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德发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第二代学人的杰出代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山东省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标志性人物。
他自觉地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启蒙精神，敢开风气之先，并与时俱进，关心国计民生，为人生而学术，视学术为生命，深耕杏坛，开拓创新，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从“文革”期间的困惑重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激情突围、纵横求索，再到新世纪的伏枥前行、执着建构，朱德发先生不断“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1]以有限的生命力、智力、魄力和识见力书写了四十余年辉煌的学术生命史。在朱德发先生的学术生命历程中，他通过深刻的理论创新和扎实的研究实践“先后确立了作为启蒙家的现代文学学者、推动学术范式转型的文学史家、在研究实践中建构学术体系的文学理论家这样三个层面的学术形象”[2]，其中灌注着他的学术思想、学术品格、人文情怀和文化人格，从而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独特的“这一个”。
从整体上看，朱德发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经历了沉寂期、形成期、拓展期、完善期等四个重要阶段。这构成了他的学术人生四部精彩的华章。
一 沉寂期的压抑困惑（1974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
1971年“复课闹革命”，朱德发先生被推上大学讲台，为工农兵学员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专题课程。在阶级斗争语境下，只能讲鲁迅、浩然等作家作品和革命样板戏。但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社会良知、学术观点和思想见解却根本无法表达。在这种压抑的时代氛围中，只得把许多困惑挤压进心底。1974年夏秋，朱德发先生参加了全国十二院校《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内部教材）的讨论和编写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参与这种反智论教材的讨论和编写，可算作他在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生涯的起点。[3]但朱先生坦言：“能真正从著述中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发出内在声音的学术论文却是发表于1979年第5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上的《评胡适的〈尝试集〉及其诗论》，以及同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教学初探》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讲解》（上、下）两书中我所承写的鲁迅作品解读的文章。”[4]其中的《评胡适的〈尝试集〉及其诗论》成为朱德发先生第一部专著《五四文学初探》（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重要篇章，而《鲁迅作品教学初探》和《鲁迅作品讲解》（上、下）也是他参编的重要著作。正是在拨乱反正、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语境下，朱德发先生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化主导下思维模式的束缚，在困惑中反思，以不凡的胆识、力量和担当，突破禁区，冲出重围，上下求索，开拓创新，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感受体验和独立思考作出价值判断，参与学术争鸣。这标志着他以一个知识者的独立姿态步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真正开始。
二 形成期的突出重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中国带来了科学和文艺的春天，学界也开始解冻，即将迎来一个思想的晴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下，朱德发先生为本科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五四文学研究”，同时参编了由田仲济、孙昌熙两位先生主编的“文革”结束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具体负责“五四文学革命”一章的撰写，并给全书通稿。朱德发先生为了选修课教学和编写文学史的现实需要，认真翻阅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仔细搜集和深入阅读了大量有关“五四文学革命”的原始史料、重要报纸杂志和主要作家作品，以及政治经典文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权威性论断。他通过反复比较分析和深入缜密思考，终于发现这些文学史的叙述和政治经典文本的权威判断违背甚至遮蔽了“五四文学革命”现存史实所揭示和展现的历史本真面目。这些给他带来了困惑，这种困惑催生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当时的文化语境下，极“左”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尽管禁忌多多，但在揭示真相和遮蔽历史之间，他最终以一种学术勇气和理论胆识选择了前者，从而激发出不可遏止的学术热情，并且以一种攻坚的坚忍不拔的韧性精神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带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诸多敏感而困惑的问题投入研究之中。他以五四文学为突破口，坚持一切从史料出发和重返历史现场的原则，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以大胆质疑的科学精神和正本清源的问题意识，深入探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并具体针对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茅盾的新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周作人的文学主张等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同时就冰心“问题小说”的思想价值和意义、胡适的《尝试集》及其诗论主张、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等问题敢发前人所未发之见解。总之，朱德发先生以一个现代学者的敏锐眼光和理论视野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指导思想以及颇有争议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理性判断和恰如其分的全新评价，为五四文学甚至现代文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些思考的成果先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982年结集为《五四文学初探》出版，这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论者所言：“这本书，是作者集中探索五四文学问题的八篇论文的结集。它们分别探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几个代表人物的文学主张和一些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其要旨在于解决五四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重点和疑点问题。该书的主要价值，正在于它对这些重点和疑点的突破。”[5]其中最富思想冲击力和学术影响力的是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的探讨，而这恰恰体现了朱德发先生作为一个执着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于重重困惑中大胆突围的思想家的不凡气度。
