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危机打击下的德国和日本国内情况及对华政策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德国、日本两国损失比较惨重，法西斯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幌子，煽动对外扩展。

（一）经济危机对德、日的严重打击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英国出于维持欧洲大陆均势需要，美国出于利用德国工业能力获利需要，出台了一个“道威斯计划”，给予德国8亿金马克的贷款，后又出台了杨格计划。在这些计划的鼓励下，国际资本不断流入德国，从1924年到1929年，外国投资总数高达320亿金马克。德国工业设备得以普遍更新，生产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列。但世界经济危机使美国和英国大量抽回对德国的投资，德国经济跟着全面崩溃。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对外贸易额下降60%多，物价下跌30%，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指数从103下降到46[39]，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尤其是钢铁产业的损失最为惨重。图2—3为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钢铁产量1932年比1929年下降的比例图[40]。

从图2—3可以看出，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德国重工业部门产量下降比例都超过了70%，其损害程度在五个资本主义强国中位居第2位。

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从1929年的8.5 %上升到1932年的30%以上。极高的失业率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这场危机对社会中间层的冲击是猛烈的。受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是工人和职员。在危机打击下，德国失业人数达到700万人，接近全国工人总数的半数。[41]而当时德国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在经济危机下政府又没有太多的资金用于救济，导致许多失业者、被斥退的小官员和其他中间等级破产者加入的往往是纳粹党领导的“冲锋队”。[42]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日本在1927年就爆发了金融危机，A.Morgan Young 在其著述中描述：“一个又一个的银行倒闭，政府宣布暂停金融营业；日本最大的工业企业因为缺乏运转资金而关门。在大阪，237个工厂停止开工”[43]，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从美国爆发的更大危机又来到了，使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出口方面，1931年比1929年下降46%，进口下降40%。大批银行和工商企业破产倒闭，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工业总产值下降32.9%。图2—4为日本主要工业产值下降情况图。[44]

从图2—4可以看出，日本工业在1929—1931年的经济危机中确实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与重工业密切相关的煤、铁、钢、船舶业的产值下降都超过30%。其中产值下降最严重的是船舶业，产值下降比例达到80%以上。

不仅工业产值大幅下降，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生丝价格猛跌，占农户总数40%的养蚕农户遭到致命打击。在商品市场，1931年比1929年的物价下降30%。失业人数在1931年达到170万人，每6个职工中就有一个失业者[45]。农业受到的打击更重。作为农业生产支柱的蚕茧和大米，其价格1931年比1929年下降了一半。在危机的三年中，农民负债由40亿日元上升到60亿日元[46]，农民被迫外出逃荒，卖儿卖女，甚至全家自杀。

（二）德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

1.经济危机打击下德国的对华政策

（1）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十分严重，为纳粹党人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纳粹党打着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招牌，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获得广泛的支持。针对人民普遍感到在凡尔赛体系下受压制的情绪，谴责凡尔赛条约是国耻，宣传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些宣传蒙骗了很多在经济危机中陷于绝境中的中下层民众。纳粹党的人数在经济危机前还不到10万人，到1933年猛增到近百万人。[47]在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比兴登堡领导的党多1300多万选票[48]，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希特勒还四处活动，与大资本家进行私下会谈，在有垄断资本家参加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叫嚣扩充军队，得到了垄断资本家的支持[49]。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并授命他组织一个“民族集中化”的政府[50]。从此，德国走上了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积极扩张的道路。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形成了。

德国人支持希特勒对外扩张的法西斯侵略企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德国民众的“强国梦”。德国首相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先后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最终统一了德国，成为一个新型世界大国。到20世纪初，德国在工业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德国作为后发的世界强国，殖民地比较少，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向外抢殖民地。在20世纪初期，逐渐形成了老牌殖民帝国英法俄的联合对德。1892年8月18日，法国和俄罗斯签订军事协议，共同对付德国[51]。1904年4月8日，英国和法国签订军事合作协议。[52]终于在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爆发了由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以及由英、法、俄、意大利组成的协约国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德国战败，并被迫签订了被德国人视为奇耻大辱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实行条件极为严厉的经济与军事制裁。首先，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德属东非、德属西南非、喀麦隆、多哥兰）被剥夺。德国共需赔偿2260亿马克（约合113亿英镑）且以黄金支付，后减至1320亿帝国马克。德国被解除武装，德国的陆军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不准拥有空军[5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反差，使愤怒和屈辱感迅速在德国蔓延，渴望有像俾斯麦似的人物带领德国重新走向强大。

