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平凡的世界》的艺术缺憾和路遥的巨著情结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心血之作，作者为之耗尽了青春和生命。它以表现“城乡交叉地带”青年形象的人生图景引起了相同人生境遇中的年轻读者的深深共鸣和热烈欢迎，同时又以全景式展示新时期前十年我国城乡社会巨变的历史画卷而被知名评论家赞誉有加并为官方充分肯定。毋庸置疑，在浮躁和喧哗的当代文坛，《平凡的世界》确是一部厚重的力作。不过，最近当我仔细研读时，却发现它存在着许多并非仅仅是枝节上的缺憾，尤其是将曾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它与中外名著放在一起比对时，这些缺憾甚至可以说是让人无法原谅的。现在我将它在人情人性开掘上、人物关系设置处理上、社会历史的态势观照上的粗疏浅陋之处一一指出并加以评析，这并非无病呻吟、鸡蛋里挑骨头，因为一部颇具影响的作品的缺点存在以及读者对之视而不见的表现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思。这虽然对英年早逝、让人敬重的作家有些不恭，但对提高文学创作的品位和欣赏水平，我想还是有益和必要的。

一 人性的提纯，人物的扁平

文学是人学，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人性向度开掘的深厚与否，是一部作品优劣、成败的重要标志。在《平凡的世界》里众多的人物中，作者着力塑造而又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田晓霞等，在这里着重谈一谈孙少平和田润叶塑造上的不足之处。

孙少平是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作者心灵情感、审美理想、人生体悟的凝聚和升华。孙少平不向苦难低头、敢于向命运挑战、不断拓展自我的精神，独立自强、勇于进取、侠义善良的品格，丰富的情感和浪漫的爱情都焕发着迷人的魅力，在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无疑应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不过，这一形象的欠缺也是非常明显的。孙少平洗去了高加林身上的邪恶，同时也失去了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完全成了一个纯净透明的真善美的化身：为了解救一个小女孩而打了工头，为此砸了饭碗也不后悔；被众多美丽女性爱恋但却从不轻易拜倒在其石榴裙下；受尽磨难但在生生死死的奋争和升华中全靠自身的智慧、力量和意志而从不施一丝奸恶。孙少平与其说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和发现，倒不如说是作者对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美好品格的渴望和呼唤，他是一个被高度提纯、过滤和净化了的人物。纯净透明、玲珑剔透固然可爱，但却失去了现实人生的那种原生态的美。王蒙的论述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喜欢小说反映生活的时候像是用手捧出了一掬海水，水还从指缝里往外滴答呢。从这一掬水里，你可以闻见海的腥味，你会看到海水的一切杂质，会想到这水本来是广大的、形状不固定的。”[51]“让人看到一种非常真切、非常丰富多彩的毛茸茸的那样的生活。”[52]不是说文学作品不可以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再创造，而是说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美丑、善恶、高尚卑劣共处一身，只是比例、主次不同而已。正如黑人领袖曼德拉所言：“无论我们对谁产生多大敬意，也不要把他描述成天使，因为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53]笔者在拙作《流浪和归家》中也曾这样写道：“每个人都由相反的两部分组成：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中灰暗消极的那一半又恰恰是人们超度自我、完善自我的一个必要前提和重要动力，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54]人格理想化的升华，人生苦难诗化的观照，是以人性的简化，人物的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丧失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少平相对于高加林是某种程度上的退化。

