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晓路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出现了若干深刻的变革。其中，最为悠久的文学文化，包括研究活动也发生了范式巨变，其一，从自我文化语境过渡到多文化语境；其二，“古今”“中外”或“西潮”“古学”与“新知”[1]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难以回避的特定关系。韦勒克指出的“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这个现象及其内涵实际上也不仅仅是欧美学界的现象，而在其他文化范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因而，海内外学界对这一特定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多有专门、具体的思考，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其中的很多考察论述多以历史进程为基本线索，将文学研究现象置于社会历史语境的总体框架作一般性解读，而对于“文学研究”活动整体的跨世纪变革现象，却甚少从文学学术史和文化思想史的整合性角度进行深入的考察，亦缺少对其中的“范式问题”、现代知识构型与学术系谱加以交叉性考量。

张宏辉君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学研究的现代范式：以批评话语为中心的考察（1870—1930）》的基础上写出此著，他力图在时间维度和跨文化维度中审视“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这一现象。作者通过该著作试图探索的问题主要有：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研究活动整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别是哪些要素导致了范式的现代转型，建构了怎样新的知识构型与学术格局？这一巨变与新构为何几乎同时地在中国与西方共同发生？中西之间在此方面有怎样的异同？“文学批评的世纪”现象到底与中西文学研究的现代巨变，包括与其中的“文学的现代建制”问题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在文学现代研究中，到底基于怎样的知识学原理，使“批评话语”被结合进学术范式问题中？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两者的结合又怎样构成文学现代研究活动的知识空间？知识研究与文化思想，以及相关的理论与批评，对于中西文学现代知识活动、审美及文化思想的现代转进，到底透露出怎样的现代性意涵？这些相关关联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从跨文化视角把握和透视中西文化现代性问题有何启发意义？应该说，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触及了现代文学研究和批评活动中的不少历史性问题。作者勇于尝试解答这些难点，值得肯定。虽然作者在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完全在这本著作中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但由此透露出了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富有启发意义的一些观点，则是值得肯定的。

具体而言，作者基于对这一历史时期文献的梳理和对学界相关研究现状的考察和分析，在论著中呈现了自己的研究思路。首先，他把这个时段各类文学研究活动统合为一个文学现代知识场域整体，并综合采用“比较的”与“总体的”两种跨文化视角及把握方式，揭示文学研究中形成的问题、格局及特征。在这种整体把握中，他进一步通过学术史与思想史互动的角度，选取了“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作为两大题旨，并以现代批评话语作为中心线索，按照“以问题为纲”的运思架构及论述方式（即通过以“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为线索，将知识原理与具体环节的论述连接起来，并重在梳理其中一些重要关节点或子问题），既以“批评话语”看待“学术范式”问题，又以“学术范式”处理“批评话语”问题，从而在跨文化视域中澄清现代学术范式与现代批评话语两者的关系，由此实现对其中的范式问题及其知识建制、知识构型、知识品质等方面的考察，实现对“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现象及论断的跨文化学理审视。

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学研究活动的比较和分析，提出：现代“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造就了文学研究的现代范式品质，构成了文学现代研究范式中的某些关键性问题，其中包括“批评话语”的跨文化学理问题。作者具体地认为：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下行”与“文化解救”二者的合力促动了文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也同时构成了知识文化中所内含的“人间性”特质，正是这一关联决定了文学研究范式现代转型及重构的根本品质。而“文学的现代建制”，作为内在于这个知识文化空间的产物，不仅直接启动了中西文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而且促成了文学现代研究在中国的“史学化格局”与在西方的“理论化格局”，亦即此范式塑造了文学现代研究活动中史学化或理论化的路向。由于现代“批评话语”产生于“文学的现代建制”当中，因而获得了基本的建制性所决定的人文性征，并广泛渗透在史学化或理论化的文学研究现代格局中，对文学现代研究范式产生持续的影响。作者最后进一步指出：文学现代研究“学术范式”与现代“批评话语”两者的并行，实质上是以文学知识话语的合法性问题为核心的一种文化事件，它内在表征出了现代性命题。因此，对此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以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多重考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作者在此论著中的思路是独特的，其支撑性材料翔实，对问题的分析也是比较深入而中肯的。

张宏辉君从1999年开始到我指导下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缘于对文学深度体验与文学理论思考的痴爱，他在硕士阶段选择了比较诗学方向，三年后他以《道与逻各斯：文化异质及其现代性与诗性阐释》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其硕士论文长达20余万字，让当时答辩委员会的老师甚是吃惊。这一论文虽然在理论、表述和材料把握上还有些生涩，但充分说明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学生。后来他继续读博，其间同时承担着学校大量繁杂的工作，长期超负荷的繁忙，这使他在学业上付出了比许多人更多的心血和时间。他对于学术有一份朴实的热爱，对于文学有一种执着而深挚的痴情，这是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我记得在他博士即将毕业之际，他曾向我表示在文学研究现代范式的跨文化比较这个论题上，他自己觉得有许多地方还没来得及全面展开和深入落实，很想能再有时间把研究做得更扎实。博士毕业数年后，他有一次曾给我聊起正准备申报一个后期资助项目，想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再把相关研究拓展与推进一步。回想起来，博士毕业后的这些年，他时时会给我联系，谈起工作、生活、治学志趣上的感受与困惑，我晓得他内心深处其实一直都有一种关于文学与学术的不甘心。确实，现在这本基于其博士学位论文的专著，尚有不少遗憾和值得斟酌的地方，著述中许多思考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学理的面相勾画、爬梳推证或逻辑思考层次，论述语言还有不少晦涩的表达、语句重复等问题，这在很多地方阻碍了其思想的有效表达。但是，这部论著无疑是他重要的学术再出发的起点。现在这本专著作为“研究生导师丛书与博士学位论文丛书”之一，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十分高兴。我更希望他能痴心不改、痴情不泯，继续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耕耘下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忘为文学、为阅读、为写作留取时间和空间，把自己的文学之思推得更远。

是为序。

王晓路

二○一七年冬

[1].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