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叙述形式的发展受到史传文学、口述文学等文体的多源影响[1]，但其发展过程却自成一脉，在中国叙事学发展中堪称集大成者。西方叙事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给传统的中国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于是关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模式的研究由此百花齐放。但历来这些研究集中于古典白话小说对说书场景的模拟，以及在叙事学理论框架之下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与西方长篇小说叙述模式的比较等。如韩南（Patrick Hannan）教授提出的“虚拟情境”（simulated context）概念，即“虚拟一部作品在现场演播中的情境”[2]。传统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则致力于追溯这种虚拟场景叙事模式的历史源流[3]，近年来另有一些学者力图证明说话情境的虚拟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产生了若干深远的影响[4]。“……说话情境的贡献在于以连续的现场感（continuous present）来控制叙事时所延续的时间。这是说作家企图浓缩并定位时间的流动，不论故事有多长，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让读者有种在一定的时间内戛然而止的完整感。”[5]即使是清中期以来在文类上已经很成熟的文人独立撰著式长篇小说，为了对说书情境进行逼真地模仿，仍然不惜割裂叙事的自然流动，将作品人为地切分成若干章节。此外叙事者还时不时现身，对叙述进行干预或对书中的人和事发表议论——因而给叙事文本的架构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叙事“间隙”（interstice），表面上看来这些充满叙事间隙的叙述似乎消磨了所谓“文气”，损耗了西方虚构性叙事作品中强调的那种“连贯性”（architectonic）[6]。于是，在西方叙事学理论体系的文本比较研究背景下，很多中外学者不免失望地发现明清章回小说的形式似乎完全缺乏一种艺术上的“整体感”（unity），即西方叙事学理论框架中预设的小说叙述结构上的整体意识。这一类学者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受西学影响颇深的胡适先生，他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鉴赏就有意识地运用了西方小说（novel）的结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小说。周策纵先生曾在《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得失》一文中回忆胡适先生“低估”《红楼梦》的话：“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对唐德刚也说过《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plot）。”[7]1922年胡适为亚东版《三国演义》作序，序言中指出该小说“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三国演义》最不会剪裁，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铜烂铁，不肯遗漏一点。因为不肯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8]。由于《三国演义》“不精于结构的剪裁”，竟至于要将之开除文学作品之列了。著名美籍学者夏志清先生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他的典范之作《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曾经分析了古典小说叙事结构不精纯背后的文化原因。因为中国历代读者出于独特的史官文化心理和传统审美习惯，故而对小说中的“本事”孜孜以求地不断追索，最终形成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故事堆积性的传统，从而导致这些经典作品无一例外地没有充分利用小说这一文体的艺术性。在评价《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时，他谈道：
中国的小说家由于迷恋事实，因而就很少觉得有职责把一段重要的情节发挥得淋漓尽致，直到所有的潜在意义都戏剧化为止。反之，他让好几十个角色挤在书里，有的仅有名字，并在枝节外又生枝节，高潮后再起高潮。……就写世态的现实主义水平和心理的深刻而言，《红楼梦》是一部堪与西方传统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的作品，但作者也免不了自讨苦吃地刻意维护故事堆积性的传统，附带叙述了许多次要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其实可以全部删除，以便把篇幅用在更充分地经营主要情节上面。[9]
同样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当中，夏志清先生也严厉地批评了《金瓶梅》在叙事结构上的松散漫漶：
它包括了许许多多的词曲和笑话、世俗故事和佛教故事，它们经常损害了作品的自然主义叙述的结构组织。因此从问题和结构的角度来看，它当被看作是至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小说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10]
其实，以上学者们在论著中谈到的“结构组织的整体感”与“主要情节的充分经营”，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指的是故事中两个以上情节（plot）之间带有必然性的因果关联（bound casual relations），这是以西方小说的情节观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批评标准得出的结论[11]。由是观之，以西方文艺批评的理论术语全盘嵌入文化背景与审美习惯迥异的中国古典小说，结论自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叙事学方法的引入，让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们初步意识到了之前由于长期浸淫于本民族文化圈内、过于熟悉反致忽略的某些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的特质。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即中国古典小说之中“无事之文”的普遍存在及其是否令小说的“结构整体性”（unity）被严重破坏。