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圣叹文学评点研究史的反思
任何学术研究绝不能无视前人对某一问题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否则就会犯非历史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观点来检讨三百余年金圣叹文学评点研究发展的历程。其目的在于了解并发现来自它内部的危机，希冀为金圣叹文学评点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
三百多年来，金圣叹及其评点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如果把所有研究和评论金圣叹的资料搜集在一起，用“汗牛充栋”喻之实不为过。难怪有人用“金圣叹学”[82]来形容之，其意在与古文论研究中的“龙学”并驾齐驱，不甘示弱。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作为文本学家的金圣叹及其形式批评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强势领域。对此我们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加以见证。
一 金圣叹文学评点研究的历史扫描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金圣叹文学评点的研究如果从明末开始的话，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是从明末到19世纪中叶。此时期是一个“未分化”的“前科学”时期。由于浑然不分，对金圣叹文学评点的研究并没有呈现出主导性的范式。有的着眼于金圣叹的美学贡献，导向一种艺术批评，像廖燕、李渔、冯镇峦、刘廷玑、徐而庵等[83]，皆能盛赞金圣叹的倜傥不羁、惊才绝艳，推崇金圣叹的独具慧眼及其揭示文学秘籍之功，充分肯定了金批的艺术影响力；有的着眼于人伦教化，导向一种道德批评，像尤侗、董含、归庄、周思仁等[84]正统文人认为金圣叹“言之狂诞，行之邪放”，常以“狂徒”“异端”目之，视金批《水浒传》《西厢记》为“诲盗”“诲淫”之书。因有伤人伦世风，极力贬低金批文学的价值；有的着眼于世道安定，导向一种社会批评，或认为有崇贼尚道之嫌，或认为有杀一儆百之功[85]。因此，古代学人对金批的研究基本是处于简单评述的初级阶段。在对范式的运用方面，往往混杂一起，不具有主导和示范的作用，并且在肯定和否定之间常常呈现出矛盾之处。在具体论述方面，虽有灵心妙舌、诱发心花之悟，但对自己的观点论证缺乏实证的分析和逻辑的演绎，我们可用“点到而止”加以概括之。
第二阶段大致是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以前。近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急剧变化的时期。中西文化前所未有的碰撞、交流，带来了中国学术范式的转型。体现在文学批评上，主要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政治主义范式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主义范式。由于当时是以政治为中心，前者便得以大行其道，而后者便隐隐无声。金圣叹的文学评点因被政治范式的观照而成为热点。褒扬者充分肯定金圣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评点小说戏曲的重要性。楚卿以为“今日中国之文界，得百司马子长、班孟坚，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86]；棣称金圣叹为“中国小说之哲学家”[87]。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将金批小说戏曲与社会改良关联起来，以肯定金批的思想价值。老棣认为金批小说戏曲能“支配于世界，其力量诚不可思议也。”[88]伯耀强调金批小说具有“理想之精深，情韵之婉转，以转移社会之思潮，而开导人情之慧钥”的功能。[89]与褒扬者针锋相对，贬低者却从政治上否定金圣叹及其文学评点的价值。燕南尚生认为金圣叹以文法批点《水浒传》不但违背了“自然之天籁”的审美原则，而且还湮没了“纯重民权，发挥公理”的进步思想，所以深恶痛绝。[90]总之，在近代无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金圣叹之所以被发现和重视，实得力于当时政治社会急剧变革之情势。金圣叹对小说戏曲文体地位的重估，正好构成了近代学人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寻找其在开启民智、荡化灵性方面的资源。以此为范式，正可以大大地开掘金批的思想价值。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于金批小说戏曲的文本价值顾及不多。
第三阶段大致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胡适、鲁迅作为一代大师，他们熔铸古今，会通中外，将乾嘉精神的濡染和近代科学精神的洗礼融合在一起，确立了重实证、重科学的现代学术范式。他们撰写的《水浒传考证》《中国小说史略》都是这一范式的体现。正是在此种情形下，金圣叹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不过由于当时文学占据中心地位，加之他们“文”“学”兼修，拥有丰富的文学感觉，使他们在审视金圣叹评点时投注了文学的眼光，金圣叹因而得以彰显。20年代胡适撰写《水浒传考证》，称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赞许其小说观“何等眼光，何等胆气”，高度评价金圣叹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但他对金批中存在的“八股选家气”“理学先生气”“微言大义”的缺点多有批评，并斥之为“极迂腐”之论。