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理由与研究现状
一 选题理由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诗人，杰出的诗歌成就使杜甫获得了“诗圣”的桂冠，使杜诗赢得了“诗史”的美誉。唐代以后诗人，无出其右者。杜甫是现今学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杜诗成为历代学者挖掘不尽的宝藏。在杜甫取得杰出成就的过程中，长安对杜甫的影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安作为唐代国都，人杰地灵之所，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杜甫从天宝五载（746）入长安，至乾元二年（759）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在长安及其附近生活长达13年，这13年是杜甫35岁至48岁的人生黄金期，其审美观、价值观以及诗歌创作思想、风格特征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内形成并且定型的。所以，杜诗成就的获得和长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杜诗与长安关系的研究是一个较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概言之，选择这一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长安时期在杜甫一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把杜甫任职前的创作和离开长安后的诗歌创作相比较，可以看出长安生活对其思想、诗歌内容及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杜甫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长安就是其实现理想之地。正是长安数十年生活，使杜甫从一个“裘马颇轻狂”的世宦子弟，转变成“穷年忧黎元”的伟大诗人；在创作方法上也由早期的抒写个人豪情或摹写客观景物转变成赢得“诗史”称誉的现实主义者；诗的风格也从早期的神采飞扬，转为沉郁顿挫。
第二，杜甫一生经历了多个区域：壮年游历的齐赵、求仕时期的长安、晚年漂泊的巴蜀湖湘，每个地方都有鲜明的区域特征，诗人一生在上述每个地域都有较长的生活经历，杜诗的内容、风格当受到所在地多方面的影响。当地长期积淀下的文化思想、独特的审美观都会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渗入杜甫思想之中，在杜甫行为以及杜诗当中都有所反映。故考察这些地域因素与杜甫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杜诗有着重大意义。
第三，从长安地域和都市的角度研究杜甫，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现有研究成果更多把杜甫所经之地作为一个时间限定词来研究。迄今为止，学界尚未有一部从长安文化的角度全方位、多层次、系统的研究杜甫的专著，因此，“长安文化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是一个有待拓展和深化的领域。
第四，此课题具有可持续性研究的空间。此选题内涵丰富，除了可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之外，又有较大的可持续研究的空间，可以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杜甫与巴蜀文化研究》。现有的关于杜甫与巴蜀的研究专著只有曾枣庄的《杜甫在四川》。巴蜀之地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杜甫晚年大部分时间居住于此地，其独特的风土人情、文化心理等都是研究杜甫崭新的角度。
二 研究现状
相对于现有研究杜甫的专著1000余部，论文3000余篇，杜甫与长安的学术研究专著却只有一部，论文百余篇，尽管此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存有诸多尚未开拓的空间。长安对杜甫的影响，在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下就杜甫与长安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以期了解杜甫与长安的研究趋势。本书就作者目力所及，从相关专著和研究论文两大方面进行论述。
