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问题的提出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真疯还是假狂，或兼而有之？芥川龙之介《竹林中》里哪位叙述者的话可信，或者根本就没有真相存在？纳博科夫《洛丽塔》中的亨伯特是真诚的自我忏悔者吗？……面对这些，我们无法，也不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然而，有一点却是非常肯定的，这些叙述者传达信息的可靠性都值得怀疑。
本书以不可靠叙述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确立于20世纪文学实践和叙事理论发展的整体现状。不可靠叙述的出现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已经产生，比如劳伦斯·斯泰恩的《项狄传》。布斯（Wayne C.Booth）将不可靠叙述者的历史追溯到拉伯雷的《巨人传》[1]。布鲁诺·泽维克（Bruno Zerweck）甚至提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罗伯特·亨利逊的《克雷斯德的遗言》以及威廉·邓巴的许多作品中都能找到不可靠叙述者。[2] 检视20世纪以来的中外文学文本，尤其是西方文学文本，比如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林·拉德纳的《理发》、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在我弥留之际》、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说谎者》《圣泉》、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盲刺客》、海明威的《我的老爸》……大批不可靠叙述文本不断涌现，不可靠叙述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与其创作实践的繁复相比，不可靠叙述的理论探讨相对滞后。诚如韦勒克所言，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众多理论流派新见迭出。不可否认，精神分析批评能对亨伯特等不可靠叙述者做出某些令人信服的心理分析，新批评的“含混”研究也能对不可靠叙述的语言机制提供某种理论借鉴。然而，面对 20世纪兴起的此种不可规约的文学现象，需要理论家面对丰富的创作实践，探索新的批评模式，生发新的理论灵感。
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论探讨始于布斯《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1961）。在该书中，布斯首创“不可靠叙述”（unreliabe narration）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从而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叙事学研究领域。直到现在，叙事信息的可靠与否仍然是叙事学中最令人着迷的问题之一。此后，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里蒙—凯南（Rimmon-Kenan，Shlomith）塔玛·雅可比（Tamar Yacobi）、安塞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薇拉·纽宁（Vera Nünning）、布鲁诺·泽维克（Bruno Zerweck）、汉森（Per Krogh Hansen）、奥尔森·格雷塔（Olson Greta）、多丽·科恩（Dorrit Cohn）、莫妮卡·弗雷德尼克（Monika Fludemik）、库瑞（Currie）等学者都专门撰文对不可靠叙述进行探讨，正如雅可比指出的，“不可靠叙述成为当代叙事理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3]。随着探讨的日渐深入，西方理论界逐步形成了修辞派、认知派、历史文化意识派三种研究路径。国内学界的赵毅衡、申丹、胡亚敏等学者较早涉及这一问题，尚必武、张丽、王浩等学者也译介了国外关于不可靠叙述的新的研究成果。但整体说来，国内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探讨还不多见，文章多为以西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不可靠叙述理论进行文本分析，缺乏对理论本身的深入探讨。
丰富的文学现实需要理论工作者做出应对。尽管国内外学界都颇为关注“不可靠叙述”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目前该领域尚未出现专著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理论探讨散见于各类期刊文章和部分论著的章节中。笔者选定这一研究对象，着力对不可靠叙述进行系统论述：在厘清不可靠叙述内涵的基础上，分别从类型研究、形成机制、艺术效果、叙事伦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察。本书旨在为不可靠叙述搭建一个合理的理论阐释框架，从而更好地推进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二 研究现状概览
文献资料（证据）分析或回顾是科学研究程序中的一个部分[4]，也是科学研究中首要的学术规范。任何研究或研究者都是借鉴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来明确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以及在研究中可能运用的方法，审查、检验与修正已有的理论与研究结论，进而提出自己的研究发现或建构自己的理论。半个世纪以来，不可靠叙述研究凝聚了众多理论家的智慧，他们的论述已成为当前理论探讨的基点。在展开具体论述前，我们需要大体描述一下前人的研究现状。
（一）研究现状
