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谈及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英美文学界，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针对“小说之死”进行的一轮又一轮的论争。确切地说，“小说之死”的论调在现代主义小说诞生之时就已出现。托马斯·曼（Thomas Mann）曾说：“我赶上了伟大的十九世纪的尾声，我是幸运的，而你们即将面临的时代将是一个浅薄的时代。”[1]然而，20世纪初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和伍尔夫等一大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横空出世，打破了这一预言。现代主义文学式微之后，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未来小说漫话》中旧话重提，表达自己对“未来小说”发展的深切忧虑：
小说是否有无限前景，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20世纪的小说名家——普鲁斯特、乔依斯、曼和卡夫卡——撰写了空前绝后的杰作。这些杰作宣告了小说的末日，进一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了。有时，叙事性艺术本身的确似乎已消亡了。我们在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在塞万提斯、菲尔丁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所熟悉的人物角色都已不翼而飞了。一个个个性完整，有雄心、有激情、有灵魂、有命运的和谐人物已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松散的、残缺的、错综复杂而又支离破碎的，难以名状的古怪人物，我在心绪不佳时，几乎可以使自己相信，小说如同印第安人的编织术，是一门日趋没落的艺术。[2]
在贝娄看来，现代主义之后的“未来小说”无前途可言。不独贝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作家、批评家，都对小说创作的未来深表忧虑，整个文坛笼罩在一片“小说之死”的阴影之下。1954年，英国《观察家报》（Observer）连续刊登了一个专题讨论系列，题为：“小说死了吗？”足见此论调之盛。1967年，约翰·巴思（John Bathe）发表《枯竭的文学》，公然声称“文学史……几乎穷尽了新颖的可能性”“试图显著地扩大‘有独创性的’文学的积累，不用说长篇小说，甚而至于一篇传统的短篇小说，也许显得太自以为是，太幼稚天真；文学早已日暮途穷了”[3]。约翰·福尔斯在（John Fowles）《有关一部未完成小说的笔记》中也提到，“自从开始写作《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tenant’s Woman），我就一直读到有关小说的讣告”[4]。总之，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认为小说徘徊在一个“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
从“小说之死”这一时代背景来理解《法国中尉的女人》开创的“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Novel）创作潮流，对全面地认识这一文学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博卡尔迪（Mariadele Boccardi）指出，“自《法国中尉的女人》以来，当代英国小说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历史转向’（turn to history）——小说从对现实主义和历史语境的拒斥到重新回归历史和传统，历史小说的创作一时蔚然成风”[5]。在本书中，笔者将这次“历史转向”视为作家应对“小说之死”的危机，寻找小说从形式创新枯竭的困境中突围之路，使小说重新赢得读者而进行的一次重要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新维多利亚小说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当代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众所周知，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与20世纪初的“语言论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密切相关。受语言论转向的影响，以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文学的历史之维大都持排斥的态度。在文学创作上，现代主义者出于对语言和形式的迷恋，将历史和现实从作品中放逐，使小说成了一种高度“求新”和“炫技”的“自恋叙事”（nacissistic narrative）[6]。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小说越来越曲高和寡，丧失大量的读者。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前面提到的小说形式创新的枯竭，以及由此引发的作家集体性的创作焦虑。可以说，“历史”重新激发了当代作家的“叙事欲望”（narrative desire），促使他们在创作中“努力寻找自身与大英帝国光荣过去的关联并将其推向未来”[7]。在这个意义上，新维多利亚小说引领并完成了英国当代小说的这次“历史大逃亡”。
《法国中尉的女人》转向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和传统。福尔斯创造性地糅合了现实主义手法、罗曼司叙事因素和现代主义元小说的自恋叙事，讲述了一个可以从多个层面“雅俗共赏”的故事，向读者和批评界展示了一个高度矛盾性、杂糅性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这充分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英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新的特征，即小说逐步摆脱形式主义文本中心论的制约，重新向历史和语境回归。
然而，新维多利亚小说的这次“历史转向”并非单纯地要回到前现代主义时期，向维多利亚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致敬”（homage）。经历了现代主义艺术理念的洗礼，以福尔斯、拜厄特（A.S.Byatt）、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等为代表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作家已经深谙语言在“指涉性”（referentiality）问题上的局限，无法真正建立起对语言指称外部现实的信念。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反对现代主义将维多利亚的历史和传统“弃之如敝履”的鲁莽行为，主张以反讽的姿态“重访”（revisit）历史和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并未抛弃作为现代主义伟大遗产的元小说叙事，对“语言指涉外部现实”的能力深表质疑。这种形式上的杂糅性和不确定性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矛盾和张力所在。