出版于1983年的合著《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可以说是对五四文学研究的补充和深化，被誉为“第一部较为系统地研究茅盾前期文学思想的专著”，有论者指出：“作者具有比较开阔的研究视野，能站在历史的高度考察文学现象，并注意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他们没有把茅盾前期文学思想作孤立的封闭式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和世界文学潮流中审视、评析、归纳、综合，从多维的社会空间进行全面考察，既注意到研究对象的时代规定性，又看到它的历史继承性、延续性。”同时认为“著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茅盾前期文学思想作了深入的探讨，如茅盾‘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五卅’前后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前期的新小说观、茅盾与白话运动等，探讨了鲜为人论及的课题，拓宽了研究领域”。[6]
五四文学研究为朱德发先生的学术生命历程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通过对五四文学的感悟和体验，使他的“文化人格里注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增强了‘诚’与‘爱’的人性内涵，提升了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激起了学术生命力的爆发力”[7]。虽然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朱德发先生因五四文学指导思想等言论与南京大学许志英先生同调而遭到被批判的厄运，但他对五四文学研究的激情未减，反而增强了学术理性和生存智慧。朱德发先生在不断突围的历险中凝聚成根深蒂固的“五四情结”，积淀于他的学术生命和文化人格深处，成为他向现代中国文学纵深横阔处掘进前行的动力之源，从中焕发出来的生命激情、学术张力和创造活力不断推动他进入一个又一个新的逻辑层级，在学术园地里纵横捭阖、上下求索。
三 拓展期的纵横求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朱德发先生从五四文学出发，深入现代中国文学发生期的肌理来探究其真相和本质，这些探索及其成就形成了他的学术生命的重要基点。可以说，五四文学研究是他的学术生命展开双翼奋飞的基地，也是他的学术激情的动力之源。平心而论，仅靠先生的五四文学研究，就足以成就他的学术盛名，奠定他的学界地位了。但先生并未将五四文学研究作为他终生追求的学术价值目标，而是仍然带着困惑和问题意识，不断求索，不断发现，不断开拓创新，“以鲁迅为榜样在学术领域求真打假”，怀着这种“雄心与毅力”，“不满足一孔之见或孤陋寡闻而立志在学海中纵横求搜获取新知卓见”[8]。正是这种纵横学海上下求索的决心和恒力推动他对现代中国文学作纵深开掘。朱德发先生认识到现代中国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抽象物，而是生成于中外古今文化纵横交错的坐标系上的一个开放、博大、复杂的立体系统，文学运动、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与中外古今文化构成的深广语境和生态心态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更加重视把宏观、中观或微观的文学研究纳入一个宏阔深邃、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外古今文学参照下的现代文学史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朱德发先生的研究视野逐渐发生了由中向外、由今及古的重要变化，既以世界化视野将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以民族化眼光审视现代中国文学由古代中国文学转型而来的必然历程。他在这时期的著作主要有《中国抗战文艺史》（重写本，1984年）、《中国五四文学史》（1986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1987年）、《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89年）、《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1990年）、《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史论》（1991年）、《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1992年）、《中国山水诗论稿》（1994年）、《五四文学新论》（1995年）、《中国新文学六十年》（1996年）。这些独著、合著、主编或参编的断代史、专题史、流派史、通史，既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三种形态文学史的联系，也打通了古代中国文学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联系，更打通了中外文学史的联系。这些在“史通”和“史识”上下了深厚功夫的文学史著，有的是为了大学中文专业教学需要集体而作，有的是为了学术探索而作出的独立思考，每一部都体现出鲜明的创新精神和强烈的个性意识，其中熔铸着朱德发先生的文学史观和真知灼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一直是研究者密切关注的领域，一方面文学研究的新成果需要在文学史著作中得到及时反映，另一方面文学史书写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也会促进文学研究的思维、观念和方法不断发生变革与创新。因此，文学史的理论研究和书写实践逐渐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许多学者的价值视野，并成为其研究的重心所在。有学者指出：“朱德发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上世纪70年末期，朱先生就参与了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这部文学史在‘文革’结束初期是有较大影响的。后来，朱先生又协助田仲济先生修订《中国抗战文学史》，其篇幅增加了近三分之二。由此起步，朱先生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著述中不断有新的建树问世。