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富

Li Chongfu

男，1943年9月生，湖北省鄂州市人。早年（1964—1969年）就读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70年代初在武汉部队某部劳动锻炼两年。其后分配到湖北省黄石市文化局工作，曾任局秘书和理论教员。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深造，1981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并留院任教。1983年调上海市委党校工作，1988年调清华大学任教，1993年晋升教授。1990—1997年先后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哲学与社会学系副主任。1997年7月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1997年10月至2005年12月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曾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2004—2014年）；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课人之一；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社科规划办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央“马工程”研究专题首席专家，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被清华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其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和完成：（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沉思”；（2）中央“马工程”专题研究项目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基本观点研究”；（3）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项目“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研究”；（4）同靳辉明合作主持和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等多项科研课题。已出版《李崇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崇富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主撰）等学术专著多部，主编和合著学术理论著作《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150年》等32部，译著为《非生物界的反映》一书；公开发表《反映范畴与信息的本质》《多元化与自由化》《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论坚持和完善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等论文和理论文章300余篇，发表和出版个人著述共约400万字，有着较大和积极的社会影响；有多部（篇）独著和合著的作品获得了省部级奖励，其中获特别奖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获得的中宣部、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分别为3项和1项。

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探索前进

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和党内思想理论斗争处于关键性时刻的1908年，列宁曾指出：“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我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始终把列宁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即自己必须始终不渝地“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探索前进，而决不动摇、不偏离、不改初衷，更不能在理论上像“墙头草”，见“风”摇摆，只有这样才不致犯大错误和走偏方向。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尤为必要。实事求是地说，几十年来，我是注意这样从言行上要求和约束自己，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并争取做个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党的理论战士。而这同自己的家庭出身和人生际遇，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于1943年出生在湖北省鄂州市（原为鄂城县）杨叶镇平石村的一个居住在长江南岸的贫寒农家。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有一天，一批日本鬼子进村，是村里在挖塘泥（用作稻田肥料）的一群男子汉，也是叔叔伯伯几十人齐声怒吼，才使得我母亲免受鬼子侵害和杀戮，也保护了我这条幼小的生命。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大部队从我们村口走过，几天几夜，同老百姓亲如一家、秋毫无犯。解放前，已到学龄的我，因家里穷上不了学；即使在解放后的土改前，由于家境仍然困难，也上不起学。直到土地改革，我家划为贫农，并分得了土地、农具和耕牛。1952年，我9岁时，才发蒙上学，其后辍学一年，也跳级一年。读高小和保送进初中，都要寄宿住校，还要靠生产队集体供给口粮；考入高中和大学时，主要靠国家提供的“人民助学金”才完成学业。我求学之路之艰辛，是现在的学生所难以想象、难以克服的。我从读高小到读初中的5年间，都是自己从家里带米，由学校食堂帮助蒸饭，在那些年就餐时，从未吃上过一口新鲜菜，仅靠自带的酶干菜下饭。所以，我在上大学以前，一直营养不良，20岁时体重只有90多斤。当时，高小、初中、高中的校址距离我家，分别有10里、15里和30—45里的路程，无论是上初小时走读，还是上高小、中学住校以后的周末或平日回家和返校，从未坐过一次车船，都是步行往返。由于读中学时没有同村伙伴，孤单一人行路，有时就边走路、边看书，在农村土路上经常摔跤，常常走回家或到校了，一本书也就看完了。这是我双眼近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出于对党、国家和人民由衷的感恩之情，而且深知自己家庭贫寒、求学不易，因此我在学习上，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刻苦勤奋，各科成绩都较好。曾有这样两件趣事：其一，是在读初一时，正处于当地农村生活最为困难而生产队集体基本不提供主粮的年月，我几乎天天要到湖滩地挖野藕，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故此，我在这一学年基本没有到校上课。直到学年考试前10余天，我才回校参加复习考试，而结果竟出人意料，我的各科考试成绩（包括语文、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课程在内），居然在我们年级的几个班中名列前茅。这使得老师和同学们都大为不解，引为笑谈！