“尽管韦恩·C.布斯并不是对不值得信赖的叙述者的现象加以评论的第一人，但他在《小说修辞学》中对可靠和不可靠叙述的处理仍然是这一区别的主要来源。”[5] 在该书中，布斯首次提出“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同时也开创了对不可靠叙述的修辞研究路径。“当叙述者的讲述或行动与作品的思想规范（也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一致时，我将这类叙述者称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则称为不可靠的叙述者。”[6] 布斯这一经典界定对不可靠叙述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将理论视点主要锁定在不可靠叙述者身上，布斯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阐释力度也深受限制。詹姆斯·费伦是布斯的得意门生，成为当今修辞派的代表人物。他借鉴认知派重视读者因素的观点，批判地继承了布斯的思想，从多方面发展了不可靠叙述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深受布斯专注于叙述者的影响，仅探讨了同故事叙事模式下叙述者的不可靠性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理论的概括力。
认知转向代表了不可靠叙述理论的首次范式转换。1981年，塔马·雅可比在《今日诗学》（Poetic Today）上发表了《论交流中的虚构叙事可靠性问题》一文，首次对修辞派理论进行诘难。该文一反布斯所树立的隐含作者的权威，将不可靠叙述的判定权交给了读者，明确提出，面对文本中的难以解释的细节或种种不一致之处，读者有权拥有广泛的调解和综合解决策略。[7] 也就是说，雅克比并不将不可靠性看作是文本自身的特征，而是读者理解的产物。她将不可靠性界定为一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机制”，即对于文本中的不一致，读者可以采取相应的阅读假设或协调机制加以解决。作为认知派的中坚力量，纽宁夫妇以其颇具创见的理论言说推动了认知研究方法走向深入。
两种研究路径各有利弊，立场的迥异导致两派学者在理论界产生激烈交锋。近来有不少学者试图调和这两种研究方法，甚至有学者提出应该将二者结合，采用“认知—修辞”的综合性方法。那么，二者能否综合？如果可以，在何种基础上综合？布鲁诺·泽维克作出了可贵的努力。2001年，他在《文体》（Style）上发表了题为《不可靠叙述的历史演变：虚构叙事中的不可靠性和文化话语》的文章，颇具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历史文化意识转向。这第二次转向是否成立尚待证明，然而，修辞派与认知派对历史文化动态发展的关注却是一种共同的趋向。文学与历史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只有将作品创作时期的意义和价值构成中的历史变化考虑进来，不可靠叙述研究才是富有成效的。
在国内，赵毅衡较早关注到不可靠叙述，在其专著《苦恼的叙述者》和《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都设置了专章进行讨论。赵毅衡总体上比较认同布斯的不可靠叙述观，但也在细致的考察中修正了布斯的某些观念，从而推进了不可靠叙述理论走向深入。徐岱的《小说叙事学》、胡亚敏的《叙事学》也较早涉及不可靠叙述问题。此后，刘俐俐的《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祖国颂的《叙事的诗学》等论著均涉及对不可靠叙述，尤其是不可靠叙述者的分析、探讨。由于国内鲜见认知派不可靠叙述理论的介绍性文章，因而，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解基本还是处于修辞派理论框架下。近些年，不可靠叙述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认知派理论逐步被介绍到国内，申丹、谭君强等学者也就不可靠叙述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看法，比如，谭君强关于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的可逆性的阐发就颇具洞见。
（二）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理论阐释和论争，不可靠叙述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成为当前不可靠叙述理论中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历史文化意识派也以其对历史文化维度的强调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纵观中外不可靠叙述理论整个发展历程，我们在肯定现有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发现当前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
1.理论家们颇为关注叙述不可靠性类型的划分，然而，对其形成机制的分析却鲜见于各类研究文章。其实，叙述声音和叙事模式等与叙述的可靠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这方面的探讨却很少见。实际上，形成机制涉及对叙述可靠与否的判定，只有获得对不可靠叙述的判定，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不可靠叙述所涉及的各种理论问题。因而，对形成机制的研究是不可靠叙述理论走向深入所不可或缺的。
2.当前对于不可靠叙述伦理维度的研究，多陷于传统伦理批评的模式，忽视了叙事文本中伦理问题的独特性，而以理性伦理对叙事文本中的人物进行道德裁判。不可靠叙述容易引发道德混乱，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有必要从伦理维度对不可靠叙述文本进行审视，然而，在批评实践中也应该注意叙事文本中伦理问题的独特性，采取针对性和策略性的批评方法。因而，笔者从叙事伦理角度切入，尝试着提出五维度叙事伦理分析法，以期以符合叙事文本特质的方式，推进对不可靠叙述伦理维度的研究。
