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代洛阳的宗教

一 隋文帝时期洛阳佛教的复兴

南北朝后期，北朝的北齐、北周两个政权处在东西对峙的状态。北周境内有佛寺一万所，僧尼近一百万人，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造成严重的影响，周武帝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1]建德三年（574），他下诏毁佛，没收寺院及其田庄，销毁铜像、佛经，勒令僧尼还俗，编入民籍。三年后北周灭掉北齐，将那里的三万所寺院财产全部没收，两百万僧尼被勒令还俗。大象二年（580）五月，周宣帝病故，杨坚辅佐儿童皇帝周静帝，总揽全国大权，于六月宣布：“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2]开皇元年（581），杨坚建立隋朝，开始正规复兴佛教。隋文帝诏令全国，听任民众出家为僧，并按人口摊派缴纳钱币，用于营造佛像、抄写佛经。京师长安和洛州等重要地区，皆由官方组织抄写佛经，置于佛寺和秘阁中。民间佛经数量比儒家六经多出数十百倍。开皇四年（584），关中大旱，隋文帝带领百官和一部分民众转移到洛州解决吃饭问题，邀请京师长安大兴善寺律僧灵藏同行。洛州民众纷至沓来，归投灵藏。隋文帝对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有乐离俗者，任师度之。”灵藏“遂依而度，前后数万”。[3]开皇十一年（591），隋文帝“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4]洛州及其所辖县贯彻诏令，集资造寺。

仁寿元年（601）、二年（602）、四年，隋文帝诏令分送所谓释迦牟尼的舍利于一百余州，于四月初八佛诞节入函立塔。建塔的经费，由民众施舍。僧人灵幹曾负责护送舍利，从大兴城来洛州建造舍利塔。僧人宝袭曾负责来洛州嵩山嵩岳寺建造舍利塔。时人王劭《舍利感应记别录》记录仁寿二年（602）的情况，说：“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于汉王寺内安置。……四月七日夜……在佛堂东南，神光照烛，复有香风而来。……至八日临下舍利，塔侧桐树枝叶低茎。”[5]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从各地征聘几位高僧入京师长安，研究、传播佛教经典。其中有慧远，俗姓李。北周毁佛时，他被迫还俗，躲藏起来诵读佛经。周宣帝时，他被选中作为菩萨僧，安置在洛阳陟岵寺（嵩山少林寺）研究佛学。隋文帝执政之初，他再度出家，与一批道友相约来到洛阳，弘扬佛法，远近僧人得知消息，纷纷前来参学请教。隋文帝任命他担任洛州沙门都。他贯彻戒律教规，严格整饬僧众。僧人或不漉水护净，或乞食违背教规，或威仪失常，一律清除出去。其余懒惰贪睡，听讲迟到，都加以惩处。一时间“徒侣肃穆，容止可观”。开皇七年（587），他受诏赴京师，五年后在长安净影寺去世。同时大臣李德林也去世了，隋文帝感叹道：“国失二宝也。”[6]慧远一生四处讲经，对于重要的经典还撰写了注疏，计有五十余卷，在各地流行。

二 隋炀帝设立东都内慧日道场

隋炀帝杨广早年任扬州总管期间，奉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为师，请他为自己授菩萨戒，成为菩萨戒居士，法名“总持”。开皇十九年（599），杨广在扬州设立慧日、法云两个佛教道场，邀请学问僧、律僧在其中研究、弘扬佛教，自己的晋王府出资供养。杨广被立为太子后，扬州佛教道场的一批僧人被他带到首都长安，安置在自己所立的日严寺中。杨广称帝后，在东都洛阳设立内慧日道场，该道场成为皇家佛教研究院，他又把这批僧人中在世者带到东都，安置在内慧日道场中。

据《续高僧传》记载，隋炀帝带到东都内慧日道场中的僧人，都是南方僧人。智脱是江都郡人，法澄是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人，道庄是扬州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人，法论是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市）人，立身是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人，智果是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人。同时，隋炀帝还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杰出僧人，充实到东都内慧日道场中。敬脱是汲郡人，辩相是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市）人，法护是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智徽是泽州高平（今山西高平市）人，法安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人，道基是东平（今山东郓城县）人，志宽是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市）人。此外，还有景法师、严法师。这批杰出的僧人，精通佛教经论，不但经常讲解各派经论，还有注疏著述，有的还广泛涉猎道家、儒家著作，通晓经史文学、语言文字学，擅长书法。有的还在东都鸿胪寺给来华的外国僧人授课。