其二，是在读高三时，在全年级四个班同时举行的一次“最难”（特别是“流体力学”的那道题）的物理学课程考试中，教物理学的郭伦老师“打赌”说，这次考题恐怕不会有同学都能做得对；如果有谁能把全部题目都做对了，他就把自己年轻时穿的一套西服“奖”给谁。而我在这次考试中，却侥幸得了个满分，但我并未接受郭老师的这个奖励。高考前，教语文课的老师建议我报考文科，而教物理和化学课的老师则建议我报考理工科，最后我折中地以“第一志愿”，报考了认为与之都有关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当年哲学专业的高考中，要考数学和物理学）。那时学哲学最时兴、红火，报考者趋之若鹜。后来，系里到我省高考招生的麻保安老师告诉我：你是我亲手录取的；在湖北省以“第一志愿”报考人大哲学系的800多名考生中，只录取了你一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当时学制五年。我们刚读到大二，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延迟了一年，所以在校六年，才毕业分配。实事求是地说，我在上大学的前两年，学到的专业知识确实不多，实际上使我只打下哲学原理专业的初步基础；我在大学的后四年，利用当“逍遥派”，读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内的不少名著。而最为关键的，则是我考上了第一届研究生，其后经过三年攻读，由导师引领，才使我由当年农家的一个放牛娃，在经历了社会上的风风雨雨之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科学研究之路。

导师引进门，修行靠本人。从此，我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和事业。在至今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在一段时间内担任过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专职教师，包括担任过硕士生指导教师；又担任过并且现在还在担任着博士生和博士后指导教师的专职或兼职教学任务，以及还担任过职务性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管理和科研管理的组织工作。这期间及其后，我一直抓紧时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研究的，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后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相关现实问题的研究工作。我的理论研究工作及学术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大致是：

第一，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重点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现代化的前沿问题的研究和探索。

这期间，我国哲学界对人类认识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上存在着比较突出、比较尖锐的认识分歧和学术争鸣。有些学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机械的唯物主义”“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即使是对包含着能动性的“反映”概念，也被说成是在指一种“光学现象”，是“拟物式比附”。断言“认识的本质”，不是主体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对外界客体的能动的“反映”，而只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们头脑中的“选择”“建构”和“重构”等不恰当的看法。还有持认识论“取消论”的观点，认为认识论应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去，让出这块“世袭的领地”，而主张以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认识工程”或“思维科学”取而代之。1987年，《哲学研究》编辑部和西北大学哲学系在西安市举办的“反映论和现代科学”全国研讨会上，我与王振武等学者发生了是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和革命的“反映论”，还是以其所谓的主体（信息）“选择论”或“重构论”，来颠覆和替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争论。——他们中有人志得意满地断言：认识论发展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反映论”、毛泽东的“实践论”，以及他们的“选择论”。为了有力地回应这类责难，就须以对当代实践和最新科学成就的正确总结为基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其反映论的现代化，即力求深入而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以期尽可能地达到符合当代科学认识水准的精确、深化和发挥。

我的导师夏甄陶教授从哲学“目的”范畴入手，切入对认识的根本基础——社会实践，进行结构性的深入分析，旨在进一步阐明认识的主体性；而我则从列宁提出的“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的科学假说着手，探索人类认识系统性发生的科学基础和自然史的前提，即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分析、借鉴和吸收古人和国外的有关思想资源，以当代信息论、控制论、量子力学、电子计算机理论、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和仿生学等科学成就，作为认识论的知识基础，力图给予认识论的现代化作出进一步的论证和阐明，努力使之成为得到众多科学成就支持、证实的一种正确的哲理性学说，进而较深入地论述了人脑思维的一些机理，以及它同“机器思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据此，我在有关论著中，提出或进一步阐明了以下一些观点和见解：

（1）从哲学上，对人类认识的反映机理进行了论证和阐述，并给予“反映”范畴以明确的哲学界定。认为“反映”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意义，并力图揭示出头脑中的“反映”与“信息”之间的本质联系。而这为正确理解和阐释现代人工智能、自动控制过程和所谓“机器思维”中的信息过程的哲学本质，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2）以相关科学的实证知识为前提，比较深入和系统地论证和阐述了反映形式的阶梯性的多级质变和历史性的进化过程，力图阐明思维之系统发生的自然史前提。

（3）提出和阐述了为各种反映形式所共有的本质特性，即反映的选择性、反映的相符性、反映的能动性，以及它们随着反映“主体”的历史性进化，所发生过的多质态的进化、飞跃及其相互联系的机理。这有助于认识和解释人类感觉、表象和思维等脑功能的形成机制。