（一）研究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历代关于杜甫的研究多集中于杜诗的注解阐释及对杜甫其人其事某一方面的考证上。专门把长安单列，考察杜甫与长安关系的研究专著，还没有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长安十余年生活在杜甫一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专著方面除李志慧的《杜甫与长安》和周君南所编的《杜甫在长安时期的史料》之外，绝大多数成果散见于各家的杜甫评传中（包括海外研究成果）。以下从中国和国外两部分进行梳理。
1.中国
在大陆，杜甫与长安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1）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民性时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到当时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杜甫研究以是否具有人民性为主要评判标准，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是杜甫在长安时期接近了人民，故其思想和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专著是：萧涤非《杜甫研究》[1]、冯至《杜甫传》[2]、朱东润《杜甫叙论》[3]。萧涤非认为：“这种职业上的政治生涯的失意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生活的贫困，却正是杜甫在诗歌上的政治性的加强。因为使他有可能深入现实，接近人民，认识当时政治的罪恶本质，从而在写作大量的投赠诗的同时也陆续地并愈来愈多地写出了像《兵车行》、《丽人行》和《赴奉先咏怀》这一类为人民而歌唱的辉煌的现实主义作品。”冯至所持的观点是：杜甫在长安的经历，使“杜甫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都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杜甫有这样的成就，完全由于他接近了人民。”“在长安一住十年，他得到的并不是显要的官职，而是对现实的认识，由此他给唐代的诗歌开辟了一片新的国土。”在朱东润《杜甫叙论》中，把杜甫的长安阶段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书中论及长安时，曰：“在杜甫未入长安以前，他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还不够理解，甚至还很不理解。他没有接触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因此他的作品还无法达到后来的高度。”“在他的政治生活不断下降的当中，他的创作生活却以突飞猛进的姿态进入了最高境界，他以前所没有达到的和他数年以后所不能再达到的境界。”“他是一个能够急人民所急，痛人民所痛，对人民怀着满腔热情的人。”
由上可见，本时期基本上把杜甫接近人民、杜诗具有人民性作为评判的主要标准，对杜甫在长安阶段思想和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甚至也超越了杜甫前期及后期的思想和创作，但此看法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
（2）20世纪80年代之后，奠基性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思想解放，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评价杜甫与长安的关系更加客观，主要观点是认为长安时期是杜甫成就的重要奠定期。代表性专著有李志慧《杜甫与长安》、莫砺锋《杜甫评传》、陈贻焮《杜甫评传》、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著《访古学诗万里行》。