东都内慧日道场的设立，体现出隋炀帝的学术追求。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佛教，风格异趣，南方重理论，北方重实践，即所谓南义北禅。伴随着隋朝的政治统一，南北佛教风格也应该统一，于是天台宗提出了定慧双修的止观法门。止即禅定，属于佛教实践；观即智慧，属于佛教理论。

印度小乘佛教时期，把佛教归纳为戒、定、慧“三学”。戒是学佛者的入手法门，目的在于纯洁身心、防范过失。定即禅定，是打坐静默活动，以此调练心意，专注于一境，产生佛教智慧，正确观悟人生，成就各种功德。慧是区别于世俗认识的智慧，能通达诸法性空的真理，根绝迷妄，因而是诸佛之母。三学的关系是：慧是根本，戒、定是方便（灵活手段）。依止于戒，心乃得定，依止于定，智慧乃生。和三学对立的贪、嗔、痴是“三毒”。贪，指贪爱、贪欲；嗔，指仇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痴，指不符合佛教智慧的愚痴无明状态。佛教倡导以戒破贪，以定破嗔，以慧破痴，这便是“立三学，破三毒”。由于戒是入手法门，最基本的戒规，出家佛教徒和在家佛教徒都要奉行、遵守，所以戒是自不待言的要求，可以略去不提，那么，便剩下定和慧了。智主张定慧双修，实际上包含了戒、定、慧三学全部。他认为禅定和智慧，二者密不可分，就好像车子的两个轮子、鸟的两只翅膀，如果缺少一个轮子，车子就难以行驶、停留，如果缺少一只翅膀，鸟就不能飞翔。所以仅仅停留在禅定层面上，不考虑用佛教思维去产生精神活动，观悟宇宙、人生，那叫作“愚”；仅仅依据佛教思维去产生智慧，不从事禅定活动，便得不到种种福德，那叫作“狂”。

北方佛教重禅定，早已形成传统。南天竺僧菩提达摩来华，先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和梁武帝交谈，机缘不契，遂于北魏正光元年（520）来嵩山少林寺，从事禅观实践，从学者甚众。他面壁结跏趺坐，终日默然，长达九年，因而有壁观婆罗门之称。当时，洛阳禅僧还编造神话，以推波助澜。洛阳崇真寺僧慧嶷死后七日复活，说阎罗王复审新近死掉的僧人，自己被错招到阴间，因而放回阳间继续生存；两位僧人生前分别以坐禅、诵经为业，都被安排升入天堂；另外三位僧人生前分别讲经、造经像、造寺，都被打入地狱。执政的灵太后顺从这种导向，在宫廷内供养百名禅僧，下令禁止僧人持经像乞讨。“自此以后，京邑（洛阳）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7]

隋炀帝拜智为师，受到天台宗的濡染。隋炀帝长期居住在扬州，对南方佛教重视理论研究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在扬州设立佛教道场，组织义学僧人开展佛学理论研究。他之所以在洛阳设立内道场，是以南方佛教改造北方佛教，消泯二者的差异，融汇为统一风格。灌顶是智的徒弟和接班人，被尊为天台宗五祖。仁寿二年（602），杨广以太子身份在长安下令说：“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维摩诘所说经》），全用智者（智）义疏判释经文。禅师（灌顶）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令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也。”[8]庄、论二师即道庄、法论二僧。杨广当时把他们从扬州慧日道场请到长安日严寺，与灌顶一起，依照智的注解来讲解佛经。道庄、法论后来被安排到洛阳内慧日道场中，依然承担着以南方佛教义理来补充和完善北方佛教禅观的任务。

三 隋炀帝设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

隋炀帝设立东都洛阳内道场，旨在就已经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进行研究、教学、传播、弘扬。为了进一步拓展佛教领域，别开生面，还需要将那些没有翻译过来的重要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于是大业二年（606），隋炀帝在东都上林园设立翻经馆，其中的僧人叫作学士。隋朝的译经中心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

上林园翻经馆在城区东隅，南临洛河。翻经馆内有十多个外国僧人。南天竺僧达摩笈多，开皇时期来长安，在大兴善寺翻译佛经。上林园翻经馆建立之际，隋炀帝立即征聘他以及诸学士来这里从事翻译。他在这里工作了十四年，直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去世，连同他在长安的工作，共翻译经论七部，合三十二卷。翻经馆中的中国僧人，最突出的是彦琮。彦琮询问达摩笈多所游历的国家和地区，多是前史不曾记载的，于是撰成《大隋西国传》一书，共十篇：一方物，二时候，三居处，四国政，五学教，六礼仪，七饮食，八服章，九宝货，十山河、国邑、人物，“斯即五天（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之良史，亦乃三圣之宏图”。[9]

