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汉简与丝绸之路[1]
张德芳
本文所谓“丝绸之路”，是指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而开通的中国中原王朝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北非、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军事外交行为。不包括在此之前中国与周边民族之间的中转贸易和文化交往。严格地说，只要没有高山大河和难以通行的广漠戈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天下都是路、脚下都是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再加上一句，“走的人少了，同样也是路”。只不过大路小路而已。西方名言“条条道路通罗马”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范围内，或者即使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而没有上述高山大河、沙漠戈壁阻隔的范围来讨论某地到某地的路，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一个由一系列馆舍邸店、邮驿站点组成的交通设施体系。它能给长途跋涉的行旅提供停歇、食宿以及其他方面的便利。而这种机构一般由政府开办或者有法律许可、政府保护。当然，没有这些条件之前，张骞不是也到达了西域吗？可张骞去了13年，临走时一百多号人马和大群牛羊，回来时除了半路带回一位堂邑父之外，就只剩孤身一人了。至于他行走过的路线，至今还是个谜。这属于另外探讨的问题，不是本文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甘肃河西走廊先后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其大宗者，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包括悬泉汉简）等。青海的上孙家寨，新疆的土垠、楼兰、尼雅等地也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汉晋简牍，总数在70000多枚以上。总体上说，西北地区的70000多枚汉简，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本文根据汉简记载，就两汉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和沿途站点作以下介绍，供有兴趣者参考。
一 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
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两关以西到葱岭以东（一般被划为丝绸之路的中段），由于南有昆仑，北有天山，中间是难以通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以通行只能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南道从昆仑山北麓行进，北道从天山南麓通过。这在《汉书》上有明确记载，后来《三国志》裴注所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也有更详细的交代。但是从长安出发到两关以东（即丝绸之路东段）这条路段的走法，却在过去的史籍中没有具体记载。原因就是因为自然山川的分布，从长安到敦煌的路线可以有多种选择。大体说来有南、中、北三线。其中一条就是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从西安出发沿渭河流域西行，经宝鸡、天水、秦安、通渭，翻越华家岭，经定西、榆中过河口，然后进入312国道，穿越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这就是上面所说南、中、北三道中的中道。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记述：“从甘肃省会兰州西北行是甘肃走廊，通过这条走廊，现在的省界显示出最古老最著名的古代通商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轮廓。这条商路通过南山或祁连山的融雪所形成的许多绿洲，而使中国和中亚相沟通。”[2]显然，他认为，丝绸之路是经过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的。
夏鼐先生以西宁出土成批萨珊银币为根据，认为除上述中道以外还存在通往青海的南道。“‘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路线，从前我们一般认为是由兰州经过河西走廊而进入今日新疆的。”[3]1956年，青海省粮食厅在西宁城内城隍庙街开挖地基时挖出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7—483年）时期的银币76枚。这是迄今为止除新疆乌恰、吐鲁番、河南洛阳以外，发现萨珊银币最多的地方。因此夏鼐先生认为：“尤其是一大批在一起发现的场合下，是作为商品的等价物携带或窖藏着。所以，它们发现的地点常可表示当时贸易和交通的线路。”[4]由此认为：“第四世纪末至第七世纪初，西宁是在中西交通的孔道上的。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它的重要性有一时期（第五世纪）可能不下于河西走廊。”[5]从长安到河西要经过西宁的这条丝绸之路南道一说，最早由夏鼐先生提出，[6]后来有学者把它称为“羌中道”[7]。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论述长安至凉州的交通最为详密。他认为：“长安西北至凉州主要道路有南北两线，南线经凤翔府及陇、秦、渭、临、兰五州，渡河至凉州。北线经邠、泾、原、会四州，渡河至凉州。”[8]两道各州之间都有众多的驿站和小的城镇。严耕望所说的南道，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中道，即兰州道；北道即泾河道，我们下文还要详加论述。但是，夏鼐先生所讲的西宁这条线是4至7世纪的情况，而严耕望先生细密考证的是唐代的情况。至于两汉的具体路线，只有汉简才给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记录。
