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浮躁：加速社会的心灵体验

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直面农村社会转型，作为一种整体上象征对时代情绪的把握，他在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时，对农民的精神嬗变和“现代体验”做了如下的细致分析：“我想怎样才能把握目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个啥，你可以说是生气勃勃的，也可以说是很混乱的，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你可以有多种说法，如果你站在历史这个场合中，你如果往后站，你再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我觉得这段时间只能用‘浮躁’这两个字来概括。”[50]《浮躁》以乡村青年男女金狗与小水的恋爱历程为主线，揭示了改革开放肇始期的农民心理及整个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笔者以为，这种印象式、描述式的说法，抓住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也比较准确地刻画了农民的现代体验及其情绪反映。浮躁与怨羡、断零、怀慕、焦虑……构成了近40年间中国人（农民）发育不全的精神图谱。改革开放40年，是一个极其纷繁复杂的社会巨变与转型过程，“这样的时期具有多层面的变化和发展不平衡以及一个新时代喷薄欲出所伴随的分娩阵痛之特点”[51]，对于农民而言，也是一个多元共存的“无名”时代，难以用“共名”来加以概括，怨羡（王一川语）也罢、焦虑（樊纲语）也罢、浮躁也罢、失神（刘继明语）也罢，作家和社会学家们都尝试从最大公约数、从某一侧面来涵括这一时期人们的独特体验。

一

《浮躁》是贾平凹“商州系列”的一部杰作，小说以金狗和小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抒写了改革开放之初农村青年人以及周边发生的事件：爱情、金钱、尔虞我诈。也写了旧体制机制的松动，世道人心的热望与躁动，旧有秩序的动摇，对脱贫致富的渴求以及人们顽强的奋斗与不懈的挣扎，它是20世纪90年代一幅真实壮美的社会画卷，读者可以从中鲜活地感受到新生活的浪潮、各种机遇扑面而来，诱惑着人们不平静、不安分的心。《浮躁》实际上是作家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大潮中乡村及农民精神历险、嬗变及其现代体验的佳构。

什么是“浮躁”，根据百度百科，指急躁，不沉稳，引证解释指轻浮急躁。[52]语出《晋书·应詹传》：“玫浮躁有才辩，临漳人士无不诣之。”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李文靖公沆为相，专以方严重厚镇服浮躁。”“躁”的意思是：心里有众多的东西要动，而“浮”的意思是“漂流”，两个字组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心里有众多的东西要动，而又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落脚，因此到处飘荡不得安心”。“浮躁”又指轻浮，做事无恒心，见异思迁，不安分守己，总想投机取巧，成天无所事事，脾气大。浮躁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情绪的“关键词”，表现为一种病态心理，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心神不宁。面对加速裂变的时代，由于难以适应而忐忑不安，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身心无处安放。二是焦躁不安。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一切都未定型，慌乱中找不到方向，无所适从；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等现实又进一步刺激普通民众并降低了他们的耐受阈值，焦虑、担忧接踵而来。三是盲动冒险。成功学、致富经促使人们四处寻找捷径，唯恐落后，担心掉队的心理推使人们敢于、甘于冒险尝试，非理性战胜了理性，盲动情绪超越了冷静思考。正如有人指出，“这是个‘嫌贫爱富’的年代。当商品经济这张看不见的手控制了社会机体，穷怕了的中国人终于意识到金钱的可贵、可爱，同时领略了其可憎与可恶。”[53]

浮躁心理从何而来呢？这需要从时代背景中寻找答案：改革开放之后开启的社会变革，导致社会体制、结构形态、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社会转型期的阶层分化、机制改革、市场经济等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利益调整与位置改变，每个人都被身不由己地卷入现代性强大的旋涡中，面临着失重、失根、失语、失神的困境，心神不宁、焦躁不安、冒险盲动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此外，个人间的攀比也是产生浮躁心理的直接原因。舍勒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透明社会，也是一个普遍攀比的社会，个体之间客观上存在财富、社会地位、权力等差异，“人比人，气死人”。通过攀比，与社会现实环境关系发生紧张，对活在当下百般不满，怨恨型人格就此产生。这个时候的人们心理充满易爆、脆弱、敏感和戾气，稍有“诱惑”就会躁动、盲从和冒险。浮躁是一种冲动性、情绪性、盲从性相交织的病态社会心理，它与安忍笃定、理性平和、脚踏实地、安分守己、有主见是相对立的。浮躁使人失去对自我的准确定位，使人随波逐流、好高骛远、盲目行动。