二是希特勒对内、对外烧的“两把火”。对内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德国几乎陷于停顿的经济状态。从1932年到1937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复兴成功，希特勒加强了他在德国民众和政府的地位[54]。对外的第一把火是秘密重整军备。在短短的几年里，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超过法国。第二把火是收复失地和和平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去73485平方千米的国土，但在1938年收回了萨尔地区，占领莱茵非军事区，让奥地利“回归”德国等。第三把火则是1936年8月，通过举办柏林奥运会，向全世界宣告了德国的重新崛起。在此次奥运会上，德国所获金牌总数33枚和奖牌总数89枚，都是第一；法国和英国在此次奥运会上分别只获得了7枚和4枚金牌。为了展示德国的强大，纳粹政府印刷了大量的宣传资料，向参加奥运会的国家运动员们宣传德国的繁荣昌盛，并花费巨资在柏林兴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大型运动场，并进行了规模盛大的“奥运圣火”传递，投入大量资金对柏林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及重要比赛进行电视实况转播和电台直播，举办各种展览会、音乐会等文化活动，蒙上了一层“热爱和平”的虚伪面纱。例如，1936年8月1日，希特勒在柏林的一个巨大的新的体育馆里主持了第十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8月12日晚上，希特勒主办宴会欢迎第11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Robert Vansitart[55]，都鼓吹德国“热爱和平”。

（2）希特勒的对华政策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中国与德国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冲突。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国际上地位较低，因此德国开始大力发展，进行战后复兴经济，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长期处于列强压迫之下、任人欺凌的中国，从德国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中国人梦想着通过学习和模仿，能像德国一样的迅速经济复兴、打破不平等条约、取得国际平等地位。当时的《大公报》和《东方杂志》等报刊对德国战后复兴经验的思考、德国经验给国人带来的精神鼓舞进行了探讨。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人对希特勒、纳粹党、法西斯主义和其狂热追随者的态度，中国人被德国的法西斯独裁的高效率所吸引和启发，以及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的推崇与模仿。

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当德国产品的出口需要随着经济萧条的到来而日益增长之时，渗透中国市场的需要也显得尤为迫切了。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固执的乐观主义”，是出于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愿望”。德国国家银行董事，也是考察团成员的席佩尔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刀，德国巨大的失业率就能一举消灭，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56]对于正在迅速扩展的德国国防经济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日渐增长，1933年后中德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各自国防经济的互补利益基础上。1933年1月30日，德国纳粹党夺取了政权，军队和工业界开始携手合作。随着德国在出口市场和原料来源方面需求的扩大，一项有利于克服德国在华投资早期障碍的新的外贸政策应运而生。不仅如此，德国还帮助蒋介石按照德国国防军的模式改造国民党军队，提高其战斗力。为此，1930年至1934年，德国派了乔治·魏采尔将军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并向中国大量出售武器和军火，从中国获得了其所需战略资源锑和钨。1934年中国也是德国进口锑的唯一来源。[57]1931年第三次“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中，魏采尔提出了一个对江西根据地实行快速合围的战略，即“从四面八方毫无限制地向前推进”[58]。他的战略在原则上被蒋介石采纳，但在实际执行时却因各军将领过分视自己的军队为命根子，而遭到失败。不久，德国又向国民党派了一个军事顾问，此人即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汉斯·冯·塞克特，并帮助蒋介石打败了中央红军，迫使红军长征。当然，德国为了扩大出口，也与“伪满州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崛起，通过“组织、严密的纪律、极高的工作效率”，迅速使德国变得“团结、强大”，这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来说，也值得学习和借鉴。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必须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除了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努力之外，国民党和政府必须加大对国家的控制。甚至连“少帅”张学良1933年在出洋考察德国和意大利后也宣称，独裁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1934年塞克特来华以及俞大维就任兵工署长之职，德国在扩建长江流域兵工厂以及创建新的兵工厂、弹药厂和研究军队装备的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支配地位。一座完全由德国设备组成的全新的兵工厂建立在“新经济区”湖南株洲，主要生产20毫米、37毫米、75毫米和100毫米大炮以及相应口径的炮弹。该厂于1938年5月开始生产，同年秋迁往重庆。[59]

请看下面两个相关的统计图。

从图2—5—1、图2—5—2可以看出，当1935—1936年中国从德国进口的武器质量和数量不断增加的时候，日本对德国进口的武器数量却越来越少。例如，在1935年中国从德国进口武器的价值总量达到841千马克，占德国卖往英国、中国、匈牙利、日本、荷兰、智利的武器总量的8.1 %，处于第二位。1936年中国从德国进口武器的价值总量达到6405千马克，占德国卖往英国、中国、匈牙利、日本、荷兰、智利的武器总量的28%，处于第一位。而日本在1935—1936年，从德国进口的武器价值量从占比1.2%下降到0.8%。

