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后族政治作为评价[1]
孙伟祥 铁颜颜[2]
近年出土的辽朝《萧仅墓志》记载：“我国爰分于两姓。耶律世保承祧之业，萧氏家传内助之风。”[3]后族与皇族世代联姻，通过血缘的方式在政治利益上凝聚为一体，唇齿相依。无论是国家的建立与兴盛，抑或是衰亡过程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后族于辽朝具有十分特殊的政治地位。对辽朝后族的政治作为进行评价时，我们应辩证去思考，一方面辽朝后族的出现顺应本民族社会现实发展，在很多政治事件中力挽狂澜，维护辽王朝统治，对一定时期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从而对辽朝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后族势力过分强大，一度威胁到皇权，造成辽代社会的动乱，加速辽王朝的灭亡，从而对辽朝的政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后族对辽朝政治的影响就像一把双刃剑，福祸相依，与辽朝相始终，在不同的时期，后族对辽朝政治作用也不尽相同。现根据辽朝后族势力发展三个时期及整个辽朝历史发展进程对其进行分别讨论。
一
从太祖至穆宗时的辽朝初期，后族在政治上的作用逐渐凸显并进入势力上升期。其在辅助太祖建国、维护皇族统治的同时，在辽初政局稳定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统治日趋巩固。
由于耶律阿保机在当时汉人谋士引导下，开始尝试带领契丹族由内亚传统汗国体制向中原君主专制王朝转变，从而触犯了许多契丹旧贵族势力利益，诸多叛乱由此而起。面对内外战争频发局面，后族成员领兵作战并战功卓越。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平及家族为阿保机提供重要的军事支持，萧敌鲁、萧室鲁、萧阿古知因为英勇善战，常随太祖征战为阿保机心腹，后成为国家功臣，出任要职。淳钦皇后代表的后族在太祖建立和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的过程中，不仅提供强大的军事支持，同时也出谋划策，成为核心谋士，在建国初立下了不朽功勋。据史书记载，太祖七年（913），阿保机诸弟为首的家族内部旧势力因不满阿保机破坏契丹社会的世选制度而发生叛乱，“具天子旗鼓，将自立”[4]。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淳钦皇后“急遣蜀古鲁救之，仅得天子旗鼓而已”[5]，夺回象征皇权的天子旗鼓，维护了阿保机的政治地位，从而化解危机。又如，太祖九年（915），契丹各部首领联合在一起试图罢免阿保机汗位以恢复旧有的可汗选举制，太祖采取述律后计策通过盐池宴形式诛杀持不同政见者，为辽朝立国扫除最后障碍。太祖遽然离世，辽朝政局由于皇位继承问题开始出现分裂，后族及时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尤其是在耶律德光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并继承皇位之后，为了消除以耶律倍为首的政治势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后族在政治上积极采取措施强化皇权。在淳钦皇后支持下，太宗对人皇王一系进行打击。据《辽史》记载，天显三年（928）,“时人皇王在皇都，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升东平为南京”[6]。天显五年（930）,“诏置人皇王仪卫”[7]。
太宗趁人皇王耶律倍不在东丹国之机，直接下令将其控制之东丹国民东迁，并将东平升为辽朝之南京，必然使人皇王对东丹国掌控力度下降，政治影响力亦降低。而天显五年又以正式设置名义上护卫人皇王之仪卫，从而限制其人身自由。最终导致人皇王耶律倍在政治上彻底失势，并于天显五年浮海南渡后唐，太宗在淳钦皇后支持下，皇权得以增强。
然而，亦应看到，伴随着太祖建政及太宗在后族势力支持下称帝，后族势力逐渐壮大崛起，并干预皇位继承、排斥异己、左右政治，对辽初政治局势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后族在发展之际，为进一步巩固自身权势，首先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进行干涉。太祖过世之时，在淳钦皇后代表的后族干预下，太祖生前已册封的皇太子耶律倍未能继位，而是另选立了仲子耶律德光。从实际结果来看，太宗耶律德光即位之后，创立国舅帐，从而进一步对后族势力进行扶持，后族政治权益得以暂时满足。太宗南征途中病亡，众将拥护世宗继位，淳钦皇后出于维护家族利益考虑坚持幼子李胡应当继承皇位。史书记载，“太后闻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8]。虽最终两方停战调和，但是后族参与左右皇位继承，造成了契丹建国初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为以后的党争以及皇位斗争埋下了隐患。例如，世宗朝后族成员萧翰参与太宗诸子企图篡夺皇位之叛乱与穆宗朝后族成员国舅政事萧眉古针对皇权的南奔叛乱出现。虽然历次叛乱被即时镇压，但也对辽朝政局造成动荡，引发政局的暂时动荡。