纵观《浮躁》一书，可以说作品中除圣母般的乡村女性小水之外，大多数人物是“浮躁”的，作家聚焦描绘了两种浮躁及其运命：一种是金狗式的，他“浮躁”于权力争斗、欲望张扬和公平正义，但他最终战胜“浮躁”、超越各种欲望，成为一个重新返回州河、拥抱大地、复归真实情感的“浮躁者”；另一种是雷大空式的，他的浮躁是非理性的、纯粹欲望的，他没能够战胜“浮躁”，而最终在“狂躁”中走向灭亡。《浮躁》形象地摹写出关于农民精神世界的一种感性描述兼具理性判断，在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浮躁难以避免，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农民，是徘徊与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之间的“边缘人”，是“精神早产儿”，他们需要与时俱进，以巨大的理性和精神、神圣价值的力量克服浮躁，才能真正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

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社会情绪，浮躁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裹挟力，伴随着物质欲望的膨胀、致富先富的合法化以及数十年低水平造就的普遍贫困，挣脱了制度羁绊和道德约束的农民瞬间迸发出了无穷的拼闯力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激发了农民的创造性、蛮力、伟力，而价值天平倾斜、任由对金钱追逐的非理性、对现代城市文明艳羡不已的羡慕嫉妒恨占了上风，急功近利的浮躁也就此广泛传播，在曾经安详笃定的乡村安营扎寨，在农民的心中野蛮生长。作为人，怕苦怕死都是本能，要克服这些本能，必须有强有力的诱因，而人们最抵挡不住的就是所谓的伟大高尚。因为名利权势虽为人之所欲，人类社会的道德舆论却不利于赤裸裸地去追求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作恶时往往要作伪君子状。然而在伟大高尚的名义下——不论是做“致富带头人”的《炸裂志》中炸裂村村主任、县长、市长的孔明亮，还是在“致富奔小康”号召下争当男盗女娼的炸裂村村民——他们做出可怕、邪恶的事，却自以为正当合理，无上光荣。

实际上，“浮躁”之风，还可以在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诸如《农民帝国》[54]《柳乡长》[55]《受活》[56]《炸裂志》[57]《天上人间》[58]《出租屋里的磨刀声》[59]《发疯的村庄》[60]等文本中得到非常直观、强烈的印证。浮躁不仅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总体社会氛围，进入21世纪后，随处可见的“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百日攻坚”“五加二，白加黑”“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等大干快上、催人奋进的口号，躁动鼓劲、狂热急促的标语，都表征着以“快”“多快好省”为特征之一的“浮躁”并没有舒缓，反而随着“加速社会”的到来，整个社会对现代化、对金钱的追逐，仍然一如当年香雪[61]、妙妙们[62]对代表“现代”的列车的向往一样过犹不及，也造就了与往昔古典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边际人”“过渡人”的“怨恨型”“躁动型”人格，诸如渴望一夜暴富、随波逐流、心神不宁、迫不及待、冒险投机、从众心理、不择手段……。冷纳（Daniel Lernen）指出：“过渡人与传统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倾向于态度的潜在结构的差别。他们的倾向是移情作用——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他生活在传统者无法分享的幻想世界里。他的态度是一种欲望——他真正想看到他的‘心灵的眼睛’所看到的，真正想生活在他一直幻想着的世界里。”他继而指出，“现代化主要是——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让自己适应变迁的准备，……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在人格系统上有所调整，也即必须要具有一种心灵的流动及移植能力”。[63]但在今天，乡村及其子民的“进步期望”“成长倾向”无一例外地导向和化约为对于“金钱”的“欲望”和绝对获取，并且在万众创业、万马奔腾的群体中失去了理性分析与价值判断，这是当下浮躁的根源之一。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群体心理与自我的分析》中，对个体心理如何在群体中变异的过程和原因做了极为精辟的解释，而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似乎验证了他的推理。弗洛伊德认为，在群体中个人意识趋向最小化乃至完全消失，万众一心听凭某一种“意识形态”的询唤。群体中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由超我纽带连接，亦即个人以神圣的国家使命为自我理想，将其价值观与愿望内化成自己的。与其他群众理论家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群体具有倒退的特点。群体不仅不会提升个体的水准，反而可能将个体降到低于群体中的最低者。个人意识是相当现代的产物，群体中个人意识重新失落，可视为一种返祖现象。群体如同北美的野牛，成群结队地跟随几只带头牛在大草原上狂奔。个人意识消失后，群体行为完全受制于某一人的心智、判断、欲望，乃至妄想，意即独尊一人，而自我纠正能力从此丧失，不到头碰南墙决不罢休。一个人不敢做的事，群体做起来可以名正言顺。一个人做事会患得患失，一个人去触碰道德伦理感到畏惧罪孽，这正是他在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掂量法律和舆论的制裁。但群体行动就不同了，只要有响亮的“致富光荣”的鼓励，有“农民企业家”“万元户”头衔的支撑，一切都可以肆无忌惮。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里的旷开田就驱使农民为了钱无所顾忌，根本意识不到是在颓败与堕落。正如贺仲明指出：“由于乡村生活的贫困和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物质文化在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要比城市更强烈，它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宁静和静谧。……甚至由于现存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人们对于金钱和物质欲望的压抑比城市更为厉害，乡村人对于金钱的意义和重要性有着更深刻的体会，物质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影响更为外在而深刻。”[64]