居延汉简和悬泉汉简中的道路里程简[9]，给我们提供了从长安到敦煌的基本路线、走向、里程以及停靠站体系，基本勾画出了两汉时期丝路东段的主干道。它的走向可以分为六段。
第一段，京畿段：“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茯置至好止（畤）七十五里，好止（畤）至义置七十五里。”这五个站点中，长安、茂陵、好畤是著名的历史地名，至今有遗址留存，好畤在今陕西干县东郊的好畤村，茯置在茂陵与好畤之间，义置在今永寿县以北。这一段路程全长255汉里，合106千米[10]。也就是从长安出发，经今兴平县境之茂陵、过干县、永寿、彬县进入泾水流域，而后经长武进入今甘肃东部的泾川、平凉。
第二段，安定段：“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这一段从月氏到乌氏、泾阳、平林、高平，240汉里，近100千米。高平是汉代安定郡首县，遗址在今固原市原州区。泾阳古城在今平凉市西北安国乡油坊庄村北，大体位置在东经106°30′41.17″，北纬35°39′15.66″左右。里程简所记从泾阳到高平140汉里，合58千米左右。中间有一个平林置，当是泾阳和高平之间的一个驿置。位置在中间偏南。泾阳县以南的两个地名乌氏和月氏，分别相隔20千米，因此按里程简的记载，乌氏的位置当在今崆峒区，月氏的位置当在今崆峒区以东四十里铺。总之，这一段路线是从平凉东部往西北到固原，然后绕过六盘山经靖远渡河（北周曾置乌兰关）到甘肃景泰。
第三段，武威段：“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
里九十里，
里至揟次九十里，揟次至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媪围、居延置、
里、揟次、小张掖、姑臧、显美七个站点总长472汉里，约196千米。这是横贯武威郡的路线。汉代的媪围，即今景泰县芦阳镇响水村北的窎沟城遗址，东经104°13′7.50″，北纬37°7′37.51″。现在尚有1—2米的城墙遗址留存。
里的大体位置在今古浪县大靖镇，揟次在今古浪土门镇西3千米左右[11]。小张掖在今凉州区以南20多千米的武家寨子一带。[12]小张掖即汉之张掖县，前面冠以“小”者，以示区别于同名的“张掖郡”。由于汉代武威郡是在张掖郡设置若干年后从后者分离出来的，所以早先已经设立的张掖县在武威郡分设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就划归了武威郡，这就造成了张掖县不在张掖郡而在武威郡的状况。姑臧即今天的凉州区，显美在今天凉州区西北32千米的丰乐堡。
第四段，张掖段：“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钧耆置五十里，钧耆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氐池五十里，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这一段有九个站点，总长484汉里，200千米。是横贯张掖境内的东西大道。其中删丹、日勒、屋兰、氐池、觻得、昭武、表是七地是当时的县城所在地，而钧耆置、祁连置是两个驿置。
第五段，酒泉段：“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干齐八十五里，干齐去渊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这一段只有西半段四个地名玉门、沙头、干齐、渊泉（属敦煌郡），而东面的七个站点尚不得而知。不过从简文后面一句总括的记载“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可知横跨酒泉停靠站点的数目和过境里程，总共11个站点，694汉里，288千米，每个站点相距28.8千米。横跨酒泉郡的路段大致如此。
第六段，敦煌段：进入敦煌郡以后，再没有具体里程的记载。但汉代敦煌郡六县的县城遗址基本确定，再加上悬泉置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汉简，敦煌郡境内从东面的渊泉到最西面的广武隧，东西横跨300千米，汉简中有“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传马员三百六十匹”的记载。这九所厩置中，渊泉置、冥安置、广至置、龙勒置四置设在当时的县城。玉门置、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是交通线上的驿站（还有一置尚不得而知）。进入敦煌后，通过这些县城和驿站专设的传舍邸店，行旅商客可以西南出阳关，西北出玉门。
这六段路线，从陕西彬县到甘肃泾川将近90千米、从宁夏固原到甘肃景泰200千米，因简牍残缺而有所中断，其余都是连在一起的。河西四郡有35个站点，安定和京畿有记载的站点10个。从今天的西安到敦煌近2000千米的距离，除上述两段共300千米的空白外，其余1700千米的路段上，分布着45个停靠站点，平均每个站点相距约38千米。这就是汉简给我们提供的丝绸之路东段明确具体的行程路线，也就是严耕望先生所考定的唐代丝路东段的北道，这是两汉时期丝路东段的主干道。至于经过兰州的中道以及途经西宁的南道，两汉时期的情形尚不清楚。
二 两关以西、葱岭以东的道路
今天的新疆即天山南北，为丝绸之路的中段。《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13]可见这里所说的“西域”主要指南疆地区，即塔里木盆地。按照今天的地理知识，塔里木盆地东西长1500千米，南北宽约600千米，总共50多万平方千米。“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14]按照《汉书》的记载，汉代的西域之路只有两条，分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边缘。但是到西汉末年，从玉门关以西至吐鲁番高昌地区，又开了一条新道。“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阸。”[15]东汉的情况，三国时鱼豢所修《魏略·西戎传》有记载：“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6]从鱼豢的记载可以得知，从玉门关西北到高昌，主要是避开了白龙堆大沙漠，但最后还是汇入龟兹，进入天山以南也就是《汉书》中所说的西域北道，这是局部路段的改变。但鱼豢继续写道：“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卑）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转西北则乌孙、康居。”[17]这又告诉我们，北新道在高昌可以分岔，西行可汇入中道，西北行可直接进入乌孙、康居。说明天山以北这条线，在东汉才开通。