田润叶这个人物前半部分写得很成功，尤其是对她在孙少安和李向前之间选择时表现出的矛盾、困惑、无奈、失落、痛苦和挣扎的描写上，展示了人物的人性深度和心灵情感的真实、丰富状态。而后半部分这个人物就相形见绌了。在李向前身体健全而且对她个人及其全家都一往情深时，田润叶冷冷地躲避着、坚决地抗拒着，但当李向前因车祸致残时，她却反而自愿地来到他的身边，用整个身心守护和慰藉他，而且在以后的平静而烦琐的家庭生活中，还一直保持着这种献身的崇高和心灵的圣洁。因为她的这种选择和表现有着负疚、忏悔的心理动因，所以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这一人物也因此失去了个性的独特和血肉的丰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作者将她仅仅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和载体，而忽略了一个人作为血肉之躯的生动、丰富和复杂性。道德是人性的一个重要层面，但不是唯一层面。人首先是一个生命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隐秘、本真的生命欲望和审美追求，特别是在情爱方面。我们试想：当田润叶以一个心性高洁、感情丰富的女子身份，作为一个赤裸的生命个体，面对一个没有腿的男人与之合二为一时，她除了献身的崇高之外，心灵深处会不会产生痛苦、悲伤甚至厌恶的一闪念？而当她看到别的身心健全、和谐完美的恩爱情侣，会不会产生失落、惆怅之感？见到那些风度翩翩、英俊优雅的男子，难道不会心猿意马、怦然心动？让人值得玩味的是杜丽丽这个人物的设置。杜丽丽并非那种水性杨花的放荡女人，相反她品性高雅，生活严肃认真，而且有着美好的爱情婚姻。但她却经受不住青年诗人古风铃的诱惑，稀里糊涂与他上了床，轻易地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不过，这种面对性诱惑的心性迷乱和跃跃欲试，倒反映了一个人的潜在欲望和生命真实，作为同样是血肉之躯的田润叶也在所难免。但作者显然是把作为田润叶同学的杜丽丽当成反面的陪衬来赞美田润叶“修女”般的纯贞，从而滤去她生命深层的欲望和杂念，这就使她成为福斯特所概括的那种“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的“扁平人物”[55]。（二）路遥笔下的田润叶是单维的、封闭的性格系统，而非多维、开放流动的，作者忽略了人物的“心灵辩证法”。路遥在自己的创作中多次提到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并声称受到了其较深的影响，[56]但当我们将田润叶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个人生道路同样十分坎坷的女人放在一起对比时，就会发现在心灵情感的丰富性和人性的深广度上，前者比后者要逊色许多。安娜·卡列尼娜的塑造是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范本。所谓“心灵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这样概括的：“最关心的是心理过程本身。”“研究极隐秘的心理生活规律。”[57]翻译家智量总结为：“多层面、多角度、全过程地描写人物心灵深处的矛盾、变化、发展和探索。”[58]伏伦斯基的出现给安娜的心灵世界带来了震荡，使她产生了从禁锢压抑的情感生活和扭曲的婚姻中挣脱出来的强烈冲动，但她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幸福的心路历程却是复杂曲折的。她体验过偷偷当一个情人的甜美和紧张，品尝过生私生子的痛苦和与死神相见的恐怖，经受过忏悔、认罪、再反悔、再决心私奔的矛盾和挣扎，享受过与伏伦斯基相伴出国旅行的幸福欢畅，而最后在多疑多变、喜怒无常、恐惧茫然、歇斯底里的绝望无奈和心理混乱中而葬身轮下。在安娜的塑造中，托尔斯泰多层次、多侧面地透视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构建了一座心灵的立体交叉桥，给人带来一种触目惊心、铭心刻骨的真实感。而田润叶这一形象在后半部分性格被固定下来，向着既定的模式运行和展开。她变得心如止水，心理上的任何矛盾、冲突、迷狂都不复存在。这虽然单纯明快，是道德教育的好蓝本，但同时却失去了生命的鲜活和人性的真实，经不起读者的推敲和揣摩，无法让人发自内心地信服和赞赏。