可以说，经过从个体向小众再到大众的传播，浮躁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像西方社会的带菌者“伤寒玛丽”，已经从个体意识上升到群体意识，从亚社会文化发展为主流社会文化。阎连科《柳乡长》写乡村为了“致富”，从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层乡镇干部，到普通农民的思想认识统统交付给了先验的、不证自明的“致富优先论”，乡村所有人都认可了那个时代的宏大论述，有了干部的撑腰站台，“浮躁”自然就成为集体无意识，也理所当然成为社会主导型的共有文化。小说写到，因为椿树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贼王村”“婊子村”（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在梁庄》里，北京火车站的铁路警察把河南穰县人统统指认为“倒票王”），柳乡长被警察叫去派出所领人，在遭到警察一番羞辱后，柳乡长将这些村民从拘留所领出来，对着他们连哄带骂，苦口婆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诱导与思想教育场景：首先，柳乡长公开“教导”村民不要去偷窃比白菜萝卜还便宜的窨井盖、钢管，现在就算是电视机也不够值钱，要偷就要去市里、省城、去北上广深这些大地方作案；其次，公然为村民们的这些不法行为撑腰。让村民大胆去做，做了贼不仅不丢人，更不会因此惩罚他们，因为大家是为了致富发家；再次，柳乡长为了村民致富，实行了目标考核，下达了硬指标和奖惩措施，那就是两年内必须将偷盗、卖淫等所得的浮财、凶财在村里办起几个工厂来，否则就要被押着头戴高帽去游街示众。末了，柳乡长还给椿树村的农民打气加油，要他们树立雄心大志，争口气儿，远景目标是自个儿当老板，让外乡外县的姑娘跟着村民去做“鸡”，近的目标是整一整刚刚在派出所里数落柳乡长，看不起椿树村农民的那些警察，让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让村民上位去当警察的老婆，让他们一辈子不好过……。在柳乡长的带领下，椿树村的农民终于实现了跨越发展，依靠种种非法手段致富了。村里家家户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空调暖气一应俱全；面粉厂、机砖厂拔地而起，一派繁荣景象。柳乡长在村里召开全乡村干部现场会，推广致富经验。这部小说的描写虽然有夸张的成分，未必就是现实的真实，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基于现代化的“致富优先”的绝对意识形态的确曾经深深地植入了民众的内心世界，畸形的发展观念、价值理念虏获了所有人，也助长了农民的发展焦虑和浮躁行为，争先恐后、无助担忧、偏狭狂躁、价值攀比、羡慕嫉妒、怨恨恐惧、实用主义成为这个加速发展社会的新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柳乡长》具有某种历史和艺术的真实性。

进一步，社会价值观念的开放进化使农民降低了对自身心理、行为的检视。作为亚社会认同，在社会大众群体里去个性化的状态诱使他们观察学习、效仿从众已有的种种“浮躁”行为。小说中最常见的情节就是小保姆从职业带娃到偷用女主人的化妆品，并与同行串通一气对付主人（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从捡垃圾到顺手牵羊……，“浮躁”开始逐渐从个体现象向群体现象发展、蔓延。刘庆邦小说《到城里去》中拾荒涉嫌盗窃被抓，实际上有4个相互照应的情节，一是同村的杨二郎在北京拾荒，经常带回牛仔裤、皮鞋等稀罕物贱卖给村民；二是杨成方在北京涉嫌盗窃被扭送到派出所；三是杨成方、宋家银夫妇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农民妇女以拾荒为名偷院子晾晒的衣服被主人发现后不断下跪求饶；四是杨的女儿进城务工把厂里生产的勺子偷埋在结冻了的猪油罐子里带回家。对越熟悉的东西越喜欢的现象，心理学上称为“多看效应”。农民大多集聚居在相对封闭的乡村，大家在熟人社会长期碰面，彼此了解和熟悉。集中密集的“群居”生活和相对透明的现代社会给部分农民创造了“相互攀比”的条件。俗话说“君子爱财”，左邻右舍的骤然暴富、物质财富的绚丽夺目、高广大床与锦衣玉食的诱惑，最终使人心浮气躁、跟风效仿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二

