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饮茶的萌芽与形成

如果说两汉时期是饮茶及茶事的起源期，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茶文化的萌芽及形成期。朱自振在《茶史初探》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这时的茶，只能视为是仅流传于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56]魏晋南北朝时期，茶的药用及饮用价值得到进一步发掘，帝王、贵族、文人饮茶的事迹屡见不鲜。南方上层社会之间，茶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饮品。一些南方的士人到北方担任官职，南方的饮茶习惯随之传往北方，但此时茶在北方，尚是罕见且稀奇的事物。在南方，茶被用作待客、祭祀等。茶被称为“素业”，具有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同时，诗人开始讴歌茶叶，出现了以茶为主角的文学艺术作品。茶向精神层面演化，与儒佛道有了初步且尚属浅层次地融合。

一 三国时期：茶叶功效认识的深化期

在第一节，笔者认为自汉代起，有了明确的关于茶事的文字记载。所以本书认定，从汉代始，中国茶叶进入了有文献记载的可靠的信史时代。但在汉代，与茶有关的文献并不多见，较为可信的资料已在第一节中列举。除此之外，多是后人的记叙或者神异传说。《茶经》中摘录了南朝梁陶景弘《杂录》之文：“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这是后世方士的附会之说：“皆方士谬言误世者也。”[57]另外，宋代刘斧《青琐高议》载：“吾梦中见帝，帝自云中赐吾坐，帝命进茶。”[58]明代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59]这两条记录都是后人的记录，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茶叶发展情况。汉代茶叶的种植和饮用主要集中于巴蜀地区以及长江中游的荆楚之地，长江下游的浙东和皖南以及北方尚未及见可信的文献记载。

三国的历史较为短暂，与茶有关的记载也相对有限，只有寥寥数条，现摘录并一一分析。《三国志》：“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60]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承袭帝位之前曾为乌程侯。乌程在南朝时已经是重要的产茶地，刘宋山谦之《吴兴记》：“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61]韦曜原名韦昭，吴郡云阳人，因避司马昭讳而改称韦曜。从这则史料中，可以看出宫廷中有茶叶的储备，韦曜有饮茶的嗜好，茶被当做酒的替代品。由此可见，三国后期，吴国的上层社会已经有一定程度的饮茶风俗了。

三国吴秦菁《秦子》：“顾彦先曰：‘有味如醽，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醉焉，醉人何用也。’”[62]原文文意不好理解，据明常熟陈禹谟校刊本及玉函山房辑本“醽”作“臛”，“醉焉”作“醒焉”，臛是指肉汤。饮用肉汤和饮茶应该是相对于饮酒而言，肉汤不会让人酒醉，饮茶非但不会让人酒醉，反而提神振气、头脑清醒。如果说《三国志》中的以茶代酒尚是生理意义上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秦子》中的这段话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茶本身的功效了。三国时代，是人们认识茶叶功效的时代。三国魏张揖《广雅》同样认识到茶有醒酒、振奋精神的作用：“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63]三国魏吴普《本草》认为茶可以安心益气、耳聪目明、延年益寿：“苦菜，味苦寒，无毒。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耐饥寒，豪气不老。”[64]对茶的功效认识的深化，一方面挖掘和丰富了茶自身的内涵，另一方面又为饮茶之风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 两晋时期：茶文化的孕育期

西晋末年北方动荡不安，八王之乱过后，趋于衰微，五胡趁机乱华。西晋覆亡，东晋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大批北方士族和官员南下，向苏南、江东等地迁居。恰在此时，茶叶的产地从巴蜀以及长江中游的荆楚之地向长江下游拓展，江浙一带成为新的茶叶产区。与三国时期相比，此时与茶有关的文献记载众多，反映了饮茶的风气日渐盛行，茶逐渐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交汇融合，茶文化得以发酵与酝酿。士族、官员、诗人与茶的关系变得密切，左思、张载、孙楚等人在诗歌中吟咏茶叶及品饮，杜育《荈赋》是第一首以茶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同时，茶也开始被人们赋予节俭、朴素、清廉等社会所崇尚的品质。茶与社会文化生活的特质有了交融，中国茶文化的特征和风格开始初步显现与构建：“茶的最初发现、应用和种植是由民众而来，但形成文化现象却首先从上层开始。统治阶级和文人把饮茶作为一种高级享受和精神力量而超出它的一般自然使用价值，才可以说出现了茶文化。这大体从晋代开始。”[65]

两晋时期，茶仍被视作药品，西晋刘琨将茶作为一种可以健身解闷的药材：“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岑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66]随着饮用人数的增多，茶从药用逐渐向饮用转变，饮茶的风气有所普及。在晋代，宫廷里茶的消费量很大，《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67]西晋末，八王起事：“惠帝蒙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晋惠帝沦为阶下囚之时，尚不忘饮用茶水，可见其对茶的嗜好程度非同一般。与此同时，茶叶及茶水的交易有了初步发展。据《广陵耆老传》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旁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牗中飞出。”[68]又据《太平御览》引《江氏传》云江统：“尝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酰、面、茶、菜、蓝子之属，亏败国体’。”酰、面、菜、蓝子等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西园茶跟这些物品一起售卖，这说明在当地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饮用品了。