1984年，他同冯光廉先生合作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1986年他出版了个人的文学史专著《中国五四文学史》，1987年他同孙昌熙先生合作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1989年他同蒋心焕、陈振国先生合作主编了《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90年他主编了中国第一部《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1991年他引领两位青年学者共同完成了《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史论》。这些文学史著，有的是为了大学中文教学而作，有的是为了学术的探索思考，但每一种著述都鲜明地体现着强烈的创新精神与突出的个性意识。”同时对朱德发先生领衔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给予了高度评价：“从5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史体例逐步形成了两种基本的模式，一是王瑶模式（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一是丁易模式（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为代表）。前者是一种块状叠合式的结构，四个时间段是四大块，在这四大段落上又各分为五个小块，包括概述及四大文学体式。丁易模式则是编年与评传的结合体。这两种体例模式一直沿袭到80年代，它们各有其特点与优势，但同时又各有其弊端与局限，对人们的文学史思维方式构成了比较突出的束缚。朱先生领衔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明天出版社）可以说是最早向这两种传统模式进行突破尝试的史著。该著力图将王瑶模式与丁易模式糅合起来，尽量包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与优长，构建起一种综合性的文体与作家流派（群体倾向）相结合的体例。尽管这种新的体例思路仍然有些弊端，旧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克服，但突破旧模式创建新体例确实是那个时代共同的学术愿望，在这个意义上，朱先生的史著不啻是开风气之先的。”[9]
在朱德发先生开风气之先的史著中，不得不提他的《中国五四文学史》。《中国五四文学史》是国内学界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有关五四文学的断代史。早在《五四文学初探》问世伊始，就有论者对作者寄予更高的厚望：“我们殷切期望朱德发同志在《初探》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一部《五四文学史》。我们相信，他完全有能力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这一大空白。”[10]时隔不到四年的时间，朱德发先生以敢啃硬骨头的韧性精神、翔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严谨缜密的科学论证和独到新颖的文学观念隆重推出了他的又一部有开拓意义与创新价值的力作——《中国五四文学史》。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原始史料出发，从纵向与横向、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探讨五四文学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演变规律，既不简单地套用现成的公式和某些流行的概念去评述复杂的文学现象，又不无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实际贡献而主观地去裁判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尽力依据史实作出切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11]。该著不仅燃烧着来自五四历史隧道的精神火种，而且熔铸了作者的主体智慧。其中“人的文学”观念贯穿始终，更重要的是将五四文学置于一个纵横交织的坐标系中考量其独具特色的现代性和民族性，正是在这样一个深入思考、纵横考究的基础上，才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五四文学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是一种具有‘现代型’特征的新文学，从宏观上加以审视，它既是新的启蒙文学，又是‘为人生’的平民文学；既是白话化的文学，又是文体大解放的文学，也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文学。”[12]在对五四文学发生发展历程的叙述和史学建构过程中，倾注了作者对五四文学由衷的热爱和理性审视。这部五四文学研究集大成之作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独特史识、主体思维特点和对文学史宏观把握的学术能力，这是由个人独立撰写学术型文学史著作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大胆尝试，为文学史的创新编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型。虽然它在五四戏剧和五四散文领域存在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带来各章节之间的不平衡，但总起来看，“作者没有孤立地、封闭地研究五四文学，而从纵的方面注意了与近代文学的联系、继承和发展，从横的方面注意了对外国文学思潮的借鉴，并认真地探求文学形式的流变。这就有针对性地突破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13]。
《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出版后，有论者认为：“《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的出现，才标志着这一课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门元学科的诞生，因为我们从书中读出了一门学科的容量、价值和逻辑体系。它结束了以往对这一课题的局部研究阶段而上升为整体研究阶段，结束了以往那种现象评论而上升为历史科学。”同时指出：“尽管看到书中还有个别不足，但我依然更看重这本书对于突破文学史观念的启迪意义。”[14]更有论者称赞该书为“一部具有拓荒性的文学专史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将我国的现代纪游文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5]。
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爱情文学的专著，《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史论》的问世，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文艺报》发表了题为“爱与美的探索——朱德发等著〈爱河溯舟〉札记”的评论文章，该文认为这部著作“从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今的情爱——爱情文学名著进行了较为系列的纵向考查与研究，于纵横比较中探索了情爱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及总体审美特征，并作出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评析”；在方法论上“作者放弃了传统的作家作品论的叙论方法，而选择在宏观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对情爱文学的个体进行研究，使个体在整体系统中成为有机组成部分并显示出较深沉的理论意蕴来”[16]。有的评论者赞誉该书“尤其具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指出《爱河溯舟》一书“以极为严肃的学术态度，以史的纵向序列和论的横向归纳，通过对中国文学中爱情现象的全面归结与分析，对其所包含的社会与美学内容做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探讨与透视。综观全局，这部著作不但可以视为一次十分有益的首举尝试，而且的确显示了相当的理论水准和学术价值”[17]。