彦琮精通汉文和梵文，其译经活动起步于长安。上林园翻经馆建立后，他被安排担任主事。这时，隋朝平定了林邑，获得贝叶经五百六十四夹，合一千三百五十余部，隋炀帝下诏送入翻经馆，交付彦琮披览，编叙目录，次第翻译。彦琮撰成五卷目录，分为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等类，估计译成汉文，应有二千二百多卷。他前后译经共二十三部一百余卷，卷首制序叙事。大业六年（610）七月，他在翻经馆中病逝。彦琮哥哥的儿子僧行矩，从小便追随彦琮，请益佛经，参与长安、洛阳两馆的翻译活动。翻经馆还是一所外国语学校。彦琮在这里向达摩笈多学习梵文，行矩、智通等僧也在这里学习梵文。智通“往洛京翻经馆学梵书并语，晓然明解”，入唐后参与翻译佛经，“善其梵字，复究华言，敌对相翻，时皆推伏”。[10]

彦琮通过长期的翻译实践，形成了深切的体会，于是写成《辩正论》，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辩正论》指出，十六国时期的释道安说过，将外文佛经译成汉文，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指翻译佛教典籍，有五种失却外文原典本真面目的现象。其一，汉文和外文遣词造句的顺序颠倒，将外文佛经译成汉文，只能遵循汉语的规范，将其前后倒置过来。其二，外文佛经朴实无华，而汉人讲究文采，译文文采斑斓才传得开，这便在行文风格上出现差异。其三，外文佛经内容重复烦琐，反复叮咛，用散文说说，又用韵文说说，汉文译文需加以精简剪裁，撮取大意，另铸文字。其四，外文佛经结束语，用很大的篇幅归纳该典籍的大意，与前文的字句重复，翻译成汉文时皆需删除。其五，外文佛经结束一个意思，过渡到另一层意思时，又把前面说过的话再倒腾出来说说，汉文译文必须全部删掉。“三不易”指翻译佛教典籍，有三方面的艰难情况。其一，佛经是释迦牟尼佛在遥远的年代针对当时的情况所做的教诲，时代推移，情况变化，汉文译文要删除一部分往古的内容，才能让今天的读者接受，斟酌起来，颇费周折。其二，圣贤和凡夫，差别很大，要把远古圣贤的微言大义，译得使今天的芸芸众生都能读懂，实在太艰辛了。其三，阿难、迦叶（摄）等天竺高僧，都是佛陀杰出的弟子，经佛陀耳提面命，对佛经的含义尚且需反复推敲，才能求得正解。而今过了千余年，僧众的水平又远远低于那些弟子，要译得符合原意，真是难乎其难。

彦琮针对道安指出的这些情况，提出两方面意见。一方面，他主张学习梵文，直接读佛教典籍原本，以避免汉文译文走样带来的理解偏差。但佛经既有梵文本，又有其余文字的胡本，中国人有几个能直接读原本？因而这个建议不具备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对翻译提出“十条八备”说。“十条”指字声、句韵、问答、名义、经论、歌颂、咒功、品题、专业、异本，说的是翻译技术问题和文体分类。“八备”指的是译者的整体素质。其一，译者对待佛教，信仰要虔诚，要发愿解救众生，不要害怕耗费时日。其二，译者应以戒律规范自己的言行，道德品质高尚，有好名声。其三，译者应精通所有佛教著作。其四，译者应通晓各种世俗学问，擅长写作。其五，译者应气度轩昂，没有意必固我的坏毛病。其六，译者应淡泊名利，潜心钻研佛教。其七，译者应具有梵文修养，懂得怎样译成汉文。其八，译者应经常阅读《三苍》《尔雅》之类的语言文字书籍，懂得真草隶篆各种字体，能熟练驾驭语言文字。这八点，包括宗教态度、职业道德、知识结构、学品学风、翻译能力等方面，他认为都具备了，才是合格的翻译家。这些说法，应该是翻译工作的不刊之论。但道安提出的那些问题，彦琮的提案并不能加以解决，比如中外文的语序问题，两者的繁简、质文问题，这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字、学风文风和审美取向的问题，只要差异存在，就不能强求照搬。