综合起来说，两汉时期的丝路中段（即新疆段），亦有三条道。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走，中道（《汉书》中的西域北道）沿天山南麓走，两条道都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穿行。北道即天山以北，从玉门关西北行，经吐鲁番一带及天山东部诸多小国，直达乌孙，进入康居。西汉时大多走南、中两道，东汉时南、中、北三道都已通畅可行。
西汉末年，西域由早先的36国分为55国，除难兜、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奄蔡七国外，其余48个国家属西域都护府管辖。其中南道17国，中道15国，北道16国。南、中、北三道中诸多国家在丝绸之路上的来往活动情况，汉简有具体生动的记载。
（一）西域南道
南道17国中，从西到东分布着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等10国。而10国中，有些地处昆仑山山谷，不当道。沿途最重要者是楼兰（鄯善）、且末、精绝、拘弥、于阗、皮山、莎车。
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Ⅱ90DXT0115②: 47）
意思是楼兰王及其所属260人要东至汉地，人员和随行车马要经过敦煌或住宿在敦煌某地。
……斗六升。二月甲午，以食质子一人，鄯善使者二人，且末使者二人，莎车使者二人，扜阗使者二人，皮山使者一人，疏勒使者二人，渠勒使者一人，精绝使者一人，使一人，拘弥使者一人。
乙未，食渠勒副使二人；扜阗副使二人，贵人三人；拘弥副使一人，贵人一人；车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皮山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精绝副使一人。
乙未以食踈勒副使者一人，贵三人。凡卅四人。（Ⅱ90DXT0213③: 122）
此简文字细密，多有讹夺。每一段之间用横线隔开。第一段“质子”之前未交代是哪一国质子。于阗的“于”写作“扜”。疏勒的“疏”写作“踈”。“精绝使者一人”后，又有“使一人”，漏写了国名和“者”字。第二段，“车副使”之前可能脱一“莎”字。
简文中记载的西域国家有鄯善、且末、精绝、渠勒、拘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以及可能漏写名字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了上面提到的南道诸国。各国所派34人中，有质子、使者、副使、贵人。他们所到时间是甲午、乙未前后两天之内。从今天的公路里程来看，从若羌（即当时的鄯善）到疏勒有1447千米，从若羌到敦煌的直线距离是650多千米。也就是说，从最远的疏勒到敦煌悬泉有2000多千米的路程。南道诸国的相互距离，最远者如若羌到且末是345千米，且末到民丰是307千米（精绝在民丰北）。这些国家，处在漫长的将近1500千米距离的不同位置上，且在同一时间的先后两天内到达敦煌悬泉置，没有平时的频繁交流和事先的统一组织是不可能的。南道诸国能联络在一起，统一进京朝拜，说明他们在汉朝的管理下，相互之间是融洽和睦的。正是这种和睦相处，为丝路南道的畅通做出了贡献。
汉朝为保障南道交通的安全，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在伊循（在今若羌县东北之米兰一带）屯田。元凤四年（前77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另立在汉为质子的王弟尉屠耆为新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18]现在在米兰发现的古渠道，即是当时及以后屯田的遗迹。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古渠道除南部被沙漠埋没者外还剩一段4千米左右的干渠，干渠北端分成“枝杈”，有七条支渠和若干毛渠、斗渠。分岔之处的坐标是东经88°57′20.3″，北纬39°12′51.1″。西北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6团团部6千米左右，至今仍是一片可以耕种的平衍沃野。[19]汉简中有大量伊循屯田的记录。比如：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庚辰，金城大守贤、丞文，谓过所县道官：遣浩亹亭长桼贺以诏书送施刑伊循。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Ⅱ90DXT0114④: 338）
这是公元前51年6月1日金城太守派亭长桼贺送弛刑徒到伊循屯戍的记载。汉王朝不光发刑徒到敦煌，还派发往伊循。在伊循的屯田戍卒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就是流放的犯人。这是在汉简中得知的情况。
敦煌伊循都尉臣大仓上书一封。甘露四年六月庚子上。（Ⅱ90DXT0216③: 111）
这是伊循都尉给朝廷上书的记载，时值公元前50年8月15日。“伊循都尉”前冠以“敦煌”，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伊循都尉受敦煌太守的节制。
四月庚辰以食伊循候傀君从者二人（Ⅱ90DXT0215③: 267）
这是伊循屯田吏卒过往敦煌悬泉置停留食宿的记录。“候”，都尉下属之官员。
七月乙丑，敦煌大守千秋、长史奉憙、守部候修仁行丞事，下当用者小府、伊循城都尉、守部司马、司马、官候，移县置、广校候、郡库，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掾平、卒史敞、府佐寿宗。（Ⅴ92DXT1312③: 44）
这是敦煌太守转发皇帝诏书和朝廷公文的文件。罗列的转发对象中，有“伊循城都尉”。说明朝廷和地方对伊循的屯田机构十分重视。
总之，伊循屯田在丝路南道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为保障南道诸国的社会稳定，为后来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西域中道
中道15国中，汉简记载其具体活动者有山国、危须、焉耆、尉犁、渠犁、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10国[20]。这些国家都是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城郭之国。它们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情况，汉简中有具体生动的记载。比如：
