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

第一章 “多民族文化”视野下“民族诗歌”的创作背景及可能

因受壮族诗人韦其麟20世纪50年代《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传统、20世纪80年代杨克（汉族）的“百越境界”和“走向花山”及90年代以来“多民族文学”理论视野的综合影响，21世纪以来包括汉族在内的广西诗人大都倾向于广西地域内的“民族书写”。可以说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在广西诗歌当中表现出深厚的传统意蕴与现代影响力。我们看到，从20世纪末以来，广西文学界多次于崇左“花山”召开与民族书写相关的大型文学会议，引导包括汉族在内的广西作家、诗人进行时代维度下新的民族书写。如“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花山文艺座谈会”（崇左，1996）、“广西首届花山诗会”（崇左，2017）等。这种不局限于“民族身份”的“民族书写”基本融入了广西诗坛所有诗歌团体、个体的具体创作当中，成为开展诗歌创作的地域性背景与情感。本章将探讨在“多民族文学”理论视野下“民族诗歌”创作的表征关系，并涉及广西诗歌代表诗人韦其麟（壮族）、杨克（汉族）的“民族书写”形式，以期为广西地域内21世纪“多民族”（包括汉族）诗人开展“民族书写”提供合理性的理论背景。

民族是诗人之“家”，为诗人的创作提供具体的认知对象与审美意蕴。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一个诗人，一个真正有出息的诗人，他必须植根于他的土地和他的民族。”[1] 在“多民族文学”理论视野的“民族”书写中，“多民族”诗人（现代诗歌当中的民族书写具有多民族性，本章论及的“多民族”诗人包括汉族诗人在内）意蕴深远、充满创造力的“民族”书写蕴含着丰富的现代诗歌创作可能。“新诗”诞生百年来，“多民族”诗人的“民族表达”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地域的创作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本体意蕴的民族诗歌创作类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中国“多民族”诗人的民族表达由20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华民族”整体形象，转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5个少数民族的具体表达之中。民族诗歌这种不同民族的创作转向，不仅培育了“多民族”诗人创作群体，促进了55个少数民族民间诗歌（歌谣、史诗、叙事诗为主的“韵体文学”）向现代诗歌的转型，提升了民族诗歌的审美内涵；又以丰富性、差异性、独特性的民族诗歌“母体”建构起现代诗歌新的书写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