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公羊传》是《春秋公羊传》的简称，又称《公羊春秋》，是一部传解《春秋》的著作，与《左传》《穀梁传》并称为“《春秋》三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公羊传》在三传中乃至儒家经典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同是对《春秋》一经的诠释，《左传》以述史为目的，旨在求真，着眼过去，探讨“历史曾经是什么”；而《公羊传》则以改制为目的，旨在求善，着眼未来，探讨“历史应该是什么”。因此公羊学并不执着于史实，而是注重发挥《春秋》之“微言大义”，阐发出“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等独具特色的理论，强调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和有序性，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终极目标。而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公羊学要求人们必须积极改善当下的制度，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由于其独特的关怀对象和理论体系，公羊学在儒家学派中独树一帜，先后两次在中国历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光彩和深远的影响。

公羊学阐发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独特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一统”说。“大一统”说出自《公羊传》对《春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此后又经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学家发展成一个蕴含丰富的理论，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观念，成为千百年来维系国家统一的强大凝聚力。

公羊学还有一套宣扬历史进步的“三世”说。公羊家根据距孔子所处年代的远近，将《春秋》所录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后来又进一步引申出人类社会必由“衰乱世”至“升平世”至“太平世”的历史进化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将越来越发展进步，终至实现理想社会。

“三统”说是公羊学非常重要的理论。按照公羊学的说法，朝代的递嬗要按照黑、白、赤三统的顺序循环交替，每个王朝都按照自己所得之“统”来“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这个说法看似无稽，但却蕴含了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改制，也就是要求人们根据历史的变化而因时变革。

此外，公羊学还有“王鲁”“进夷狄”“大复仇”“讥世卿”及灾异说等理论。公羊学的一些理论别说是在今天，就是在历史上也长期不为人所理解，而被人们责以荒诞。然而就是有着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学，却在汉代和清代两次成为重大历史变革的主导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羊学家最为可贵之处是与时俱进，他们不是“述而不作”，而是“述而且作”。他们虽然继续围绕经传阐发义理，但并不是一成不变，固守旧说，而是因应时代变化，每有增益，每有创新。

公羊学在两千年中走过了一个极不平凡的历程。西汉初年，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毋生写定《公羊传》于竹帛，结束了《公羊传》数百年口耳相传的历史。汉武帝年间，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建立起公羊学的理论体系，并向汉武帝上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这样，第一位公羊大师董仲舒用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推动儒学登上了统治思想的崇隆地位，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经学时代。于是，《公羊传》首先从儒家经典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汉统治思想的主体，具有最高的理论权威，渗透到了国家政治的各个角落，甚至成为朝廷决定国家大事的依据和官员审判案件的法典，汉代以公羊大义决狱的例子屡见不鲜，董仲舒专门著有一本《春秋决狱》。

东汉末年，何休注解《公羊传》，吸收两三百年间公羊学发展的成果，对两汉公羊学做了一个系统总结，进一步完善了公羊学的理论体系。东汉以后，公羊学陷入了长达千年的沉寂之中，《公羊传》虽然仍被列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但其精深理论的意涵几乎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潜心研习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

但公羊学的思想光辉注定不可能永远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清代乾隆年间，沉寂千年的公羊学悄然走上了复兴之路。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在元代春秋学家赵汸《春秋属辞》的启发下，著《春秋正辞》归纳公羊义例。此后经刘逢禄的发展壮大，龚自珍和魏源的改造发展，公羊学终于成为晚清的学术风尚。

晚清，列强环伺，中国危亡，宣扬改制变革的公羊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最后一位公羊学大师康有为将清代公羊学百年来的发展推向极致，空前发挥公羊学思想，并以之作为推行维新变法的强大理论依据。在经学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公羊学再度跃上了中国学术和政治舞台的中心。康有为以“三统”改制说来倡导变革，并将西方的制度也纳入“三统”范围之内，以“三世”进化说论证了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制度的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更结合《礼运》“大同”“小康”说，阐发出“乱世”至“小康”至“大同”的“三世”发展模式，将大同社会作为最高的发展阶段。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所宣扬的公羊学冲击了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经学时代实际上是始于公羊，亦终于公羊。仅从这一点来讲，对公羊学的研究亦是十分必要的。近些年来虽然有关公羊学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但对于有着繁杂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公羊学来说，仍嫌不足。尤其是有关公羊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尚有大力开拓的空间。

徐复观先生曾指出：“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之空洞化；更由经学史的空洞化，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则此一代表古代文化大传统，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失坠，乃必然之事。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为了经学史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这里把它称为‘经学思想’。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2]姜广辉先生更进一步指出：“经学的主旨是什么呢？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3]学术传承源流的研究是经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但经学能够世代相传并不断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除了人的不断传承外，更重要的是其内涵意义的不断诠释与丰富。因此，经学思想才是经学的本质所在，经学研究必须重视经学思想的研究。

《公羊学思想史研究》的目标并不是一部公羊学史，无意面面俱到地介绍公羊学的学派流变、传承统绪，亦无心梳理《春秋》书法或公羊条例。本书关注的是思想，是从经学思想的角度展开对公羊学的研究，试图通过《公羊传》的思想研究、通过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几位公羊学家的思想研究，串联起公羊学思想从先秦到晚清的发生、发展过程，探讨公羊学思想的核心价值以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挖掘公羊学中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资源。本书采取将人物研究和思想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以公羊学家的个案研究为支点，以公羊学思想发展的考察梳理为主线，同时联系时代背景，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因素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揭示公羊学思想变迁的脉络和时代特点，分析它们的承继与发展。

[1].《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3页。

[2].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208页。

[3].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