二
自1967年《法国中尉的女人》问世以来，新维多利亚小说已历经四十余年，然而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被讨论主要始自20世纪末。严格地说，新维多利亚小说并非一个文学团体或流派，它只是当前评论界对一个松散的、尚未完全终结的、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文学作品群体的命名。因为新维多利亚小说是英国当代“新维多利亚主义”（Neo-Victorianism）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首先将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研究置于这一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
“新维多利亚主义”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在通俗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并行，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截至目前，这一术语几乎成为一个可以容纳一切的文化符码。在谷歌中搜索“Neo-Victorian”（新维多利亚），出现最多的并非小说或电影，而是服饰、装潢，以及各种“向维多利亚传统致敬”的审美和生活方式。Oxford Bibliographies（牛津大学文献）网站2012年收录“Neo-Victorian”词条时，撰文者杰西卡·考克斯（Jessica Cox）甚至将“新维多利亚”理解为一个新的学科（new discipline）[8]。“新维多利亚”的流行及其概念的悬而未决，致使“新维多利亚小说”同样难以界定。譬如，Listopia网站列举了78部“最佳新维多利亚小说”（best Neo-Victorian novels），而其选取标准仅仅是“以维多利亚时期为背景的现代小说”[9]，学界公认的这一文类的源头《法国中尉的女人》和《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赫然不在其列。许多被冠以“新维多利亚小说”名头的只是一些以维多利亚时期为背景的通俗历史小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维多利亚小说”。
2008年之前，“新维多利亚小说”“后维多利亚小说”（post-Victorian novel）和“怀旧的维多利亚小说”（retro-Victorian Novel）这三种不同的命名方式一直在批评界并用。随着2008年《新维多利亚研究》（Neo-Victorian Studies）的创刊，尤其是一些专著和论文集的陆续出版，“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Novel）的名称被最终确立。大致来说，早期的研究（从1995年“新维多利亚小说”概念的提出[10]至2008年）主要围绕着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命名及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2008年至今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四个理论视角：性别政治研究、怀旧研究、创伤研究和幽灵叙事研究。
首先，在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重写中，女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后现代作家注重在经典重写中对传统维多利亚女性形象进行“修正主义”（revisionist）重构，“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由此成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其次，受后现代消费文化观念的影响，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叙事呈现出明显的“怀旧”（nostalgia）倾向。有学者在美学风格上将其归为“怀旧的后现代主义”（nostalgic postmodernism），分析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怀旧”，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此外，由于新维多利亚小说致力于对“另一类维多利亚人”（another Victorians）的重构，创伤研究（trauma studies）也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的一个关注点。最后，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哥特因素一开始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目前对新维多利亚小说“幽灵叙事”（spectral narrative）的研究正在展开。基于上述理论成果，本书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的层面，从“元历史罗曼司”（meta-historical romance）叙事模式、空间化叙事文本（spatial narrative）以及复调性叙述声音（polyphonic narrative voice）三个方面展开。
三
本书除去绪论和余论，共由四个章节构成：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叙事重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叙事时间和空间，以及叙事声音。
绪论部分引入德里达幽灵学（hauntology）的方法，将新维多利亚小说理解为后现代作家以“幽灵书写”（spectral writing）的形式在维多利亚历史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展开的一场对话。逝者已逝，以在场的方式遗留下来的只有相关的“踪迹”（traces）。新维多利亚作家采用“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形式将这些历史踪迹融入后现代意识形态对维多利亚历史重构的过程之中，使新维多利亚小说文本成了当代作家与维多利亚前辈“幽灵”之间话语交锋的重要“场所”（topos）。
第一章主要分析新维多利亚小说中作为权利话语建构的重要策略的历史叙事，探讨维多利亚时期以什么样的形象被再现的问题。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描述了一个保守、虚伪的维多利亚“理性王国”（realm of rationality）。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和《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深入刻画了19世纪唯灵论（spiritualism）与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宗教信仰危机，堪为一幅维多利亚时代人的精神肖像图。斯威夫特《水之乡》（Waterland）和《从此以后》（Everafter）以家族叙事的形式将维多利亚世界呈现为一个进步的“理性王国”与怀旧的“异国他乡”（foreign country）的合奏曲。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维多利亚和后现代两个时期通常被共时性地糅合在一起，在当代意识形态“后视镜”（rearview mirror）的折射下，历史呈现出一副陌生而怪异的“他者”（the other）面孔。
