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女性意识形态的本土精神资源与逻辑衍进
80年代女性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呈现，表达了女性自觉的性别差异意识与性别认同等问题。而女性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心理或是精神现象，是具有女性特质的主导性、强制性与系统性的女性意识的凝聚核，既对抗于男权意识形态，同时是指向女性在美学意义上的建构的。而80年代女性审美意识形态，跟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关联，这无疑是80年代现代性的植入，使其发展获得了契机，但是其真正发展动因，源自女性自身的性别需求，以及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资源的吸纳，包括女权主义理论；而社会秩序的转型与变调，也促动了女性的激情萌动，加之本土女作家的书写根脉、精神资源与民间资源等强大动力的助推。而混沌女性意识形态的本土精神资源及逻辑衍进，具体为三个节点：第一次妇女运动（秋瑾年代、五四前后）；新中国成立后法令制度的推进；“第二次妇女运动”（80年代）促动了真正的女性审美意识形态构建。阎纯德曾经这样探讨、概述女性意识的本源，“女性意识有两个源泉。一是源于性别。二是源于所处的文化背景。这两种‘源’对作家产生不同的作用，前者是天性，是作家自然拥有的生理因素，由于天性的影响，其性格往往趋于母性的温柔、善良、作风细腻和具有更多的同情心，这一‘源’所酿成的性格，使她们更关心‘女人’的命运；后者属于后天形成，这一‘源’是社会现实赋予的，于是她们便具有同男人一样的社会性，对人生、社会、历史和宇宙便有了同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源’，使她们关心‘人’的命运。女作家的女性意识中的这两种不同之‘源’，对作家的创作，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期，作用于作家创作中的表现形态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女性化，后者趋向雄性化。这种情况，可以涵盖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全部创作”。[18]
女作家的本土精神资源与根脉，以及“女权意识”和“女性文学”的思想资源应该从古代开始，尽管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秩序中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禁锢了女人的生存与精神。在《周易》、《礼记》、《谷梁传》和《左传》等书中均有解释，即“幼从父，嫁从夫，老从子”。而“四德”，在《礼记·昏仪篇》中是指“言慎、行敬、工端、整容”，这四个方面是专为丈夫和夫家所设的对妇女的规范，对女性不合理的压制与规约。《周易·象传》云：“女人贞吉，从一而终也。”[19]汉朝著名的女史学家班昭曾作《女诫》，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等七篇，分章论述女子行为的规范。在《女诫·敬慎第三》中告诫女子谨守夫妻关系的界限：“房室周旋，遂生媟黩。媟黩既生，语言过矣。”唐朝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著《女论语》，则从“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等几个方面教训女子。明代以降，把女人视为“女祸”“女性亡国论”等，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与压制。明朝仁孝文皇后又作《内训》二十篇：“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对女性进行规范，后来，这本《内训》又和班昭的《女诫》、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著《女论语》以及王相女范捷录合刻为《闺阁女四书》，为中国主要的女子教训书。此外《女教篇》《女诫论》《女儿经》等女子教训书相继问世，体现了传统本土伦理文化的人伦秩序对女性的“驯化”。相应的，中国历史上也一直存在着如女对封建传统的反抗与自我申诉。
中国女性书写的根脉，散见在《诗经》里，从先秦到清季，女性歌吟里有哀怨有反叛。而散落在历史和文学史以及民间的文化资源里也有女性的发声。从西汉到清朝涌现出了诸多杰出的女性书写，卓文君、王嫱、班婕妤、班昭、蔡琰、谢道韫、刘令娴、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唐婉、管道升、朱仲娴、端淑卿、秋瑾、徐自华等，传达的是对女性及生命经验的慨叹。南宋唐婉在《钗头凤》中：“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被迫与陆游离异，发出了对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血泪控诉。五代后蜀妃子花蕊夫人在《述亡国诗》中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宫中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李清照在《乌江》中：“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显然，传统文化秩序中隐含了女性伦理，制约了女性意识的发展。而受儒教文化秩序的影响，古代女性的书写仍然局限在哀怨、忿怒之中，还不足以显示有清晰的女性意识。
学界认为中国女性文学意识的真正滥觞，应该是在清末的时候，以秋瑾所代表的女界革命意识的呈现。在《满江红》中：“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秋瑾不仅反抗封建礼教对女性肉体和精神残害，还兴办女学。并于1904年在东京创办《白话报》，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发表《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在1907年在上海创刊《中国女报》（1907），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秋瑾的女声，从女性空间，伸展到社会空间中，是具有先锋意义的，她是中国女性文学的拓荒者、真正鼻祖。而同时代的徐自华、张默君、吕碧成、张汉英、徐宗汉等过渡性的女性群体，也促动了中国女性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其所蕴含的男女平权等思想，甚至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之“宪法”条文的蓝本。这种被称为女性的“旧启蒙”，一直伴随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历史文化过渡中。