右使者到县置，共舍弟一传。大县异传舍如式。
龟兹王夫人舍次使者传。
堂上置八尺床卧一张，皁若青帷。
□内共上四卧，皆张帷床内□
传舍门内张帷，可为贵人坐者。
吏二人道。（Ⅰ90DXT0114①: 112）
此简文字残泐，但基本内容清楚。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龟兹王夫人路过敦煌悬泉置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以及相关仪式。从行文口气看，这种接待规格还要通知到龟兹王夫人沿途所有下榻之处。简中“县”“置”当为并列关系，“县”指县治所在地，犹今天的县城。“置”指类似悬泉置这样兼具邮驿接待功能的机构。“弟”的本义即次第之义，弟、第两字在汉代本可混用。“弟一传”可能指当地最好的宾馆。“如式”，即按有关规定必须达到一定规格和条件的传舍。“舍次”两动词连用，下榻住宿之意。“帷”乃帘帷。“道”与“导”通，指接待人员在前开路导引。悬泉置地处戈壁，土房一院。来往客人就地将息，尊卑贵贱已难有上下。但是，像汉朝公主、龟兹王夫人这样的皇室、贵族路过此地，还是会尽其所能以示尊贵，也不失汉地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
龟兹在城郭诸国中最为大国。在西汉末年的人口统计中，有户6970，有口81317人，胜兵21076人。其他国家人口最多者如焉耆，有户4000，有口32100人，胜兵6000人。所以龟兹在西域城郭诸国以及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汉唐时期以龟兹为中心形成的龟兹文化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成果。汉与龟兹在公元前1世纪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龟兹先是受匈奴控制、掠杀汉使，后是受汉朝武力进攻，结城下之盟，和亲通好，归服汉朝。第二阶段，随着汉匈关系、汉乌关系、汉与西域其他诸国关系的发展，龟兹成为归属汉王朝领属下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而且来往频繁，深受汉文化影响，对西域其他诸小国的依违向背具有带动作用”[21]。
太初四年（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返回路过龟兹时发现，扜弥太子赖丹为质于此。李广利当场质问龟兹国王：“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扜）弥质？”遂将赖丹带回汉朝。昭帝时（前86—前74年）“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犂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22]本始二年（前72），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回返，“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汉使状。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耳，我无罪。’惠曰：‘即如此，缚姑翼来，吾置王。’王执姑翼诣惠，惠斩之而还”。[23]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情况。地节四年（前66年）,“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24]从此后，龟兹亲汉，来往不绝，开始了龟兹与汉朝关系的新篇章。“元康元年（前65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25]
上引汉简，就是其时龟兹王夫人来汉时路过敦煌悬泉置的记载。除此以外，楼兰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是第二阶段龟兹与汉朝关系的实录。
山国：
鸿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属田忠送自来鄯善王副使姑丽、山王副使鸟不胜奉献诣行在所。为驾一乘传。敦煌长史充国行大守事、丞晏谓敦煌：为驾。当舍传舍、郡邸，如律令。六月辛酉西。（Ⅱ90DXT0214②: 78）
这是一封为西域使者提供食宿乘车的传信，类同于后世的官方介绍信。不是原件，只是抄录了主要内容。公元前18年2月20日，鄯善王副使姑丽、山王副使鸟不胜到京师朝贡回国，朝廷派守属田忠护送，驾一乘传，即用四匹马拉的车。敦煌太守不在署，而以长史充国和丞宴的名义签发文件，要求境内传舍和郡邸，按规定安排食宿。公元前18年7月19日西去，前后五个月时间。山国是一个只有450户，5000人口的小国家，地当在今托克逊南部山区。
焉耆、危须：
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大守守属汉刚，送客移过所县置，自来焉耆、危须、鄯善王副使
匹牛牛车七两，即日发敦煌。檄到，豫自办给，法所当得。都尉以下逢迎客县界相（Ⅴ92DXT1310③: 162）
这是一份敦煌太守派员迎送西域使者的过所抄件。时在公元前43年4月3日，三国使者及马若干匹，牛车七辆，从敦煌出发，沿途所需自行采买，都尉以下要在县界迎接。从行文看，三国使者由西向东，刚刚入境，在前往京师的途中。
尉犁：
尉梨贵人乌丹。丹三褁过，毋致，没入。（Ⅱ90DXT0215③: 133）
这是尉犁贵人来汉的记载，可是不幸，他好像没有正规的身份证明（毋致）。
渠犁：
使送于阗王、渠犁、踈勒诸国客，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一人。（节引）（Ⅰ91DXT0309③: 19）
这是朝廷为派官员护送渠犁等诸国客人开具的传信。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渠犁有户130，口1480人，胜兵50人。但此地地处西域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早在太初（前104—前101年）年间李广利伐大宛之后，汉朝就派使者校尉在渠犁屯田，常驻屯田戍卒500人左右。是汉朝在丝路中道建立的一处重要的军事堡垒。“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犂，积谷，欲以攻车师。”[26]此时的屯田戍卒已增加至三校，1500人。后来在汉与匈奴“五争车师”的战役中，渠犁屯田戍卒多次出征，与匈奴展开拉锯战，甚至往往迁车师的家属老弱到渠犁临时安置。正是以此为据点，后来才建立了西域都护府。河西汉简中记载渠犁屯田士卒过往的材料很多。如“五凤四年九月己巳朔己卯，县泉置丞可置敢言之：廷移府书到效谷，移传马病死爰书。县泉传马一匹，骊，乘，齿十八岁，高五尺九寸，送渠犁军司令史”。（Ⅱ90DXT0115③：98）“屯田渠犁 候丞王常、赵忠更终罢，诣北军。诏为驾一封轺传，二人共载，有请。甘露四年五月□□□庚子，使都护西域……□候谓敦煌以……”（Ⅱ90DXT0214③: 67）可以说，渠犁屯田，在丝路中道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姑墨：