《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是我国第一部综论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的专著，这是“一部好书”，“全书都洋溢出一种清新的理论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既是一部富有开拓性的流派史力作，又可视为一个富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新文学流派理论工程”。[18]这部现代中国文学流派研究的扛鼎之作问世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仅1993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闻出版导报》《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等报刊就发表了一批评论文章，广为学界赞誉。即使问世十余年后，该著仍受到学界的关注，有论者论述道：“他的第一部文学思潮流派的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在90年代初问世，不同于已有文学思潮流派研究成果之处，就在于上述文学史研究的坚实积累和勇于质疑创新的文学史视野，课题研究的突破性追求十分鲜明：一是跳出了这一时期普遍集中在思潮流派各种‘史’的描述性的研究套路，大胆探索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流派的某些规律，积极思考和建构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的理论体系。近40万字的论著以探讨文学流派的‘形态论’‘思潮论’‘规律论’为主体构架，旨在寻求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多彩群体的自身理论系统。二是抓住了文学思潮中最为活跃、核心的文学流派为切入口，并以集中探究文学流派的‘美学形态和艺术风貌’、把握文学流派的‘构成要素’为中心点，将文学流派看作‘一个极为活跃的生命流体’并寻找其基本特征，从而深化了文学流派本体的认知，也为文学史思潮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条件。”同时指出：“同许多文学史家一样，朱先生的文学思潮流派研究自然也是个人化的解读和探讨，但是他的理性和诗性智慧结合的研究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范式。我们对此可以认同，可以商榷，可以超越，却无法回避他所带来的思索。”[19]
1995年出版的《五四文学新论》是朱德发先生在其20世纪80年代五四文学研究基础上再出发、再研究的新成果，被誉为“学术灵魂的又一次探险”[20]。有论者指出：“著者在此前从政治社会学层面转向从文化意识层面探索‘五四’文学精神的基础上，进而从生命意识上寻求五四文学精神的精髓与底蕴；并将‘五四’文学与现代学术的建立、城市意识的觉醒、中西文化渊源等联系起来全面考察，既扩大了‘五四’的内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90年代学术界新的研究范式与价值取向。”[21]
朱德发先生经过拓展期的纵横求索，不断开拓，不仅以“重写文学史”的精神，在汲取他人研究成果和学术精华的基础上，融入了个体智慧和主体意识，从内涵与体式合乎逻辑的结合上开创性地进行了文学史的书写与基本建构，而且为文学史理论、文学流派理论和文学研究思维学的建构作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初步探索。
四 完善期的深层建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8年）
朱德发先生在压抑困惑中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健劲的学术激情不断地实现着思想的解放与精神的突围，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纵横开拓，求索创新，以突出的学术成就奠定并夯实着他的学界地位，成为一方重镇。但这都不是他致力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宗旨，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些策略性的举措、行为及其成果建构自己的学术大厦。在他看来，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既需要解构的激情冲动，更需要建构的理性积淀，任何突破和超越都是为了最终的建构。随着朱德发先生学术思想的不断成熟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学术人生开始进入深层建构的完善期。
朱德发先生以一个真学者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既能及时抓住时代机遇，不断提高理性自觉，又始终坚持科学的治学态度，去探讨和认识现代中国文学的本真面貌和内在规律，永葆学术思维的活力，按照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内在机制和基本规律重新考察与规划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既具有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坚守学术本位，树立了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治学的坚定信念，又形成了率真耿直、特立独行、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文化人格，更具有一种宠辱不惊、直面现实人生的正常的生活心态和乐观进取、昂扬向上的生活情调。正如先生所言：“不敢说我已具有现代学人的优秀素质，而是说我正是在努力学习‘真学者’的治学态度、优秀品格、学术作风、价值观念、献身精神甚至生存方式的过程中，为实现自己的学术追求而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在建构上有所创新。”[2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直至先生去世前夕，他都在不断地为实现他的学术大厦的深层建构而孜孜以求、奋斗不息。在文学史的建构上，除了拓展期的《中国五四文学史》（1986年）、《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1990年）、《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史论》（1991年）、《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1992年）、《中国山水诗论稿》（1994年）以及多次“新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这个时期推出的成果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1999年）、《跨进新世纪的历程：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2000年）、《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2003年）、《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2006年）、《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2012年）、《现代中国文学史精编（1900—2000）》（2013年）等，这些文学史著作都从体式与内涵合乎逻辑的结合上实现了开创性的建构，均为史论兼具的求新之作。