3.当前对不可靠叙述的探讨基本上还是将其认定为“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诚然，赘叙、省叙及同故事叙述等叙事技法的运用都是不可靠叙述文本策略的具体表现，不可靠叙述也往往通过种种策略传达出来。然而，纵观不可靠叙述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不可靠叙述已经具有了作为文学观念的独立品格（详见第一章第一节）。因而，将不可靠叙述认定为一种文学观念不仅有助于将不可靠叙述研究推向深入，而且也将能在更宽阔的视野中把握 20世纪以来纷繁的文学思潮。
纽宁在一篇文章中谈道，在不可靠叙述研究中“至少还有六个重要领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8]，其中提出应拓宽对不可靠叙述的跨学科、跨领域等方面的研究等看法。的确，不可靠叙述是一种覆盖面很强的理论，如果仅限于文学文本，甚至小说文本领域无法将其理论辐射力量充分展示出来。当然，对叙事文学作品中不可靠叙述的细致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二者并不矛盾。笔者赞同这种理论前瞻，也将在结语中作进一步阐述。
三 研究目标及主要内容
（一）研究目标
基于不可靠叙述既有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书确定了如下研究目标：在对已有理论资源的清理中，揭示不可靠叙述的内涵，为研究对象划定边界；在此基础上，从类型研究、形成机制、艺术效果切入，对不可靠叙述进行整体性研究，进而将研究视界拓展到叙事伦理之中，打通由文本之内走向文本之外的研究路径，从而尽可能获得对不可靠叙述的全方位、立体式把握。
本书从20世纪整个大背景下观照不可靠叙述理论的历史演进，在对于前人理论阐释的评析中，明确不可靠叙述的理论内涵，并初步描述不可靠叙述的叙事交流情况。通过对已有叙述不可靠性类型研究成果的辨析，认为以叙述主体作为新的类型划分标准将更为合理，进而从叙述者—叙述的不可靠性、人物—叙述的不可靠性、隐含作者—叙述的不可靠性这三大类型进行具体阐述。对不可靠叙述形成机制进行研究，结合具体文本进行详尽阐发。探究不可靠叙述的艺术效果，主要针对反讽和含混两种效果展开论述。从叙事伦理的角度观照不可靠叙述，提出五维度叙事伦理分析法，并结合具体文本展现不可靠叙述中丰富的伦理交流场域。
“方法，是从研究客体运动规律性出发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掌握现实的形式，是改造实践活动或认识理论活动的调节原则体系。在科学中，方法是研究和叙述材料的手段。”[9] 方法既是人们掌握现实的一种形式，又是人们认识与实践活动的原则指导体系。在对不可靠叙述的具体论述中，本书力图坚守以下几个原则：（1）对于基本理论著作及论文精读、细读。由于当前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西方学者，因而，论文大量采用第一手外文资料。（2）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可靠叙述理论源于对20世纪以来叙事文学作品中大量的不可靠叙述这一不可规约文学现象的理论概括，因而，笔者在论述中，力图将不可靠叙述的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本书的理论阐述根植于对大量叙事文本的具体的文本分析之中，这种将理论研究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思路，无疑能使理论探讨站在一个坚实的基点上。（3）采用类型研究法，以便使理论阐释明晰化，同时也要注重对类型划分的动态把握，强调其间的相互联系。（4）采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考察的方法及多学科研究的参证思路。我们既要看到西方近百年来社会历史演变的因素，也要看到文化、文学本身发展的趋势；既要注意社会环境等客观条件，又要注意作家方面的主观条件；既要重视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又不能忽视其他重要的偶然因素。不可靠叙述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它的成因绝不会是单一的，它必然是错综地渗透着各方面的交叉影响的。（5）注重借鉴语言学、伦理学、阅读理论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主要内容
不可靠叙述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叙事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前沿学术命题。本书以不可靠叙述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主要基于20世纪文学实践和叙事理论发展的整体现状。通过对不可靠叙述理论的系统梳理，首先明确“不可靠叙述”的内涵，进而从不可靠性的类型研究、不可靠叙述的形成机制和艺术效果等角度进行研究，并进一步从叙事伦理角度对不可靠叙述进行观照，以便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域获得对不可靠叙述的深刻理解。
第一章将不可靠叙述置于整个叙事传统视野下，鉴于叙事传统的延续性，首先探讨可靠叙述叙事传统形成的原因，认为对于理性的追求、对于文艺社会功用说的推崇、作者权威的树立和注重“叙述什么”的传统叙事观念的影响，是可靠叙述何以能在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一直成为默认的叙述模式的重要原因。由此进一步探讨了叙事观念从可靠叙述向不可靠叙述的转化，重点放在探究社会历史文化变迁及文学自身发展诸因素是如何促成不可靠叙述的生成。