由于传统意义上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方法较为侧重人物形象分析与作者家世生平等信息的外围考证，而这些分析与考证又往往仅以文本阐释和文化背景挖掘为目的，因而中国古典小说中突出的叙事结构特质常常处于“存而不论”的状态。那么，“无事之文”是否造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结构上的松散漫漶，以致最终丧失了叙事文学的艺术性呢？这个问题是无法单纯依靠传统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的。而叙事学作为一门分析一切叙事文本的科学方法，正是努力构建一切叙事作品元结构的一门学科。如果我们能灵活掌握这个理论武器，使西方文艺实践中产生的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相结合，将有助于我们运用更理论化、更具逻辑性的思想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加以科学的阐释。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叙事习惯及审美原则是沿袭千载的客观存在，所以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立足本国文化传统。只有立足于本国文化传统并吸收西方叙事学中的科学研究方法，我们才能从古代的小说文本中提炼出富有理论意义的叙事模式，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将之投入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的研究实践。
“叙事”（narrative）作为人类肇始于蒙昧时代的自发诉求，长久以来就是学术研究关注的热门话题，在众多学科门类中都广受关注，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跨学科意义的研究领域：“叙事学”（Narratology）。关于“中国古代叙事作品叙事方法研究”的课题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兴起，其中的佼佼者当推美籍学者夏志清教授、韩南教授与浦安迪（Andrew Plaks）教授等人。1977年，浦安迪主编的论文集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12]出版，发同类研究之先声，鼓舞了国内学者纷纷投入此项研究。此后，浦氏与国内学者杨义、傅修延并有题名为《中国叙事学》[13]的专著，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则以秦为时代断限，追溯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端与形成[14]，鲁晓鹏的《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15]一书勾勒出了中国叙事思想的萌发期一直到清代以降，中国历史书写在解释叙事作品时采用的一贯策略与习俗。除了专书以外，尚有不少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16]，或者研讨其他论题时涉及“叙事”概念者，不胜枚举[17]。浦安迪《中国叙事学》一书的开篇导言为“叙事”一词下了定义：“说到底，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18]这个定义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但由于该“叙事”概念是将narrative一词用中文直译，所以在中国叙事学方面稍欠针对性。中国学者杨义与傅修延主张回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史学叙事传统，分别对“回归中国化叙事”这一研究命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果。杨义在谈到中国化的“叙事”概念时指出：
那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什么是叙事？在中国古文字中，“叙”与“序”相通，叙事常常称作“序事”……此时所谓“序事”，表示的乃是礼仪上的安排，非今日特指的讲故事，但已经考虑到时间与空间上的位置顺序了。此外，“序”又可以与“绪”同音假借，“绪”字的意思是指抽丝者看得到头绪可以牵引，后来引申为凡事都有头绪可以连续和抽引。总之，由于在语义学上，“叙”与“序”“绪”相通，这就赋予叙事之“叙”以丰富的内涵，不仅字面上有讲述的意思，而且暗示了时间、空间的顺序以及故事线索的头绪，叙事学也在某种意义上是顺序学或头绪学了。[19]
而傅修延将中国“叙事”概念中隐含的“头绪”与“顺序”等因素加以进一步推演：一切“有秩序的记述”都可以成为“叙事”[20]。此外，他还提出将“叙”与“事”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分别考察，指出“事”与“史”在字形上的同源关系，强调史官文化对中国叙事学的深刻影响。
对于中国叙事学概念中“叙”这个动词背后隐含的对秩序与条理的内在要求已经以上诸论详述，兹不赘述。此处，笔者将对“事”这一概念进行必要的廓清与阐释。“事”在字源上虽然与“史”同源，但是到了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代表的虚构类叙事作品中，其含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所指应该为叙事者（narrator）所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即整个故事发展的梗概或大纲。在西方叙事学分类中，“事”应该属于西蒙·查特曼（Seymour Chartman）与雷蒙-凯南（Raymond-Kennan）所讨论的“Story”范畴[21]，它是一种在作者的意念中存在的抽象事件流，尚未诉诸语言却需要倚仗叙述行为存在。这个事件流必须通过实际作品文本中无数细节的丰富支撑才能实现本身价值。
关于“事”在中国古典叙事理论中的内在涵义，早为中国古代小说评论家金圣叹所注意。金氏主张把想要讲述的故事（story）称为“事”，同时将实际作品文本中这一故事的细节部分称为“文”。如《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蒋门神”一节，金圣叹批注：“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其事也；武松喝酒，其文也。”[22]采取金圣叹的概念定义，我们在本书中将“叙事”界定为：“细节丰富地按一定顺序记述一个虚构的故事。”