事实上，秋瑾代言的中国妇女，遭受着政权、族权、神权与夫权的几重压制。1840年鸦片战争撼动了整个旧中国的闭关锁国的状态，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这时西方妇女运动已经开始，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欧洲出现了女性争取个性解放，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而后是争取经济和政治的要求。这种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思潮，在20世纪初从西方进入中国，因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真正的女权主义运动开始于1912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阶段。这一运动深受西方主张妇女有投票权的参政言论的影响，但也蒙上了反封建社会斗争的色彩，它自称为‘女权运动’或者‘抗争运动’。”[20]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中的“八事”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1917）中的“三大主义”，以及当时其他先驱者关于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启动了对女性的社会现实思考。吴虞以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女权评议》（1917），鲁迅的《我之节烈观》（1918）、胡适的《贞操问题》（1918）等文章，对妇女解放的问题加以讨论，并融入当时思想解放、文化革命的主流中。他们还大量介绍了欧美妇女运动的学术与著作。而1919年“五四”运动的巨大裂变，中国全面掀起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同时，关于女性的独立意义也很重要，让女性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妇女解放问题成了当时的一个重要内容。
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女界接受了“五四”革命的洗礼，声势汇聚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总的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21]中国女性写作真正体现女性自我意识，自“五四”时期开始，受“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以及欧美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标示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终于从男性文化的压迫下觉醒过来。“五四”时期是女性意识最初觉醒时期，争取人格的独立是此时女性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此外，在一些妇女刊物，如1920年《新妇女》在上海创刊，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12月10日在上海创办了《妇女声》（半月刊），是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1922年2月，叶绍钧的《女子人格问题》一文在《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从理论上阐述了男权文化对女性人格的毁灭：“男子对于女子，只有两种主义，一种是设为种种美名，叫女子去上当，自己废弃他（她）的人格，叫做‘诱惑主义’。一种是看了女子较自己庸懦一些，就看不起她……不承认她的人格，叫做‘势力主义’”。这股清新空气唤起了女性的觉醒，使被动、沉寂的女性生态发生变动，对所处非人处境发起了反抗，集中在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讴歌上，从而结束了“女人无史”的命运。周恩来在1926年就提出：“妇女运动解放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人物或性别，不是因我是男子，才来说这种话。事实却是如此。要是将来一切妨碍解放的制度打破了，解放革命马上就成功，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22]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23]。女性是处在各种封建压制的最底层，妇女解放依赖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妇女解放的主流思想。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裂变意识来自觉醒的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对立与冲突。抗日战争的爆发，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女性文学呈现出将个人意识融入集体意识、女性解放汇入民族解放斗争的趋势。
这期间，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萧红、林徽因、谢冰莹、丁玲、白薇、石评梅等，从“铁屋子”里率先觉醒，这些从旧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肆意分离出来的女性，都在进行着女性精神的探索。以“娜拉出走”为表征进行探讨，以反抗封建礼教、婚姻自主、争取妇女解放为目标，具有强烈批判性和颠覆性的作品，但女作家仍在沿用传统的男性话语写作，而不是真正的女性话语写作。如陈衡哲《小刘》《绮霞》等作品探讨了家庭对知识女性的束缚。冰心的小说《斯人独憔悴》《超人》等触及爱的哲学与真谛。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充满了悲哀、苦闷。凌叔华短篇集《花之寺》《女人》写旧时代的堕落。淦女士（冯沅君）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等，充满了对旧传统旧礼教的撞击。苏雪林的自传体散文《绿天》与长篇小说《棘心》，具有女性解放意识。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更是率先指向了女性的本体欲望。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诗剧《琳丽》与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日记》《女兵自传》等具有女性色彩浓烈。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揭示的是北中国的女性生存困境。张爱玲的《金锁记》、梅娘的《鱼》、苏青的《结婚十年》等，还有袁昌英的戏剧、石评梅的散文诗歌等，以新的视角探讨了女性的生存环境。应该说，从秋瑾到“五四”时期女界的革命就在于，将女性拉回到人本身，与男人一样享有做人的权利。