由于一大部分应于1936年交货的器材直到1937年才运抵中国，所以德国在1936年实际交付给中国的军火总额应为23748千马克，而1937年则为82788.6千马克[60]，这对于中国1937年抗击日本侵略起了较大的作用。到了1937年7月，南京城防配备了德制88毫米高射炮和德制防空警报系统；在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75毫米克虏伯大炮和亨舍尔及M.A.N.型坦克；梅塞施米特和斯图加型战斗机即将被进口以补充在国内装配的容克斯飞机。中国海军已向德国订购了12艘潜水艇和几艘战舰。经过整编的师共30万人，其中8万人是精锐的突击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大多是用德制武器装备起来的。[61]

日本针对德国在抗战前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对德国在华军事工业发展非常不满，进行了大量的抗议，这表明日本政府是以极大的不信任感来看待德国加强南京政府实力的举动的。早在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进攻上海的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领精锐力量——由首都警卫军两个师和1个教导总队组成的第五军增援，该军是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并配备了先进的德式武器装备，战斗力很强。日本各大报纸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军队之所以顽强抵抗，是因为得到了德国顾问们的指导，德国顾问间接地参加了战争[62]。日本政府从1934年以来就反对外国对中国的任何援助（《日本天羽声明》就是部分针对塞克特的使命[63]），它把德国军事顾问使命的加强看作不必要地加强了中国的力量，是在经济上“侵占了日本的势力范围”。[64]以至于抗战爆发初期，日本人并不顾及德国在华利益。

2.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和对华政策

（1）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建立。面对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建立了法西斯政权。日本原有的经济基础薄弱，国内市场狭小，特别是张学良1928年在东北把五色旗改变为青天白日旗（即著名的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以后，这对于多年来苦心图谋经营东北、并把东北视为其特殊利益地区的日本无疑是当头棒喝[65]。为转移国内尖锐的矛盾，日本加大对殖民地台湾、朝鲜的剥削和奴役，并极力向外扩展所谓的“生存空间”。在这种形势下，法西斯势力趁机猖獗，法西斯分子要求在天皇名义下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本来在1924—1928年，日本为了加快发展，曾实行比较温和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退出的“币原外交”政策——承认苏联、对英美采取协调政策，对中国提出所谓的“不干涉政策”，用经济外交代替武力争夺，通过与英美搞好关系进而吸引资金发展日本的经济。在此期间，日本的政党政治也有所发展。“……正如日本记录材料显示的，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实行的是政党内阁制，政党权力很大，……真的，通过政党内阁进行决策统治的体制已经变得比较成熟，那是一个在日本被称作所谓的‘宪政政治’的时代。”[66]但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日本从英美国家吸引的资金投入变少，加之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势力、强硬分子开始上台。尤其是法西斯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日本军部，它直接听命于天皇，政府对其无权过问。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十分嚣张，他们对内公开反共，在“防止赤化”的口号下，摧残一切进步力量，制造一连串暗杀事件，甚至发动军事政变，以期达到建立法西斯专政的目的。1936年3月，受军部控制的广田弘毅上台组阁，组阁不久，就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为军部控制政权提供了合法手段。广田弘毅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把“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67]定为日本的根本国策，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并自上而下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1931年开始，政府通过以《重要产业统制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制法令，把工业、农业、金融、外贸等各领域控制起来；又在各个部门中强行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把中小企业置于财阀的控制之下。然后对各垄断企业发出大批军事订货，从1931年到1936年，军事订货共达50亿日元之巨。在此期间，政府还投资10多亿日元兴建、扩建和改组国营军事工业。到1937年，八大老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浅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财阀（日产、日氮、日曹、森、理研）拥有的资本达41.7亿日元，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27.2%。在接受军事订货的110家企业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几乎全是属于三井、三菱、住友、大仓、久原等少数财阀的。

（2）日本法西斯的对华政策。为了解决矛盾，转移民众的不满，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是个岛国，资源匮乏，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又积极引进英美资本对抗日本的垄断和控制，进一步激化了张学良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日本的许多政治家看来，满洲是‘无主’之地，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真实的）；在战略上，满洲掌握在潜在的敌人的手里将威胁日本的存在；在经济上，满洲对于日本的生存也至关重要。”[68]为此，日本统治集团决定实行扩军备战，加速经济军国主义化，对外则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那日本选择何处为突破口，向外发动侵略呢？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分析。

