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一 共识究竟有多重要？
作为西方民主代表的、曾经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1]的美国政治体制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首先是“阿拉伯之春”后西亚北非的动荡局势动摇了人们对多党竞争式民主选举的信念，其次是美国自身的新奇政治图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动摇。后者的新奇性在2016年大选前后达到顶峰：黑马胜出只是这一事件的笼统结果，造就其新奇性的元素还包括选举辩论的非政治性，层出不穷的丑闻和反转，选举结果公布后的惊喜与沮丧、不安与骚乱，百年不遇的多达6名选举人“失信”[2]，等等。两年来，特朗普怪招迭出，国内民众支持率忽降忽升，这一现象既是特朗普本人偏激性格的结果，也反映了民众的短视。而特朗普的支持者有90%以上是共和党人，这一点说明因2016年大选凸显的美国社会的分裂毫无弥合的迹象。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的续集尚可用选举政体的“水土不服”来解释，那么，美国政体在本土遭遇的挫折又该如何解释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罗伯特·帕特南的著作中得到很多灵感。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有助于我们理解选举政体在西亚北非的失败，《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共识的褪色在美国政治中所起的重大负面效应。无论美国先驱在1787年为美国制定的制度如何精巧，它都必须依赖人的执行。在近年来被誉为“青年怪才”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眼中，人类之所以能达成大规模的合作，赖于一系列合作各方共同相信的“故事”，这些故事既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也包括货币和信用。这些故事本来子虚乌有，但因为人们的共同相信，它们便真真切切地起着作用。[3]
共同相信即为共识。关于共识在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与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用“文化霸权”理论作过极为精辟的回答。葛兰西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统治中，暴力统治只能运用于例外的情况，而日常的维系则需要依靠统治阶级建立的但是为该社会的各阶级所普遍接受的一整套意识形态。
不少历史学家和社会史家论述过意识形态（一套自成体系的观念）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英国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阿克顿说：“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观念的力量要超出物质的力量，它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动力。”[4]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也曾说：“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5]
观念通过影响规范性和管理性制度的设置对发展起作用。对于观念与制度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是一种符号工具，一种“文化工具”和“世界架构”。人们在努力为世俗世界创建一种秩序的过程中，通过这些工具来发现、阐述和表达自己生命的意义[6]。以上学者共同揭橥的是，观念，乃是制度的深层来源、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此，彼得·霍尔[7]更为通俗化地表述道：
这（流行的思想观念）里面包括对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的集体共有概念，关于政府的适当的角色、若干共同的政治思想以及已往政策经验的集体记忆。所有这些理念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这种政治话语提供了在政治舞台上描述政策的语言，以及对政策进行评判的条件。[8]
但是，并非思想越开放先进的社会，就越能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制度。近代西方启蒙的中心在欧洲，“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却出现在北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美国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缺乏政治思想的国度。其18世纪的政治思想，往往只被视作欧洲启蒙运动的余波。思想史家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 N.Stromberg）在风靡欧美大学的皇皇巨著《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如此简练地介绍启蒙运动中的美国：“美国人也感受到它（启蒙运动）的影响，因为它从这个民族诞生之时起就通过那些杰出榜样的思想和教养塑造了这个民族。这些启蒙运动造就的榜样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潘恩以及其他在欧洲（尤其在英国和法国）的知识界如鱼得水的‘世界公民’。”[9]斯特龙伯格没有介绍这些榜样的思想，或许是因为他认为无论是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或是潘恩，都不过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思想家们的学生罢了。即使是那些专门研究美国早期政治思想的文献，也总是将美国政治思想的源头追溯到柯克、洛克、卢梭，或者是马基雅维利、哈林顿、孟德斯鸠，再就是博林布鲁克、辉格反对派和乡村党[10]。但是，正是在这个远离世界中心的地方，政治和经济都依附于欧洲的18世纪的北美大西洋沿岸，却通过一场相对温和的革命，建立起一个创新性的并且相对完善和稳定的政体，为它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当初被杰斐逊认为20年后必须重新制定的宪法，经过27个修正案的修修补补，一直用到了现在。