浮躁具有如下表现形式：一是对目标不够专注；二是对现有目标耐心度不足；三是现有目标不切合实际。[65]早在20世纪80年代，敏锐的作家已经发现了以“致富”为唯一“政治正确”的观念、律令在不断膨胀、鼓动着农民的欲望之情、浮躁之心。小说《冷娃致富》[66]中，在公社党委书记庞发昌看来，一切向钱看！他说：“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就是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先富起来，就是发财发财再发财！”一切都围绕“富了没有”“是不是万元户”作为考核各村干部工作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能当干部。甚至为了致富，神圣的道德、情感乃至法律都可为之让路或大开绿灯：“我说句老实话，矫枉必须过正。为了发财，有人虽然不偷不抢，可是采取的手段不那么正道，比如投机倒把呀，比如卖点假药面子呀，比如求神算卦呀，这都没有什么！他没钱嘛！他现在看起来在搞迷信挣钱，可是一旦他的腰包装满了，他有了物就变成唯物主义者了，他就信马克思呀，就再不信迷信了……因此，我们今后的战斗口号是：只要不明抢暗偷，咋富起来都行！不管你咋富的，统统给戴大红花！”在此——勤劳致富让渡给了投机倒把，循序渐进逊位给了大干快上，按规章办事完败给了敢于突破，人们的耐心、定力、脚踏实地的工作节律、春播秋收的自然定律统统输给了“跨越思维”“超常规手段”，敢富冒富、拜金主义、物质追求、GDP至上成为日益蛊惑人心的询唤令、动员令、冲锋号，人们由此躁动不安、枕戈待旦甚至无所畏惧。

到了21世纪，《炸裂志》中的村民通过男盗女娼赚钱致富之后，村长孔明亮也是以同样的形式给他们戴上了大红花。有评论认为，《炸裂志》是作家阎连科以“深圳”为原型，对改革开放近40年发展历史的抒写和“中国故事”的隐喻，具有深刻的批判意识。阎连科以“炸裂”这一具象词形容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整体内外的嬗变，具有相当涵括力和表现力：炸裂既是外在社会高速发展、一日千里的光鲜表象，又是内在人心欲望的极度膨胀与攫取。[67]笔者以为，“炸裂”和“浮躁”其实是互为表里的，炸裂是果，浮躁是因，都是这个转型时代的典型性症候。《炸裂志》写的是一个名叫炸裂村的小村子，村长孔明亮朱颖夫妻组织村民男的扒火车盗窃，女的外出卖淫而攫取了第一桶金后，通过不断的非正常运作，小山村由村而乡到县到市再到超级大都市的喷发式、爆炸式的发展、膨胀历程，在炸裂村加速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世道人心、道德伦理、社会秩序分崩离析，畸形繁荣与扭曲人性开出了深具魅惑力的恶之花。小说在历史仿写与戏拟、现实与魔幻穿越互动中刻画出人心人性的极其浮躁及恶果，是社会转型期剧烈嬗变的寓言，也是人们从政治崇拜迁移到物质崇拜的寓言。小说美其名曰“史志”，实则是正史之流下潜伏的农民的“心灵史”，乡土中国急速城镇化的另一“变形记”，更是荒诞不经的乡村发家致富史、农民的人格分裂的创伤史、美丽又有毒的罪恶史。小说虚构与夸张的背后沉潜着一个繁华时代最不堪的创痛、最隐秘的部分。鲁迅先生在《人生论》写道：“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68]讽刺的正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浅薄以及外实里虚、雕琢粉饰的虚伪。显然，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还不是高质量的转型，农民的现代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它们的转型、发展亟待科学引导、建设、振兴。程德培指出：“《炸裂志》以一种浓缩了的点试图揭示‘高速发展’的悖谬和荒唐。”[69]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效率/公平”论调的变体——物质财富增长优先于人本身发展的原则被广为接受，于是，“代价论”也就合符逻辑地在社会实践中畅通无阻。但是，“人的价值的牺牲”以否定的方式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目标和方向。马克思对“发展/代价”这种矛盾做过批判性的揭示，他指出：“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70]

阎连科另一文本《黄金洞》也是关于“浮躁”的隐喻。由山上发现“金矿”而演绎出黄金所代表的巨大物质财富对人性和欲望的检测、考验，黄金诱使人们（城里人和乡下人）蜂拥而至，狂躁地投入对黄金的开采，对金钱物质的亢奋攫取与抢夺中，所有的人都被浮躁所驱使，像打了鸡血、永远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红了眼似的追逐利润。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冷静的、理性的，良善在这里泯灭，亲情在这里失重，爱情在这里变质。因为黄金，和谐的乡邻关系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贡贵和他的儿子贡老大之间反目成仇，贡贵和他的情人桃儿相互算计，貌合神离……。小说中，“黄金”是人和人关系、人性的“试金石”，“洞”是吞噬人的旋涡与黑洞，只要一靠近这个罪恶的黑洞，人就将被吸引而陷入其中万劫不复。“黄金洞”实际上就是欲望化抒写，隐喻性表征。