[91]鲁迅撰有《中国小说史略》讲义，虽然对金圣叹“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略有不满，但在总体上认为金批《水浒传》“字句亦小有佳处”，肯定经过金圣叹的润色，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92]30年代，周作人撰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认为“金圣叹的思想很好……他能将《水浒》《西厢》和《左传》《史记》同样的当作文学书看，不将前者认为诲淫诲盗的东西，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93]隋树森撰有《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一文，共分“引言”“圣叹小传”“圣叹之文学评论”“圣叹评释之研究”“余论”五个部分。他全面论述了金圣叹的文学思想及其贡献，认为金圣叹的评点为我们提供了“就作品本身去研究”文学的重要途径，并视为“研究文学的重要方法”[94]。鲁迅读了周文、隋文之后，便撰写了《谈金圣叹》一文，改变了对金圣叹的观点，认为金批将小说与《左传》《杜诗》并列“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其谈“行文布局，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同时认为对《水浒传》的“腰斩”意图“近乎官绅”，并使之成为“断尾巴蜻蜓”[95]。针对鲁迅的观点，陈子展撰写《我也谈金圣叹》[96]一文予以反驳，认为不能只看到金圣叹坏的一面，还应该看到他好的一面。“用八股文来量度别人的文章”，可以说提高了白话小说的地位。同时作为明代文人的共同习惯，也无可厚非。其后又出现了诸多文章：徐懋庸的《金圣叹的极微论》[97]、陆树楠的《金圣叹的生涯及文艺批评》[98]、范烟桥的《金圣叹的治学精神》[99]、韩庭棕的《金圣叹的几个主要的文艺观》[100]、曲正的《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101]、伯精的《金圣叹文艺论释》[102]，等等。这些文章对金圣叹的文艺思想多有关注，肯定了金圣叹批点的价值。更可喜的是，三四十年代，金圣叹被写进批评史著作中。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将金圣叹与李笠翁并列，称他们“都有辟草莱的成绩”[103]；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其中列有“金圣叹”专章，对其小说理论批评甚为推许。朱东润持论较为公允，认为金批既有“认识主角之人格，了解全书之结构”的优势，也不讳言其评点以“时文之法评点小说处”[104]的不足。对于金圣叹本人的史学研究方面，以陈登原1934年出版的《金圣叹传》最为重要，该书篇幅虽短，但于材料之搜罗考辨甚见功力，可以说远远超出了20年代孟森撰写的《金圣叹考》，为后来金圣叹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这段时间内，日本学者也写了有关金圣叹的文章。日本作家幸田露伴撰写了《水浒传的批评家》《各本水浒传》《支那小说》《金圣叹》[105]等系列论文，勾勒了金圣叹的生平，注意将金圣叹与李贽比较，肯定李贽反道学的品格，认为金圣叹删改《水浒传》主要出于读者兴趣和商业动机。辛岛骁所做的《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艺批评》[106]对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水浒传》《杜诗》进行全面探讨，并认为金圣叹的批评态度、技巧形式分析极有价值。松枝茂夫撰写的《金圣叹的水浒传》[107]，介绍了金圣叹的生平以及经金圣叹修改后的《水浒传》的合法性。
与过去相比，这个时期是金圣叹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对金圣叹的研究虽有不同意见，但学者们基本上是持一种文学的范式加以衡估，无疑是对政治批评、道德批评的反驳。不过对于金圣叹内在的形式批评和细读式的评点，探讨的仍不是很多，仍存有心理上的隔阂。
第四阶段大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70年代末。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由于当时将历史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对金圣叹及文学评点的研究多着眼于金圣叹的世界观和腰斩《水浒》《西厢》功过是非的探讨。社会政治批评方法构成了当时主导的学术范式，金圣叹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高潮时期。所写论文著作多围绕着金圣叹是不是反对农民起义、是不是反动文人以及是不是革命者加以展开。50年代，主要以何满子的著作《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为代表。[108]60年代主要以公盾的论文《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109]和张绪荣的论文《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110]为代表。70年代主要以罗思鼎的论文《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111]为代表。由于受时代环境的制约，学者们对金批的文学理论几乎没有触及，形式的探讨更谈不上，不免留下很多遗憾。
值得庆幸的是，域外诸多学者弥补了此时期研究金圣叹的不足。日本学者前野直彬在1958年撰写《明清时期两种对立的小说论——金圣叹与纪昀》[112]，进行了富有真知灼见的探讨。大内田三郎又作《金圣叹与〈水浒传〉——以金圣叹的〈水浒〉观为主》[113]，对金圣叹的《水浒》评点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价。美籍华人王靖宇在1972年著有《金圣叹》[114]一书，对金圣叹的生平、文学理论、《水浒传》《西厢记》《杜诗》的评注以及金圣叹的声望，做了全面深刻的评价和研究。其中对金圣叹写作技巧和文法的研究以及细读精神的探讨，颇有特色。另外，1976年中国台湾学者陈万益出版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考述》[115]，该书对金圣叹的文学观和批评方法做了探讨，其特色是将金圣叹的批评方法与西方的形式批评相比较，认为二者有相通性，皆以作品本身为主，从结构字质中寻求意义，颇富启发性。