李志慧《杜甫与长安》[4]是唯一一部杜甫与长安研究的学术专著，文中认为：“如果说，时代造就了杜甫，艰难玉成了诗人，那么，正是长安十年，奠定了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作者表示杜甫经过长安数十年生活，已经从一个“裘马颇轻狂”的世宦子弟，转变成“穷年忧黎元”的伟大诗人；在创作方法上也由早期的抒写个人豪情或摹写客观景物转变成赢得“诗史”称誉的现实主义者；诗的风格也从早期的神采飞扬，转变成沉郁顿挫。另一部专著为龙瑛宗的《杜甫在长安》[5]，此书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而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莫砺锋《杜甫评传》[6]更侧重于杜甫思想的研究，认为长安数十年生活使杜甫“从以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盛唐诗坛上游离出来”。“他开始把自己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国家的危机灾难在诗歌中有机地结合起来。”陈贻焮《杜甫评传》[7]是一部杜甫传记著作。此书对杜甫长安时期的活动论述较为详细，旁征博引，且放入唐代社会和诗歌史中进行宏观论述，他认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京华困顿十年，老杜在功业上一事无成，自觉堕落，但由于他长时期活动于上层社会，与王侯显宦相周旋，熟知种种骄奢淫逸的现状和黑暗政治的内幕，又沦落下层，既贫且病，饱经忧患，对社会弊端和民生疾苦体察尤深。因此，在这一时期内开始成功地创作出一些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反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而呼吁的卓越诗篇，为其后现实主义光辉乐章源源不绝的涌现奏响了序曲。”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著《访古学诗万里行》，此书作者踏遍杜甫游历之处，并联系地方志，对杜甫所经之处及杜诗所描写的地点作了详细的考察。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8]和谢思炜《杜甫集校注》[9]两部著作的问世，使杜甫研究得到极大的推进。
另外有金启华、胡问涛《杜甫评传》和邓红梅《乱世流萍—杜甫传》二书，主要以杜诗为切入点，再现杜甫长安的生活经历，但其成就并未超出上述专著。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杜甫与长安研究在大陆逐渐受到重视，普遍认为长安时期是杜甫思想创作的重要转折，为其以后现实主义的创作以及成为“诗圣”奠定了基础，而长安时期成就超越杜甫后期创作的呼声已不再出现。
在台湾，有刘维崇《杜甫评传》、汪中《杜甫》、萧丽华《杜甫——古今诗史第一人》、陈瑶玑《杜工部生平及其诗学渊源和特质》。
关于杜甫与长安的研究存在于这些传记中的某一章节，焦点集中于杜甫在长安的遭遇及困苦生活的论述上，其研究未出大陆专著的樊篱。陈瑶玑《杜工部生平及其诗学渊源和特质》是唯一一部涉及了地理因素的专著，此书第四章杜诗特质的地理因素考，从杜甫平生游踪论其与各地之关涉，包括少壮期的生活环境、长安地区、秦州地区、成都地区、夔州地区、湘潭地区六处，长安一节只是对杜诗中有关长安之地的地名加以梳理，但没有深入研究。
2.国外
国外杜甫研究主要来自日本，涉及长安的研究同样存在于杜甫传记的章节中。重要成果有以下几部专著：田中克己《杜甫传》、吉川幸次郎《杜甫私记》和《杜甫诗传》、目加田城《杜甫》和《杜甫的诗与生平》、和田利男《杜甫：生平及其文学》。
（二）研究论文
1.整体研究
杜甫与长安的整体性研究指把杜甫长安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所涉及的论文类似于杜甫传记中的一部分，不同之处在于研究重点在于杜甫长安时期的不同方面，不似传记中那么全面。突出的有钟树梁《试论杜甫长安十年诗》[10]、任舸《杜甫长安十年心路历程管窥》[11]、张春燕《唐代行卷制度对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的影响》[12]、吴丽君《杜甫困守长安时的经济状况与诗歌创作》[13]。总体上看，这类研究论文成就并未超过上述专著。
钟树梁《试论杜甫长安十年诗》从感情上和写作艺术上论述杜甫长安时期的诗歌，认为杜甫“眼中有人”，诗歌重在表现各阶层人的状态。任舸《杜甫长安十年心路历程管窥》以杜诗写作时间为序，分析不同时间杜甫的心态，或豪情万丈，或极端偏激，或安命，或重新奋起。杜甫从怀抱“致君尧舜”的英雄之志到“白鸥没浩荡”的归隐南山，从再振起像“胡青骢”一样“猛气犹思战场利”到最后“忧端齐终南”，经历了一个痛苦、矛盾的心路历程。十年的煎熬、十年的思考把杜甫推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从悲剧中奋起的诗人最终赢得了“诗圣著千秋”的崇高评价，时代与生活折磨了诗人，也造就了诗人。张春燕《唐代行卷制度对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的影响》分析了杜甫长安十年困顿的原因——唐代行卷制度，认为“向礼部投献公卷实际上是一种形式，对于能否被录取，往往不起作用”。“在唐代行卷制度盛行的情况下，只凭自己才学谋取功名的文学之士，在科场上却屡遭失败，杜甫的遭遇是盛唐时代最为典型的例子。”“在唐行卷之风影响下，杜甫困居长安求仕长达十年的悲辛生活，对‘诗圣’起了重要的‘玉成’作用。”吴丽君《杜甫困守长安时的经济状况与诗歌创作》探讨了杜甫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及原因，并认为对杜甫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第二，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开端；第三，儒家思想为精神皈依的确立；第四，贫苦的岁月磨炼了他的性格，锻炼了他的意志和品格。