（4）力图在现代科学的水平上，进一步阐明人类思维的个体发生对于思维的系统发生的重演（律）关系，以深化对思维规律的认识。

（5）概括、提炼和初步论证了“人类认识格局的系统建构”，以及对“主体势”和“认知定势”概念的制定和阐明，从而对认识史上由德国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思维“图式”问题，力求给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改造和发挥。这样，就能够在坚持和发展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基础上，对思维的科学抽象、理论概括、信息选择、逻辑建构、观念创新和社会遗传等功能，给予更有力度的论证和阐明。如此等等。

这些思想观点和一些哲学见解的深化和发挥，在我独立撰写和发表的题为《论反映》《列宁提出一切物质都具有反映特性的思想渊源》《论反映的三个本质特征》《哲学基本问题与反映范畴》《反映范畴与信息的本质》《论真理的本质规定》《动物心理的发展和思维的萌芽》《认识的个体发生对种系发生的“重演”》《认识活动与脑的生理机制》《认识的主体性与“思维图式”》等论文中，以及在合著的《认识发生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现代哲学思维的智慧》等著作的有关章节中，都做了相应论证、阐述和发挥。

由此使我坚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总结社会实践经验和概括现代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验证、深化和发展。

第二，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理论的激烈论争中，力图站在思想交锋前列而尽到自己的工作职责。

遵照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指导我们党制定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开展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他提出了思想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应当站出来说话”，“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的要求，我从1983年开始撰写和发表了诸如《“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方法论剖析》等论文，以后一直在努力这样做。特别是当“八九”政治风波刮起后，我同其他几位较我年长而又资深的学者一起（包括中央党校王正萍教授，清华大学邢家礼、黄美来、冯虞章教授等），曾自动组成一个笔名为“吴戈”的研究和写作小组，自动而自觉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其政治势力进行思想理论斗争。当时，大家聚在一起，观察、思考、议论和选题，最后由我执笔撰写和发表了多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文章，发挥了一定的战斗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

例如，我在1989年6月4日以前，就写出了题为《从政治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长篇时论文章，发表在同年6月5日付印的《学习》月刊上；此后，由我执笔或个人独立撰写，接连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高校理论战线》《当代思潮》等多家报刊以及一些相关书籍上，大多以“吴戈”或我个人的笔名和实名，相继发表了题为《说是“动乱”，恰如其分》《善良的爱国愿望为什么会走向反面？》《“美国之音”的表演与“和平演变”的策略》《关于“比”的方法论问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多元化与自由化》《评“真理多元论”》《评资产阶级“多元化”观点》《“新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坚定信念要以科学的世界观为基础》《牢记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坚持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导向》《资产阶级民主与政治多元化》等20余篇理论文章，发挥了较大、较突出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其中，有的被新华社发通稿，有的被国内多家报刊转载，有的在央视“新闻联播”栏目中也被提及，有的还被美国合众国际社予以置评。

此后，我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对“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沉思”研究课题的立项资助，写成和出版了《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的学术专著。该书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度，较为深刻和准确地分析、总结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批原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地、塌方式地搞资本主义复辟、倒退的历史性悲剧和惨痛教训。特别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从列宁首先从理论上预见和提出，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基于直接地相继指导全党全国人民反对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践斗争，尤其是在新时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势力的斗争中所形成的思想理论，旨在对其实践经验和失误教训作出历史性的总结和阐明；进而，从长远的发展趋势上，展望这个问题今后会表现在中外相关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舆论、外交等领域中，而必将形成长期性的、多种形式的、隐蔽或公开的反复较量的国际战略态势，并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视角，力图对其做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理论思考，还据以提出了战略性和策略性的应对及其决策建议。

其实，自由化和反自由化，是一种心灵的对决，是以世界大国间的政治斗争为大背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美利坚与大中华之间的一种或明或暗的制度性的生死较量。可惜的是，这些年来，我国理论界有些人包括我们身边有的人，甚至是资深的所谓“理论家”，都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即被“西化”思潮迷了魂、洗了脑，而先后同自己曾经信奉过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一些人在来自西方的思想攻势面前，在功名利禄面前，纷纷变节、缴枪投降，从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事例一次次发生，也使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次震撼！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此应引以为戒，不断警示自己。为此，我们就必须同广大人民一道，在积极拥护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勋业的共同奋斗中，自己要为促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不断结合中，要时刻警惕和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搞“和平演变”、搞“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其中出现某些局部性、个别性的失误与挫折，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应予体谅，帮助总结，从而克服之；但是我们党和国家决不能犯方向性、颠覆性的错误。我们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须坚定不移、始终如一。我们党和国家必须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但只能“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探索前进。在事关国家、民族、人民和党的前途命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在看准了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有理论战士的使命感，要敢于发声、敢于亮剑，而决不能屈从权势，人云亦云；决不能从个人的利害得失出发，做理论上的“墙头草”和“变色龙”，决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老祖宗”。因为，这是我们的国魂、党魂和军魂。