在文学史理论、文学流派理论和文学研究思维学的建构上，出版了《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1997年）、《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2002年）、《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2003年）、《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2010年）、《现代中国文学新探》（2016年）等。在五四文学研究的崭新建构上，出版了《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五四时期白话文学文献史料辑》（2013年）、《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胡适与现代文化暨白话文学》（2016年）。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综合建构上，出版了十卷本《朱德发文集》（2014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强调文学主体性以后，朱德发先生紧跟时代思潮，不断革新思维、观念和方法，结合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心得，选择了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着眼于考察思维学与文学史的关系，最终于1997年著成《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一书。有论者指出该著“着重讨论现代文学史编著者主体思维方式在编著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作者选择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着眼于思维学与文学史关系的考察，自觉地反思在撰写文学史过程中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坚持的操作原则、形成的文学史观念和思维模式、惯用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路，这显然是将新文学史学学科创设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该书作者在高校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不仅著述甚丰，而且亲身经历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变化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其间风风雨雨，喜忧得失，作者无不有切肤之感。所以，朱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色就是，在文学史学的阐述上并非泛泛而谈或悬空而论，其中许多见解都是出之于作者几十年来对文学史编著历史的静观默察，凝聚着作者数十年的学术经验与教训，感之愈切，思之愈深，其见解也就独标新异，不同流俗”；因此认为该著“从研究者主体思维的调整入手来探索未来文学史的编写，无疑是抓住了新文学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它不仅对新文学史学的学科创设与完善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而且对文学史研究者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高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反思与总结，也会提供较为切实的指导意义”。[23]
《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堪称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哲学”，是朱德发先生对“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理论呼应。有论者指出：“这是第一部完整的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著作，对‘文学史学’这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具有开创性、奠基性意义。《评判与建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的‘拓荒’之作，贯注全书的是一种强烈的理论勇气和创新意识。”[24]也有论者认为该著“基本实现了从叙述范式到价值范式的史学模式的结构式更新，在学术界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学科重建首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5]。
作为一部创新力作，《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并以世界化视野对现代中国文学从“现代化”和“民族化”并举的价值角度加以考察与勘探，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论者认为该著“以‘现代中国’国家观念为基础，建构‘现代中国文学’的宏大体系”；“以现代‘人学’‘人的文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现代人的文学价值标准理论”；“以自己的现代人的文学价值标准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转变为现代文学的‘三部曲’说”；“以世界性现代性现代化民族性民族化等理论为基础寻找到新体系的制导性传统——现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现代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规律”；“以现代‘结构’理论、‘主体’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建构‘新文学流派学’的设想”；“以现代文艺社会学理论为基础，论述了鲁迅、茅盾的主体意识与创作文本的现代性”；从而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学科新体系；而“朱德发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学科、新系统建构的理论，使《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一书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界里程碑式的著作”[26]。