由上述可见，杜甫与长安的整体研究论文，多集中于长安时期杜甫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强调长安时期的奠基作用，此部分研究与专著部分相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其研究侧重杜甫的不同方面。
2.细节研究
杜甫与长安的细节研究，是指杜甫在长安期间个别细节问题的考证和论述。这类成果相对较多，成就比起整体性研究的论文，要有所超越。以下择其突出者加以论述。莫砺锋的《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论杜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诗》[14]一文把杜甫的《登慈恩寺塔》和同时登塔的岑参等人的同题诗作一比较，得出在完全相同的大环境（社会历史背景）和基本相同的小环境（个人生活经历、社会地位等因素）下，四位诗人的“同题共作”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别却是非常大的。并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不恰当地强调社会背景和作家的阶级属性等外在因素，甚至把它们看作决定作家创作倾向及其成就的唯一原因。其实，这些外在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作家的胸襟、品格、个性等内在因素”。安旗《长乐坡前逢杜甫——天宝十二载李杜重逢于长安说》[15]推翻了诸家天宝四载后杜甫与李白再无相逢之说，经过对李白诗《戏赠杜甫》中“饭颗山”的详细考证，得出“天宝十二载（753），即安史之乱前两年，五十三岁的李白与四十二岁的杜甫，曾在西京长安重逢。较之初逢，其意义之重大，有过无不及”。封野《论杜甫任左拾遗前后政治心态的变迁》[16]认为在担任左拾遗前，杜甫具有强烈的功业意识，此后政治心态发生改变，并最终在乾元二年七月放弃官职，走上一条与自己的初衷相背离的道路。杜甫疏救房琯的实质是对自己的政治理念的信守与捍卫，而房琯罢相则使杜甫感到理想与希望的破灭。理想的追寻与失落导致杜甫政治心态发生了根本改变。
车宝仁《杜甫唐都故居考》[17]认为古今诸家论其故居，有杜曲、樊川、潏水、杜陵、少陵、杜公祠、下杜城等，这些缺乏根据。杜甫闲居干谒、为官上朝及陷贼皆在城中。居城南指城之南部，其故居在曲江西，雁塔南或西南，长安南城墙之内。辛玉璞《杜甫杜曲故居考》[18]考证杜曲处于少陵原与樊川结合部，“少陵野老”“杜曲诸生”“杜陵布衣”均来自里名，实指杜曲一地。从孝道出发，杜甫到长安必先住杜曲。王井南《长安是杜甫的生里籍贯初探》[19]则认为长安才是杜甫的故居。其另一篇文章《从〈夏日李公见访〉探索杜甫在长安的故居》[20]对《夏日李公见访》一诗进行剖析，得出：杜甫在长安的故居，就在京兆长安杜曲紧东边的少陵畔杜曲东村。何晓毅《杜甫曲江诗思想发微》[21]从杜甫的曲江诗入手，分析了杜甫当时的“思想上的一些细微变化”，或昂扬，或孤独，或矛盾，或痛苦。李炎《独立苍茫自咏诗——杜甫曲江诗述评》[22]则认为杜甫的曲江诗体裁兼备，而有创格，不但反映了不同时期曲江的面貌和诗人的思想情感，而且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重大问题，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精神。谭文兴《杜甫诗中的曲江》[23]把曲江诗和当时社会发生的大事相联系，认为杜甫的每一首曲江诗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李小琳《长安曲江与杜甫曲江诗》[24]由曲江诗管窥到诗人在困守长安期间的心路历程。由当初的自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一心要走“达则兼济天下”之路，到长安时历经仕途坎坷，生活困顿的现实，诗人除了因政治上的失意而忧伤，感叹自己日渐衰老，同时开始关注国家的前途，为国事而忧虑。另一方面，从中亦能领略到诗人深厚的艺术修养和高度的艺术表现力。
