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史诗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价值及意义

在百年的研究历程里，中国史诗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史诗研究成果，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史诗观念与研究范式，近十多年来的史诗搜集、记录、整理及其他与史诗学资料建设相关的工作以及史诗研究也赢得了国际国内同行的普遍赞誉与尊重。许多少数民族的口传史诗得到搜集、记录、整理、翻译、校勘与出版，如《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格萨尔〉精选本》《格斯尔全书》《蒙古英雄史诗大系》《苗族古歌》《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等，[1]一些与中国少数民族口传史诗相关的声像资料、图片资料等也出现了。众多学术分量较高的原创性专著与论文相继问世，如《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古英雄史诗源流》《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玛纳斯〉论》《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蟒古思故事论》《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等。这些丰富的史诗搜集与研究成果是中国史诗学术史能够被撰写的主要原因所在，我们理应将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成果置于民俗学、民间文学、口头传统、古典文学等诸多学科背景下进行深入系统的清理、归纳、总结与反思，为今后中国史诗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术史的撰写及其相关的探讨日趋活跃，有志于此的中国学者开始对各自学科的研究历程展开总结、回顾以及反思，他们的学术史研究构成了中国学界的一个新景观，至今方兴未艾。在学术史作为学科的一个分支日益成为中国学界共识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史诗学这一门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学科的历史追寻得到了显著的强化，撰写一批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但是相关的专著尚未出现，现梳理如下。

1.对某一时期中国史诗研究历史的全景式梳理。朝戈金的《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历程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阐述了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史诗研究格局的新变化与学术转向。[2]尹虎彬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介绍了中国史诗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等相关情况，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较高水准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成果做出相应的评述。[3]

2.对中国史诗研究者成果的述评。钟敬文的《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高度评价了鲁迅对荷马史诗的认识与理解。[4]他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序》概述了朝戈金的治学道路、知识结构、科研态度、理论观念以及学术旨趣与学术积累等，指出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在理论探讨上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严谨的实证研究，肯定了这部著作对史诗研究中“何谓史诗”“何谓史诗传统”等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论析具有史诗学理论建设的自觉，对它的学术价值与意义给予高度的评价。[5]

3.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某一史诗传统研究成果的总结。对藏族《格萨尔》研究的总结，如李连荣的《中国〈格萨尔〉史诗学的形成与发展（1959—1996）》。该文将中国《格萨尔》史诗学划分为起步研究（1930—1962）、研究格局的奠定（1978—1986）、研究格局的拓展（1987—1996）三个时期，梳理了每一个时期中国《格萨尔》史诗学所取得的成果，探索中国《格萨尔》史诗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某些带规律性的理论问题。[6]

对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的反思。陈岗龙的《20世纪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学术史思考》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的历程，概述了其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与研究倾向，评述了其间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以及研究成果。[7]他的《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的学术史观照》主要从记录蒙古英雄史诗的文字符号系统与史诗文本活形态口头特征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以往蒙古史诗文本记录整理工作做了一次宏观的学术史探讨。陈岗龙认为，蒙古英雄史诗文字文本通过经典化，一方面获得国家和族群的认同，逐步成为蒙古民族文化身份表达的资源，并获得更多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日益失去了口头性和方言特征。[8]斯钦巴图的《新时期蒙古史诗研究回顾与展望》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者在蒙古英雄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9]

对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研究的总结，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口头传统与英雄史诗·〈玛纳斯〉国内外研究综述》概述了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玛纳斯》研究的成果，重点评析了《〈玛纳斯〉论析》《〈玛纳斯〉的多种异文及其说唱艺术》《〈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等论著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10]对哈萨克英雄史诗研究的概述，如黄中祥的《哈萨克英雄史诗研究概况》等。[11]

4.对某一年度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年鉴》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对某一年度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成果做出了综述与总结。1992年的《中国三大史诗研究概览》,1993年、1996年以及1998年的《史诗研究概述》各自于相应年份的1月1日刊登在《中国文学年鉴》上，《2001年史诗研究概述》《2003年史诗研究述评》《2005年史诗研究综述》《2006年史诗研究综述》各自于相应年份的1月1日刊登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上。另有桑俊的《2004年史诗研究概述》于2006年刊发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目前，中国史诗学术史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研究主要集中对中国史诗研究成果本身的阐述，又以描述居多，未能对它们进行理论升华与学术超越。其次，中国史诗学术史的研究成果拘泥于史诗学领域，没有将中国史诗学术史纳入民俗学、口头传统等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进行讨论，导致中国史诗学术史的话语单一，视野狭窄。最后，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方面，对其他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国史诗研究成果的总结与述评不够。

因此，对中国史诗研究成果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清理与总结，构建中国史诗学的学术传统，当下便显得十分必要。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和推进都离不开对前人已有成就的借鉴和学习，特别是对近20年来才建立起来的中国史诗学而言，对其历史发展过程的追寻尤其重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史诗学的性质和特点，而且可以建立中国史诗学的学术自觉，寻找21世纪中国史诗学发展的动力和途径。也就是说，撰写中国史诗学术史对促进今后中国史诗研究的深入与中国史诗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利于中国史诗研究与国际同行展开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