之所以在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的塑造上出现明显的不足，窃以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未处理好情节和人物的关系。我们知道，在现代小说中，人物应处于主体地位，而情节的设置和安排是服从于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和人物的主体性的，人物性格的发展有时甚至会改变和打破预设的情节构架和走向，比如《安娜·卡列尼娜》《阿Q正传》。而路遥的“构思的习惯常常是先以终点开始而不管起点”[59]，也就是说，《平凡的世界》是先拟定了结尾，设置了人物的结局，而后才填充人物运行轨迹的。这样人物无形中就沦为了承载预设的先验理念的道具，而失去了自己的个性独具和生气贯注。（二）路遥对嬗变和更新的文学观念不是积极地扬弃吸收，而是采取消极抗拒的态度。虽然他也表明自己“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但对新的、外来的文学思潮还是充满着戒备甚至敌意：“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薄自己呢？”[60]因而经过痛苦的思考，最后“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并且自信“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61]。选择现实主义并不就意味着落伍或保守，只是说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或原则，而主要是对人的理解和观照上的一种态度。现实主义注重写人的社会内涵，把人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来表现，不仅开掘人的社会心理，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62]。而现代主义则将人还原为生命个体，着重书写人的在世方式和生命形态，直逼心灵的隐秘甚至潜意识下的心理暗箱。路遥构思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恰好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互影响与渗透的时候，而同时或稍后出现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就是文学观念更新变革中的成果。而路遥固执传统现实主义的后果则是放弃了人的作为生命个体的存在状态的开掘，滞留在社会层面的构建，甚至沉迷于人性“乌托邦”而自得自欺。孙少平从而失去了余华、苏童等笔下人物的真实深刻，田润叶也滤去了林白、陈染、徐坤等作品中女性的独特而隐秘的身体感受和生命体验。

二 人物关系设置的失真，价值观念的陈旧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不是独立自存而是与他人共在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人物展开的重要途径和样式。路遥在把人物放在人际关系中去表现和挖掘是很自觉和注重的，他写道：“这部作品的结构先是从人物开始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群体。然后是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纵横交叉，以最终织成一张人物的大网。”[63]人与人的关系并不等于人与人的简单相加，它的展开轨迹、组合、流变往往会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承载和传递着作者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心灵情感。《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全景式地反映社会人生的小说，涉及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这里无法一一评述，现在主要挑出孙氏兄妹的婚恋即爱情关系及其流变轨迹来做一简要分析。

对孙氏三兄妹的婚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进行了绝非随意而是用心良苦的设计排列，这精心的布设及潜蕴于背后的用意，是颇值得玩味的。哥哥孙少安的初恋情人田润叶是教师，又是大队支书的女儿；他情场上的竞争对手李向前虽是汽车司机，但比作为农民的他在职业上要优越得多，何况李向前的父亲李登云起初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后又晋升为市卫生局局长。二人虽因田父的干预、孙少安的退缩而未发展为婚姻，但孙少安一直处于主动和优胜的位置，而他的强大的对手倒成了竞争的失败者。弟弟孙少平的恋人田晓霞是大学生、省报记者，她父亲是地委书记，情敌是田晓霞的同事高朗，而高朗的父亲则是省城的副市长。他们的妹妹兰香的男友是大学同学吴仲平，社会地位就更高了，他父亲是省委副书记；而更为巧合的是，兰香的爱情竞争者竟与二哥出自同一个家庭，是高副市长的女儿、高朗的妹妹高敏。