该时期饮茶被视为节俭、朴素的象征，是养廉的手段之一。养廉问题的提出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直接关系的。始自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在晋代日渐完备，该制度巩固了东汉末年开始形成的门阀制，却又导致士族阶层不劳而获，夸豪斗富成为上层社会的风气，出现了石、何、裴、卫、荀、王等以奢侈著称的大族。曾担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的西晋文学家傅咸大声疾呼：“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69]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当晋代社会日渐奢靡之时，陆纳以茶为素业，藉以倡廉抗奢。《晋中兴书》：“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70]与陆纳同时将茶视为俭行的还有桓温。桓温是东晋权臣，历任征西大将军、开府、南郡公、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录尚书事等职。他曾因剿灭盘踞在蜀地的“成汉”政权而声名大振，三次出兵北伐前秦、姚襄、前燕等地，战功赫赫，但他也曾独揽朝政，欲行篡位之事。《晋书·桓温列传》记载：“温性俭，每燕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71]他宣导的俭行究竟是本意还是为了掩饰个人野心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茶的普及。

两晋时期的饮茶之风还与清谈之风的盛行有着紧密的联系。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谈之风。到东晋，南朝又偏安一隅，江南的富庶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他们沉迷于声色歌舞，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清谈之风继续发展。一批清谈家高谈阔论，每天必有宴饮聚会，宴会上必要有助兴之物。最初，清谈助兴之物为酒，当时出现了阮籍、刘伶等众多酒徒。饮酒过度会伤及身体，扰乱心性，举止不雅，与清谈的风气不甚相符。茶的兴起使饮酒之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茶可以刺激神经，使人头脑清醒。于是，助兴之物由酒转向茶。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一书中，将魏晋清谈之风划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清谈家多好饮酒，而后两个时期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72]。

《世说新语》：“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73]茶和茗是否是同一事物，这段文字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茶与茗不同，早采为茶，晚采为茗，茶自然会比茗要贵重。任瞻不知道两者的区别，他未曾多虑，便直接问是茶还是茗。因为根据记载，王戎比较吝啬，直接问这个问题会比较尴尬。于是，任瞻话音刚落，就从周围人的脸色中，发现自己刚才的言语冒失了，于是立即给自己圆场。第二种解释是，茶和茗是同一事物。任瞻是从北方渡江而来，对南方的茶和茗不熟悉。当端上茶水时，他不自觉地问是茶还是茗。当他发现气氛不对时，赶紧自我解嘲。晋时，“热”与“茶”、“冷”与“茗”各在同一韵部，读音相近，他想掩饰自己的窘态，所以做如此说。《世说新语》曰：“晋王蒙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必云今日有水厄。”[74]《世说新语》还记载了太傅褚裒南渡以后，一次东游到金昌亭，适遇吴中豪绅宴集于此：“禇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箸粽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禇公饮讫徐举手，共语云禇季野。于是四坐惊散，无不狼狈。”[75]“茗汁”是指茶水，“粽汁”是指酒水，众豪绅没有太在意褚季野，多给他茗汁，这一方面说明酒要比茶更贵重，另一方面说明在贵族阶层茶已经是日常宴饮，甚至是郊游中必备的饮品了。

茶与诗的结合也始自两晋。从现存的茶史资料来说，茶叶成为歌咏的内容，最早见于西晋孙楚《出歌》：“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这里所说的“茶荈”，就是指茶。西晋时期的茶诗有左思的《娇女诗》。左思（约250—约305年），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陆羽《茶经》节录了《娇女诗》的其中12句：“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晳；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姊字惠芳，眉目粲如画；驰鹜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76]诗中与茶有关的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两句，左思用极为凝练、生动、形象的笔法，将两个小姐妹用嘴吹炉，急等吃茶的情景，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

两晋之际杜育所作《荈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以茶为主题的诗歌：“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77]这首诗描绘了与茶有关的多方面内容：“灵山惟岳”、“丰壤”是茶的生长环境；“月惟初秋”是采摘时节；“结偶同旅”是采摘场景；“岷方”、“清流”是对水的选择；“东隅”之“陶简”和“酌之以匏”是对茶具的选择；“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是烹茶初成时的茶汤状态；“调神和内，惓解慵除”是对饮茶功效的记载。文中提到秋天采茶，其原因正如郭璞所言：“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这是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准相一致的。《荈赋》是完整地记载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作品，从茶的种植、生长环境讲到采摘时节，又从劳动场景讲到烹茶、选水以及茶具的选择和饮茶的效用等，这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另外，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78]这一方面道出了饮茶习俗传播的广泛性，另一方面说明茶给人精神带来的愉悦。

通过上面的史料，就会发现该时期茶不仅是人们提神解渴的饮料，它还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在江南地区的贵族阶层，茶成为日常待客的饮品，在大型的宴会上经常出现，能够助聚会之雅兴。茶被用来表现人们的精神和操守，是俭行的标志。在使用价值被人们充分认识和利用的同时，人们逐渐感受到了茶给人所带来的审美情感和精神愉悦，茶的文化性大大增强。这一切可以说明，茶文化在该时期酝酿并诞生。