第五阶段大致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学术研究走向正常化，学术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金圣叹及其文学评点的研究迎来了第三个高潮。从1979年到80年代中叶，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金圣叹的研究得以复兴。1979年张国光发表《两种〈水浒〉，两个宋江——兼论金圣叹批改〈水浒〉的贡献》[116]，对金圣叹重新评价，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张国光在《杰出的古典戏剧批评家金圣叹》[117]等相关论文中，充分肯定了金圣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郭瑞的《我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一个突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论》[118]、叶朗的《金圣叹的小说美学》[119]、王齐洲的《论“动心说”》[120]、齐森华的《金圣叹的戏曲主张述评》[121]、罗德荣的《为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一辨》[122]等论文从不同视角对金圣叹在美学艺术上的贡献多有肯定。另有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都设专章对金圣叹的文学思想加以论述。同时《沉吟楼诗选》《〈水浒传〉汇评本》[123]《金圣叹全集》[124]等文献的出版也为金圣叹研究提供了方便。但总体看来，他们对金圣叹的形式批评涉及甚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方法论的改革，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在对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论的整体把握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有关金圣叹的文献著作继续出版，如林乾主编的《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125]。二是出现了大量有关生平描述和史实考证的专论专书，其中以徐朔方的《金圣叹其人其业》[126]、陈洪的《金圣叹传论》[127]为代表。前者有关金圣叹事迹年谱的搜集材料，颇见考辨功力。后者本着“细心作传，平心立论”的原则，将考证与思辨相结合，颇显学术风格。三是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小说、戏曲理论探讨的专著，如刘欣中的《金圣叹的小说理论》[128]、谭帆的《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129]、张国光的《金圣叹学创论》[130]、陈果安的《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131]，等等。这几部专著多采用文史互证的方式，对金圣叹研究全面深刻。其中陈著细腻而富有新见，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小说结构、节奏、视角等形式因素有所探讨。四是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论文，如梅庆吉的《十年格物与一朝物格》[132]、高小康的《金圣叹的“文法”理论的美学意义》[133]、吴华的《对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理论探讨》[134]、周岭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135]等。五是在文学批评史著作和综合研究的著作中涉及金批的研究，如蔡钟祥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张少康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等，专门的批评史如王先霈、周伟民的《明清小说文学理论批评史》、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孙琴安的《中国评点文学史》等。值得一提的是胡亚敏的《叙事学》[136]，其中部分涉及金圣叹的评点。胡亚敏认为金圣叹十分强调结构，并与20世纪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林岗的《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137]在文本意识的指导下，从结构论、纹理章法论、修辞论三个方面探讨了明清小说评点对“文”之形式特性的认识，其中部分涉及金圣叹的形式或文本理论。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金圣叹研究在资料整理翔实与研究角度的独特性方面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在文献整理方面，陆林辑校的《金圣叹全集》[138]集二十年之功，遵循整理与研究一体化的学术理路，将林林总总的金圣叹著述依次分为“词诗曲卷”“白话小说卷”“散文杂著卷”三大部类，补阙拾遗，辨伪存真，搜辑齐全。这为金圣叹研究提供了完备可靠的文献基础。2015年陆林撰写了《金圣叹史实研究》[139]，该书以研究金圣叹身世、交游、著述情况为中心，以探求其文学活动的心路历程和文学思想的历史生成为旨归。作者探源辨误，钩沉稽微，有的放矢，可以说是对金圣叹外部研究的范式性著作。周锡山编校的《金圣叹全集》[140]同样是一次新的增订，一是将最新发现的《小题才子书》重新编入文集，为金圣叹的研究又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材料；二是增加了对整个文集的导读，为读者的解读与接受提供了便利。2016年周锡山撰写了《金圣叹文艺美学研究》[141]，该书历时性地分析了金圣叹诗文评、小说戏剧批评成就，全面探讨金圣叹的政治观、历史观、文艺观和美学观。作者视野宏阔，解读细腻，极富真知灼见，是对金圣叹内部研究的范式性著作。孙中旺主编了《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142]，汇集有关金氏生平的文献资料及其著作存佚情况，并附有金氏及其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资料索引。