河平元年十二月癸巳大守使
姑墨王使者福奉献诣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Ⅱ90DXT0214②: 341）
这是公元前27年2月8日，姑墨王使者来汉的记载。
温宿：
温宿王使者革□□二人来□□□□□□当舍传舍如律令。
以令为驾，人一乘，载从者各一人，至敦煌郡。愿十月戊寅西。从者三食，凡五人已得酒。（Ⅴ92DXT1311③: 157）
这是温宿王使者来汉情况。温宿国，都城在今新疆乌什县。[27]有户2200，有口8400人，胜兵1500人。西至尉头300汉里（125千米）。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伐郅支时，曾发温宿国兵进入康居。王莽时，被姑墨所灭，并其国。
尉头：
尉头蒲离匿皆奉献诣
行在所以令为驾四乘传（Ⅴ92DXT1311③: 146）
这是尉头使者来汉奉献的记录。尉头国，王治尉头谷，有户300，口2300人，胜兵800人。都城当在今阿合县城以西50千米处。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是游牧在天山南部沟谷地带的一个游牧部落。
疏勒：
甘露元年二月丁酉朔己未，县泉廏佐富昌敢言之。爰书：使者段君所将踈勒王子橐佗三匹，其一匹黄，牝；二匹黄，乘。皆不能行，罢亟死。即与假佐开、御田遂、陈…… 复作李则、耿癸等六人，杂诊橐佗丞可置前。橐佗罢亟死，审它如爰书，敢言之。（Ⅱ90DXT0216③: 137）
这是公元前52年，疏勒王子来汉奉献，所带三峰骆驼由于疲劳过度而死在敦煌悬泉置。悬泉置佐富昌和其他五人一起案验，证明确为疲劳而死所出具的法律文书。
西域中道的畅通除了如汉简所记上述国家始终同汉朝保持密切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域都护的所在地就设在乌垒城（今轮台县野云沟）。而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是汉朝在西域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是丝路交通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汉简中关于匈奴日逐王降汉以及西域都护府的相关活动，都有准确而生动的记载。
神爵二年八月甲戌朔□□，车骑将军臣□□谓御史□□
制诏御史□□侯□□□敦煌酒泉迎日逐王
为驾一乘传别□载……（节引）（Ⅱ90DXT0313③: 5）
广至移十一月谷簿，出粟六斗三升。以食县泉廏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来三食，食三升。校广德所将御，故禀食县泉而出食，解何？（Ⅰ91DXT0309③: 167—168）
前简是车骑将军韩增下达的朝廷公文，大意是要敦煌、酒泉等地一路迎接前来京师的匈奴日逐王。后简是悬泉厩佐广德等七人迎送日逐王时，在广至吃饭一次，用粟六斗三升。按规定他们应在悬泉置就餐，为何要在广至吃饭，应做出解释。《汉书·西域传》:“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宣帝纪》记为神爵二年秋）。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28]上引汉简，就具体记述了日逐王降汉后一路进入汉地的情况。关于西域都护在汉简中的反映：
二人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吉谓敦煌
驾当舍传舍如律令三月甲寅过东（Ⅱ90DXT0213③: 135）
五凤三年二月辛亥，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吉，谓敦煌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节引）（Ⅱ90DXT0214③: 197）
出粟五斗二升。以食安远侯副卫司马遣假千人尊，所将送匈奴归义抪类王使十一人，质子三人，凡十三人，人一食四升，东。（Ⅱ90DXT0115④:39）
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西域中道，地处西域中心，不仅如《汉书》所言，“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就连到天山以北的乌孙赤谷城，在整个西汉时走的都是这条路。当年出使乌孙的使者都是从这条路西行到疏勒，再往北在今乌恰县的图噜噶尔特山口翻越天山到达伊塞克湖以西。汉朝公主和亲、常惠多次出使乌孙走的都是这条路。所以匈奴控制西域、汉朝选择都护府驻地，都是看中了这条通道的重要。
（三）西域北道
西汉时期的北道16国中，乌孙最为大国，有户12万，有口63万，游牧于伊犁河谷和天山北部草原。其他15国都是后来分割的一些小国，从东到西有：两蒲类（蒲类、蒲类后国）、四车师（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两卑陆（卑陆、卑陆后国）、两且弥（东且弥、西且弥）以及胡狐、郁立师、劫国、单桓、乌贪訾离。这些小国除车师前国和车师都尉国在今吐鲁番高昌故城一带外，其余都在东天山北部和东部，即乌鲁木齐以东到巴里坤。15国在西汉末年的总人口只有24251人。最多的车师前国有户700，有口6050人。最少的如单桓有户27，有口194人；乌贪訾离有户41，有口231人。根据史书的记载，丝路北道的正式开通当在东汉以后。一是避开白龙堆和三陇沙的北新道直到元始中（公元以后）才得以开通；二是东汉以后，上述天山以北的诸小国都被车师后国兼并。所以北新道从敦煌玉门关西北行，到高昌故城向西可并入天山以南中道，向北穿越车师古道到今吉木萨尔车师后国，可前往乌孙，西达唐居。
尽管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重点在天山以南的中道，但西汉王朝始终未曾放弃对丝路北道的经营。其战略重点有两个：一是对车师的争夺和驻屯，二是同乌孙的频繁交往。