后族在维护皇族统治的同时，也借机铲除政敌、排除异己，从而壮大自己的家族实力。太祖死后，淳钦皇后家族借太祖下葬之机滥杀政治上不忠于自己的大臣以及不听令者，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据史书记载，“左右有桀黠者，后辄谓曰：‘为我达语于先帝。’至墓所，即杀之。前后所杀以百数”[9]。淳钦皇后主导制造杀殉百人以上场面，警示对其有防范心理的酋长，虽然暂时能够达到政治威慑作用，然而从长远来看，后族在政治上表现的专横、残忍、冷漠对辽朝政治或多或少都有消极的影响，无形之中降低了初期由于军功等构建的自身权威。亦正因如此，太宗去世之时，鉴于淳钦皇后大杀功臣之先例，契丹贵族多倾向于拥立世宗，最终导致了后族势力一度受阻。
淳钦皇后代表的后族于辽初对中原政权先进文化的抵抗，制约了契丹社会发展的步伐，延缓了辽代社会文明化的进程。虽然淳钦皇后曾向太祖举荐过韩延徽、韩知古等汉族士人，然而其代表的后族在当时政权内部面临的对待中原文化态度问题上曾明确提出：“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10]其对契丹传统游牧经济的肯定及对汉文化农业文化不喜之态度不言而喻。在确立皇位继承人时，太祖选定的继承人耶律倍汉化程度颇深，对汉文化比较推崇，若其登基，辽朝社会应当快速走上礼制化道路，因此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后族选择了更具有契丹族传统意识的耶律德光。若从此角度分析，太祖病逝之后，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激烈斗争，表面上看是契丹贵族争夺权力的斗争，实则是倾向儒化的改革派与维护契丹旧有体制统治的后族保守派间的斗争。也正是因为如此，太宗在南下灭晋初失利情况之下，淳钦皇后曾主张，“自古但闻汉和蕃，不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和？”其固守草原本位，反对南下中原之意图十分明显。因此，辽初后族在坚持契丹传统与儒化的选择上，左右辽朝政局的发展，实际一定程度上延后了契丹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总之，辽朝初期，后族在辽初政局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建国之初国家急需用人、政局不稳定之时，后族对阿保机强有力的支持，使其有力地对抗了各种反对力量，稳定了辽初政局。阿保机去世后，后族积极维护皇族统治，消除不安定因素，巩固了辽政权的稳定，在辽初政局方面起到积极作用。随着后族势力逐渐壮大迅速崛起并左右政治，干预皇位继承、消灭政敌，对辽初政治又起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在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后族的作用应是“利”大于“害”，更多发挥了积极的一面。
二
从景宗至兴宗前期的辽朝中期，后族势力发展壮大并达到鼎盛，其对辽朝政治的作用也最为明显。其中，萧思温家族因拥景宗继位有功，使辽景宗睿智皇后家族势力迅速膨胀，在景宗、圣宗朝政局中起到主导作用。兴宗朝初期，辽圣宗钦哀皇后家族势力重新壮大，后族势力发展到鼎盛。无论此期间起到主导作用的为哪一后族家族势力，对辽朝政治影响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辽朝在此期间完成中原化改革，国力增强，社会出现中兴盛世，这一切都离不开后族的辅佐。