在研究视角方面，对金圣叹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或立足于思想史，或立足于文化透视，或立足于文法叙事，或立足于整体观照，不一而足。白岚玲的《才子文心》[143]以正本清源为切入视角，将金圣叹小说理论的考察置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微观审视和宏观把握，客观地呈示出金圣叹小说理论在创作主体、小说观念、小说创作、小说审美理想等方面的综合特征和创新价值。吴正岚的《金圣叹评传》[144]全面梳理金圣叹的儒道释学术思想及渊源，着力揭示金圣叹思想在明清之际思想史上的意义，进一步阐释金圣叹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探讨将历史的梳理、文献的证伪以及理论的阐释结合起来，显示出学术的严谨而深刻。钟锡南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145]是对金圣叹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整合与建构，涉及金圣叹的生活时代、世界观、抒情文学理论、叙事文学理论、金圣叹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性及其影响等各个方面，体系全面，自成一格。丁利荣的《金圣叹美学思想研究》[146]从形而上入手，率先清理金圣叹儒道释哲学体系及方法论特点，然后进一步分析金圣叹审美的人生追求，最后言及金圣叹诗文评点的思想价值和形式意义，显示出现代阐释的逻辑力量。吴子林的《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147]以独特的文化透视为范式，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了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语境、形式批评、政治批评和文化意义，特别凸显出金圣叹小说评点对“经典再生产”的理论内涵和价值。作者视野开阔，斡旋有余，在中外互阐互释、古今对话转换中，掘发出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特征及现代意义。张曙光的《叙事文学评点理论的现代阐释》[148]以评点集大成者金圣叹为范例，穿插透视历代评点家的相关文本，勾勒出中国式文本理论、叙事学、解释学的基本面貌，从而在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中寻求文学理论建设的智慧与力量。张小芳、陆林的《话说金圣叹》[149]，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金圣叹一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观念，生动形象，评价客观，令人耳目一新。
此一段时期，港台学者有关金圣叹的研究也相对活跃，写出了一批有水平的论文，如陈香的《谈金圣叹式的批评》[150]、廖文丽的《金圣叹小说评点中之虚实论》[151]、卢庆滨的《八股文与金圣叹之小说戏曲批评》[152]、李金松的《金圣叹批〈水浒传〉的批评方法论研究》[153]、单德兴的“The Aesthetic Response in Chin-pi's shui-hu：An Iserian Reading of Chin Sheng-tan's Commentary Edition of the Shui-hu chuan”[154]、林宗毅的《金批〈西厢记〉的内在模式及其功过》[155]等。他们对金圣叹的研究比较细腻，能引发独到的思考。吴宏一的《清初诗学中的形式批评》[156]将金圣叹的分解批评视为形式主义批评，并与新批评进行了契合性比较。黄伟豪既注意到了金圣叹与新批评之间的契合点，也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歧义之处[157]。杨清惠的《文法——金圣叹小说评点叙事美学研究》[158]以金圣叹小说学中的“文法”为研究对象，通过西方叙事学和新叙事学理论的观照，融合“叙事语法”“叙事诗学”“叙事修辞”的多维分析，并结合文本与语境内外部研究，试图开拓出中国小说评点以“文体学”“类型学”“诗学”为特色的叙事美学格局。曾守仁的《金圣叹评点活动研究——拟结构主义的重构与解构》[159]，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金圣叹的文学评点活动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文学评点既是读者透过符号机制认同作者本意的重构过程，也是读者通过符号机制偏离作者本意的解构过程，是一种多音混杂的对话活动。此也正是金圣叹文学评点的魅力所在。
欧美学者对金圣叹也颇感兴趣，美国主要有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160]和《中国叙事学》[161]、David Rolston的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162]和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163]。他们对金圣叹的评价很高，通过西方叙事学的观照，来分析金批《水浒传》的叙事艺术。他们不纠缠于政治道德批评，专注于作品本身，加强了中西方的对话交流，极富探索性。法国汉学家朱利安撰有《迂回与进入》《势——拟中国的效力观》[164]等著作。两部著作设有专章专节涉及金批杜诗、金批《水浒传》、金批《西厢记》等材料，旨在通过金圣叹论证中国文学艺术偏爱曲折迂回的根本特征，并通过对“势”的追寻，阐释中西文化所表现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总体来说，本时期研究者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从各个角度对金批加以勘探，其中对金批的形式批评也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探索。
二 金圣叹文学评点研究范式的共时审视
