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文帝称帝前后的洛阳

隋文帝杨坚祖籍为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市）。自五世祖杨元寿以来，世代担任鲜卑族政权北魏、北周的地方或中央军政职务，被赐以鲜卑族姓氏普六茹。北周武帝时期，杨坚任大将军，其长女被聘为皇太子宇文赟的正妃。建德七年（578），宇文赟即位，是为周宣帝。杨坚被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后丞、右司武、大前疑。大象二年（580）五月，周宣帝病故，周静帝年仅八岁，大权落入杨坚手中，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总揽全国军政大事。杨坚企图改朝换代，就隐瞒了周宣帝的死讯，将北周宗室赵王、陈王、越王、代王、滕王骗至京师长安杀掉，还杀掉周明帝和周武帝的儿子们。六月以后，北周势力相继在相州（治今河北临漳县）、郧州（治今湖北安陆市）、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起兵反抗杨坚，被杨坚派出的军队镇压下去，并捣毁邺城，将相州治所南迁到今河南安阳市，称为邺城。到十月，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次年二月，杨坚恢复汉族姓氏，废掉周静帝，自立为帝，建立隋朝，年号由周静帝的大定改为开皇。到开皇九年（589），隋朝灭掉南朝陈政权，岭南的割据势力归附隋朝，中国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

杨坚称帝前后，洛阳的地位受着上述政治格局的制约和影响。

北周建德六年（577），周武帝灭掉北周东面的北齐，统一了北方。杨坚时任大将军，率军作战，立有军功。第二年周武帝病逝，宇文赟（周宣帝）继位。为了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大成元年（579），周宣帝巡幸洛阳，下诏移相州六府于洛阳，将洛阳设为东京，于是征发关东（秦函谷关以东，亦称山东）诸州士兵修治洛阳宫。以前被北齐迁至其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三体石经，这时由北周运回洛阳。周宣帝还诏令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相州、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县）、亳州（治今安徽亳州市）、青州（治今山东青州市）、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七总管，一律接受东京六府的管辖。

周宣帝去世后，杨坚统领百官，处理朝政。国丧期间，大赦天下，洛阳宫的修建活动停了下来。接着，杨坚镇压相州等地的军事反叛，其间以长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统领北齐故地。开皇元年（581）二月隋朝刚建立，杨勇就被立为太子，被召回京师长安，镇守洛阳的任务由杨勇的岳父少冢宰元孝矩替代。八月废除东京官，依然称为洛阳，降为一般性城市。

隋文帝总结北周所以轻易亡国，与其同姓诸王势力过于微弱密切相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定由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别据守各地区的重镇。开皇二年（582）正月，他在洛阳设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以第三子秦王杨俊为该行台尚书令兼洛州刺史，统领关东兵；次子晋王杨广为河北道行台尚书省（治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尚书令；四子蜀王杨秀为西南道行台尚书省（治益州）尚书令。这几个王都还是少年，其中杨广最大，但也才十三岁，隋文帝因而选拔了一些精明能干的官员充当他们的僚佐。

开皇三年（583）十月，隋文帝废除河南道行台尚书省，将秦王杨俊调任为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总管。开皇六年（586）十月，设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治所设在襄州（治今湖北襄阳市襄州区），又将杨俊调到这里担任尚书令。别的地方在创建行台尚书省，而在洛阳的河南道行台尚书省却被废除了，这是否意味着洛阳地位的下降呢？从杨俊赴任襄州两个月前，隋文帝派更高级别的太子杨勇镇守洛阳来看，隋文帝对洛阳另有考虑，其地位更加重要。其间有这样一件大事，开皇四年（584），关中灾情严重，粮食供应困难，九月，隋文帝率领官员、后妃、宦官和将士一行大队人马来洛阳就食，次年四月返回长安。仁寿四年（604），隋炀帝登基伊始，便下了一道营建东都的诏令，其中说，洛阳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而古代一些帝王，或由于国家分裂，或由于财政窘迫，没有在洛阳建都；而“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1]那么，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初就萌生了营建东都的打算，可能是开皇三年以后的事，只是当时刚刚营建了宏大的新长安城，物资匮乏，人力紧缺，立即着手营建东都，显然不合时宜。

当时关中地区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漕运不便，粮食供应一直很困难。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初九，594年8月30日），隋文帝率领百官和大量关中饥民来洛阳就食。十二月乙未（初五，595年1月21日），隋文帝一行东赴泰山，返回长安时没再经过洛阳，此后再也没来过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