景宗自幼体弱多病，难以勤理朝政，睿智皇后积极承担辅佐景宗，逐渐代处理朝政任务。“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大诛罚，大征讨，蕃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知帝而已。”[11]可见皇后在政事上不仅仅是简单的参与，而是起到了重要的决策作用。景宗也视其为得力助手，肯定皇后参政权力的合法性，据史书记载，保宁七年（975），景宗正式下令，“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着为定式”[12]。景宗病逝，后族联合部分皇族成员在皇位交接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圣宗继位年仅12岁，皇帝尚年幼无法处理政务，睿智皇后以嫡母皇太后身份担当起辅佐新皇帝的重任。圣宗前期，军政重大决策皆出自后族。在此期间，辽朝政权内部各方势力利益得以调和，社会发展进步，国家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治稳定，与后族的辅佐与支持是分不开的。元朝史家曾对此称赞道，“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尤多”[13]，这对于睿智皇后为首后族的政治评价十分中肯。
除此之外，后族积极在军事上支持皇权。辽朝前期开始，中原地区北宋崛起，两个政权之间曾先后大小数十战。圣宗即位初期，北宋发动旨在灭亡辽朝的战争。当时双方实力对比宋强辽弱，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睿智皇后后族及时挽救大局，辽以少胜多赢得战争胜利。虽然辽取胜的原因有很多方面，萧继远、萧闼览、萧排押等后族成员在战争中战功卓越，后族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除了手握兵权的男性成员激战在最前线，后族中的女性也亲临前线参加战争。睿智皇后曾亲临战场，指挥战争，“时上与皇太后驻兵驼罗口，诏趣东征兵马以为应援”[14]。除此之外，为进一步稳固后方，“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挞凛督其军事”[15]。胡辇太妃即睿智皇后之姐，主动应诏带领三万驻守西北边疆，取得预期稳固当地目的。后族在稳定辽朝边疆的同时还积极促进和平，依据“结夏制宋”战略方针主动与西夏结盟，解除西边的后顾之忧，以对抗宋朝。随着战争进一步升级，辽宋双方均受其害。睿智皇后为首的后族在认清大局势的前提下，主张停战。对此，史书中有明确记载。
统和年间，举国南征，后亲跨马行阵，与幼帝提兵初趣威虏军、顺安军，东趣保州。又与幼帝及统军顺国王挞览合势以攻定州，余众直抵深、祁以东。又从阳城淀缘胡卢河逾关，南抵瀛州城下，兵势甚盛，后与幼帝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复自瀛州抵贝、冀、天雄，南宋惶遽，驾亲幸澶渊，然后为谋主；至遣王继忠通好，及所得岁币，亦后之谋也。[16]
睿智皇后作为谋主，实际上最终促成与北宋缔结“澶渊之盟”。盟约使辽朝取得与北宋兄弟之国地位。双方结盟后，结束了长期的斗争，为辽宋之间实现了长达一百二十余年的和平局面，各民族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促进了契丹民族政权同中原政权的友好往来，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使辽朝国力大大提升。由此可见后族在辽朝对外关系的处理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圣宗至兴宗朝初期，后族在辅政的过程中也壮大了自身的势力，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特权，对政治的影响也随之增大，出现了篡权与乱政的局面，逐渐与皇权分庭抗议，对皇权造成一定的威胁和破坏，对辽朝政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圣宗去世以后，兴宗生母钦哀后族开始干政，借机发展家族势力，挑起后族家族之间的斗争。钦哀皇后以兴宗生母身份自立为皇太后并摄政，首要施政措施便是对仁德皇后诬陷而打击其家族。此外，钦哀后族当权后摄军国政事，同时开始大力提拔自己的家族成员，“后初摄政，追封曾祖为兰陵郡王，父为齐国王，诸弟皆王之，虽汉五侯无以过”[17]。出现辽朝重要部门及政事皆掌握在钦哀后族成员手中，“南北面蕃汉公事率其兄弟掌握之。凡所呈奏，弟兄聚议，各各弄权，朝臣朋党，每事必知”[18]。甚至依附于后族之家的奴仆们也都能够“出入宫掖，诋慢朝臣，卖官鬻爵，残毒番汉”[19]。从而导致辽朝政局昏暗不堪，岌岌可危。随着后族在政治、经济上地位的增强，后族开始与皇权争夺权力，甚至预谋夺取皇权，发动了以拥立次子耶律重元、夺
取皇权为目的的宫廷政变。此时的耶律重元尚在年幼，钦哀皇太后意图十分明显，谋立少子，进一步干预与掌控皇权。钦哀后废帝之计划虽未实现，钦哀后亦被幽禁，但是后族势力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当时朝中重臣依旧多由钦哀后族成员担任。