《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对“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概念，并从学科意识调整重建的角度，通过文学史论、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等三个重要维度的再度发掘，对相关理论命题和研究实践进行了反思与富有建设性的创造性探索。有论者认为《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榛楛丛生的现代文化深山大泽中与沧海滉漾浩瀚澎湃的现代文学研究格局里，始终拓宽自己的研究视界与加大研究的理论深度”[27]。到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现代中国文学”或“现代中国文学史”作为学科命名已经很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该著以学科反思与重建的立场，积极参与新的时代语境下的调整和建构，体现为对传统学科成见的突破与超越，颇多新的学术发现和理论创新。有论者认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以及对文学史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文学史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所体现的知识生产、理论建构与方法转型都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8]
《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是朱德发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该著试图系统而深入地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为勘探20世纪中国文学文本蕴含的丰富深邃的理性精神，该著不仅把理性精神作为研究对象，也将其作为研究视角，以此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展开多侧面、多维度的考察与阐释。它所构成的不是完全以时间为序的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演变史，而是从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多彩的主题或题材形态中选取“启蒙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革命战争文学”“乡土文学”“婚恋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哲理文学”等九种样态，由创作主体思维切入，层层探询，宏观与微观结合，理性与非理性结合，既把蕴含在各种形态内的理性精神挖掘出来，又从涵义、价值、功能上对不同理性精神作出了颇有见地的深度与创意兼具的理论阐释。这九种不同形态的文学形成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专章，前面由“导论”统摄与引领，从而形成一部逻辑结构独特、以论带史、以史彰论的别开生面的学术论著。朱德发先生坦言，这部著作没有一篇书评，但却是他非常得意之作。因为这是他带领他的博士研究生张光芒、贾振勇、徐文广、马立新、周海波、杨庆东、王颖、佘小杰、温奉桥等人历时三载铸就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体现了朱德发先生甘为人梯的精神风范，正是在这种为他人的学术成长而搭建的平台中，许多有志于学的优秀弟子和同人逐渐培养起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耳濡目染中不断增强学术信心，最终提升了学术功力。
《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是朱德发先生与魏建先生共同主编的一部厚重的里程碑式的文学史巨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框架、书写方法、研究思路已经形成，并在该著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这是朱德发先生继“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三个重要的现代文学史观念之后提出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念进入文学史书写实践的重要收获和巨大成功。有论者将《现代中国文学通鉴》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阐述其对于“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新启蒙史观的复归”之意义，指出：“《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以下简称《通鉴》）悄然问世，观二百余万言之行文立意故然与时俱进、别出心裁，但底子里却沉潜着一个启蒙时代的流风遗韵。……作为一种方法的《通鉴》，即是以自身为媒介，批判性地反思新时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同时认为：“《通鉴》只能说是在一种可能的限度之内，部分地实现了编著者的文学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目前中国及其文学依然处于一个至今延续着的‘漫长的中国20世纪’，《通鉴》所能达到的程度和限度，其实也是这个‘漫长的中国20世纪’目前所展示出来的程度和限度，依然是在这个略显‘漫长’中的‘重写’，并因此使自己深刻地嵌入历史之中。”[29]《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的述史目的在于努力打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所存在的各种学术壁垒，突出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等多元文化制导下全景式文学景观的阐释模式，尝试建构一个崭新的全景式的现代中国“多元文学共同体”，从而践行和实现以“人的文学”为价值核心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理念。有论者指出该著“最有价值的视点就在于：运用以事实构成的基础结构，来勾画或说明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和意义”；并期待“‘通鉴’的设计、构想和最终完成能给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30]
2014年出版的十卷本《朱德发文集》，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界的一套可以传世的文稿”[31]。但朱德发先生并未因此而止步。仅2016年，他就连续出版了两部专著，即《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胡适与现代文化暨白话文学》和《现代中国文学新探》。前者被赞誉道：“既开拓出五四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也为当代中国的新文艺复兴再造了思想资源。”[32]关于后者，朱德发先生坦言：“学术生命之火烧到八旬，已届耄耋之年，该熄之火并未熄，仍在燃烧。虽然火苗不旺了，火力不强了，但是思想的火花却不断地迸发；兴致来了，我迅即‘抓住’它，放进相宜的知识装置或思维框架中，积累多了也能熔铸成篇。2014年《朱德发文集》10卷本问世时，大多数篇章尚未铸成，故而不能收入文集，待这些生命火花真正化为文字发表后，方汇编成《现代中国文学新探》。”[33]《现代中国文学新探》是朱德发先生最后一部专著，其中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建设和“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理论”的数篇文章是朱德发先生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史学思想的总结，尤其值得关注。有论者认为该著“折射出了朱德发先生的治学经验”“对后来者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34]