第二章转向对新维多利亚小说“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的研究。首先以《法国中尉的女人》《占有》和《从此以后》为例，分析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罗曼司叙事和元小说“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然后探讨现实主义的“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通俗小说中的罗曼司叙事因素，以及元小说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三者之间如何构成对话与消解的关系。“元历史罗曼司”的叙事模式使新维多利亚小说呈现出复杂的叙事、美学特征。小说对传统历史叙事真实性的质疑不仅在理论的层面展开，而且通过罗曼司和现实主义两大文体的并置得以深化。
第三章主要论证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叙事时间和空间。新维多利亚小说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的线性时间结构，建构了“空间化的历史”（spatial history）。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在叙事形式和存在主义的时间体验两个方面破除了“线性时间”（temporal linearity）的虚妄，以“时间是一个房间”（“time is a room”）的空间化隐喻，对存在和自由等问题进行了积极反思。《占有》和《天使与昆虫》中，主要表现为相对于“进步”（progress）、“理性”（rationality）等男性话语支撑的线性时间而存在的“女性时间”（women's time）。拜厄特在作品中结合了性别意识和历史意识，既在空间上反映了女性生存的边缘性，也在时间上表达了女性历史的循环往复，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女性历史的血脉。在斯威夫特《水之乡》和《从此以后》中，历史多以“记忆”（recollection）的形式展开，时间随记忆的发散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随意穿梭，呈现为“网状时间”结构。斯威夫特强调历史中的一个个“此时此在”（now and here），在小说中绘制了一幅幅由“此时此在”的时空坐标构成的“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地图。
第四章是对新维多利亚小说叙事声音的分析。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开放性的文本结构使各种不同的声音均参与对历史的言说，历史叙事呈现为众声喧哗的对话性特征。新维多利亚小说叙述声音的复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法国中尉的女人》），作者与亡者之间的对话（《占有》《婚姻天使》），边缘与中心的对话（《水之乡》）。这些对话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的话语独白和权威叙事声音，使历史成为福柯意义上的“共时性权利之争”。
余论部分是批判性反思。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幽灵书写使历史陷入丧失了客体的无休止的意义追寻，维多利亚时代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怀旧中“遥远的异国他乡”。然而，新维多利亚小说并非“怀旧的后现代主义”（nostalgic postmodernism），元小说的“自我意识”使作家始终保持了对历史罗曼司行为背后的权力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人文立场。面对历史和传统，新维多利亚作家怀旧与反讽并存，历史的救赎意识与批判精神同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开创了后现代语境下一种新的历史书写范式，使小说摆脱了形式试验的困境，重新赢得了众多读者。而且这一叙事模式充分彰显了小说这一文体的整合性、包容性、吸纳性和无限拓展性的本质特征，表述了后现代主义矛盾性、不确定性的时代精神。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新维多利亚小说历史叙事研究》（山东大学，2012年）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从论文成稿到毕业答辩，再到筹备出版，五年的时间已经匆匆逝去。这五年间，国外几乎每年都有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方面的专著或论文集问世。新维多利亚小说越来越引起文学理论界的关注。然而国内学者中对这一领域涉足者寥寥。本书乃抛砖引玉之作，论述错误或理论偏颇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杜丽丽
2017年2月18日
于美国圣母大学Decio Building 206
[1] 转引自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05页。
[2] [美]索尔·贝娄：《未来小说漫话》，王宁、 顾明栋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3] 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The Friday Book：Essays and Other Non-Fiction，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64.
[4] John Fowles，“Notes on an unfinished novel”，Wormholes，London：Jonathan Cape，1998，p.25.
[5] Mariadele Boccardi，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Palgrave Macmillan，2009，pp.1-2.
[6] Linda Hutcheon，Narcissistic Narrative：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London：Routledge，1980，p.1.
[7] 具体论述参看Tim S.Gauthier，Narrative Desire and Historical Reparations：A.S.Byatt，Ian McEwan，Salmon Rushdie，New York：Routledge，2006，p.1。
[8] http：//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9799558/obo-9780199799 558-0083.xml#firstMatch，2011年9月30日。
[9] http：//www.goodreads.com/list/show/5436.Best_neo_victorian_novels，2014年5月18日。
[10] Dana Shiller，“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Studies in the Novel，Vol.29，No.4，1997，pp.538-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