为利益共同体，欧洲一体化必将成为欧元区一体化，欧盟的共同外交将成为欧元区的统一对外政策。而在内政外交上的这些变化则将引起欧元区成员国与非欧元区成员国在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对外关系等问题上的矛盾加剧。其三，欧债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美欧之间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鉴于欧洲是美国最大贸易和投资伙伴以及欧美大型金融机构普遍交叉持股，一旦欧债危机突然加剧，美国经济必将遭受新一轮外部冲击。”[3]其次是国际责任与义务之间的问题。欧洲防务和对外援助的削减，外交投入的减少，使其不能提供充分的国际公共产品，无法帮助美国分担国际义务。再次是软实力问题。欧债危机极大地降低欧盟的外部形象和影响力，前苏东地区国家将可能退回到莫斯科的发展模式之上。最后是战略问题。在南海、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地，美国正在谋求扩大影响力，但其缺少强有力的欧洲合作伙伴。总之，美国对欧战略，已从阻碍欧元的产生和壮大转变为减缓欧洲的乏力，进而努力帮助欧盟尽快脱离危机。基于上述判断，美国不会对欧债危机的走向置之不理。其四，欧债危机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之一。在债务市场的融资和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等方面，欧元与美元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导致国际货币市场的利率和汇率大幅度波动，引发世界经济的持续动荡，而这也正是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的内在驱动力。欧元区与其他世界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欧债危机发酵了欧元区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欧洲与其他区域的经贸合作往来放缓甚至锐减。

二 欧盟应对欧债危机的努力

欧债危机爆发之后，一方面，欧盟各成员国不断努力协调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应急措施以缓解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就制定和实施的应急措施不断进行讨论和博弈又减缓了治理的步伐和效果，仅能以更为灵活变通和短期应变的措施来应对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

欧盟建立了一系列促进欧盟整体发展的体制机制，但却缺乏应对危机的金融救助机制。欧债危机爆发以后，欧盟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是设立了在欧盟层面的短期的、灵活的金融救助机制。欧盟着手联合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欧盟深陷危机泥潭的成员国，如“欧猪五国”等，注入“新鲜血液”。从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到2013年年底，欧盟承诺先后向其成员国注资5000多亿欧元来缓解债务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其中，欧盟所设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分别向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注入了154亿欧元、211亿欧元和1330亿欧元。同时，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历经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无数次权力博弈之后，在2012年年底逐步演变为欧盟的一项永久性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从制度上完善欧盟缺少金融援助机制的缺陷。此外，在欧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欧洲央行通过应对欧债危机和挽救欧盟成员国，扩展其原有权限，为推进欧元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一体化奠定组织保障。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洲央行的核心工作就是稳定欧元区的物价，管控通货膨胀在2%以下。欧债危机期间，欧洲央行的传统救助方式，如多次连续降息、使用专有系统调配欧盟内部资金和通过联合其他国家央行互换货币保持流动性等的效果都比较有限，因此，欧洲央行不得不打破原有的制度束缚，主动拓展其机构权限，从救助希腊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例如，主动降低监管标准，同意将希腊的低等级债券作为合格的抵押品，增强希腊债券的银行补充流动性。欧洲央行为了加速缓解危机，制订了证券市场的计划，直接从欧盟债务国手中购买数量有限的国家债券，并进行对冲操作；欧洲央行借助银行业联盟的帮助获得类似最后贷款人的权能，从而得以直接向欧盟债务国银行注资提供金融支持；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的两轮共计1万亿欧元规模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LTRO），向欧盟有关国家银行提供3年期1%利率的低息贷款，极大补充了银行间的流动性。考虑到部分银行将LTRO资金以存款方式交还欧洲央行等影响流动性的因素，以及金融市场依然持续动荡的现实，欧洲央行在2012年9月推出了更直接的无限制购买国债的解决方案（Ouantitative Monetany Transactions），这种欧洲版量化宽松（QE）的解决方式虽较美联储保守，但依然成为解决危机的“金融核武器”。这都是欧洲央行主动拓展权限的努力尝试，增强欧洲央行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

欧盟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二是重新塑造欧盟的稳固财政。欧债危机之后，欧盟连续重新立法，不断改善和调整《稳定与增长公约》，从降低欧盟债务国的高赤字和高负债问题入手，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恢复债务国的财政预算平衡，例如，设定60%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债务上限与3%的赤字率指标；对违反债务或赤字标准的成员国，强制其进入过度赤字程序并要求其整改；设定详细的惩罚规则，对拒绝或拖延财政整顿的成员国强制缴纳0.2%GDP的无利息保证金，对继续顽抗者将其保证金转为罚款。与此同时，欧盟加大立法对于欧盟债务国的监管和制约作用，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将财政收入平衡或有所盈余的立法承诺写入其宪法或相关法律之中，通过法律形式实现欧盟内部的“财政契约”。随着欧债危机的深化，欧盟不再满足于短期应对措施，为了稳固欧洲一体化的长远发展，并且有效解决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离问题，欧盟要求其成员国在“财政契约”中要承诺实现各自国家的中期预算目标，期限一般为3—5年，同时，在每个年度都要努力达到或趋近目标的实现。“财政契约”强化了欧盟成员国的财政纪律，要求欧盟成员国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预算支出相匹配，成员国每年度开支的增长率原则上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尤其是那些政府债务已超过GDP 60%的国家必须要每年按照5%的比例递减，对于违反中期预算目标的国家，可在要求违反者整改的同时要求其缴纳有利息的保证金。除去修改《稳定与增长公约》和设立“财政契约”，欧盟在其成员国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财政监管机制——“欧洲学期”机制。“欧洲学期”机制的核心任务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预算，监督、规范和指导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预算，进而执行落实欧盟的各项财政制度。欧盟将在每年年初制定出《年度增长调查》（AGS），欧盟成员国根据这个报告，制订相应的、反映各国实际情况的《稳定和融合计划》（SCP）和《国家改革计划》（NRP），再经由各国议会批准正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在欧盟成员国执行各自预算的过程中，欧盟将进行全天候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将迅速要求整改。