朱德发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新探》的《自序》中写道：“我想，这也许是封笔之作；然而若学术生命之火还不熄，咋办？或学术生命之火与自然生命之火同时熄灭，或在学术追求之途上突然跌倒，再无他求，这就是学者的宿命！”[35]这是时年83岁高龄的朱德发先生的肺腑之言和悲壮之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该年他就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篇，2017年发表2篇。他像一个战士，始终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冲锋陷阵，永远保持着昂扬的战斗激情。2018年上半年，他撰写的长篇论文《重探郭沫若诗集〈女神〉的人类性审美特征》，发表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另一篇纪念性文章《宅心仁厚的范先生——悼范伯群教授》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2期；6月16日，他还参加了“鲁迅与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关于鲁迅研究的一点思考》；甚至在他刚刚去世后，我们获悉他奖掖后学的一篇书评即将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8期。虽然先生的自然生命之火已经熄灭，但他的学术生命之火仍在燃烧，恩泽学界。按照博士生导师的退休年龄，朱德发先生早在1999年就应该退休并开始享受晚年了，但学科建设、学校发展离不开他的主导和参与。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朱德发先生仍以强旺的生命力，秉持着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精神负重前行，开拓创新，不断充实建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体系，为实现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点零的突破，为实现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授权，为实现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获批国家重点学科，殚精竭虑，率先垂范，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书写了壮丽的人生，成就了生命的辉煌！可以说，朱德发先生“创造了学术和生命的奇迹”，“他的奇迹我们无法复制，但他的学术精神必将化为我们不竭的精神资源，转化成我们学术创造的永恒动力”[36]。
综观朱德发先生的学术生命历程，可谓辛勤耕耘，著述丰厚，终成一代大家。其中著作达50余部，含独著12部、合著10部、主编16部、参编12部、文集1部（10卷本）。著述内容涉及五四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与思潮、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等研究领域。这一部部饱含他的生命和心血的著作多有创见，有的填补了当时的研究空白，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朱德发先生的著作每每甫一问世，便受到学界关注，评论文章也随之陆续发表。刊发这些评论文章的载体既有《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权威核心期刊，也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级和省级报刊，从1983年的第一篇到2017年的最后一篇，跨越35个年头。为朱德发先生著作写过评论文章的作者有孙昌熙、范伯群、谷辅林、韩立群、韩日新、宋益乔、翟德耀、杨洪承、魏建、周海波、谭桂林、房福贤、张学军、张清华、张光芒、李宗刚、温奉桥、贾振勇、李钧、杨新刚、韩琛、赵启鹏、颜水生、吴楠、孙连五等。当年这些作者在写评论文章的时候，要么奋斗在高校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要么正在求学，读着朱德发先生的书成长。他们大多为学界中人，时至今日，有的已经作古，彪炳史册；有的功成名就，安享晚年；有的已成学界翘楚，其中不乏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齐鲁文化名家和齐鲁文化英才；有的已经崭露头角，显示出强劲的学术潜力；有的正在攻读学位，锋芒初试。从年龄上看，贯穿“80后”到“10后”各个年龄层次；从学术代际上看，既有德高望重的第一代学人如孙昌熙先生，也包括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已经崭露头角的第五代，甚至还有处于成长期的第六代学人。所有这些作者的评论文章，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对朱德发先生的著作作出了客观、公允、科学、理性的评判，构成了一个立体复杂的评价体系和学理系统。可以说，这是朱德发先生精心建构的学术大厦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所铸就的辉煌。及时总结和编选朱德发先生著作的评论文章，对于推动和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促进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为朱德发先生著作评论文章的精选集，通过编选朱德发先生著作的评论文章，意在展示一代研究大家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和突出贡献，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历程提供一份珍贵的学术史文献资料。
本书由“独奏的回声”“合奏的弦音”“交响的魅力”和“附录”四部分构成。其中，“独奏的回声”精选了有关朱德发先生独著的评论文章，彰显他作为学界独行侠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开疆拓土、纵横捭阖、勇开风气之先的独立风姿和精神气度；“合奏的弦音”选入的是关于朱德发先生合著的评论文章，凸显他作为学界前辈甘做人梯、奖掖后学的人格风范；“交响的魅力”汇集的是针对朱德发先生主编著作的评论文章，展现他作为一代大宗师带领学科同人在文学史书写实践上艰难探索和纵深耕耘的轨迹；“附录”部分包含朱德发小传、朱德发著作编年、朱德发著作评论编年以及著名专家学者对朱德发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文章，再现他的学术生命历程和学界地位。每个板块的文章主要以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序。
本书所选入的评论文章大多来源于期刊，也有个别文章选自著作。文末对每篇文章的出处都作了明确标注。为了保证准确性，本书对所选入文章在原发刊物或著作中存在的非常明显的排版和编辑错误，以及某些文字和注释错误，都作了严格的校勘与修订。在此基础上，按照出版社的格式要求，将选入文章的注释统一为脚注，每页重新编号。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各位方家和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陈夫龙 王晓文
2018年7月26日