四 隋代龙门石窟、佛寺和僧人

洛阳市区南的龙门石窟，原称伊阙石窟。伊河在这里自南向北流去，河东是香山，河西是龙门山，远望像阙楼。太和十八年（494），北魏迁都洛阳，承袭当年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开凿云冈石窟的余风，开始在伊阙开凿石窟。仁寿四年（604），隋炀帝登上邙山南望伊阙，说：“此非龙门耶？”[11]伊阙石窟因而又称为龙门石窟。现在确认的隋代纪年造像只有三处。第一处是开皇十五年（595）裴慈明在宾阳南洞外北侧所造的一铺阿弥陀佛像龛。第二处是大业十二年（616）蜀郡成都县募人李子斌在宾阳中洞北侧所造的一铺观音龛。第三处是大业十二年河南郡兴泰县（今河南伊川县）人梁佩仁在宾阳南洞北壁所造的释迦牟尼佛、二菩萨双龛，竣工于该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是佛教节日盂兰盆会，是民间超度死者的节日。梁佩仁的儿子死了，父亲为儿子做功德，出钱雇人雕造了这铺像龛。“造像龛为两个相邻的尖拱龛，内造一佛二菩萨。左龛像头残，胸隆，身着下垂袈裟，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左手抚足，右手上举，残。台座中间是香炉，两侧各配以狮子。二菩萨头戴高莲花宝冠，头上宝缯直下至底座，面相饱满，双手合十，衣饰不清，头光火焰宝珠形。右龛造像基本同左龛。两龛中间是大业十二年造像碑，蟠龙碑头。造像记为六行，每行十一字。该龛造像虽也丰满圆润，但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是从北魏向唐代过渡阶段的代表作。”[12]

图2-1 龙门石窟宾阳南洞北壁隋梁佩仁造像龛

隋代洛阳城和洛州地区有很多佛寺，著名的有少林寺和净土寺。

少林寺位于今河南登封市西北嵩山山脉的少室山麓，始建于北魏迁都洛阳的第二年，即太和十九年（495），是北魏孝文帝为安置天竺僧人跋陀而建造的，少室山麓周围林木葱茏，故兼取少林二字为名。少林寺是禅宗的祖庭。禅宗东土初祖菩提达摩即入住少林寺，从事禅观实践。相当长的时期内，嵩山地区保持着菩提达摩渐悟法门的门风，具有不能被别的地方取代的地位。

周武帝毁佛时，少林寺僧众还俗，各奔东西。周宣帝继位后，于大象元年（579）在长安、洛阳各立一所陟岵寺，少林寺被选中作为洛阳的陟岵寺。隋文帝杨坚当时辅佐朝政，从还俗僧人中挑选出一百二十人，令其蓄发不剃，穿着俗人衣服，充当菩萨僧，分配到长安、洛阳的陟岵寺中。慧远法师、洪遵律师、灵幹等人，被分配到洛阳陟岵寺中。隋文帝登基后，从全国范围内前后两次挑选十大德和六位高僧进长安翻译佛经、研究佛教，慧远、洪遵都在其选。“陟岵”的含义是儿子纪念父亲，陟岵寺的命名，意味着周宣帝为先父周武帝做功德。隋文帝建立隋朝后，陟岵寺的名字便显得不妥了，于是恢复了少林寺的原名，并把寺西北五十里处柏古山庄的一百顷土地赐给少林寺。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少林寺建筑被焚毁，只有灵塔巍然独存。

隋代净土寺在洛阳东城墙的中门建阳门（唐初改称为建春门）内，在洛河以南。玄奘法师少年时，被二哥长捷法师带到这所寺院中糊口度日。长捷天天为弟弟讲解佛教义理，并教他很多世俗学问。大业八年（612），隋炀帝下诏在洛阳剃度十四人为僧。佛学优秀者数百人前来应选，玄奘年仅十三岁，被破格以沙弥身份录入僧籍。主持这项工作的大理卿郑善果对同僚们说：“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13]玄奘从此在净土寺中出家。

僧人灵幹在周武帝毁佛运动中还俗。杨坚掌控北周朝政时，灵幹被选拔为菩萨僧，安置在洛阳陟岵寺中。杨坚建立隋朝后，灵幹于开皇三年（583）在净土寺重新剃度。洛阳人孟暠的儿子中有三个当了僧人，法名分别是明旷、道岳、明略。明旷十七岁出家，对于佛教理论、戒律有透彻的研究，“学徒百数，禅观著绩，物务所高，即洛阳净土寺明旷法师是也”。[14]