这种婚恋关系的安排在全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而绝非可有可无的。我们不妨想一想，路遥为什么苦心孤诣地安排从贫穷落后的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兄妹都拥有如此浪漫、不同寻常的爱情奇遇而且面对强大的对手而所向披靡呢？可以显露的蛛丝马迹是：作者将年龄阶段不同的三兄妹的婚恋对应着三个历史发展时期，而三个人的格局相似、走向各异的爱情命运则映射着历史的嬗变、时代的进步：新旧交替时的孙少安矛盾、徘徊，未敢冲破地位悬殊造成的障碍，在美好的爱情面前望而却步；孙少平在社会变革的冲击下摆脱旧有观念，打破学历、地位的间隔而勇敢地接受田晓霞的爱，但却因田晓霞的遇难而好梦未能成真；而兰香则走出乡村成了省城的大学生，美好的爱情也变成了现实，而这正好对应着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但有一点还是让人无法理解：孙氏兄妹的婚恋为什么一定要与高官显贵牵扯在一起呢？高官显贵既成为孙氏兄妹吸引和走近的对象，同时又是竞争对手和手下败将。这样的设置首先是不真实的，不符合生活逻辑。这并不是说农家子女没有与高干子女结合的可能性或者爱情无法超越社会地位的差异，只是将兄妹三人都做这样的安排，让他们都有这样的奇遇，似乎就无法让人信服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恋人之间，因社会地位、家庭环境不同而造成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和差异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其次，成功的、美好的婚恋为什么一定要与显贵联系在一起呢？作者要以此显示农家子女的人格高贵和精神魅力吗？要以对世俗的超越来展示爱情的诗意和浪漫吗？孙氏兄妹将同是权贵的婚恋竞争者击败取得了胜利，表面上似乎作者要让他们与权贵较量抗衡、一比高下，但这是否恰恰隐藏着作者心理深层的官本位的情结呢？这又显示了作家价值观念的陈旧。一个人的价值不一定要通过婚恋以对象化的方式来实现，更不必以对方家庭的门第显赫来装点自我，如果让孙氏兄妹都选择平平凡凡的人作为爱情对象不是更真实可信吗？再次，这样的设置，我觉得是作者在现实失落后为得到一种虚幻的心理补偿而做的努力。作品在结尾处有一段让人值得玩味的描写：

孙少平不由想起十年前他的初恋。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十年后，他又和顾养民纠缠在一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而爱他了！

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

但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走下去！瞧，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拿他们几个说吧，养民已到上海去读研究生；而前不久他震惊地获悉，郝红梅带着前夫留下的孩子，竟然和他同村的另一个同学田润生结了婚，现在就生活在双水村。而他，当了一名干粗活的煤矿工人，现在受了伤，住了院，却被养民爱着的金秀爱上了……

当初顾养民以家庭条件、班长身份上的优势而对孙少平横刀夺爱，十年后二人成为情敌时，虽然顾养民学历高、条件好，而孙少平不过是个煤矿工人，而且还受伤破了相，但在情场上却成了一个优胜者：顾养民的女友金秀转而爱上了他，而他却以小妹相待离之而去。就是当初背弃他的初恋情人郝红梅，作者也做了否定性的艺术处理：因偷手绢败露，先被顾养民抛弃，后远嫁他乡而丈夫却意外伤亡，最终嫁给孙少平所看不起的田润生。叙述中流露出孙少平作为情场上胜利者的自豪和骄傲、一个复仇者的满足和畅快。而这恰好正是作者心迹的显现，因为孙氏兄妹尤其是孙少平是作者审美理想和心灵情感的化身，路遥曾说过孙少平的原型是自己的弟弟王天乐：“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64]故而前述孙氏兄妹婚恋样式的独特构建，与其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倒不如说恰恰是对现实中空缺、遗憾进行弥补的一种渴求和向往。作者在以往创作中一直有让作为自我心灵投影的人物在困窘时得到美丽、温柔而地位优越的女性帮助和爱慕的惯例，如《人生》中巧珍、黄亚萍之于高加林，《在困难的日子里》吴亚玲之于“我”（马建强）。而作者也曾经提到《在困难的日子里》这样设置的虚构性：“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最珍贵呢？我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个时候，同学（当然不是女同学，写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把粮食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65]文学作品可以而且必须虚构，也可以表现作者的愿望和梦幻，但是过多而系统地违背现实逻辑的面壁虚构，就会削弱作品的客观真实性和历史厚重感，无形中沦为作者自我满足、自我消费的道具。