“无事之文”（non-evental texts）即是本研究集中讨论的对象，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突出的叙事特征之一。本词意指小说主要故事情节间隙中插入的一些看似游离的细节，这类文本与叙事主干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此前，有国外学者率先注意到了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并试图给这一类“不相干细节”命名，如“non-events”[23]“nothing-detail”“sharpness in detail”[24]等。如果简单地将这些英文词汇用汉语直译为“非事件”“微不足道的细节”等可能会导致两个弊端：一是表意不明，如“非事件”在汉语中似不能构成一个明确的表意单位；二是概念失之笼统，如“微不足道的细节”这个词组的表意过于宽泛。结合汉语的表述习惯，我们可以诉诸中国传统的评点学批评语汇，总结出便于理解、更严密一些的定义。
在上文探讨“叙事”的概念时，我们曾经根据金圣叹的评点学得出“叙事”中的“事”相当于西方叙事学中的“story”概念：所谓的“事”（story），就要在一定的时间流之内展开一系列构成完整因果链的叙述。而围绕着一个主干的“事”展开的叙述被金圣叹称之为“文”（texts），这样的叙述可以命名为“有事之文”（events）。相反，那些并没有围绕着一定的“事”所展开的游离于主干情节外的叙述，我们也就相应地称之为“无事之文”。例如明清之际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的主要故事（story）是描写一段两世轮回的恶姻缘，但书中仍然不惜辞费地描述了故事发生地山东明水县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以及当地乡绅、塾师乃至尼僧道人的道德沦丧等琐屑事件，这些可以看作典型的“无事之文”，因为这些叙述与主人公的婚姻生活也即主干情节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它们均处于“事”（story）这一因果链之外。
所谓“无事之文”主要包括无明确叙事核心的静态描写，如书中人物的闲谈，外貌形态事无巨细的铺陈、叙事者无端打断叙事所插入的论断以及细微处的伏笔与指涉、脱离主题叙事的纯主观性抒情等。此外，还包括与主要故事情节进展并无根本因果联系的枝节性叙事，即在主要故事情节当中插入的琐细叙述。这些“无事之文”堂而皇之地与书中的主要故事情节错综并峙地出现，有时甚至在叙事作品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由此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百科全书般的庞杂面貌。
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批评家都注意到了文人白话小说中大量存在着的细节描写，因此涉及这方面的研究数量繁多，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叙事技巧的研究者都会在“叙事技巧”方面，讨论到“细节描写”这一问题。兹列举部分笔者经眼的专著：港台学者如周英雄的《小说·历史·心理·人物》[25]、谭伦杰的《俗世风情：话说〈金瓶梅〉》[26]、周中明的《中国的小说艺术》[27]等，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王琼玲的《清代四大才学小说》[28]涉及了某些明清小说中“无事之文”的现象，不过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才学小说”这一专门类别，并试图探讨在《燕山外史》《镜花缘》等四部小说的“无事之文”中包含的有关作者才学的部分，如酒令、谜语等，并对这些文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研究。大陆学者如周振甫的《小说例话》[29]、程毅中的《宋元小说研究》[30]、孙逊、孙菊园合著的《明清小说丛稿》[31]、丁夏的《咫尺千里：明清小说导读》[32]、齐裕焜的《明清小说》[33]、方正耀的《明清人情小说研究》[34]与《中国小说批评史略》[35]、董国炎的《明清小说思潮》[36]、牧惠的《中国小说艺术浅探》[37]、欧阳健的《古小说研究论》[38]、毛德富、卫绍生、闵虹合著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人文精神与艺术风貌》[39]、张俊的《清代小说史》[40]、沙日娜的《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研究》[41]、刘世剑的《小说叙事艺术》[42]、刘上生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43]、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44]、宁宗一编著的《中国小说学通论》[45]、韩进廉的《中国小说美学史》[46]等。这些专著普遍认为细节描写是现实主义写作的表现手法。除了上述专著以外，也有大量的期刊论文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如蒋新红发表在《名作欣赏》上的题为《关于小说人物个性细节描写的阐析》[47]的论文、文智的论文《叙事的情节》[48]、孙春旻的文章《审美意象与小说的艺术质感》[49]等。这些学者中大多数人倾向于将“无事之文”视为一种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目的是为了塑造“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而生发出来的人物描写与场面描述。方正耀在他的《明清人情小说研究》中指出：
人情小说浑厚蕴藉，耐人寻味，不在于情节曲折离奇，恰恰在于细节的真实、丰富和细致。从服饰、饮食到居室环境，从动作、神态到心理活动，作家总是努力选择有代表性的细节来表现，用以加强人物的真实性，使之符合生活的正常逻辑，给人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以表现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人情小说，某种程度上是以汪洋似的细节取胜的。精约凝练的细节具有丰赡浑厚的内容，既说明作家不但描摹生活、笔参造化，且能洞察细微，发幽显绩，也说明了小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50]
这段论述是当前学者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细节性描写的主流观点，主导着当前小说细节描写研究的大方向。然而引人深思的是，这些学者似乎尚未发现小说中的细节描写除却作为烘托典型人物的写实手段之一，还承担了某些其他叙事功能。此外，这些研究中将“细节”概念笼统地混为一谈，仿佛所有的细节都承担着相同的写实作用，却并未细分某些特殊细节性叙述的存在是否具有特殊意义。这些特殊的细节，也就是在小说情节的间隙中插入的大量游离于主要情节的叙述，即“无事之文”。而“无事之文”作为一种功能性的细节描写，绝非单纯的审美因素和一般的写实手法。