刘明华《干谒与人格：杜甫的困惑之一》[25]讨论了杜甫诸多困惑中的一个，即他在干谒谋官过程中表现出的人格矛盾：独立和依附。“杜甫的可贵之处在于，当他作出“独耻事干谒”的反思时，就在独立和依附之间作出了选择，同时，也就超越了时辈。”对杜甫晚年反省干谒之举给予了极高评价。王许林《杜甫的自责精神应受到尊敬——有感于“独耻事干谒”的训释》[26]认为杜甫为自己曾干谒而感到羞耻，是对自己的过去作真诚的自我剖析和反省。赵海霞《从干谒看李白杜甫的入仕心态》[27]一文从李杜之所以走上干谒之途的原因，干谒时间之长短以及他们对干谒结果的不同认识来探讨二人的入仕心态。李白在干谒之事上是积极主动的，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种自主的行为，自觉的行为。忧民爱国思想使杜甫不得不选择士人们普遍走过的路即干谒权贵以达仕途。无论是干谒时间的长或短，干谒的辛酸和委屈都让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发出不平之鸣。他们的干谒都是以失败告终的。面对这种结果，李杜的表现很不相同，李白是愤激，是对世俗的呵斥，而杜甫却对以前的干谒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胡可先《杜甫与安史之乱》[28]认为安史之乱的社会背景使杜诗成为“诗史”，认为安史之乱促使杜甫乐府诗题材转变，并对中国乐府诗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陈贻焮《杜甫携家避安禄山乱经过——兼谈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创新》[29]是其《杜甫评传》中的一章，此文详细论述了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并认为安史之乱促使杜甫突破了盛唐诗歌创作中最普遍存在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他的处境和遭遇促使他另辟蹊径，尝试以破体的笔墨表现反常的生活和心境。”韩成武、韩梦泽《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30]认为，杜甫献三大礼赋之后，没有立即得到官职，是唐代铨选制度决定的。制度规定：献赋获得出身者，与制举获得出身者、进士及第者同等待遇，即候选三年，然后参加吏部铨选，获得官职。
韩立平《杜甫“卖药都市”辨》[31]一文分别对杜诗中被用以旁证“卖药”的材料、《进三大礼赋表》进行辨析，考察了“卖药都市”在唐代历史叙述中依然有隐逸话语的功能。唐代诗人咏隐者、处士，亦多用“卖药”之典。由此认为杜诗中“卖药都市”实际是一种隐喻话语，不宜将其坐实。薛天纬《杜甫“陷贼”辨》[32]一文认为自北宋时王洙在《杜工部集记》中提出杜甫“陷贼”之说，至《新唐书·杜甫传》更为明确地表述为“为贼所得”，关于杜甫在安史乱中的这段经历成了千年来学界的共识。然而，仅仅凭借诗歌文本及基本史料（比如《资治通鉴》）的细读，仍有可能打破杜甫“陷贼”的传统说法而作出更为切合实际的新叙事。考察当时战局及杜甫“只身奔赴行在”的过程，可知杜甫实无“为贼所得”的可能性。杜甫其实是出于关切时局、心系朝堂的人臣情怀，在确认无性命之虞的情况下“潜回”长安。魏琳《杜甫的京城诗与长安京城文化》[33]认为杜甫在京城诗中展现了长安的文化景观、人文环境。同时，长安京城文化又激发了杜甫的创作激情，提高了诗歌的思想价值，这两者相映相生，使其逐渐形成“沉郁顿挫”的诗风。查屏球《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34]一文比照相关史料与杜诗，认为可对杜甫在战乱初一年的行迹详加说明，订正前人注解之误。认为杜甫逃难至三川为止，没有北上至延州；其赴羌村探亲，直接原因是得到了家人消息，而非肃宗对他的打击。其往羌村全程有十多天，享受了官员待遇，途中所作诸诗是《北征》的前奏，这也是《北征》的构思过程。这一年诗人经历了国家盛衰骤变，也经历了荣辱之变。羌村短憩，诗人苦难的心灵得到安抚，压抑至久的情绪得以释放。其后之诗情更为深沉，表达也益雄浑自然，与其这段经历大有关系。
方瑜《寂寞与超越——试论杜甫长安出游诗四首》、乔长阜《杜甫二入长安时期的几个问题——兼辨杜甫应进士试中的两个问题》等论述了杜甫与长安的不同细节问题。关于杜甫长安时期单篇诗作的研究和赏析，非常之多，不乏有创见者，但更多的是低层次的重复，在此就不再赘述。
3.硕博论文
关于杜甫与长安的研究，有硕士学位论文三篇，尚无博士论文。关星《杜甫长安陷贼时期诗歌考述》[35]是大陆唯一一篇杜甫与长安研究相关的硕士论文，此文中，杜甫的地下爱国诗，是指杜甫在安史叛军占领下的长安，采用微言艺术的手法，潜在地表达爱国情感和地下爱国活动的诗歌。认为杜甫的地下爱国诗开创了中国地下爱国诗这一特殊诗歌种类。论文深入探讨杜甫长安陷贼时期诗的艺术造诣、开创、启迪影响。另外两篇是台湾的硕士论文，洪赞《安史之乱对杜甫之影响》[36]侧重于论述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的遭遇，并把时间扩充到安史之乱之前和之后。郑元准《杜甫长安期之诗研究》[37]对杜甫长安时期生活作一论述，并分析其长安时期诗歌的内容，文中第一章虽然肯定长安作为一个都市对杜甫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只是大略提到，并未展开论述。伍钧钧《杜甫旅食京华研究》[38]和张华《文章憎命 下笔有神——杜甫困守长安时期诗歌创作研究》[39]皆是以杜甫在长安的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尚未过多涉及长安文化。