三 南北朝时期：茶文化的初步发展期

南北朝是朝代更迭、分裂争斗不断的时期，同时也是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交融碰撞。北朝主要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南朝主要有宋、齐、梁、陈四朝，南北朝因政治、军事方面的不同，显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北朝的政权更迭多是通过战争等武力手段来实现，因而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南朝主要是上层士族、大将军通过政变取得，政权的变更相比之下较为缓和，故南朝社会较为稳定，物质生产较为富足。西晋末年，社会动荡，很多士族从北方迁往南方，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南朝的社会状况及南北朝之间人员的往来，为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及饮茶之风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该时期茶的用途进一步扩展，已经成为南方较为寻常的饮品。至南朝时，茶成为供奉祖先神灵的祭祀品。南朝武帝萧颐永和十一年（355年）遗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79]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三点：一是萧颐将茶视为俭行的标志，这是两晋时期陆纳、桓温等人传统的延续；第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王室皇族祭祀都是以牺牲为祭，而萧颐遗诏倡导以茶饮等为祭，是民间祭祀先祖的新风影响到王室价值观的表现，而王室的倡导又对以茶为祭的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茶与饼、干饭、酒脯等相提并论，说明茶已经是较为常见的饮品了。《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亦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80]该文同样证明，南朝江浙一带，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寻常的饮品了。

南北朝时期，玄学及道教思想大行其道。道家修行讲求长生不老之术，其实现途径之一为炼制仙丹灵药，社会上掀起了服用药丹的风气。这些药丹多为金石类的冶炼物，长期食用会造成极大痛苦甚至是死亡。随着人们对茶性认识的加深和饮茶习俗的普及，人们发现茶有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功用。于是，在南北朝的神异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与茶有关的故事。南朝刘敬叔《异苑》云：“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辄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梦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享吾佳茗，虽潜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中荻钱十万，似久埋者，但贯新耳。母告二子，惭之，从是祷馈愈甚。”[81]陶弘景就是个爱茶、懂茶的人，他在《杂录》中记载：“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82]丹丘子、黄山君都是传说中的神仙。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在东晋和南朝之时，饮茶已与和尚、神仙、道士以及地下的鬼魂都联系起来。除了道教崇尚茶，佛教也不例外。《释道该说续名僧传》说，南朝法瑶和尚好饮茶，活到七十九岁。《宋录》则云，有人到八公山访昙济道人，道人总是以茶待客。昙济道人实际上是一名佛教徒[83]。

《洛阳伽蓝记》中还记载了两则小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南人已有嗜茶之癖，好之颇甚。随着南人和北人的交流往来，茶已经向北地传播，而北人尚视此习惯为怪异之举。《洛阳伽蓝记》卷三《报德寺·劝学里》，记王肃由齐奔魏：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载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镐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饮焉。[84]

《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又记陈庆之（南朝梁人，居洛阳，仕为郎中）与杨元慎（中原士族）互嘲之事云：“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之承，当在江左。’……元慎即口含水噀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旁；菇稗为饮，茗饮作浆；呷啜鱼羹，唼嗍蟹黄；手把苴蔻，口衔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

此时，文献中关于茶的记载也有所增多。除了上面的引用的以外，一些诗词特别是地方志中都提到了茶叶，例如，《坤元录》《括地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诗人鲍照之妹鲍令晖有《香茗赋集》刊行于世，可惜今已散佚殆尽。

在汉代及三国时期，茶的发展先是以巴蜀为中心，后来扩展到长江中游的荆楚湖湘之地，该时期茶是以饮品的形式出现的。经过魏晋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茶的文化品性在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已经酝酿并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大量的士族向江浙一带聚集。他们生活比较悠闲，又很富足甚至是奢侈，追求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刺激。茶作为一种新兴的饮料，与羹、汤等传统饮料相比，有着众多不可替代的功效。茶不但可以止渴生津，还可以给人精神的刺激和审美的感受。他们已经不仅仅将茶视为单纯的饮品，还把茶纳入了他们的文化生活。茶可以用来接待宾客，是宴飨交游中必不可少的助兴饮品；茶是俭约之行的标志，养廉的手段，对抗奢靡之风，表现自身特立独行品格的物品；茶可以用作祭祀，取代以牺牲为祭的习俗。在文人的世界，茶可以引发文思，以助诗兴；在道家的世界，茶可以辅助炼“内丹”，轻身换骨，达到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目的；在佛教的世界，茶是修佛禅定的必备之物。茶的植物特性使之适合在南方生长，而南方精深、儒雅、清越的文化氛围又孕育了茶文化。该时期茶文化的基本形态已经展开，呈现出多种的可能，但尚未成型、成熟。可以说，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代茶文化的发展，进入唐代后，茶文化还需要经历一个较为缓慢的探索过程。唐代之前茶文化的发展，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茶文化登其峰造其极，蔚为大观。这个时代便是唐代，唐代出现了“兴于唐、盛于唐”的茶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