另有一类学者试图通过叩问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古典美学，寻求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独特魅力之源。这方面的研究亦颇具参考价值：如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51]、齐裕焜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52]、鲁德才的《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53]，谭帆、杨志平的《中国古典小说文法考论》[54]，林岗的《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55]、赵国安的《近十年来明清小说评点研究综述》[56]，吴士余的《古典小说艺术琐谈》[57]等。在这部专著之后，吴士余先生继续在古典美学领域不断探索，又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创见的论文结集出版，题为《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对小说思维造成了深刻的制约，从而使古典小说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各种精致逼真的细节栩栩如生地模仿世间人情物态，用以彰扬中华民族理想的意识形态，达到寓教于乐的实际功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对小说思维的制约，中国小说美学有着一个明显的延伸态势：通过对人与社会的具象描述（或者说刻意模仿），以张扬具有明显功利性的民族情感与理想人格，来实现人伦道德教化的教育功能和小说形象的审美功能，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小说思维的深层机制。小说思维的物化形态——小说叙事模式，便构成了独特的文学传统：对现实社会的模拟与真实反映，对人与人的关系为基本内涵的情节表述及其艺术表现力的追求。由此，导引了中国小说文体的成熟与定型，以及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58]
这无疑为中国小说特殊叙事模式之成因，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近年来，另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引入西方叙事学研究方法与中国古典叙事理论有机结合，从新的角度讨论与阐释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技巧，其中也涵盖了古典长篇白话小说的细节描写。这一类研究的代表论著有：王阳的《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59]、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60]、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61]、王成军的《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62]、徐岱的《小说叙事学》[63]、罗小东的《话本小说叙事研究》[64]、高小康的《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65]等。这一批研究中对本人最具启发性的是傅修延先生的《文学叙述论》与《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66]，杨义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67]以及陈平原教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小说史：理论与实践》[68]。除专著之外还有许多论文将西方叙事学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相结合来分析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与操作程式》[69]、李鹏飞的《古代小说研究与原创小说理论的探索》[70]与《古代小说的情节与情节研究》[71]、王阳的《叙述的无时间与时间中的故事》[72]、陈果安的《明清小说评点与叙事学研究》[73]、张宏生的《传统与现代：方法的开放与包容——韩南教授的中国小说研究》[74]、雷颐的《“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75]、刘勇强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76]、宁稼雨的《中国叙事文化研究为何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77]等。此外，另有一些学位论文也对此问题进行聚焦，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如苏州大学刘志宏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传奇叙事艺术研究》[78]、山东师范大学张曙光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叙事文本评点理论研究：以金圣叹评点为中心的现代阐释》[79]、浙江大学张永葳博士学位论文《论明末清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80]、陕西师范大学王建科博士学位论文《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81]、陕西师范大学钟海波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通俗叙事文学繁荣的先声：敦煌讲唱文学综论》[82]、湖南师范大学刘晓军博士学位论文《张竹坡叙事理论研究》[83]、复旦大学梁苑博士学位论文《才子佳人小说：从一种新小说类型到一种新文学样式》[84]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黄霖先生的两位高足2007年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分别是邓百意博士的《中国古代小说节奏论》[85]与韩晓博士的《中国古代小说空间论》[86]。
上述学者的共同目标可以概括为试图建立中国小说叙事学批评的大传统。他们把西方叙事学与中国古典文化的背景结合起来，深刻地思考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起源与流变。其中关于小说中的特殊文本“无事之文”的研究，以杨义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提出了“参数叙事”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类文本。