欧盟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三是改革欧盟的社会保障制度，拓展对外经济合作，以恢复和提升欧盟整体竞争力。在欧元区成立之前，欧洲诸国就以高福利和高税收而闻名，但是，在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下，欧洲的“两高”国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来自新兴国家的市场竞争，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欧洲的“两高”国家不仅面临着高成本的社会保障，而且面临着社会老龄化的日益严重，不断加剧的社会运行成本，逐渐使其丧失竞争力。例如，欧债危机中的“欧猪五国”，在2000—2007年，在外部借贷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国内的实际私人消费增长了20%以上，而同期德国的私人消费增幅很小，这些欧洲的“两高”国家搭乘欧洲一体化的顺风车，过度消费了一体化的红利，忽视和延缓了各自的经济结构改革，结果造成了劳动力成本和政府外债的共同骤增。因此，及时而果断地改革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缓解欧债危机的必要措施，尤其是德国在欧债危机之前的社会保障改革更是给欧盟其他成员国作出榜样，唯有如此，才能减轻欧洲“两高”国家的社会负担。同时，面对欧洲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要制定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例如，德国（从65岁延长至67岁）、希腊（从60岁延长至65岁）等，另一方面是要建立健全社会立体化养老模式，适当增加企业与个人的共同义务，适当削减过于优厚的医疗保险，逐步降低政府的社会保障成本。同时，改善欧盟劳动力市场的境况是提升欧盟竞争力的首选，不仅要鼓励欧盟成员国的民众积极主动的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加大力度扶持和开展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而且要降低就业保护，缩减失业救济水准和领取时间，附加失业金领取者须接受相应工作安排的条件，以堵塞领取者借故长期逃避工作的漏洞。例如，希腊不仅不同程度地实施了上述举措，而且还通过削减公务员来刺激人才市场，不断刺激其劳动力在欧盟内部的广泛流动。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是制约和束缚深化欧洲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从这次欧债危机中就可见一斑，因此，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日益成为欧洲迎接新时代挑战而被迫进行的又一次自我救赎。此外，面对欧盟内部需求不足的窘境，欧盟不得不通过刺激外部需求来提升经济增长率。一方面，欧盟迫于国际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再次停滞，以及在国际贸易组织中开展经贸往来不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主动开发欧盟与日本、欧盟与东盟印度的双边自由贸易区，规避经贸短板；另一方面，欧盟与美国重启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而这与美国的想法不谋而合，欧美急于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实现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来拉动经济与增加就业，抢先制订贸易新规则和新兴产业标准，利用欧美巨大的市场规模产生的区域溢出效应在全球新贸易体系建设方面获得主导权等目标，进而重新占据国际经贸主导权。

从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到2013年，欧盟通过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博弈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缓解欧债危机负面影响和恢复欧洲经济繁荣的举措，可以说，欧洲已走出债务危机最为困难的时期，但是，影响和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没能在欧债危机中得到根本的解决，欧洲无法避免地进入了一段长期的低增长率、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的情况之中，并将时刻面对着影响和制约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欧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福利政策的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为欧洲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

一方面，虽然欧洲金融稳定工具为欧洲金融市场的流通和稳定注入了资本的“新鲜血液”，让欧洲市场一时间恢复了信心和希望，但是，欧洲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例如，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公共债务居高不下、成员国产业结构失衡、不合理的福利制度和僵化的人力资源市场等，并没有通过欧盟的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和福利政策改革带来改变，而且这些影响和制约欧盟发展的深层次关键问题也不是欧盟层面可以解决的，需要欧盟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欧盟的经济增长乏力，无力解决欧盟的高失业率，而高失业率又加重了欧盟高福利政策下的社会成本。事实上，欧洲金融稳定工具提供给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央行救助资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欧盟成员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财政高赤字率和高外债率，被救助国的政府和企业将救助金更多地用于偿还债务利息，而不是用于国家经济产业的升级和企业生产的创新，同时，民众也将救助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利息，而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消费。深陷危机泥潭的欧盟成员国尝试进行各自国家内部的结构性改革，但是，削减债务作为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目标并未提振经济增长，反而增加了欧盟成员国的债务压力。此外，基于经济学理论上的考虑，欧盟成员国将救助资本投向了欧盟核心国家的企业和资产之中，欧盟核心国家受惠于欧洲救助资本和欧洲域外经济的刺激，而对欧盟边缘国家的企业和民众施行“去杠杆”政策，又延误了欧盟边缘国经济复苏，导致边缘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因此，欧盟整个社会发展陷入了一个旋涡之中，亟须系统的深层次改革。

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在国际经济贸易格局中原本占有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变革，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强有力的引擎。次贷危机中的美国开始实施国家监管华尔街的政策，努力复兴本国的工业发展，并大力支持新兴产业的崛起；日本制定和实施非常规的财政与金融政策，促使日元贬值来刺激出口增长，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和摆脱通货膨胀；中国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调结构、稳增长的发展目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来扩大出口和加强对外经贸合作，以提升金融危机中的经济发展动力。然而，基于对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世界经济的发展尚且缺乏强有力的引擎来推动，世界经济需要根本性的产业大改革来刺激和带动整个世界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因此，仍需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能够找到明确的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强有力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