《黄金洞》也喻示了乡村及其子民将人生的航船从此驶上了追名逐利的快车道，一刻也无法消停。“快”成了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冲锋号角。至此，“速度病”成为浮躁病在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典型症状。在人们眼中，衡量现代化的标志是财富、速度、科学、民主等一系列名词的组合，为了加速现代化，快速通道、轻轨高铁、手机飞机等通信设备、交通方式都促使生活节奏提速。乡村古典生活方式成为了历史，舒缓的心灵生活被速度驱赶。“非虚构写作”作家王磊光、黄灯都写到了一切以“快”为中心的乡村“浮躁”生活。

——拜年的时候，现在大家要么骑车要么开车，拎着礼物在亲戚家门口站了几分钟，寒暄几句后急匆匆赶赴下一场。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

——口里的礼节还在，但年味儿早已烟消云散。拜年成为徒具其表的形式，速度比打火还快。到亲戚家敷衍式地与长辈客套完，猴急的心就被牵扯着上了三缺一的牌桌，大家凑在一起，昏天黑地地赌博，没日没夜。这个年就算过完了。

——过了初八，这个年算是过完了，村里的男女老少拖着行李箱、大包小包各赴前程，外出打工、上班，“荡十五”的习俗冷冷清清、名存实亡。

法国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慢》中写道：“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的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里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这些闲荡的人的消失，意味着田园牧歌从此不再。”[71]——乡村子民并未意识到，他们已经搭上飞速奔驰的现代化列车，再也难以确立心灵的节奏并寻觅到遗失已久的主体性，随之而来的就是现代生活对人性的异化和工具理性对心灵的摧残。

此外，梁晓声的《荒弃的家园》也抒写了农民被浮躁的心驱赶着，舍妻别子，撂下田里的农事，争相奔赴遥不可知的城市、未来。乡土田园将芜，魂神俱失。小说写到，在远近百里，翟村地势平整，沃土连片，良田一望无际，也哺育和回馈了村民一度富足的生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翟村的中青年农民并不安分，相约着一拨一拨进城打工，他们浩浩荡荡地奔跑在到城里的路上。将近六百人口的翟村，现在总共剩下不到六十人，还是一些老弱病残，他们奄奄一息无望地等待着与“荒弃的田园”一起走进历史。

总之，上述文本中被致富欲望驱使的农民，不论是为穷所迫，还是向城而生，再也无法安顿自己的魂灵，安守在乡村过活，他们躁动着、气喘吁吁地追逐着现代的潮流，争先恐后地奔忙在致富的路上。丁帆指出，“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落差中，作为一个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人的生存本能来说，农民的逃离乡村意识成为一种幸福和荣誉的象征。”[72]

在21世纪的乡村，因为急功近利、浮躁的价值观驱使，天价彩礼、赌博、传销、邪教成了乡村新“四害”，成为农民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四害”中，前三位都与“金钱”密切相关，表征着部分农民对金钱不劳而获的攫取，对一夜暴富的向往。农民渴望从赌博、传销和女儿近似“卖身”的彩礼中，得到暂时的物欲满足。马斯洛（Abraham H.Maslow）指出，“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又会有一个站在突出位置上来。人几乎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73]

侯波《春季里来百花香》抒写了乡村空心化之后，精神空虚的女性农民大量被吸引到邪教中，男女老少都沉迷在牌桌上，赌博成为他们唯一的娱乐。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揭露了乡亲进城后给乡村带回来的最深远的变化，不是40年前高加林式的基于乡村卫生、用于饮水安全的“漂白粉”及其卫生观念，也不是新的传媒——广播电视所传播的法律知识与科学种养技术。在传统价值观念已然破坏新的观念体系尚未建立的过渡期，凤形村的赌博之风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境地，“从男人到女人，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从儿童到成年人，赌博、打牌还只是最常见的也最不刺激的常规节目，香港流行的六合彩才是泛滥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74]与此同时，凤形村的人还被哄骗去了参加传销，他们在贵阳金阳新区发现，传销组织无处不在，家乡的很多农民，比如黄灯的几个亲戚就被连哄带骗去了贵阳做传销；村里聪明有主见的细良叔叔和儿子兵兵，也参与其中，投进去了一生赚取的血汗钱。”[75]