车师（即今吐鲁番地区）地处西域东部，是进入天山以南城郭诸国的门户，是匈奴和汉朝掌控西域的必争之地。开始“五争车师”，后来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干脆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汉简中有大量车师屯田的记载，引数例：
五月壬辰，敦煌大守强、长史章、丞敞下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书到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令亡人命者尽知之，上赦者人数，大守府别之，如诏书。（Ⅱ90DXT0115②: 16）
这是通过敦煌太守下发的一份大赦诏书，除在发往西域都护骑都尉等部门的同时，还专门发往“将田车师戊己校尉”。
出粟二斗四升。以食车师司马丞原成、孟定，从者二人，凡四人，人再食，食三升，东。（Ⅱ90DXT0115③: 6）
这是四位曾在车师的屯田吏士东往京师时，路过悬泉置用餐两顿，用粟二斗四升的记录。
九月甲戌，效谷守长光、丞立，谓遮要、县泉置，写移书到，趣移车师戊己校尉以下乘传传副。会月三日。如丞相史府书律令。掾昌、啬夫辅。（Ⅴ92DXT1812②: 120）
这是效谷县廷发给悬泉置和遮要置的文件，要他们将车师戊己校尉路过所用车马的通行文件上报县廷。
乌孙在西域，东接匈奴，“最为强国”。与乌孙交好是汉朝对抗匈奴、保障丝路通畅的一贯战略。张骞二使西域时就曾许诺乌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但其时昆莫中子大禄势强，与太子之子岑陬争夺昆莫王位。“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不过，张骞回国后（前115年）不久，乌孙就“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汉朝先后送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与乌孙和亲。宣帝本始二年（前73年），汉朝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击匈奴，而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五万骑从西面入，“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污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囊驼七十余万头。”取得了对匈奴的毁灭性打击。、[29]元康二年（前64年），乌孙昆弥通过常惠给朝廷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汉朝“征还少主”。甘露年间（前53—前50年），翁归靡胡妇子（匈奴妻子所生）乌就屠袭杀狂王后自立，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发大军五万集结敦煌准备讨伐。楚主侍者冯夫人锦车持节，招乌就屠赴赤谷城常惠帐下受封，表示“愿得小号”。从此，汉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复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城，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
汉简中公主和亲、少主出塞、常惠使乌孙、辛武贤穿渠积谷以及大、小昆弥来汉朝贡的材料都极为丰富。比如：
入糜小石二石。本始五年二月乙卯，县泉廏佐广意受敦煌仓啬夫过，送长罗令史。（Ⅰ90DXT0209⑤: 17）
此简为公元前69年4月11日，敦煌仓啬夫过（人名）为悬泉置下拨糜子小石二石，悬泉厩佐广意为经手人。此事可能与接待长罗侯的属吏有关。
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己酉，县泉置啬夫弘敢言之：遣佐长富将传迎长罗侯敦煌，禀小石九石六斗。簿入十月。今敦煌音言不簿入。谨问佐长富，禀小石九石六斗，今移券致敦煌□□。（Ⅰ91DXT0309③: 215）
此简是公元前60年2月17日，悬泉置啬夫弘上报的一份文件。事由是派悬泉置佐长富用传车送长罗侯到敦煌，用粮九石六斗。按规定应在十月将用粮的账簿汇报到敦煌，结果未能按时报上。敦煌来文敦促此事，悬泉置啬夫上报文件以说明情况。
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骑当富，县泉译骑朱定付万年译骑。（Ⅱ90DXT0113④: 65）
这是公元前52年3月29日传递重要公文的实时记录。长罗侯常惠和乌孙公主分别给朝廷上书一份，日夕之时，由平望驿骑传递给悬泉驿骑，再由悬泉驿骑传递给万年驿骑。如此重大军务，不仅在时间上有严格规定，而且传递时要有详细记录。延误军机，要受到追查。简中“译”通“驿”。
使乌孙长罗侯惠遣斥侯恭上书，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甘露二年二月甲戌，敦煌骑司马充行大守事、库令贺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当，舍传舍，如律令。（Ⅴ92DXT1311③: 315）
此简记录的是长罗侯亲自派专人，诣行在所，给皇帝上书。敦煌太守府于公元前52年4月1日通令所属沿途各地，按规定为上书人员提供住宿和车辆。这与前简所记，将长罗侯和乌孙公主的上书逐站通过驿骑传递的情况是不同的。
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鱼离置啬夫禹移县泉置，遣佐光持传马十匹为冯夫人柱，廪穬麦小石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钧，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三月报，毋令缪如律令。（Ⅱ90DXT0115③: 96）
这是公元前52年4月13日鱼离置啬夫给悬泉置的移文，言冯夫人路过时，用传马十匹，用穬麦卅二石七斗，用茭廿五石二钧。现将有关凭据送来，在三月一总汇报。简中“柱”通“住”。“住、驻、柱，皆取止而不动之意。”《汉书·西域传》:“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廷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此简内容当与此有关。
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涫）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定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等。敢言之。（Ⅴ92DXT1311④: 82）