第三，出于所在单位的教学和科研及其管理工作的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转向注重研究以其哲学（重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为支撑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有关课题。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走上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及其管理的工作岗位，并且开始带思想政治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是哲学）的硕士研究生；1997年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又走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管理的工作岗位。这种工作变动，就不允许我继续重点搞专业面很狭窄而又艰深并同现实问题关系比较间接的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研究，而必须转向以其哲学（重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乃至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课题研究。

其中前十年，我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重点而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包括结合现实，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如我作为第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教程》在逻辑结构和理论表述的体系上，还是有些特点的）及其一些重点、热点和难点原理的研究和阐发，诸如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本质，其本体论（世界观）与其历史观、认识论等分支学科的关系的阐明；其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普遍性意义及其以社会实践及现代科学成就作为立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发展创新的知识基础问题的论述，以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决定论同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决定论、线性决定论的联系和区别的深入分析；主体与客体，世界观及其真理观与人生观、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对象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乃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关键性地位，还有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相统一的关系等一些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的阐发等，都多少有一些进展或自己的见解。

在办公室会见莫斯科大学布兹加林教授夫妇（2002年10月22日）

其后十年，我在注重结合实际问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野出发，重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统一问题；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由理论转化现实的哲学前提及实践基础问题；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及其某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以及实践运用与发展创新成果的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所倡导、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其人生价值观问题和党建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而其重点，则是对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运用、发展、创新成果的研究和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色”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的辩证关系的阐述。其中，包括对邓小平理论及其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研究和论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与解决、化解社会矛盾问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观点，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基本制度与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的关系问题；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和论述等。要言之，我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基本制度、理论体系，即在我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这样，就既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始终把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必须始终坚持和完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既要脚踏实地从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起步，要不断而务实地推进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又要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并且使这两方面达到辩证性、历史性的结合与统一。

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探索和论述，主要体现在我主编和独立撰写并发表的一些理论著述中，例如《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研究》（我撰写的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我撰写的部分）、《永恒的魅力——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我撰写的部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读本》（我撰写的部分）、《马克思主义150年》（我撰写的部分）、《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我撰写的部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主撰）、《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问题与苏联剧变》（理论研究报告）等著作，以及论文《认准大时代，拥抱新世纪》《经济全球化与劳动阶级的解放》《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试论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动摇》《国有经济的结构分析与新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跳出历史周期率：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学习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推进农业产业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三个代表”：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增强坚持和完善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国家认同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确运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完全合理合情合法》和《论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等，以及其他先后发表于报刊、后收入《李崇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崇富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诸篇论文和理论著述中，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坚持、运用和发展创新的新成果、新进展与新问题。

我对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这些研究和阐述，旨在立足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服务。

第四，我积极参与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研究和写作，并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

从2004年开始，在实施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过程中，我被组织上确定为“科学社会主义概论”课题组的成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成员及其专题研究的首席专家。我参与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已于2011年出版）的研究和前期的撰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部分起草了初稿；而后则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进行后一项任务的专题研究，即“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基本观点”的研究和撰写工作。我担任这项专题研究首席专家和执笔人。

从2005年年初至2008年12月20日，由该课题组的同志参与收集学术材料，由我主持和编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论述选编》；进而，在这基础上，由我执笔撰写成《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基本观点的综述报告》，并以前者为根据和附件；随后，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现实情况，由我撰写成题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研究报告”，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由该课题的组织和协调单位中央编译局组织专家分别三审，并且经过多次集体评审，予以通过而定稿。专家们肯定我们这份长达6万多字的“研究报告”，已经做到了“四个分清”（即通过研究经典作家在该理论问题上的论述，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有的评审专家在评语中写道：“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清楚的阐述。”以上两个报告，先后于2008年1月8日、2008年12月20日通过中央编译局审定和上报。

