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一统”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原始出处就在《公羊传》。“大一统”一词语出《公羊传》对《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中：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31]
就是这短短的一段话，却是公羊家“大一统”学说乃至整个公羊学的基石。《公羊传》把它放在全书之首，开宗明义，足见其重视程度。“大”在这里是推重、尊崇的意思，所以“大一统”的原义就是推重一统。
虽然“大一统”一词始出《公羊传》，但“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有一个长期酝酿发展的过程。中国第一个王朝是夏朝，夏朝的开国君主是治水英雄大禹。大禹治水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出现有其内在的联系。大禹处在部落联盟高度发展的时期，由于各部落共同生存的需要，禹会合各部落人民共同治水，随着人们战胜自然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迅速积累，以及公共事务组织管理的强化，早期的国家也就相应产生了。《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实现了“九州攸同”“四海会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声教讫于四海”的格局。[132]但那时的国家形态并未完全脱离部落联盟的形态，一直到商代尚是如此。
周人立国，分封诸侯，并由周公主持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制度。“宗法”又称“宗子法”，即为了防止在政权交接时发生王室内乱，而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很显然，周公当时是把天下安定作为第一价值的。宗子法的确立使原来的部落联盟性质，转变为诸侯与天子之间的从属关系。《诗经·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那时人们的国家观念。
宗法制度依靠的是血缘联系，血缘关系每下一代，即疏远一层，数传之后即形同路人。而且各诸侯国始封之时，势力尚弱，随着各诸侯国家的日益强大，便在土地与人口资源的利益上发生了严重冲突，诸侯之间对峙相攻，日寻干戈，春秋战国的五百年动乱便由此而形成。
春秋时期，周王室已沦落为小邦，周天子虽仍名为天下共主，实质上已无力统辖各诸侯国。孔子鲜明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等主张，批判“犯上作乱”（《论语·学而》），称赞尊王攘夷，维护周天子的至尊地位，其直接目的是要挽救当时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进入战国，七雄争霸，战乱连年，人们渴望结束诸侯国间的战争，有一个统一安定的局面。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认为社会发展的趋势必然是统一。荀子一再称道商汤、周武“天下为一”（《荀子·王霸篇》）的业绩，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篇》）之说。
因此，《公羊传》提出的“大一统”，固然是其对历史发展方向所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同时也是对先秦儒家的天下一统观念的精练总结。
经文“元年，春，王正月”，这记录的是一个时间。顾炎武《日知录》引董逌《广川书跋》与李梦阳《空同集》之言，指出晋鼎有“王十月”、秦权有“王正月”的用法，以为“王正月”当为鲁史本文，并无深意。[133]“王正月”或为鲁史之文，但《公羊传》认为这里寓意深刻。它解释说，这里的“王”，指的就是周王朝的缔造者周文王，经文加“王”于“正月”之上，表明这是周王的正月，而不是任何诸侯的，乃是周王正朔所在。《公羊传》从“王正月”而推出“大一统”的概念，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王正月”即为周王的正月。春秋之时各国历法各有不同，如秦之正月为楚之四月（楚称为“荆夷”），而楚之一月（楚称为“冬夕”）为秦之十月[134]。《春秋》以鲁纪年，但却不用鲁历，而用周历，奉周王正朔，尊王一统之意不可谓不明显。
《公羊传》还提出：“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余皆通矣。”也就是说，“元年，春，王正月”就是一种常法，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君臣上下、尊王一统的人世间一切秩序的常法，也可以理解为《春秋》书法的常法。何休在此条下注：“正者，文不变也。”[135]即是从第二种意思理解的。实际上，这两种意思在《公羊传》那里都存在，而且也是相通的。“元年，春，王正月”六字蕴含的意义重大，书法轻易不能有变，如果有变，则绝非疏忽阙漏，一定是有违背常法的情节需要去批判。
定公元年“春，王”，明显少了“正月”两个字。杜预注《左传》以为“公之始年，而不书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136]，认为这纯粹是因为正月定公未即位。而《公羊传》就此提出了“定何以无正月”的问题，直指这里孔子寓有深意，接着又说：“正月者，正即位也。”“正月者，正即位也”，定公既无“正月”，可见即位之不正。何休说：“今无正月者，昭公出奔，国当绝，定公不得继体奉正。”[137]
“正月者，正即位也”后来被董仲舒改作“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并衍化出逐层推进的“大一统”秩序：“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138]是以徐彦《疏》一针见血地指出：“书正月者，为大一统也。”[139]
《公羊传》虽然没有对“大一统”作系统的阐发，[140]但“大一统”作为“《公羊传》的理论纲领”[141]，则是贯穿全书始终的。
“大一统”的秩序是以王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王者欲一乎天下”，文公十三年“欲天下之一乎周也”,[142]可见其所主张的“大一统”，就是由王者一统天下，具体讲，即周王一统天下。隐公元年“祭伯来”,《公羊传》:“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143]《公羊传》以为周王的大夫逃亡到鲁国只能称“来”而不能称为“奔”，因为“奔”意味着逃到外国（别的诸侯国），而周王统有天下，天下每一寸的土地、所有诸侯国的领地皆为王土，对王来说是没有外国的。《公羊传》还在桓公八年、僖公二十四年、成公十二年多次重申了“王者无外”[144]。
天下一统于王，王是最高权力核心，统合天下，支配一切。只有统一才能结束无休止的诸侯混战，只有尊崇和维护周王的权威才能平息天下的纷争。因此，“大一统”首先要求尊王。《公羊传》桓公九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145]尊王之意溢于言表。王是天下最高的统治者，其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公羊传》还在庄公六年提出了“不敢胜天子”，成公元年提出了“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成公十三年提出了“不敢过天子”,[146]凸显了王于天下至尊的地位。
桓公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公羊传》:“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见使守卫朔，而不能使卫小众，越在岱阴齐，属负兹舍，不即罪尔。”[147]卫侯朔有负天子所托，跑到齐国躲了起来，得罪了天子，就要用上“讥贬绝”里最严厉的“绝”。而对诸侯尊王，《公羊传》则予以表彰。“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公羊传》:“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148]
不仅王者至尊，王世子、周王的使者也要受到特别的尊重。王世子、周王的使者入于诸侯国，就是周王的代表，是王室尊严的象征，诸侯是不可跟他们等而论之的。
僖公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戴”,《公羊传》:“曷为殊会王世子？世子贵也。世子，犹世世子也。”[149]《公羊传》认为，《春秋》这里明显把王世子摆在了特殊的位置上，因为世子是周王的嫡子，非常尊贵，所以不能与诸侯同列。
僖公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洮”,《公羊传》:“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150]王人虽然本身地位不高，但他因为是周王的使者，有王命在身，所以也应该特别予以尊重，要置于诸侯之上。
《公羊传》的“大一统”主张，将统一、稳定视为最高的价值、核心的价值，战国时代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也反映了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尊王是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所极力强调的周王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实只是一种寄托，不仅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但囿于《春秋》史事的时代背景和经文文字所限，它又不得不把“大一统”的承担者落实到周王身上。《公羊传》在结尾处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151]这里显然做出了暗示，王者其实并不是指周王，而是后世能实践《春秋》经世大义、真正推动“大一统”实现的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