在梁鸿的《出梁庄记》中，除了进城打工讨生活的乡里乡亲，还有干传销的。传销在2000年前后进入河南乡村，迅速传播开去。在极盛时期，开始是个人参与，然后蔓延到家庭，父子、兄弟、姐妹齐上阵，然后是忽悠亲戚、朋友，一个骗一个，有的全家沦陷，有的荡尽家财，有的反目成仇，有的家破人亡。梁鸿采访了同乡的文哥，在这个富有读书人气质的农民看来，他入伙传销是因为在其中找到了“成功、实现价值、家的感觉、平等”[76]，而这四点恰恰是挣扎在温饱线的农民所匮乏与渴盼的，他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就是吃喝拉撒睡，奋斗在为小康生存和繁衍后代的不断劳作与四季轮回之中，富裕、成功、高雅、平等——传销组织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和金钱快速回报正是农民极度向往和追求的，这又如何不让他们为此焦虑、迷狂、浮躁呢？在这个通过个体努力越来越难以向上位阶层流动的固化社会，传销给普通农民获得金钱、地位、尊重提供了不切实际的诱惑力，为他们摆脱贫穷、自卑、低微的命运，改变人生提供了“近期规划”与“远景想象”，而农民兄弟则以失败、返贫乃至丧命为传销的“致富成功学”做了最残酷和无告的诠释。“发财”以发展之名，以经济算计为内核，假成功学为包装，以浮躁为动力，成为新的现代迷信，如果我们将“传销”视为当下新的、普遍国民性的典型外化，它的背后表征的是“道德缺失”，这条逻辑链是：道德沦丧—瞒与骗—挣钱—成功—实现个人价值。正如梁鸿在最后感慨：“传销在中国的生机勃勃恰恰显示出我们生活内部一种惊人的发育不全：过于丰盈的肢体和不断萎缩的内心。”[77]

贾平凹在谈及《秦腔》时，不无感慨地说：“这几年回去发现，变化太大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农村出现了特别萧条的景况，劳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残。原来我那个村子，民风民俗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农民离开土地，那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将无法继续。解放以来农村的那种基本形态也已经没有了，解放以来所形成的农村题材的写法也不适合了。”[78]

三

一直以来，儒家思想的教化，倡导恬淡虚无、节制有度、凝神静气、以静制动、一念专注的生命观，人们养成一种人贵语迟，淡定从容、谋定后动、严谨认真、心存敬畏的行动观，舍身求义、贫贱不移、重义轻利、君子固穷等的价值观，表现在待人接物和做人处世哲学上就是讲究富贵不淫、坚守底线、从容不迫、含蓄蕴藉、进退有据，这些教化与当下的以“浮躁”“加速”为特征的敢于拼闯、急争抢之“拜物教”行为南辕北辙。在圣贤教育中，《弟子规》的“谨”部教言，诸如“怡吾色，柔吾声。言语忍，忿自泯。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跛倚。……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事勿忙，忙多错……。”实际上都是对人的言谈举止、态度行事方面的要求，换而言之，是对人的内心世界安稳笃定、谨慎谦恭的把控，规范的是弟子们认真严肃、恭敬自律的态度与思想情操。因为，未养成或失去了这些人生观、行为观、价值观的指导，人们就会在现实中焦躁冒进，不仅对金钱的追求如此，对情感的态度也会因为浮躁、匆忙而不再认真专注并显得无所顾忌和凑合、随便。因此，在乡村青年农民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婚姻模式功能弱化或者趋于解体，性生活、家庭生活与生育三位一体出现分离倾向，人们有更多的盲目与浮躁的选择。