由于该项研究成果本身是否公开出版和发表要等待上级决定，所以，我们课题组将其基本精神和理论观点改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10辑《阶级和革命的基本观点研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我本人也以“访谈”和“论文”等形式，发表了在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正确地理解、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看法和见解。其后，根据该课题组织和协调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安排和指导，我们这份研究报告，又进行加工、修改和扩充，成为20余万字的研究专著，拟由人民出版社作为“系列丛书”统一出版。

在这里应当指出，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毫无疑问，都是敏感性的问题。对此，该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学者，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都是不敢碰、不愿碰，甚至是唯恐避之不及的问题。但我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而且当今世界——除了现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应做具体分析以外——在总体上仍然是阶级社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就不应当回避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况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固然决不能重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我国现阶段离实现完全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历史性要求与社会改造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因此也只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阶级和阶级斗争及其相关矛盾，而决不能回避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大量事实表明，我国所面对的国内外严峻的政治形势，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战略家，他们一方面通过对华“接触”和经济交往，极力地在麻痹、引诱和掏空社会主义中国；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公开和变本加厉地从军事上围堵中国，想“以压促变”，企图“西化”和“分化”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员干部队伍、我国思想理论界中的一个“软肋”，就是回避、放弃、不敢坚持和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本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大理论制高点、一大理论优势和必不可少的思想理论武器。我们党及其理论界，一旦抛弃了这个理论利器，就会在思想理论上自我解除理论武装，就会在政治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总是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吃败仗。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党政干部队伍中所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就与此有关。我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力图在这方面，为党为人民出一点力，尽一份责，做一点贡献，这是我的本分和职责。

第五，我曾作为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团结和组织学会会员和有关理论工作者围绕现实重大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而积极开展、努力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是1981年1月成立的全国性一级学术团体，其组织比较健全，开展学术活动比较经常和规范，社会影响也就比较大、比较好。

我在先后担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9—2004年）、会长（2004—2014年）主持学会日常工作期间，除了指导和组织学会及其各研究分会和专业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开展灵活和小型的研讨活动以外，每年都坚持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需要相结合，选定一个中心议题，召开一次全国性、较大规模的学术年会。会上，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我首先做主题性的演讲，继之开展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会后，通常由我做第一主编，把研讨的主要理论成果，选编和出版一本论文集，在全国公开发行。这些文集是：《“三个代表”与历史唯物主义》（200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邓小平理论》（2005年）、《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唯物主义》（2006年）、《历史唯物主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7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与历史唯物主义》（2009年）、《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08年）、《新中国六十年与历史唯物主义》（2009年）、《生态文明研究与两型社会建设》（2011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90年》（2012年）、《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发展》（2013年）、《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2014年）等。

我以为，像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这样全国性的学术社团，是推动、组织和协调同行的专家学者开展学习、研讨、交流、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真理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和理论舞台。在这里，没有政治权力和世俗功利的考虑和顾忌，只以志同道合为纽带而发生学术联系和思想影响。该学会自成立至今，之所以在同行中乃至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发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就是在其思想学术活动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事实、顾全大局，据理力争、以理服人。即它力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以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以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为重，同时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基本国策，在原则性和关键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始终如一、旗帜鲜明，敢于表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和学术立场，对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言行，特别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批评和抗争。我自己曾作为该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这方面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同时也希望，我们学会的这个传统，能够得到坚持和发扬。

第六，当今时代，人生固然是个名利场，更是一个塑铸个人学品的大“熔炉”和使人接受终身教育的一所大“学校”，而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探索前进，写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文章虽然重要，但更为要紧、更为重要的，是要写好如何“做人”这篇大文章。

我人生70多年，有多方面的社会经历。仅从我上大学算起，学习和工作的单位就有近10个，而且包含工、农、兵、学等方面的生活历练。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两届10年，担任高校和社科研究的基层管理者工作15年，而且是教学科研管理与业务学术带头人的“双肩挑”。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先后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硕士研究生2人、博士研究生25人、博士后3人、访问学者6人。其中绝大多数人毕业后都已成为其单位的学术骨干或学术带头人，有十余人获得了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有的早已成为自己所在高校及其学院的主要领导人。在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1997—2005年）的管理工作期间，以及退出管理岗位后，一方面与国内一些同行经常进行一定形式的学术合作和学术交流，还承担和完成上级交办的某些任务。另一方面，也曾经多次率团或参团，到多个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其间也接待或参与接待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多批次的外来学者和友好人士到我院、我所进行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