在辽朝中期，睿智皇后家族与政时期，虽然后族权力强盛，但整个后族还是以维护皇族和维护辽朝政权的稳定为基点，与同皇族的反对势力和外部势力作斗争。后族兢兢业业辅政，英勇善战，开拓疆土，维护辽朝社会和平稳定，使辽朝加快了文明化进程，推动了契丹社会的文明脚步，使辽朝实现中兴盛世。钦哀后族与政时期，后族势力已经发展到足以与皇族抗衡，并成为威胁皇权的主要力量。钦哀后族在政治上并无过多建树，一直致力于篡权乱政、阴谋篡夺皇位，对皇权产生威胁，致使辽政局动荡，对辽朝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辽朝由盛渐衰。由此可见，后族在辽朝中期与政时，不仅是实现辽朝社会中兴的主要贡献者，同时还是辽朝社会由盛转衰的始作俑者，论其对辽朝中期的政治作用，可谓是积极与消极并存，与辽政局福祸相依。
三
在道宗至天祚帝时期的辽朝后期，受之前钦哀皇后废黜兴宗事件的影响，使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后族势力过大的不良后果，极力控制后族的发展，使其势力大大受损。即使如此，辽朝后族仍然凭借自身仅次于皇族的政治地位，参与辽朝事务，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辽道宗时期，“后常慕唐徐贤妃行事，每于当御之夕，进谏得失”[20]，即道宗宣懿皇后不仅在文学上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善于劝谏皇帝、品评皇帝政治得失来弥补当时朝政弊端。辽末天祚帝在位时期，东北女真族在首领阿骨打带领下迅速崛起，对辽朝发起强大的进攻，已严重威胁到辽朝边疆稳定。然而天祚帝此时仍然“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21]。对此情况，后族成员亦曾劝谏天祚帝，然其对此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失去在后族引导之下最后励志图新机会。
同时，辽朝后期道宗、天祚帝时期，后族整体实力一直呈下降趋势，为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当时陈国王萧孝友与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胡睹父子、统军使萧迭里得、驸马都尉参及弟术者、图骨等后族部分成员积极参与举兵拥立重元为帝事件，向皇族发出了正面挑战。虽然重元之乱亦最终被镇压，但足以证明此时后族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皇族抗衡，对皇权造成严重的威胁，极大地削弱了辽朝的统治势力，对辽朝政局的稳定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从暴力专权到拥兵叛乱，后族内部势力与皇族的争斗一直存在，此时后族与政不仅对辽末政局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同时也为辽的灭亡拉开了序幕。
除此之外，后族内部为了各自不同的权力和利益已经进一步分化，内部争斗愈演愈烈。其中，道宗中后期，属于后族成员的知北枢密院事萧余里也、驸马都尉萧霞抹、萧十三等人与耶律乙辛政治集团相勾结，大肆诬陷、迫害宣懿皇后，又杀太子及其妃，制造了一系列政治惨案。史书载“（乙辛）一旦专权，又得孝杰、燕哥、十三为之腹心，故肆恶而无忌惮。始诬皇后，又杀太子及其妃，其祸之酷，良可悲哉。”[22]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以耶律乙辛为首的权臣一党与以皇太子为核心的太子党之间的党争。然而该两党的背后，也各有后族势力作为援引，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后族内部家族之间的同族相争。这种后族之间内部争斗在辽朝后期天祚帝朝发生的文妃被萧孝先诬陷致死一案中更加明显。由于选立皇储问题，再次引发出身渤海王族且受到部分后族成员支持的文妃家族与元妃后族两家族之间的较量。
保大元年（1121）,“一日，其姊若妹俱会军前，奉先讽人诬驸马萧昱及余睹等谋立晋王，事觉，昱、挞曷里等伏诛，文妃亦赐死；独晋王未忍加罪。余睹在军中，闻之大惧，即率千余骑叛入金。”[23]
表面结果为文妃势力被荼毒至净，虽然看似萧奉先家族一系取得胜利，暂时代表后族执掌朝政。然而“辽之亡也，虽孽降自天，亦柄国之臣有以误之也。当天庆而后，政归后族。奉先沮天祚防微之计，陷晋王非罪之诛，夹山之祸已见于此矣”[24]。后族之间在追逐利益、权力时发生的政治分化，导致辽朝后期政治斗争不断，使辽朝势力渐弱，最终使后族整体政治影响力受损，直至辽王朝灭亡。