首先是以“情感零度介入”，以肉体换取金钱。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交换经济，“交换”成为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商业社会，一切事物，包括人的身体都有可能被当作商品而被赋予价值，进而进入交换和流通的环节。对于心浮气躁的农民而言，如果不能安守本分，加上市场诱惑与现实困难的前后夹击，身体“交换”则成为首选。魏微的《回家》，小凤在城市做小姐，以期实现城市梦。被警察抓住后遣返回农村，可是，小凤已经无法将身心安顿在乡村，家乡已经唤不起她一丝心动的温情。当小凤走过村里的荒地，就像走过任何一块毫无关联的荒地，她熟视无睹，麻木与冷漠。小凤在家里稍事休整后决定再次进军城市，还带上了新人李霞。于是，某天清晨，扮相一洋一土的两个姑娘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实现城市梦的路。“她们并排走着，早晨的阳光照在她们年轻光洁的脸上，……她们神采奕奕，一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样子”。小说的这个细节使小凤们具有某种圣洁和殉难的悲壮意味，她们昂首阔步走在大路上，明明知道不是去从事一项光荣、正确的事业，却目光坚定地走向未知的世界，并就此蹈向沦落——这不能不让读者震惊与感伤。何其相似，吴玄的《发廊》中，妓女方圆在工厂里干了一个星期后不堪忍受逃回发廊，临走时还带走了厂里的一个女工，更关键的是，在丈夫意外死亡后，她回农村老家短暂休整了一个月，毅然回城重操旧业……。这些抒写重返历史语境，读者仿佛看到了年轻懵懂又满不在乎、甘心情愿跳火坑的千百个小凤逐渐被阳光敛灭的青春背影。这样的“牺牲”是悲剧还是无知？是浮躁抑或从众？程光炜指出，“1992年后贯穿至今的社会规则是什么？我认为是‘交换’。它遍布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中国人的历史观、人生观、地缘和血缘观产生了根本影响。”[79]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抒写底层、农民工进城的文本，不少小说都集中展示了乡村女子进城沦落的血泪史，由此博得了人们的同情。但是，在另一层面来说，进城之后深受“现代”蛊惑的农民，类似小凤、方圆、米东风（刘庆邦《东风嫁》）的女子，半是糊涂半是自愿地加入风尘女子的行列，不能不说，其中就有眼红、从众、决绝的参与。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强调的是投机冒险，而不是安全稳定；是寻求新的生财之道，而不是守财保财、坐守家业的传统。就这样，资本主义破坏了城市生活的结构，把它放在一个新的不具人格的基础上，即放在金钱和利润这个基础上。”[80]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观察有共同特征的他人的行为和后果来学习各种行为、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通过外显学习或内隐学习，个体的观念与行为向大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时，则会产生从众行为。[81]反观新时期以来的乡土文学，当部分进城的乡村女子急需金钱或情感生活长期处于缺位的状态，贫困和孤独就促使会观察和学习同样境况群体的思想行为，模仿她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从众行为产生。她发现学习的对象在城里充当“午夜流莺”，是一个既经济又有效的方法，不仅能够解决物质与情感的需求，还可以在这个陌生人社会保持“不洁”的秘密，对自己而言，也显得安全又高效。于是，李霞式的新人在浮躁欲望的怂恿下“前赴后继”，而后这种行为相互传染，彼此效仿，从个体向群体蔓延。

其次，是对“幸福”的理解因为轻率浮华而简化为“有钱花有人疼”。侯波小说《郎的诱惑》侧写乡村剧团团长袁青子的徒弟兼远房亲戚、团里的“台柱子”，年轻漂亮的红霞被房地产大老板包养。其中，师徒/代际（新时代的“父子冲突”）之间的价值观念龃龉是这一小说的暗线。小说抒写青年一代乡村女性在激烈的时代转型中，因浮躁而认同“红霞式”的抉择，首肯“性”与“爱”的分离，“性”的功利倾向、交换逻辑在乡村大行其道。小说写到，袁青子有做人准则和道德操守，他的徒弟说“这个世道已经变了”，而他坚守底线，认为红霞掺和到高玉海的家庭是不道德的，年轻的徒弟彩霞却认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早就没人管这号事了。大家都认钱哩，当个小三有什么啊，小三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呢，又有钱花又有人心疼”，徒弟天明也说，“师傅，法律上规定十八岁就算成年人了，个人做事个人担哩，她红霞自己长着脑袋，今年二十四了，她个人的事咱们掺和什么哩”，这些充满浮躁心理、交换思想的辩解嘲笑了袁青子的“顽固不化”，表征着文化价值的代际冲突。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对此有着形象的描述，“金钱还试图闯入乡村，把不动的土地变为动产。此外，它还对工业施加压力，并成功地控制了企业家、工程师和劳动者的工作，使他们成为其战利品。机器与人类共同面临着一个更强大的统治力量——金钱。”[82]

社会心理学认为，亚社会是个体的首属群体和个体社会化的直接背景，个体首先以亚社会为出发点，并在其被要求、期望和奖罚的环境中被引导。[83]在乡村，也会产生特有的亚社会群体，比如隐约成型的“午夜流莺”和“小三”群体。在亚社会共同体中，彼此熟悉或不熟识的成员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教育情况、生活经历、工作履历，也有着趋同的类心理需求，她们会在这一“精神共同体”中寻求认可和支持，反过来，亚社会群体的理解、安慰支持了她对自身行为的信心。当个别乡村女性迫于无奈，突破了现实社会的道德樊篱，她们的“浮躁”行为更能得到对她影响最大的亚社会共同体的接纳和认同，由此，个体选择做出“浮躁”的行为得到进一步强化，于是她也就心安理得、奋不顾身。打工作家王十月曾无奈地谈道：“回到家，人们谈论的，除了钱，好像不再会有别的什么。……我听到的是谁谁谁的女儿在外面，一年给家里盖了一栋楼。谁又被哪个香港人包了起来，谁家的夫妻俩在外面搞色诱抢劫一年赚了多少……我的父老乡亲们说起这些时眉飞色舞眼睛发亮，他们不会再去指责别人赚钱的方式，而是嘲讽那些老老实实却没有发财的人。”[84]