受聘为湖南科技大学的“学术顾问”（2010年7月21日）

所有这些生活历练和工作阅历使我深深懂得：其一，要当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党的合格理论战士，并不容易，而且学无止境。应该说，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常识并不难，而且在常人看来，这不算什么学问。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时代各门科学成就的最高总结和工人运动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真理。其中，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把颠倒了几千年的社会历史观，破天荒地颠倒（“顺”）了过来，第一次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被英国网络推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至名归的。故而，我们要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要结合实际，下苦功夫、刻苦钻研，循序渐进、融会贯通，不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特别是要能够正确地运用于社会实践。要真正学通和掌握它，其难度不亚于学习和研究任何一门实证科学。其中，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如果某个学者、某位党员干部，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人民的、党性的立场，而是抱着某种个人的狭隘功利目的，那么他是永远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至多是会讲点马列词句，而根本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其次，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下真功夫，要认真研读、反复研读、反复思考，并且既要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也要结合现实问题来学习和思考，才能懂得其真谛。即需要一条条地弄清其原理与其他相关原理的逻辑联系，从而逐步做到完整、准确、系统地学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科学体系。只有把系统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转化和内化为自己的主体性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再次，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就要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在马克思提出的根本课题和历史性任务完成以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不会“过时”和“失效”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及其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原理体系，在全世界只有一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各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得到坚持、运用、深化和发展。但并不是包括若干大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里，都能各有一套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常学常新、会用常新。因为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会在实践运用和经验总结中，不断地被验证、深化和发展。我奇怪的是，我们队伍中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或者根本不学不懂马克思主义，就对马克思主义说三道四、武断否定；或者没有真正学懂、弄通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轻易地讲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作为职业的党的理论工作者，要终生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生。一个不尊重既有真理的人，永远不知道真理为何物！

其二，我们要想学到和掌握以其阶级性、实践性作为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必须坚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地说明世界、改造人类社会的革命学说，而社会的改造和变革，同学者个人所在的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变为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故此，我们学习、研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前提是要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即要自觉而逐步地否定、去掉和克服自己头脑中原有的那些“不恰当的东西”，也就是，要在逐步而实际地不断否定、去掉和克服自己头脑中那些受剥削阶级旧意识形态影响的、世俗的、传统的、自发的、习惯的以“私”字为先的陈腐观念的同时，使马克思主义的正面的东西、革命的思想内容，入眼、入耳、入脑，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变成我们主观世界的一部分，才能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观察世界和解决实践问题。毛泽东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种根本的转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至理名言。

其三，我以为，从马克思主义的学养和人格看，有三种境界：“圣人”、“达人”和“真人”。这里所说的“圣人”，不是指孔夫子和孟夫子之类的“圣人”，而是指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这些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神圣事业的“圣人”，他们写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经典，并以其著作、思想、人格和功业，将世世代代引领和影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大业。而所谓“达人”，是指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其思想、人格和功业达到了同时代“领袖”人物的前沿水平，从而影响自己国家的命运及其一代人。至于所谓“真人”，当然不是指道教传说中的“仙人”，而只是相对于实际的“假人”，即那些“假模假样”的理论工作者而言的，指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党的理论战士，所应当追求的一种学养和人格境界，即我们毕其一生，都要争取做个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研究者、信仰者和力行者。我以为，这就要求我们在为人为学中，要素面对人、表现“真我”，不要包装，不要化妆，更不要伪装，不能有双面脸谱、两重人格，而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要勤学不倦、诚敬不欺、忠贞不贰、一以贯之，自己懂了就说懂，不懂就说不懂，以利于学以致懂，而不能不懂装懂，更不能朝三暮四、见风使舵、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我深知，自己的学识是粗浅的、科研成果是微薄的、学术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只能继续发挥一点“余热”。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目前所处的关键时刻，我们这些年迈的理论工作者，绝不应袖手旁观，而应当尽可能地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用笔头表达，或多或少地尽到本人的一份政治热忱、一份历史责任、一份个人担当，以回报国家、民族、人民和党对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养育、栽培和期望。

与夫人叶爱莲在海南尖峰山

总之，我的治学体会是：就我们党员理论工作者而言，除了应像所有前辈学者那样，坚持做到严谨治学、学无止境、追求真理、淡泊名利，同时还要根据本学科的特点，以及本人的具体情况，尽可能地承担一些科研任务，通过继续学习、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探索前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真理、明辨是非、修正错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力求达到继承、运用和发展创新的统一，争取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理论战士。

李崇富

2016年4月于太阳宫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