这是公元前52年6月3日酒泉郡乐涫县（今高台县西北）县令给敦煌郡的一件公文。言当时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以及冯夫人路过时，朝廷有诏书，以骑马助传马。由于军情紧急，日夜兼程，一些马匹在半路上失散了，现在派骑士张世沿途寻找，请通告所属各地，有得此马者，交给张世等人。此简记录冯夫人等路过时，沿途郡县的护送和繁忙。
甘露三年九月壬午朔甲辰，上郡大守信、丞欣谓过所：遣守属赵称逢迎吏、骑士从军乌孙罢者敦煌郡。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十月。再食。（Ⅱ90DXT0115③: 99）
这是公元前51年10月23日上郡太守府开具的一份过所，言派守属赵称等人到敦煌郡，迎候曾在乌孙屯田更尽返回的吏士，要沿途各地给予食宿方便。《汉书·西域传》载：“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简中所言“从军乌孙罢者”当为跟随长罗侯屯田赤谷的上郡吏士。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人从者道上，传车马为驾二封轺传，有请诏。御史大夫万年下谓成（渭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Ⅴ92DXT1412③: 100）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泉、遮要，龙勒廏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廪穬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十一月报，毋令缪如律令。（Ⅱ90DXT0114③: 522）
以上两简是公元前51年10月30日在同一时间发自不同机关的两份文件。前者是御史大夫陈万年签发的一份传信，言丞相属王彭护送乌孙公主、将军贵人，沿途要提供食宿和车辆。后者是渊泉县丞贺给五所厩置移送的文件，言公主路过时各厩置提供草料账目凭单要在十一月汇总上报。《汉书·西域传》云：“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岁，甘露三年也。时年且七十，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后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云。”简中所言，当为解忧公主返回汉地时途经河西各地之记载。
出粟三石，马十匹。送大昆弥使者都吏张掾。阳朔四年二月戊申，县泉啬夫定付遮要廏佐常。（Ⅴ92DXT1812②: 58）
鸿嘉三年三月癸酉，遣守属单彭送自来乌孙大昆弥副使者簿游、左大将□使□□，皆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敦煌长史充国行大以次为驾如律令。凡二人。三月戊寅东。六月（Ⅱ90DXT0214②: 385）
以上两简，分别是公元前21年3月23日和公元前18年4月2日，大昆弥派使者来汉朝贡，而朝廷派官员一路接送，留在敦煌悬泉置的记录。
出粟六升。以食守属高博送自来乌孙小昆弥使，再食，东。（Ⅰ90DXT0110②: 33）
出粟二斗四升。以食乌孙大昆弥使者三人，人再食，食四升，西。（Ⅴ92DXT1611③: 118）
以上两简是乌孙大小昆弥派使者来汉朝贡，途中由汉朝官员护送，在悬泉置的食宿记录。
总之，西汉时到达乌孙的道路尽管还是走天山以南，到疏勒后再北行翻越图噜噶尔特山口到达乌孙王都赤谷城，但从乌孙到康居的道路是通达的。西汉时汉帝国同乌孙的频繁来往和从盟国到属国的发展，为后来天山北路的开通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三 葱岭以西的丝绸之路
在张骞到达中亚之前的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后来的丝绸之路西段（自帕米尔以西）实际上已经开通，而且此时距亚历山大东征已经过去两个世纪之久，东部希腊化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东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条。北路连接印度、巴克特里亚与黑海。来自印度的货物可经巴克特里亚沿阿姆河（the Oxus）而下，进入里海（当为咸海），再转运至黑海。中路连接印度与小亚，有两条支路：一条先走水路，从印度由海上到波斯湾，溯底格里斯河而上，抵达曾为塞琉古王国都城之一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igris）；一条全部走陆路，从印度经兴都库什山、阿富汗的巴克特拉（Bactra）、伊朗高原到塞琉西亚城，至此，水陆两路会合，由此跨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西达塞琉古王国的另一都城，即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 on the Orontes），由此转向西北到达小亚的以弗所。南路主要通过海路连接印度与埃及，从印度沿海到南阿拉伯，经陆路到佩特拉（Petra），再向北转到大马士革（Damascus）、安条克，或向西到埃及的苏伊士（Suez）、亚历山大里亚等地。”[30]
按照汉文文献的记载，翻越葱岭以后向南向西的通道主要有三条：南道，从皮山西南翻越悬度到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进入印度等南亚次大陆，同时可从罽宾西到乌弋山离（今伊朗东部和阿富汗西部的锡斯坦地方）即所谓“罽宾、乌弋山离道”；中道，从大月氏（今阿富汗）进入马什哈德、哈马丹、巴格达、大马士革；北道，从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锡尔河东北部哈萨克草原）进入咸海、里海和黑河北部，然后南转君士坦丁堡。
关于南道，汉简中关于罽宾、乌弋山离、祭越等国的记载，记述了从西域南道进入南亚印度半岛丝绸之路的畅通。[31]
关于中道，汉简中大量大月氏与中原王朝来往的记录，不仅为研究大月氏到贵霜帝国建立前这段“黑暗时代”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有帕米尔以西，经阿富汗到地中海以东地区丝路交通情况的生动记载。[32]
关于北道，汉简中关于大宛、康居的记载，是研究汉王朝与中亚各国和地中海北岸地区丝路交通的重要资料。[33]