再次，乡村青年男女对婚姻、择偶随着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显得随意、匆忙、凑合。为成家而成家，一切迁就父母亲和家人的心意，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放弃理想随大流，成为现在乡村青年的婚恋观。王磊光在《在风中呼喊》中认为，过去乡村年轻人对婚姻的态度是审慎和长时间考察的，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外，还有青年人的自由接触、恋爱，这个过程短则一年长则两三年，还有传统的乡村婚事的套路：提亲、定亲、父母见面等，恋爱双方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对对方和家庭进行跟踪了解。乡村文化、风俗在其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而现在却不同了，一切以“快”为前提，“浮躁”虏获了人们的心，年轻人只有在过年回家才有短暂的几天进行快速的、走马灯似、眼花缭乱的相亲，看对眼了，马上定亲、结婚，过完年女方跟着男方外出打工，过了半年女方怀孕，立即回家奉子成婚。这一切都建立在“匆忙快速”的基础上，由于男女双方接触不多，性格爱好、脾气人品、教育学识、身心健康……，一切的一切都寄托在一个“靠碰”的小概率上，遇到良人一生幸福，所遇非人则分崩离析。作者无限感慨道，在这样一个快速流动的社会，婚姻也遭遇到了严重的考验，这寄寓了新生代农民一生幸福的大事，就在举手投足之间被匆忙地决定了，而随后的后代也不得不承受婚姻所带来的颠沛流离或分分合合。事实上，乡村婚姻的离婚率正在大幅攀升。梁鸿在《出梁庄记》中，采访了26岁的农村“大龄青年”向学，经过春节走马灯似的相亲，向学找到了媳妇，他说：“就跟买菜一样，也挑挑拣拣，但是决定得很快。”对于相亲，向学说：“我是啥都行，只要人家愿意。……如果行了，就凑合着过算了。”春节是农村婚姻介绍市场方面最红火的……，就像一个大市场，没有结婚的年轻男女，大的三十多岁，小的还不到十八岁，像上街赶集买菜一样，挑挑拣拣，要赶着在这短短的十几天内挑好，定下来，赶紧结婚。过完春节，就可以一起出去了。“前前后后总共十四天，从介绍、见面、送彩礼到结婚。俺们还不算最快的，人家还有从见面到结婚，总共七天。现在农村相亲，一般都是在年前，从农历腊月二十开始，到正月初十之前定下来。还有人从见面到结婚，就四天时间。”

总之，乡村青年对自身恋爱、婚姻、家庭的幸福，已经降低到“悉听尊便”的地步，一切从简、从快，浮躁的心理使他们像是赶工或者是为了履行人生过程中的某个必备手续一样，随波逐流、无奈被动。20世纪80年代，我们艳羡诸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乡村青年那样，有权利、有定力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关心双方的“三观”“人品”，对方是否有上进心……，那是多么感人至深和纯真无瑕的爱恋！现在，父辈们曾有的甜蜜、温馨、烂漫的花前月下的“拍拖”（“拖”有慢节奏的意思）逊位给了加速社会的“速溶即食”思想和快餐化了的相亲、结婚、生子，重蹈了爷爷辈“先结婚，后恋爱”的覆辙。当下乡村青年的婚姻似乎又穿越回前现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句话，人是现代的人，婚姻却是前现代的，原因就是当下的人们陷入了加速社会的浮躁，旋涡之中身不由己、饱受困扰、无力驻足。

四

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中提出“社会加速理论”。他认为，人是一种时间性存在，时间是人的精神肉身，时代的加速带来的不仅是时间改变，更是精神和心灵结构的变化。他指出，社会加速有三重面向。一是加速科技的进步。二是社会变迁的加速。三是生活步调的加速。[85]由于现代人被交代的事务越来越多，完成时间越来越短，因此被加速的生活步调就只能借助加速科技来处理。但如此一来，加速科技的广泛使用，就会再促使加速科技的进步，社会变迁又因此被再加速，最后，生活步调也随之被加速再加速。三个面向循环反复，就造成现代社会在各方各面不断被加速的原因。罗萨指出，加速带来了现代生活新的“异化”形式。他将异化定义为“人们自愿做某些不是人们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的情况。他认为，由于社会加速，使人类在五个根本的生活方面产生大规模异化，这五个面向分别是空间、物、行动、时间、自我。正是这五个新的异化形式，让现代人对于不断加速的生活节奏感到困扰不堪。

其实，生活节奏加速、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精神带来的浮躁只是表象，更关键的是人们需要以内心世界的安稳笃定来抵抗浮躁、加速，坚持自身的理性和神圣价值、精神价值，以“八风吹不动”的定力，按照自己的节奏、事物发展的规律行事，就会在“慢下来”的同时，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