中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30年，妇女与男子平等，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都得到肯定和承认，女性似乎不存在需要进一步解放与拓展自己的任务，将眼光转向歌颂革命战争与建设时期的女性英雄人物，女性意识被冷落，这一时期可称为女性文学的“冰川期”，其直接的原因在于政治意识形态与阶级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制。妇女解放的旗帜纳入了政治的界面与社会秩序中，诸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随之，政治意义上的“解放”和两性“平等”替代了日常经验中的平权思想。除了去了台湾和香港的苏雪林、谢冰莹、张秀亚、张爱玲等人，白薇和梅娘开始沉寂，丁玲、草明、罗洪、白朗、冰心等，还在探讨着人性的伸张。茹志鹃、刘真、菡子、宗璞的创作尚葆有生命力。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菡子的《万妞》《妈妈的故事》、宗璞的《红豆》等，与同一时期男性作家们宏大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相比，女作家表达了人性温暖，显示出了不俗，但因“人性论”被一些人批判。其实“人性”是女性意识中一个重要标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杨沫的《青春之歌》阐释女性与政治与革命的关联，反响褒贬不一。而此时，张爱玲的《秧歌》等，赫然有着“反共”倾向。事实上，30年高蹈的政治意识，弱化与湮没了女性意识的书写。严格意义上说，整个30—70年代是女性意识弱化、断裂或隐藏的时代，但在“男女平等”口号下，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地位和价值的人格意识却得以强化，但所呈现的仍然是非女性意识形态化过程的女性意识。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女性的觉醒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恢复“五四”精神的同时超越了历史，不仅从外部世界来进行剖析和观照，还对女性自身的内部审视和认同。与此同时，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大量涌进。在这历史转型时期，女性文学正与社会同步，经历着旧的裂变与新的生长，并奇妙地回复着“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种种文化命题。从1979年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当代文坛才逐渐打破女性“缺席”的历史，女性自身的悲苦、困惑、恐惧、欲望、挣扎等全方位暴露出来，充满了喧哗与骚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西方女权理论的介入，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真正觉醒。女性话语权力的呼唤清晰而大胆、急切而焦灼。20世纪80年代，受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思潮的影响，随着对“人性”回归的呼唤，女性文学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潮。全方面地表达、申诉女性的本体性、主体性。20世纪80年代时期女作家的构成：由老一代女作家冰心、丁玲，还有杨沫、茹志鹃、刘真、宗璞等中年的女作家，把女性文学创作的主题引入深化。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同时，20世纪80年代涌现了一批女作家群，如张洁、张抗抗、张辛欣、谌容、方方、残雪、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对传统性别角色进行质疑与抗争，呼唤自我律动的生命形态与价值。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文学女性话语发生了转变。在《方舟》中张洁用女性的眼光，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借梁倩、荆华、柳泉之口对现实进行了抨击。可以说，以张洁为代表的女性写作，张抗抗的《北极光》、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应该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第一个阶段，申诉女性被剥离的性别需求与性别感受，积蕴着内心情感的爆发与对现存社会的抗议。而到了1985年前后，是女性躯体写作和运用知性的阶段，可视为女性主义的第二阶段。[24]这一时期主要有翟永明的《女人》、伊雷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黑色沙漠》为代表的诗作。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翟永明的《黑房间》等都以一种激越的姿态书写自己的紧张与反抗。8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岗上的世纪》等一批性爱小说开始了女性本体欲望的叙事。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的发表才真正标志着女性文学叙事从新时期文学初期向后期的转变。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铁凝的“三垛一门”，对于女性潜意识的勘探，彰显了女性自我欲望对传统文化的偏离与暗合。预示着女作家书写呈现多元化姿态与分化。这种气势延展到90年代中期，女作家开始转向女性自我内在空间，掀起以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热潮，身体成为表述与抗争的媒介，标志着女性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进行反抗与颠覆，这应该是女性主义的第三阶段。