三 史实对人的淹没，社会走向的表面化观照

路遥不仅注重了人、人和人的关系的描述，而且还将视野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时代、历史、社会的形态和变迁。他写道：“在读者的视野中，人物运动的河流将主要有三条，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这三条河流都有各自的河床，但不时分别混合在一起流动。而孙少平的这条河流在三条河流中将处于最中心的位置……”[66]从作品的具体描写看，作者在处理这三条河流的关系的时候，作为“远景”的田福军这条线并不仅仅是作为中心人物的孙氏兄弟的衬托而存在的，而且有着独立的意义，也同样是作者着力表现的对象。而田福军等人所负载的就是作者对变革中的当代社会、历史乃至政治的把握和思考。作者创作前就“确定”了“作品的框架”：“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年初，力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67]纵观全书，也确实达到了既定的反映城乡巨大变化和广阔社会图景的目标，“体现了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68]。这些无疑都是应该肯定的，但窃以为作者在处理社会与人、史和诗的关系上，也留下了一些并非细枝末节的缺憾。

首先，看一看对人和社会关系的处理。一个生命个体，在社会历史的洪流中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文学作品中，则应处于中心位置，而不应把人沦为时代的传声筒、理念的载体。《平凡的世界》在时间上以自然时序为线索，漫漫十年，纵向铺陈；在空间上，选取了家、村、社（乡）、县、地、省、原先还设置中央一级[69]，横向排列，编织了一个时空交叉的社会、时代的巨网。场面确实宏大，历史堪称纵深，不愧为“全景式”云云。不过，全书上百个人物，除孙氏兄弟、田氏姐妹，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个性鲜明的却寥寥无几。之所以如此，窃以为作者未处理好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歌德认为：“诗人应该抓住特殊，如果其中有些健康的因素，他就会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70]优秀的作品应该将焦点投向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以人物特殊的命运、心灵来折射时代风云，因为每个人都是时代、社会的全息投影。而路遥对社会历史观照时更多的是为了一般而寻找特殊，而在社会历史这个“一般”的裁割下，人物个性的光芒变得黯淡了。

其次，与上述相关的另一面就是史与诗的关系。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中，怎样处理好诗和史这两个既相互对立、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相互映衬的因素，十分重要。路遥在构思时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着重号为引者所加。”[71]但从实际效果看，我觉得作品陷入了史料的堆砌而缺少诗意的提炼和升华。作者自述写作前曾“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而且“逐日逐月逐年地查”[72]。这种认真、敬业的态度着实可敬，但也产生了负效应：那些描写各级领导人之间政见的分歧、斗争及其生活、情感的纠葛的内容，失之烦琐冗长，让人难以卒读。作品没有拉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没有空灵的、意象化的超越，找不到如《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大荒山、无稽崖一类的那种如诗如幻的审美意象。“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73]亚里士多德关于诗和史的论述，也许对我们今天评价《平凡的世界》仍有很大的启迪。

孙少安作为一个新型农民形象在作品中自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同时作者也在这一人物的人生轨迹中融入了历史、社会乃至政治的内涵。作者显然是将孙少安与田福堂作为一组矛盾、对立关系来设置的。在这组矛盾中，排除个人的恩怨（如孙少安与田福堂之女的爱情风波），二人都扮演着作者所设定的社会、政治角色：孙少安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而田福堂则是旧有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的化身。二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彼此力量的消长、地位的更迁、命途的变异（“文革”后期，孙少安因进行生产、分配方式上的变革而遭批斗，贫困潦倒，而田福堂则掌握着双水村的生杀大权，高高在上，富足自得。改革开放以来，孙少安则焕发了创造活力，成了双水村的首富、实际上的领袖人物，而田福堂则处于权丧、家败、人离的凄凉、失落状态）映射出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步，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大致走向，无疑是真实而准确的。但真实、准确并不等于深刻，因为现实生活比这要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在对社会变革中新与旧、权力和人性冲突的把握上，《平凡的世界》要比张炜、于德才等同时期同类题材的小说要逊色得多。张炜对农村变革中的先进与落后、善与恶这两种势力的较量、对比有着独特而惊人的发现：那些旧体制中拥有权力而阻挠改革的人，在新形势下摇身一变又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了，打着改革的旗号却冠冕堂皇地追逐着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满足着个人的私欲，如赵炳、赵多多（《古船》），肖万昌（《秋天的愤怒》）；而那些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社会发展方向而又心地善良的人，却仍然处于无权地位，被穷困包围着，在底层挣扎、探索着，如隋抱朴、隋见素（《古船》），李芒（《秋天的愤怒》）。这种越过历史表层而对社会潜流的透视，表现出了更深刻的真实，揭示了一直困惑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道德和文明的悖反现象：为仁不富、为富不仁的矛盾在当代社会仍然普遍存在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广大群众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那些冒尖的暴发户，大多是靠不规范的手段富起来的，中国的社会财富近二十年实际上是以一种无序的方式进行了一次不公平的再分配；那些讲规则和良知的人，虽然有实际能力，但富起来的寥寥无几，正如张炜所言：“善良的人，总是朴素，绝无半点侵犯性，在竞争的时世上，从根本上讲，追求真实的努力会造成贫困，因朴素和无侵犯会导致贫穷”[74]。孙少安致富后修建小学，满足村民打工愿望的行为，田富堂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举动，虽然不乏生活基础，但显得简单、平面化了，缺少社会、历史的深度。