总之，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7万多枚汉代简牍无一不与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丝路沿途各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张德芳，甘肃简牍博物馆）
[1]文为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13&ZD086）《悬泉汉简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2]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孙燕明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3]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4]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5]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6]当然，有人认为霍去病远征河西，就是从青海湖以北穿越扁都口进入河西的。赵充国进军湟中，也曾进入青海。但这跟我们所说的丝路交通不是一回事。
[7]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吴礽骧：《也谈羌中道》,《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8]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5月，第416页。
[9]简号是：EPT59.582; Ⅱ90DXT0214①: 130。
[10]1汉里=415.8米。
[11]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12]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13]《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1页。
[14]《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1页。
[15]《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4页。
[16]《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8页。
[17]《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8—862页。
[18]《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8页。
[1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20]这些国家，如果按人口数量的多少排列，依次是：龟兹，81317；焉耆，32100；姑墨，24500；疏勒，18647；莎车，16373；尉犁，9600；温宿，8400；山国，5000；危须，4900；尉头，2300。
[21]张德芳：《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22]《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6页。
[23]《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04页。
[24]《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6页。
[25]《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6—3917页。
[26]《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2页。
[27]冯志文：《西域地名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另，钟兴麒《西域地名考录》第965页认为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玛拉克河及阿克苏河区域”。
[28]《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2—3873页。
[29]① 《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5页。
[30]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31]汉简有“以给都吏董卿所送罽宾使者□”（Ⅱ90DXT0213②: 37）;“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并√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 24）;“遮要第一传车为乌弋山离使者”（Ⅱ90DXT0115②: 95）等。论文有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
[32]大月氏西迁后征服大夏，其中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逐步强盛，在公元1世纪左右统一各部建立了贵霜帝国。在贵霜帝国建立前，即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由于缺乏资料而被历史学家称为“黑暗时代”。而河西汉简中关于大月氏的材料，正是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张德芳《河西汉简中的大月氏》，宁夏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8月。
[33]郝树声：《简论敦煌悬泉汉简 〈康居王使者册〉 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郝树声：《汉简中的大宛和康居——中西交往的新资料》,《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太湖文化论坛巴黎峰会论文）,（法）巴黎，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