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的思想：批判“男子中心思想”、警惕“群众”压迫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为什么在提倡“人的道德”时，只批判“三纲”中的后两纲，却偏偏没有批判居首的“君为臣纲”呢？

在周作人的思想中，男子中心思想是“三纲主义”的思想根底，“帝王之专制，原以家长的权威为其基本”（所以才有“君父”和“家天下”之说），在非人的社会里，在非人的文学里，“家长”（男人）正是压迫者。

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周作人的心性有关。作为人道主义者，周作人同情的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小者。早年，他的翻译和创作，都集中在妇女和儿童身上。《域外小说集》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主要也是出自周作人的情感取向。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最弱小者是妇女和儿童。所以，周作人有诗云：“平生有所爱，妇人与小儿。”他在文章中，也曾引用《庄子》里的“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表述自己的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对妇女和儿童的同情和关爱，使周作人的反封建的批判（包括对“种业”即国民性的批判）主要是从道德变革的层面，而不是从政治变革的层面出发。周作人倡导新文学，最大的动力是源自对于妇女和儿童被压迫的深切同情，源自解放妇女和儿童的强烈愿望，至于“人”（如果排除了妇女和儿童，这个“人”就是男人了），也许倒在其次。因为在周作人看来，男人本来就是作为妇女，特别是儿童的压迫者而存在的：“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和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以前人们只承认男人是人，（连女人们都是这样想！）用他的标准来统治人类，于是女人与小孩的委屈，当然是不能免了。女人还有多少力量，有时略可反抗，使敌人受点损害，至于小孩受那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3]

1948年，周作人在《〈我与江先生〉后序》中进一步把男子中心思想称为封建伦常的“主纲”：“三纲主义自汉朝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寿命，向来为家天下政策的基本原理，而其根柢则是从男子中心思想出来的，因为女人是男人的所有，所生子女也自然归他所有，这是第二步，至于君与臣的关系，则是援夫为妻纲的例而来，所以算是第三步了。中国早已改为民国，君这一纲已经消灭，论理三纲只存其二，应该垮台了，事实却并不然，这便因为它的主纲存在，实力还是丝毫没有动摇。”[4]可以把周作人在20世纪40年代说的这段话，看作为《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所做的注释。如果说在写作《人的文学》时，周作人对“家长”、男子中心思想是“三纲”的“主纲”这一思想尚无清晰的认识，那么，这时已经洞若观火，清晰至极。

周作人的这一思考与日本诗人柳泽健原的思想几乎是相同的。1921年周作人翻译了柳泽的《儿童的世界》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许多的人现在将不复踌躇，承认女人与男人的世界的差异，又承认将长久隶属于男人治下的女人解放出来，使返于伊们本然的地位，是最重要的文化运动之一。但是这件事，对于儿童岂不也是一样应该做的么？近代的文明实在只是从女人除外的男人的世界所成立，而这男人的世界又只是从儿童除外的世界所成立的。现在这古文明正放在试炼之上了。女人的解放与儿童的解放——这二重的解放，岂不是非从试炼之中产生出来不可么？”[5]据周作人的翻译“附记”讲，“这一篇是从论文集《现代的诗与诗人》（1920年）中译出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周作人翻译此文，是因为他认同并且想宣传柳泽健原的思想。

将“儿童”和“妇女”的发现，作为“人的文学”这一现代文学理念的思想根基，这充分体现了周作人的独特性。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周作人之所以紧紧抓住“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而不去抓“君为臣纲”，除了他同情弱小，并将男子中心思想看作是“三纲主义”的思想根底之外，在深层还与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独特内涵有关。

自留学日本起，周氏兄弟就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文化偏至论》），而周作人对这一个人主义思想，立场上最为坚持，态度上最为彻底。他一直将其作为反对专制、建立民主的一面旗帜。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特别强调自己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个解释意味深长。“个人主义”对中国的“思想革命”十分重要。其实，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早就萌芽于周作人的思考之中。1922年，周作人因“非宗教大同盟”事件，与陈独秀等人论争，就敏感地认识到此一事件的根本性质。他在《复陈仲甫先生信》中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我深望我们的恐慌是‘杞忧’，但我预感着这个不幸的事情已经来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6]这是周作人由来已久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一次社会实践。可见，思考中国的“人”的问题，思考对“人”的压迫问题，与“君王”“君主”“政府的力”的压迫相比，周作人更为警惕的是“群众”“人民”这一“多数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