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工业与青春叙事

“80后”青春叙事潮流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文化工业的勃兴带来契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图书出版机构改革，开始走向市场，寻找商机谋生存，青春文学图书成为21世纪初图书出版业的一次成功的市场运作；另一方面是“80后”一代在青春期遭遇中国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巨变，发生了自我认同危机，文学成为表达自我、宣泄心理焦虑的一种出口。

首先来看文化工业对“80后”青春叙事的催生和引导。大部分“80后”作家，尤其是早期的“80后”作家，他们的文学写作起步于《萌芽》杂志社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文化体制改革大潮的冲击下，《萌芽》杂志社经过多次市场调查，决定从传统文学期刊转型为面向中学生读者的半文学半文化刊物，并在1998年年末启动“新概念作文大赛”，终于因大赛的成功举办而摆脱困境。在这一过程中，《萌芽》杂志社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步步地引导了“80后”写作潮流的形成。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征文启事》中提出的征文标准是“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新思维”要求从创造性、发散型思维出发，打破旧观念、旧规范、僵化保守，这一标准实质上要求冲破原有政治文化的束缚，中学作文教育中的“思想积极向上”无疑属于“旧观念” “僵化保守”，需要扫除。“新表达”标准提出“属于自己”“充满个性”的表达方向，而反对套话、“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则要求突破教科书、作文腔的语言。“真体验”标准要求“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这一标准尤其重要，从写作路径上引导青少年写作者关注自身，叙述他们的成长经历与青春期的体验。可以说，这三大标准全方位突破了原有中学作文的范式，鼓励青少年作者以自己的风格来表现青春期的生活体验。

之后，《萌芽》杂志社通过对获奖作品及相关的专家点评的选登、结集，进一步落实了大赛的三大标准，更加清晰地引导青少年创作的题材与风格。比如，第一届一等奖获得者刘嘉俊的作品《物理班》被选登，文后附录的作家叶欣的点评《我读 〈物理班〉》，称赞其两点：一是“真实地展现了当代高中生的生活和思想情感”[2]，写出了高中生们面临着高考的压力，还有朦朦胧胧的对异性的感情；二是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学校里的“作文腔”或者说“报上语”。

又如，第二届一等奖获得者刘莉娜的《风中密码》，以感伤的风格讲述“我”对高二年级生物老师的暗恋，更是受到铁凝、方方、曹文轩、王继志、童庆炳等作家、学者的激赏。其中铁凝的点评，对于这部作品的情感表达、“叙述与结构”“景象与气质”等多个方面，运用诗意的语言进行了分析和赞美，当然，“难以言说”“至真至善”[3]等评语不无过誉之嫌。但不可否认，这些范文和热情洋溢的点评以鲜活的、极具感染力的方式吸引了更多的“80后”写作者以个性的语言表达青春期的体验。

因此，“新概念作文大赛”催生并引导了“80后”写作，使他们面向自身，大胆表达原有中学教育和政治意识形态压抑下的青春期躁动和迷茫。同时，这种特征鲜明的青少年写作似乎逐渐形成了一种“青年亚文化”潮流。研究者吴俊认为“新概念作文大赛”是从主流文学衍生而来的，但又显然与主流文学形成了一定距离，是一种自觉的青少年写作现象，“即具有鲜明的社会亚文化、亚文学的特征”[4]。

然而，这一亚文学、亚文化现象并非自然生成的，青春文学从其产生之初背后就有文化商业的运作。亚文化研究的重要学者、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迪克·赫伯迪格，曾指出亚文化难逃被收编的命运，这一收编过程呈现商品与意识形态两种形式，其中，商品的形式指亚文化符号可以转化为大量生产、销售的商品。但不同于西方青年亚文化被收编的渐进过程，“80后”创作从一开始就被强大的商业运作裹挟着。他们的出场得益于《萌芽》面向市场转型的相关策略，他们的作品被青少年读者初步认可后，立刻被敏感的书商视为一个商业契机。《萌芽》杂志社因为成功地举办多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提高了杂志发行量，又编辑出版了“获奖作品选”“萌芽小说族”等书系。一些出版社和书商启动了更大规模的对于青春文学的商业运作，如春风文艺出版社连续推出郭敬明、张悦然、笛安、周嘉宁、落落等“80后”作家，而且常常在短时间内出版某位作者的多部作品，进行一种集束式的传播和营销。另外，媒体在这场青春文学出版狂欢中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推出“80后五虎将”、划分“80后”偶像派与实力派、评选“十大80后写手”，等等。

可以说，文化工业推动了“80后”作家的提前出场，使他们少年成名，但也对他们的创作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造成了“80后”的创作，尤其是早期的青春叙事，风格大于内容。当青春文学作品作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时，作品的风格因素变得十分重要。“事实上，一种崭新的风格的创造与传播，无可避免地和生产、宣传与包装的过程紧密关联。”[5]对于书商来说，作品的风格为图书的宣传、营造提供了便利。他们鼓励、召唤、设计“80后”创作的风格，因为稳定的风格，既是一个鲜明的标识，也是品牌的保证，能够为青少年读者提供符合其审美期待的作品。而对于“80后”作者来说，在经济利益与成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在短时间内创作多部作品，此时风格是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由于生活经历的不足与深刻思想的缺乏，他们无法挖掘，也没有时间思考青春题材的丰富内涵，他们只能紧紧抓住青春期体验到的某种情绪，凭借语言能力和想象力营造、保持着与众不同的风格。

另一方面，造成“80后”作家在题材上的限制，他们对自我的青春期经验特别重视。韩寒、郭敬明等早期“80后”作家的成功无疑影响了后来者，不必说跟随他们的足迹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些“80后”写作者，当时远在法国留学的笛安创作的《姐姐的丛林》《告别天堂》等中长篇小说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甚至，从传统期刊起步、涉足乡土题材的一些“80后”作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青春叙事潮流的影响，比如甫跃辉在长篇小说《刻舟记》、郑小驴在长篇小说《西洲曲》中，运用大量篇幅讲述青春期的体验。

因此，文化工业既给予了“80后”作家表达自我的机会和空间，也使他们的创作在某些方面“先天不足”。对此，一些“80后”作家，如韩寒、郭敬明等人，对自己的少年成名和早期创作没有太多的反思，在创作上不思进取和创新，反而进一步配合，甚至利用文化工业的机制和逻辑，力求最大的市场收益。韩寒不断制造话题，又运用博客提高知名度，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本本畅销书。郭敬明组建了自己的文化公司，涉足期刊、图书出版行业。近年来，两人又先后跨界当导演拍摄青春电影，在比图书业更暴利的电影业中大捞一笔。但更多的“80后”作家保持了严肃的文学创作态度，对自己的成名和早期创作具有反思意识。正如张怡微所说，“我们自青春文学起步的写作者，虽然感念时代眷顾，但多少对过早地出版稚嫩之作感到愧赧。愧赧中又有警惕。”[6]张悦然、周嘉宁、颜歌、张怡微等“80后”作家都反思了自己的“稚嫩之作”，积极地进行创作的转型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