[1]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余载有感（代弁言一）》，《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2] 张光芒：《朱德发教授学术思想探微》，《拓展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魏建、李宗刚、刘子凌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页。
[3] 就目前所知，朱德发先生在学术期刊上正式发表学术论文是在1974年，即发表于《文史哲》1974年第2期的《西沙自卫反击战的壮丽颂歌——读张永枚同志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合著）。
[4]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余载有感（代弁言一）》，《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5] 孙昌煕、魏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朱德发同志的〈五四文学初探〉》，《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6] 张学军：《茅盾研究的新收获——读〈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
[7]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余载有感（代弁言一）》，《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8]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余载有感（代弁言一）》，《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9] 谭桂林：《从文学史著到文学史学》，《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笔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10] 孙昌煕、魏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朱德发同志的〈五四文学初探〉》，《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11] 朱德发：《后记》，《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71—672页。
[12] 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3] 韩日新：《五四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14] 魏建：《文学形态、文学主题与文学的历史——有感于〈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4期。
[15] 朱晓云：《纪游文学的拓荒之作——读〈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16] 祝鲁：《爱与美的探索——朱德发等著〈爱河溯舟〉札记》，《文艺报》1991年11月23日。
[17] 齐飞：《严肃的探索 有益的开拓——评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爱情文学的专著〈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史论〉》，《天津书讯》1991年8月25日。
[18] 张光芒：《理论开拓与现象研究的深度契合——简评朱德发教授新著〈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19] 杨洪承：《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的理论建构》，《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笔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20] 刘蕾：《学术灵魂的又一次探险——读朱德发教授的〈五四文学新论〉》，《作家报》1996年4月27日。
[21] 张光芒：《一代学人的“五四情结”》，《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笔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22]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余载有感（代弁言一）》，《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23] 谭桂林：《新文学史学建构中的主体思维研究——〈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24] 温奉桥：《“文学史学”的拓荒之作——〈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
[25] 张光芒：《读〈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26] 阎奇男：《建构“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学科新体系——论朱德发的创新力作〈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苏东学刊》2003年第2期。
[27] 王明科：《再造与重建：榛楛大泽与沧海滉漾里的史性、理性、人性的新开拓——对〈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的理解与阐释》，《东方论坛》2005年第5期。
[28] 颜水生：《现代文学史学研究的新跨越——评朱德发〈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拓展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魏建、李宗刚、刘子凌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9页。
[29] 韩琛：《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新启蒙史观的复归——作为方法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理论学刊》2012年第12期。
[30] 贾振勇：《文学史负担与元文学史冲动》，《理论学刊》2011年第10期。
[31] 范伯群：《〈朱德发文集〉：脑力劳模“体大思精”的结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32] 韩琛：《评〈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胡适与现代文化暨白话文学〉》，《东方论坛》2017年第3期。
[33] 朱德发：《自序》，《现代中国文学新探》，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4] 李钧：《耄耋仍挥如椽笔，元气犹似“新青年”——读朱德发先生〈现代中国文学新探〉有感》，《曲阜师大报》2017年1月17日。
[35] 朱德发：《自序》，《现代中国文学新探》，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6] 魏建：《告别一位创造奇迹的人》，2018年7月16日在朱德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讲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