（三）杜甫与长安的研究现状的反思
从以上专著和论文内容分析中，可看出杜甫与长安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迄今为止，杜甫与长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是杜甫在长安时期的生活。此方面研究多存在于杜甫传记中，杜甫长安十年的艰辛生活是其思想变化和诗歌创作的原动力，这一看法几乎成为共识。
二是长安时期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之前，长安时期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此时期的成就超越了其前期和后期，因为杜甫接近了人民，思想与人民相融合，由此才取得“诗圣”的桂冠，其诗才有“诗史”的美誉。这种研究思想是当时学术研究的主流，和当时社会思想有一定的联系。80年代之后，对杜甫长安时期的评价日趋客观，认为长安时期是杜甫取得重大成就的奠定期，长安遭遇才使杜甫以后走向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一看法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三是杜甫在长安的居住地点。杜甫在长安居住地的问题，也是历代研究争议的话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要有杜曲、杜曲东村、城南、杜陵、樊川等地。
四是干谒与杜甫的人格。存有两种相对的观点：干谒是杜甫人格上的些微瑕疵；杜甫对干谒的反省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其超越时辈之处。
五是曲江诗。杜诗中涉及长安胜景很多，曲江诗独受研究者青睐。透过曲江诗解读杜甫的思想或心理变化，或痛苦，或孤独，或矛盾；同时曲江诗也是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曲折反映。
六是安史之乱的作用。使杜诗成为“诗史”；使杜甫乐府诗题材发生了转变；促使杜甫改变常见的诗歌表现方法；尝试以破体的笔墨表现反常的生活和心境。
综上所述，杜甫在长安时期的研究极为丰富，对其生活遭遇和思想创作的探讨已经十分深入。但杜甫在长安生活十余年，其受到长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以此看来，目前的研究尚存有一定空间。（1）对“长安”概念的界定可进一步扩展。目前为止，“长安”只是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存在，研究者多把它作为一个时间限定词，主要论述杜甫在“长安时期”的诗歌成就的分析，这种分析大多以杜甫长安的活动为依据，而忽视了把长安作为更广泛的概念进行杜诗解读。长安不仅是一个地域，地处三秦，是关中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一个都市，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不同于洛阳、开封、南京。其所独有的地域特征和都市风尚在杜甫思想行为和杜诗中都有所渗透。（2）研究内容过于集中于上述的焦点，而唐代长安民俗、建筑等很多方面也可折射出杜甫的思想和审美观。（3）研究角度仍可拓展。现今对杜甫长安时期思想创作的研究多从社会政治因素入手，而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思想、社会风尚等，亦与杜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由上可见，杜甫与长安的研究尚存有很多的开拓空间。杜甫作为一时代伟人，无论是其人格魅力，还是其诗歌成就，都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杜甫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应把杜甫放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从多个侧面发掘杜甫及其诗歌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