从地理上看，日本当时向外侵略可供选择的方向有三个，一是通过关东军掌握的东北一部分地方从陆地向北进攻苏联，以及从海上出千岛、库页岛进而从海上进攻苏联；二是通过所抢占的殖民地——中国台湾，从海上向东南亚进军；三是抢占中国东北、内蒙古，或从中国台湾海上进攻中国福建。日本为什么选择了第三个方案？这是因为第三个方案在当时最为稳妥。首先如果从陆地上或海上进攻苏联，日本感到胜算很小。早在苏俄刚成立不久，西方国家就围堵苏俄，但苏俄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强大，成为强大的苏联，加之苏联国土面积大，军事实力强，日本还不敢在此时挑战苏联。第二个方案进攻东南亚，必然要涉及东南亚国家的宗主国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国家的实力在当时大大超过日本，日本也不敢轻举妄动。而第三个方案日本进攻中国，在当时比较可行。首先从国际上看，英、美、法三国因主要关注各自国内经济的恢复，而在国际上实行“绥靖政策”，苏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愿与日本公开对抗，德国和意大利作为想挑战世界秩序的国家，也打算向外侵略扩张，故对日本的侵略暗中支持。其次，从中国国内来看，多年的军阀混战导致国家比较贫弱，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精力在对付中共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最后，日本的综合国力在当时大大强于中国，且有甲午战争战胜中国的先例。

因此，当1931年日本经济危机达到十分严重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把强占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作为其扩大海外市场、摆脱危机的首要解决策略。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鼓吹：“我国几乎无路可走，人口、粮食及其他重要问题皆无法解决，唯一途径就是断然开发东北和内蒙古。”[69]而此时英美法德在危机打击下自顾不暇，中国则因蒋介石正在全心投入进行中原大战和“围剿”工农红军耗尽了国家的财力与人力，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期间率领20万精锐东北军入关助蒋，也致使东北防务大为减弱。日本趁此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首先抢占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不久又发动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得到了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日本民众的支持，为什么呢？

首先是“强国梦”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来说真是“天佑良机”，日本没有花费很大财力、军力就赢得了“五大战胜国”的称号，并通过巴黎和会攫夺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接管了西太平洋德属诸群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之一。但不久在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日本在外交上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其一，美、英、法、意、日、中、葡、荷、比等九国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70]。其二，美、英、法、日四国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条约生效后，英、日1911年的同盟协定应予终止，英、日也逐渐从盟友走向了某种程度的对抗。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美、英、法、日、意五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该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限额分别为：美、英两国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71]它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为美国进一步对华扩张和争夺亚太地区的霸权提供了条件。这些使日本国内具有所谓“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国主义”狂热分子不满，这其中也包括许多受到“武士道”精神洗脑的民众。

其次，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对日本的致命打击——国际贸易体制的崩溃，日本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美元、英镑大大减少，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在全球性危机中遭到沉重打击，失业率上升，再加上连续几年的干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而日本的政党内阁却热衷于把危机转嫁给国民，以此来挽救大资本家。日本民众对政府极端不满，也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强势”力量来带领日本走出“困境”。甚至在日本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也支持军部。1932年6月，日本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日本举国欢腾地倒向了法西斯的一边，全国都沉浸于支持法西斯、支持战争的狂热之中。

再次，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大量宣传，模糊了国民的视线。比如，1931年，日本各地法西斯军人利用讲演会，甚至用飞机散发传单，狂热地宣传东北和内蒙古是花费“十万英灵，二十亿国帑”而获得的圣地，东北和内蒙古是“帝国的生命线”，中国竟然在“东北和内蒙古排日”，煽动战争的热潮和国民的排外主义意识，很容易引起日本国民的共鸣。为了让日本对外发动侵略，一些法西斯分子甚至企图模仿希特勒，发动恐怖袭击和政变，夺取政府权力。例如，1932年，日本军队里的“铁血团”暗杀占了财政部长、三井财阀Inouye Baron Dan，以及总理犬养毅[72]。1936年2月26日，包括22名军官和1400名士兵的日军第三步兵团占领了东京的战略要点，违抗他们的命令去国外，并计划谋杀总理和一些内阁官员[73]。

最后，前面所探讨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35年年底进行的“法币”改革，使中国货币与美元和英镑挂钩，在日本看来，这是中国在经济上配合英美国家排挤日本在华经济势力。

为此，日本不惜发动对中国局部的军事侵略和军事威胁，扶持“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一些地方的“自治政府”的成立，加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逐渐改变对外政策，为国共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双方关系的逐步改善，以及双方暗中密谈合作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