僧人慧乘原是隋炀帝当晋王时扬州慧日道场的家僧，大业六年（610），他奉隋炀帝诏命，作为三大德之一来东都，在四方馆仁王行道。隋炀帝任命他为大讲主，他接连三天三夜讲论佛教，条分缕析，酣畅淋漓，赢得听众阵阵喝彩。两年后，隋炀帝在东都，安排在长安为已故的父母建造两座七层木塔，派慧乘从东都送去舍利，埋在塔下。大业十二年（616），慧乘奉诏“于东都图写龟兹国檀像，举高丈六，即是后秦罗什（鸠摩罗什）所负来者，屡感祯瑞，故用传持，今在洛州净土寺”。[15]

隋炀帝奉僧人法济为门师，在皇城右掖门旁临近黄道渠的地方建造龙天道场，“即炀帝门师济阇梨所居”。[16]隋炀帝送给他白马，他经常骑着这匹马出入洛阳皇宫。大业四年（608）法济去世，隋炀帝废朝致哀，百官素服悼念。东都王公大臣至于平民百姓，为法济的丧事制作大幡四十万面，每天斋供百僧，过完“七七”。人们施舍的绢帛，总共有十多万匹之多。

五 隋代洛阳地区的道教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的半年前，即北周大象二年（580）的六月，他借辅佐朝政之机，以周静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令：“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17]这是对此前不久周武帝废除佛教的否定，佛教要复兴了，道教也一并恢复。开皇二十年十二月辛巳（二十六日，601年2月4日），隋文帝诏令全国，对于佛教、道教一并保护、扶持。这份诏令说佛法高深精妙，道教冲虚融通，都在播撒大慈大悲，帮助、解救众生，因而众生无不蒙受佛教、道教的保佑、庇护。那么，今后“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18]洛阳的道教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恢复起来。

隋炀帝也尊奉道教。他任扬州总管时，在设立两个佛教道场的同时，还设立玉清、金洞两个道教道场。唐末道士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说：“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19]隋炀帝在长安、洛阳两都及巡游各地，无不带上佛教的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和道教的道士、女官（女冠），叫作四道场。他在洛阳，罢朝后常常在西苑游玩，在小树林和亭榭间盛设酒宴，比丘、比丘尼、道士、女官聚为一席，其余隋炀帝的宠姬、皇亲各为一席，杯觥交错，品尝美味。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人薛颐，“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炀帝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设坛祭神）”。[20]大业年间已迁都洛阳，薛颐所在的内道场是洛阳的内道场。但隋炀帝对道教的崇奉，远不如对佛教那么虔诚，除了他服膺佛教、取得了菩萨戒居士身份的缘故以外，还在于他发现道教徒在合炼丹药以求长生不老方面露出破绽。

洛州嵩山道士潘诞自称已经三百岁，为隋炀帝合炼金丹。隋炀帝让潘诞享受三品高官待遇，为他修葺嵩阳观，建造华丽的堂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供他使唤。潘诞说合炼金丹，需要石胆、石髓作为原料，于是隋炀帝征发石匠在嵩山开采数十处深数百尺的大石坑，折腾六年，金丹依然炼不出来。隋炀帝问起来，潘诞回答说：“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一斛为十斗）六斗，可以代之。”隋炀帝看出潘诞是个欺世盗名的大骗子，不禁盛怒不解。大业八年（612），他因指挥收复辽东故土的战争驻跸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将潘诞押来处死。潘诞临刑时，还在玩弄骗局，说：“此乃天子无福，值我兵解时至，我应生梵摩天。”[21]道教把追求羽化登仙比喻成蝉蜕，说修仙者的肉身死亡是“尸解”，像蝉脱壳化出新的身体一样，修仙者由尸体发生解化，从而变成仙人。潘诞把自己被兵器处死解释成是自己的“兵解”，自己即将以仙人身份上生梵摩天（佛教所说的一种天界），然后感叹皇上太没福分，恰恰赶在自己没时间解决皇上长生的问题时来找自己解决问题。

西晋末年，洛阳道士王浮利用前代“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佛陀）”的谎言，编造了一卷《老子化胡经》，经南北朝至唐代增为十卷。敦煌唐代写本说：“［周］桓王之时，岁次甲子（公元前717年），一阴之月，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身，成无上道，号为佛陀。”[22]这是说老子的弟子尹喜，由老子授命，投胎到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王后的腹中，出生后为太子乔答摩·悉达多，老子西行进入该国，教化这位太子而成为佛。道教徒常以这部伪经来和佛教争高低。隋朝重臣越国公杨素来嵩阳观，看见老子化胡壁画，冷言冷语讽刺道：“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乎！”这个漏洞被揭露，“道士无言”。[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