第二章在对“不可靠”和“叙述”两个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对不可靠叙述理论的发生、发展进行了详细评述：一方面，着力梳理和辨析了国外以修辞派、认知派和历史文化意识派这三派的不可靠叙述观；另一方面，关注到了国内叙事学蓬勃发展之下对于不可靠叙述理论的译介、本土化阐释以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实践。
第三章着力对不可靠叙述的内涵进行阐发：当叙述者对于虚构世界的讲述、感知和价值判断，与隐含作者所可能提供的讲述及其价值规范之间形成冲突，从而引发读者对于叙述话语可靠性的怀疑，我们称之为不可靠叙述。作为20世纪以来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不可靠叙述主要表现为种种文本机制引发的叙述话语的不可靠性，历史文化语境在文本叙述可靠性与否的判定中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最后结合具体作品，以可靠叙述作为对照，展示出不可靠叙述复杂的叙事交流情况。
第四章聚焦于叙述不可靠性的类型划分。学者已经从类型研究的角度对叙述不可靠性提出过各种划分办法，较具代表性的有：“轴线说”、“阅读假设”说、“明暗”说。通过对上述类型划分的评析与借鉴，本章提出以叙述主体为标准的新的类型划分。在阐明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都能在文本中成为叙述主体的基础上，阐述了重新进行类型划分的原因，从而确立叙述不可靠性的三种类型：叙述者—叙述的不可靠性、人物—叙述的不可靠性、隐含作者—叙述的不可靠性，进而分别对这三种类型展开具体分析。
第五章集中探讨不可靠叙述的形成机制，主要从有缺陷的叙述者、异常的叙述声音、同故事叙述、省叙和赘叙、二度叙事等方面展开具体分析。对于形成机制的探讨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不可靠叙述的识别、判断，深化对文本的理解，使探讨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的基点上，从而有效避免那种过于感性化、个人化的判断。
第六章论述了不可靠叙述的艺术效果。通过展示前人关于不可靠叙述的效果研究，本章将论述的焦点进一步集中到不可靠叙述的艺术效果，主要考察了两种艺术效果：反讽和含混。在探讨不可靠叙述的反讽效果时，依据反讽指向的不同，区别出两种反讽效果：指向人物和社会情境的反讽、指向叙述者的反讽。在探讨不可靠叙述的含混效果时，依据隐含作者对文本的控制情况，区分出两种含混效果：控制型含混和非控制型含混。不可靠叙述的艺术效果极大地激发了读者对于文本积极、主动的思考，呼唤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来。
第七章着力于对不可靠叙述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探讨。面对不可靠叙述可能产生的道德混乱，本章提出从叙事伦理角度对不可靠叙述进行观照。首先，阐述叙事伦理是不可靠叙述的必要观照角度，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明确叙事伦理的内涵，认为相较于传统伦理批评，叙事伦理批评是更契合文本的伦理观照方式；论述了叙事伦理进入不可靠叙述的必要性及其适用性。其次，提出“五维度叙事伦理分析法”作为叙事伦理的具体观照方式，并结合第六章所论及的不可靠叙述的反讽和含混两种艺术效果，选取代表性文本进行分析。
结语是对全书的总结，简明陈述了本书的主要观点，从叙事学维度对不可靠叙述研究进行反思，进而指出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仍然有着很大的拓展空间。
[1]W.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239.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出自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可靠叙述”的内涵，笔者直接阅读原著，并就相关论述进行翻译。在翻译中，参考了华明、胡晓苏、周宪译的《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傅礼军译的《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两个译本。
[2]Bruno Zerweck.Historic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unreliability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narrative fiction，Style（spring），2001.
[3][美]詹姆斯·费伦、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4][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3—815页。
[5]James.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p.110.
[6]W.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158.
[7]Tamar Yacobi.Fictional Reliability as a Communicative Problem，Poetics Today，Vol.2，Narratology Ⅲ：Narration and Perspective in Fiction.（Winter，1981），p.114.
[8][美]詹姆斯·费伦、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马海良、宁一中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9][苏]Д.М.阿尔汉格尔斯基主编：《伦理学研究方法论》，赵春福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