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两京”与文学的研究
关注古代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地域空间就是中国的古都。王国维曾言：“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29]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而在中国的六大古都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杭州之中，长安和洛阳作为中国古代建都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又曾在汉代因迁都问题引起高下优劣的争议，故而最受学界关注。如在历史学的古都研究中，就以长安和洛阳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相应地，以长安和洛阳为赋写对象的“京都赋”在文学研究中也一直颇受重视。
长安和洛阳的建都历史虽可溯自周朝，但在文学史上以“两京”之名昭著，则始自东汉班固《两都赋》及张衡《二京赋》的创作问世之后。降至唐朝，李氏以长安为首都和政治中心，同时沿袭古制又设有陪都。在唐代历史上，陪都的设置情况较为繁杂，除了洛阳以外，并州、太原、成都、荆州都曾一度作为陪都，而且增设废省，因时而异，先后有两次五都并存的情况。但洛阳作为唐朝陪都的性质，从唐太宗伊始，一直到唐末基本未有改变。长安和洛阳在唐代不仅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这在唐代诗歌的表述中比比皆是，如李端《送客东归》：“昨夜东风吹尽雪，两京路上梅花发。”杜甫《立春》：“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陪都洛阳虽不是政治中心，但因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一大中心。故而在唐代，两京作为地域文化和京都文化的载体，对文人活动和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唐玄宗时韦述撰《两京新记》开始，唐代两京的研究就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相关研究文献如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河南志》，清代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近代以来亦有辛德勇的《隋唐两京丛考》、杨鸿年的《隋唐两京坊里谱》、平岗武夫的《唐代的长安与洛阳》等。而对唐两京与文学创作及发展之关系的关注，则多见于21世纪以后的文学研究中。在这些成果中，对唐代长安与文学的考察相对较多。专著如魏景波《唐代长安与文学》（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从长安地域文化、都市诗、唐代长安文化景观与诗歌创作等方面，考察了长安给予唐代文学的影响。康震《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将周秦汉以至隋唐国都长安的历史、建筑、人文文化与文学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在长安文化传统与关陇集团精神影响下隋唐诗歌的文化、美学品质。另外，随着对唐代大家如李白、杜甫、王维、元稹、白居易等研究的细致和深入，这些作家的地域、时段专题研究亦非常盛行。因此，其人生、创作与长安的关系自然受到关注，如邓乔彬的《长安文化与王维诗》（《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陆平的《王维诗歌中的长安及其文化意义》（《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等。同时，作为唐代的一大都市，洛阳与具体诗人的创作、洛阳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也进入学人的研究视野，如赵建梅《唐大和初至大中初的洛阳诗坛—以晚年白居易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即是着眼于地域与唐代诗歌的关系、专门研究大和初至大中初洛阳文学的专著。这一时期，长安牛李党争激烈，一大批退罢官僚文人汇集洛阳，交往唱和，促成了洛阳文学的兴盛。该著通过对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白居易等几位重要人物与洛阳关系，包括居洛原因、在洛活动、诗歌创作、思想心态诸方面的考察，探究了晚唐二十年洛阳诗坛现象的特殊性及其政治、历史、文化根源与内涵，由此折射出时代进入晚唐后士大夫精神心态的重要变化。又如陈燕妮《居住的诗篇：论唐诗中的洛阳城市建筑景观》（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采用“文学表现城市形态”和“文学对城市性的表达”两种视角，考察城市建筑景观与文学的方式，从唐代洛阳城的公共建筑景观如“洛阳道”、“洛阳宫”、“洛阳楼”，和私家建筑景观如唐代洛阳分司官的私家园林，来论述洛阳城与唐诗、城市建筑景观与文学的关系。
除了分别考察长安、洛阳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外，亦有学人开始注意到两京作为唐代的京都这一独特的地域和文化属性给予唐代文学的影响。如李德辉《唐代两京驿道—真正的唐诗之路》（《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着眼于交通与文学的关系，论述了两京驿道上的行旅盛况，及唐诗创作的繁荣。又如杨为刚《唐代“长安—洛阳”文学地理与文学空间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提出以京洛交通线为轴线，以长安、洛阳为两极的“京—洛”文化区域，选择了这一区域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理空间，如都城、行宫、楼阁、祠庙、馆驿、山岳等，对“京洛”区域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活动展开考察，其研究在地域视野上已不局限于两京，而扩展到京洛之间由京洛交通贯穿起来的文化区域版块。又如胡可先《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素和空间形态》，关注到长安和洛阳作为诗坛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并认为：“唐代洛阳诗坛的盛衰，与长安文学的盛衰，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也有各自的特点。”[30]另如谢遂联《唐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从政治、商业、民俗、生存、宗教诸方面探讨等唐代重要城市对诗人生存及心态的影响，其中也关涉到了长安和洛阳。
综上所述，随着21世纪后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亦因唐两京是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已在相关研究中部分得以揭示。这些成果或从地理、交通、建筑、人文等宏观层面对唐代长安、洛阳与文学创作进行总体观照，或对个别作家的两京创作进行具体探讨，不仅使得作家研究得到了深入和丰富，亦推进了唐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和文化学研究，显示出两京在唐代文学地图上的重要位置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