参数叙事在正常的叙事之外、之中或之旁，增加某种异质，异样的叙事附加物，使正与异之间发生相互干涉、相互对质、相互阐释和相互补充的审美效应，从而指向着或暗示着新的更深的意义可能性、审美可能性和叙事角度的可能性。因而参数叙事是一种拓展可能性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方式，它在不同层面上提供新的美学可能。[87]
由此可见，这一部分学者已经初步注意到了小说中这一类与主干故事情节无明确因果联系之描写的意义所在，为后来的研究指引了方向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借鉴。
第三类研究来自研究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域外学者。这一类研究中，众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之中这一类特殊叙事现象的存在，但是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评价褒贬不一。首先对中国小说独特叙事模式抱持否定态度的是美籍学者夏志清教授，他在专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历代读者出于独特的史官文化心理与传统欣赏习惯，因此对于小说中的“本事”不断地追索，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堆积性的传统，导致这些经典作品无一例外地无法充分利用小说这一文体特有的艺术性[88]。
美国学者浦安迪认为在小说的主要情节插入看似无关紧要的“无事之事”（non-events）使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时间结构上的方向性被削弱，反而成为一种突出的文体特质。相对于西方叙事作品大体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排序的方式，中国古典小说中却没有将同时叙述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意识，反而常常令各种主要和次要的事件交错重叠、齐头并进，令“有事之文”相对于“无事之文”在叙事上的优先性显著削弱。这就使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在整体上给人一种貌似静止的流动感，因为文中的叙述并没有在一条单一的主线索上发展，却在各自的独立亚叙事空间内缓慢地推进着，这种亚叙事空间的出现就是“无事之文”存在的结果。浦氏讨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叙事特征的论著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叙事学》[89]《明代小说四大奇书》[90]，及其编选之论文集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中的“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91]与稍晚分别发表于《新亚学刊》与《淡江评论》的“Full length Hsiao-shuo and the Western Novel：A Generic Reappraisal”[92]“The Problem of Structure in Chinese Narrative”[93]等文。上述众多研究成果均从“异邦人”的角度对“无事之文”现象进行了犀利的观察与阐释。
同样对中国古代小说中“无事之文”的存在意义进行追问的还有王德威教授。他的研究集中地讨论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对说书情景的模仿，而小说中的“无事之文”能够帮助小说作者增强这种模仿的“故事临场感”：
似乎传统说话人及作者都体会到，故事临场感的产生往往得力于在主线“事件”之上穿插许多无关紧要的“非事件”（non-events）。因此，所有的语言姿态、声音回响、夸大、论断、琐碎的指涉、抒情的描写、叙事格式等通常被视为阻碍作品时序流通的技巧，反变成了一个功能性的意符，达到了借说话情境造成时间流滞的效果。[94]
王氏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观点见他的文章《“说话”与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关系》，收录在其名为《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95]的论文集中。
综上，我们的研究受上述研究的启发与指引良多。但目前学界关于明清小说中“无事之文”叙事功能的问题尚未有专论述及，故我们希冀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前辈诸学者取得的成果之上进行更为深入的专门研究。这也是笔者不惮自身识见鄙薄，选择这个课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初衷与旨归。
[1] 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27页。
[2] Patrick Hanan，“The Nature of Ling Meng-Ch'u's Fiction，”In 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ed.Andrew Plak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87.
[3] 这一类论著以鲁迅先生与刘世德先生的著作为代表，前者以产生于先秦时代乃至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为中国叙事文学最古老的源头，并按时间发展顺序讨论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以至明清小说的主流与支脉。后者收录了港台学者关于古典小说发展历史渊源的大量有关论文。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27页；刘世德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2页。
[4] 相关论述参见赵毅衡《苦恼的叙事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9—65页。
[5] 参见[美]王德威《“说话”与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关系》，《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叙事·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6] Andrew Plaks，“The Promblem of Structure in Chinese Narrative”，Tamkang Review，6.2 & 7.1（1976，joint edition）：434.