当辽朝政权运行到末期，虽后族中不乏如宣懿皇后等这样积极参政劝谏皇帝之人，以及仁懿太后坚持维护皇族的尽忠之士，对辽朝末期的政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辽朝后期党争不断、辽朝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后族过分与政并积极参与党争只会加剧辽王朝的矛盾，对辽朝政局产生的消极作用远大于其积极作用，从而加速辽朝灭亡。
总而言之，有辽一朝，皇族某种程度上并非唯一的执政者，后族萧氏具有强大的政治势力，能够与皇族共同掌管辽朝国政，因此，辽朝后族的兴衰与辽朝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辽朝初期，述律皇后代表的辽朝后族不仅为契丹民族化家为国及其历史进程做出过卓越贡献，维护了辽初政局稳定，同时后族独断专权，排除异己、干扰皇位继承。此时后族与政利大于害，后族在辽初政局中主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辽朝中期，睿智皇后与政，辽朝社会初步完成文明化改革，政局稳定，辽朝社会呈现中兴盛世。钦哀皇后与仁德皇后的政争也拉开了辽王朝衰落的序幕，为辽朝后期政乱不断埋下隐患。此时后族与政好坏参半，对辽政局影响积极与消极并存。但辽朝后期后族之间、后族与皇族之间的权力博弈往往导致党争不断，削弱辽王朝统治力量，从而使辽朝逐渐走向衰败。此时后族与政犹如厝火积薪，对辽政局主要起到消极的影响。因此，后族对辽朝政治的影响就像一把双刃剑，无论哪个时期均包含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对辽朝后族的与政评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元朝史家所谓“以是而兴，以是而亡”[25]属于比较客观而全面的评价。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族与辽代社会研究”（项目批准号18CZS018）阶段性成果。
[2]孙伟祥，辽宁大学历史学院；铁颜颜，吉林大学文学院。
[3]赵逵：《萧仅墓志》，载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4]（元）脱脱：《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页。
[5]（元）脱脱：《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页。
[6]（元）脱脱：《辽史》卷3《太宗本纪上》，第29—30页。
[7]（元）脱脱：《辽史》卷3《太宗本纪上》，第32页。
[8]（元）脱脱：《辽史》卷5《世宗本纪》，第63页。
[9]（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3《太祖述律皇后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8页。
[10]（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太祖大圣皇帝》，第5页。
[11]（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6《景宗孝成皇帝》，第69页。
[12]（元）脱脱：《辽史》卷8《景宗本纪上》，第95页。
[13]（元）脱脱：《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第1202页。
[14]（元）脱脱：《辽史》卷11《圣宗本纪二》，第120页。
[15]（元）脱脱：《辽史》卷13《圣宗本纪四》，第145页。
[16]（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3《景宗萧皇后传》，第162页。
[17]（元）脱脱：《辽史》卷71《圣宗钦哀皇后萧氏传》，第1204页。
[18]（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3《圣宗萧皇后传》，第164页。
[19]（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3《圣宗萧皇后传》，第164页。
[20]王鼎：《焚椒录》,《续修四库全书》“杂史类”，第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6页。
[21]（元）脱脱：《辽史》卷71《天祚帝文妃萧氏传》，第1206页。
[22]（元）脱脱：《辽史》卷111《奸臣传下·赞》，第1495页。
[23]（元）脱脱：《辽史》卷29《天祚皇帝本纪三》，第341页。
[24]（元）脱脱：《辽史》卷102《列传第32·赞》，第1443页。
[25]（元）脱脱：《辽史》卷67《外戚表》，第10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