四 巨著情结之累，大家阴影之弊

作为曾经写出《人生》的作者，路遥在其虽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中存在上述不足，窃以为除了前面已经述及的人和文的观念上的保守、落伍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路遥深受当代作家写诗史式巨著的情结之累。“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75]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路遥就设想：“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而且“这个断然的决定，起因却是缘于少年时期一个偶然的梦想”，“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二十岁左右，……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76]路遥是怀着庄严而沉重的使命感想以此类作品的创造来超越自我、实现二度辉煌的。这样做未尝不可，只是史诗情结却成了作家的精神负担，而史诗类作品的固有模式也无形中成了艺术创新的障碍。“‘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的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77]“史诗性”“大规模”作品所需求和必备的众多人物及其关系的交代叙写、各种场景的铺设、繁杂线索的勾连呼应，往往会使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审美理想外化时被稀释、淡化，失去了焦聚，也影响了人性向度的纵深开掘。

第二，与上述紧密联系的是，路遥过多地受到柳青的影响，《平凡的世界》模仿《创业史》的痕迹很重。路遥写道：“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另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78]他还说：“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他“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而在写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又“第七次阅读《创业史》”[79]。将《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反映的都是陕西的农村生活，一个是蛤蟆滩，另一个是双水村；主题都是简单明了、一言以蔽之，一个“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80]，另一个是“反映中国近十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81]；在结构上，采用按照自然时序展开叙述的线式结构，以社会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分为相对独立的多卷本；矛盾、冲突和线索的设置上，都有贯穿在家、村、区（社、乡）、县、地、省乃至中央的改革与保守的两种势力之间的认识、路线上的斗争。就是人物的塑造、人物关系的安排处理也是这样：从孙少安的身上，不难看到梁生宝的影子；柳青由劳模王家斌到梁生宝的提纯，则呼应着路遥从弟弟王天乐到孙氏兄弟的净化；而孙少安疏润叶与秀莲结合、孙少平远金秀就惠英嫂的设计，自然会使人联想到梁生宝与美貌并当工人的改霞分手却与务实、朴素的刘淑良联姻的构画。虽然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创业史》仍不失为一部巨著，但它毕竟不可避免地留下那个时代的印痕。“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但反过来，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极大地限制了作者生活体验敞开的程度。”[82]虽然路遥也承认《创业史》“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仍认为它“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83]，这样在师承借鉴上就显得不够清醒，从而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中也出现了注重社会进程、历史走向的把握而缺少人物心灵立体交叉式的透视和人情人性精雕细凿式的展示的倾向。

我们以审视甚至挑剔的目光来重新评判《平凡的世界》，并非认为它一无是处或全盘否定；上述的缺点，是在认为它是一部优秀作品的前提下提出的。我不避求全责备之嫌，就是为了指出它作为荣获茅盾文学奖而享有盛誉的大作与世界级巨著的差距，渴望我们的创作拥有更高的品位和标准，而且也希望读者在阅读中能摆脱沉迷于人性乌托邦或从众的状态，在鉴赏水平上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