三百多年的匆匆巡礼，古今中外的略略扫描，金圣叹及其文学评点的研究是一浪热过一浪，颇有眼花缭乱之感。但是，如果我们再从共时的角度对其所使用的范式[165]加以透视的话，似乎又能让我们冷静许多，甚至并不乐观。按照艾伯拉姆斯在其《镜与灯》一书中所设置的由宇宙、作者、作品、读者所组成的四维体系，可以把文学研究范式简化为四种范式：强调作品和宇宙关系的社会政治文化范式、侧重作品和艺术家关系的心理表现范式、强调作品客观本身内在关系的形式范式或文本范式、偏于作品与读者实用关系的接受范式。在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侧重于某一范式，也可以兼施。但应该注意的是各个范式之间带有不可通约性[166]、具有不可比性，它们所描绘的图景实际上正像鸭—兔图一样相互竞争而共存着。我们绝不能说一个范式优越于另一个范式。可是从我们的传统和现实来看，情形并非如此。就金圣叹及其文学评点的研究而言，以上诸种范式都已用到，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政治文化范式，而最受挤压的恰恰是审美形式这一范式。张伯伟说：“中国文学理论在文学形式方面的建树和贡献，向来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所以在擅长文本分析的西方文学理论面前，往往显得有些自卑。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中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成就。”[167]从传统来看，中国美学不像西方美学那样，不是“形式的美学”，而是“道的美学”[168]。我们历来重视“道”，而视形式为“技艺”。这使得文学形式的研究显得步履维艰。依据思路、言域而言，中国传统的文论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原域的文论”“教化的文论”和“形式的文论”[169]。但是在这三种类型的文论中，颇能张扬的是“原域的文论”“教化的文论”，处于边缘的却始终是“形式的文论”。刘若愚说：“中国文学批评形形色色的派别中，最弱的恐怕要算技巧论一派了。”[170]刘若愚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把技巧论之弱化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把应付技巧的精力全部付诸创作而无暇顾及技巧的批评，并未道出根本。真正的原因是在于重道轻技。实际上，这种观念从过去一直支配到现在。古代对金圣叹评点的研究偏于作两极型的感悟式评价，或对其评点作艺术性的肯定评价，或作思想性的否定评价，缺乏现代性的自觉审视。在近代，金圣叹之所以得以彰显，不是由于其评点的文本价值，而是由于其评点的启蒙价值。金圣叹对小说戏曲地位的高扬为近代文论家提供了开启民智、移风易俗的文学资源。20世纪20—40年代，伴随五四新文学的运动，许多学人如胡适、鲁迅虽然很佩服金氏的文学眼光和胆量，但对其所从事的形式批评多持否定态度。朱自清言及金圣叹，仅把金批归结为“字句派”[171]，但这也并不表明金批在重视文学形式方面的审美价值得到重视。后来虽有隋树森、韩庭棕等学者对金圣叹文学评论及其艺术价值的张扬，但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政治标准第一成为主导范式，金批研究进入了非学术化的时期。由于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干扰，当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批评家的时候，常常以政治评判代替文学的评判。有一个时期对金圣叹的研究，几乎全是讨论金圣叹的政治态度，他对农民起义如何，他对朝廷如何。双方争论激烈，各不相让。肯定金圣叹者，必须证明金圣叹站在农民起义一边，然后才有资格谈论他的文学理论；否定金圣叹者，必须证明他反对农民起义，同时也表明他的文学理论可以置之不理。此时当然也没有必要言及文学形式，否则便斥之为形式主义[172]。事实上我们对金批的研究不是遵循金批的内在逻辑去探研，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人为的强制，偏离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偏离了金圣叹文本批评家的身份认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思想的解禁、学术的自由，金批研究遂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开始采用多种范式对金批加以观照研究，从而出现繁荣的局面。其中对金批予以形式或文本化的研究崭露头角。无论是域内还是域外，都做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但是，正当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冷静反思之时，90年代以来急促的文化转向，使我们对金圣叹形式或文本化的研究不免显得过于匆匆。我们总是变得太快，有时让人难以适从，以至于在文学自身领域的坚守变得那么困难重重。这也恐怕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常常陷入危机的原因之一吧！
综上所论，无论是从历史流变，还是从学术范式来看，对金批有关形式或文本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首先，由于“道”文化的情结，加之急功近利的政治思想范式的影响，“形式”始终被看成一种“道”的附庸手段，甚至是一种“技艺”，致使金圣叹的形式批评研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其次，由于对金批性质认识不清，从来没有把金圣叹的评点所体现的形式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即使有所涉及，多为散金零玉，鲜作系统的把握与探讨。同时也多从形式与内容二分的思维视角去界定。最后，对金批文本的研究过多地以小说戏曲批评为资料根据，忽略了诗歌散文所隐含的形式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形式为范式来研究金批，进行理论的系统整合，是当前金圣叹文学评点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和弱项，并仍有可发挥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