[7] 周策纵：《红楼梦大观》，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51页。
[8]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大连实业印书馆1934年版，第388—389页。
[9] [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陈益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10] [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陈益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11] “情节”转译自英文“plot”一词，根据语境的不同，又有“故事”等译法。然而这个术语的确切含义及其所处的叙述层次在西方学术界目前仍时有争议，其中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叙事学流派的论证最为激烈。关于两个学派各自的论点，参见本书第五章“‘无事之文’与情节研究”的讨论。
[12] Andrew Plaks，ed.，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13]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4]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15] [美]鲁晓鹏：《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 余丹：《“叙事”概念的流变——关键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彭瑄维：《话语、故事和情节——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看叙事学的相关基本范畴》，《外国语》2000年第6期。
[17] 程文超：《意义的诱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19]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20]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21] Seymour Char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以]施洛米丝·雷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赖干坚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0页。
[22] （明）施耐庵著，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0页。
[23] 美国学者浦安迪、王德威均采用“non-events”这一术语来命名文中讨论的此类“细节”，详见Andrew Plaks，“Towards a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In 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ed.Andrew Plak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312-314；[美]王德威：《“说话”与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关系》，《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叙事·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98年版，第90页。
[24] 荷兰学者McMahon采用“nothing-detail”“sharpness in detail”这两个术语来界定这种细节，详见McMahon，Keith，Causality and Contain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Vol.15.Brill，1988，p.79。
[25] 周英雄：《小说·历史·心理·人物》，东大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
[26] 谭伦杰：《俗世风情：话说〈金瓶梅〉》，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
[27] 周中明：《中国的小说艺术》，贯雅文化有限公司1990年版。
[28] 王琼玲：《清代四大才学小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9] 周振甫：《小说例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0] 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1] 孙逊、孙菊园：《明清小说丛稿》，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 丁夏：《咫尺千里：明清小说导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3] 齐裕焜：《明清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4] 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5] 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6] 董国炎：《明清小说思潮》，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7] 牧惠：《中国小说艺术浅探》，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8] 欧阳健：《古小说研究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
[39] 毛德富、卫绍生、闵虹：《中国古典小说的人文精神与艺术风貌》，巴蜀书社2002年版。
[40] 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1] 沙日娜：《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2] 刘世剑：《小说叙事艺术》，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3] 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4] 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5] 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6] 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7] 蒋新红：《关于小说人物个性细节描写的阐析》，《名作欣赏》2010年第7期。
[48] 文智：《叙事的情节》，《小说评论》2002年第1期。
[49] 孙春旻：《审美意象与小说的艺术质感》，《当代文坛》2001年第5期。
[50] 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244页。
[51]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52] 齐裕焜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3] 鲁德才：《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4] 谭帆、杨志平：《中国古典小说文化考论》，《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
[55] 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6] 赵国安：《近十年来明清小说评点研究综述》，《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57] 吴士余：《古典小说艺术琐谈》，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58] 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页。
[59] 王阳：《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60] 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61]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2] 王成军：《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63] 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64] 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65] 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6] 傅修延：《文学叙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67]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68]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9] 杨义：《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与操作程式》，《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70] 李鹏飞：《古代小说研究与原创小说理论的探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71] 李鹏飞：《古代小说的情节与情节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72] 王阳：《叙述的无时间与时间中的故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73] 陈果安：《明清小说评点与叙事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
[74] 张宏生：《传统与现代：方法的开放与包容——韩南教授的中国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75] 雷颐：《“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读书》1997年第6期。
[76]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77]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研究为何要“以西为体，以中为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一》，《天中学刊》2012年第4期。
[78] 刘志宏：《明清传奇叙事艺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8年。
[79] 张曙光：《中国古代叙事文本评点理论研究：以金圣叹评点为中心的现代阐释》，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
[80] 张永葳：《论明末清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8年。
[81] 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
[82] 钟海波：《中国通俗叙事文学繁荣的先声：敦煌讲唱文学综论》，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
[83] 刘晓军：《张竹坡叙事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
[84] 梁苑：《才子佳人小说：从一种新小说类型到一种新文学样式》，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
[85] 邓百意：《中国古代小说节奏论》，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
[86] 韩晓：《中国古代小说空间论》，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
[87] 参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94—698页。
[88] 参见Andrew Plaks，“Towards a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In 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ed.Andrew Plak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312-314。
[89] 参见Andrew Plaks，“Towards a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In 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ed.Andrew Plak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312-314。
[90] [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91] Plaks，Andrew ed.，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92] Andrew Plaks，“Towards a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In 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ed.Andrew Plak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315.
[93] Andrew Plaks，“Full Length Hisao-shuo and the Western Novel：A Generic Reappraisal”，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1（1978）：164.
[94] Andrew Plaks，“The Problem of Structure in Chinese Narrative”，Tamkang Review，6.2& 7.1（1976，joint edition）：434.
[95] [美]王德威：《“说话”与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关系》，《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0—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