80年代女性审美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诉求特质，是承载着“五四”精神的重塑，对女性的“人性”进行呼唤，是承接女性历史的重复呼喊；更重要的是以女性的意识、女性的视角，完成了将“女人”拉回到“女性”的轨道。80年代女作家在中西文化大潮的冲击下，在女性主义思想兴起的影响下，在寻求自我，正如伊蕾所说：“我落地生根，即被八方围困”，女性自我要去打破“没有栏栅的囚所”[25]，寻找女性本体所在，进行激情意志的表达。这也表征了80年代始真正女性意识形态的生成，一种对抗于男性意识形态的真正力量。当不无沉重的历史反思和民族重塑的文化运动，随着80年代的终结而逐渐淡出的时候，女性文学却在这背景的映衬下凸显出来，不期然间成为一个闪光的亮点。这固然是因为理想主义失落之后的年代里，这一领域成为注意力转移的一个依托之地；更重要的是，由于主流话语的裂变，原本对统一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诉求分解成多种歧异的趋向；就在这布满缝隙和裂痕的文化板块上，女性文学获得了一次类似于飞升的时机：试图挣脱“宏大叙事”的束缚，而去触及过去从未接近的崭新的自我领域。
可见，20世纪80年代女性审美意识形态生成及逻辑演进，不单合乎女性文学的自在逻辑，也合乎社会秩序的逻辑。从女性置身的社会语境与文化秩序的切入，到对女性生命与意识本体的关注，逐渐走向自醒自审的轨迹，对女性与环境、男性、自我构成的系统加以审视，寻找自身与社会文化的痼疾，以及对与体现现代女性主体性相左的传统女性文化符号的审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但就其80年代叙述主体来说，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秩序中“解放”出来的女作家，挣脱之后并未向更深处探及，作为女性本体欲望的群体，并未有效自如地构筑女性自我美学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以致滑落到90年代个体极端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乃至21世纪女性集体淡化女性意识形态的产生。
[1][德]霍克海默、阿多诺：《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2]Louis Althusser,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in Slavoj Zizek,ed.,Mapping Ideology,Iondon:Verso,1994,p.120.
[3][加]Marie-Josee Fortin、Mark Dale:《空间分析——生态学指南》，杨晓晖、时忠杰、朱建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
[4]栾勋：《说“环中”——“中国古代混沌论”之一》,《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
[5]栾勋：《道与真善美中国古代混沌论之三》,《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6]这里所指的双重笔墨，是指80年代女性写作承担了对女性意识与社会意识的探索与伸张，两者有交锋、叠和，也有冲突，共同构成了女性的现代性诉求。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71页。
[8]禹燕：《女性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5页。
[9]艾江涛：《召唤虚构的力量》,《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6月23日。
[10]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
[11]王政：《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12]李洁非：《“她们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
[13]李小江等主编：《新时期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7页。
[14]李小江：《妇女研究在中国》，载杜芳琴、王政主编《妇女与性别研究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5]李小江：《妇女研究在中国》，载杜芳琴、王政主编《妇女与性别研究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6]董丽敏：《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7]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18]阎纯德：《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
[19]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
[20][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22]周恩来：《1926年3月在广东潮汕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上的讲话》,《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2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24]关于女性主义阶段的划分，本文采用了王光明《女性文学：告别1995——中国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文学》一文的说法，《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25]伊蕾：《流浪的恒星》,《当代》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