那么，如果承认观念对于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又该如何理解看似贫弱的美国政治思想与相对完善的美国政体之间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呢？如果美国确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只是将欧洲的各种政治思想糅合起来就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刚刚好的制度，为什么作为这些杰出思想发源地的欧洲，却未曾建立这样一个“完善的”政体呢？
在研读美国早期史资料的过程中，我慢慢意识到殖民地时期的美国虽然缺乏原创性的政治哲学思想，却普及了那些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代表当时人类对政治的认知水平的思想。如果说，欧洲思想家的心血结出了现代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思想果实，那么北美则依靠这些果实将平等、自由和民主的种子撒播到人民内心，让它们生根繁衍，从而培育出与现代政体相应的政治文化来。在欧洲，标志着近代民主和平等意识觉醒的启蒙运动发生在“文人共和国”（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发生在沙龙和咖啡馆，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对绝对主义权威的质疑和挑战，承载和传播启蒙思想的公共舆论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力量，但它们都局限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平民百姓毫无关系，欧洲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传播范围也就相应地局限于新兴资产阶级市民社会（Bourgeois Society）[11]，一般大众，尤其是农民，几乎未受它们的影响。在美国，这些思想的要义却植根于人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是他们的实践的一部分。在美国与英国的对抗发生之前，它们是人民思想意识中自发的成分；在对抗发生之后，这些思想以自觉的形式出现，通过报纸、小册子和传单，通过布道坛，在城市的手工业者俱乐部，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在小酒馆（tavern）广为传播，扩散到各殖民地的各个角落。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借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诸多核心概念，同时跨越阶层的关于政治的讨论与传播，赋予了这些概念新的“接地气”的意涵。其结果是，启蒙理念在改变平民的同时，也被平民改变。正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理念塑造过程，使美国在立国前夕形成了具有共识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不仅拥有跨越阶层的凝聚力，也具备了创设制度的实践力。
就改变社会形态来说，平民普遍的观念要比哲人的思想具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因为思想提供关于社会变革的想象力，引领未来；平民的观念共识却孕育民族的凝聚力，改变当下。如果说，历史上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比如说孔子影响了中国，耶稣影响了欧洲，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成了特定社会中成员的共有观念。莱恩（Lane）和瑟斯（Sears）的《公共舆论》开篇就断言：“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观念的结果。”[12]历史学家菲利浦·巴格比（1958）也说：如果我们在文化的层面上探究历史问题，如果我们将历史的个别事件视作特定文化的体现，我们就能更容易地理解历史[13]。所谓文化，正是平民观念的集合体，是内化在心灵和思维习惯中的观念及由此决定的行为模式。
反之，局限于少数精英的意识演进不足以主导社会进程，亦可由美国革命后法国与荷兰的局势发展佐证之。美国革命胜利后，法国和荷兰都出现了类似美国革命党人的“爱国党人”组织，然而法国革命激进、暴烈而曲折，荷兰则以行政元首叛国，荷兰由一个独立国家下降为英国的一个省而告终，究其原因，上述情况实与民众尚未建立起民主意识，心理上依旧依附君主有关。柏克、托尔维尔、苏珊·邓恩等人关于美法革命比较的研究均指出，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表现形态及后果之所以有着天壤之别，缘于两个民族意识形态的差别。当日美国大众的政治共同意识，乃是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意识；而法国革命的失败，恰恰源于法国民众尚未形成此种共同意识。荷兰的情况也是佐证。杰斐逊记述，荷兰爱国党人想要建立一个代议制的共和制政府，他们取得了荷兰议会的大多数支持，然而市民的大多数拥护奥伦治君主。凭借其民意基础，再经在外勾结，奥伦治君主在危局之后竟又恢复了他的全部权力。在此过程中，主张代议共和的议员却频频受侵扰，复辟更导致大批爱国党人被迫出走流亡。[14]20世纪德国法西斯的兴起也是例证。一战结束后，德国发生革命，推翻专制，并于1920年制定了师法美国的《魏玛宪法》，明文规定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今后必须采用共和政体，但后来民众竟然全体为希特勒所蛊惑和利用，酿成世界大祸。可见，没有民众对共和的共同向往，没有民众普遍的民主意识的成熟，部分思想开放的精英的努力是不足以对抗传统势力的。当然，政治共识远不能一蹴而就，它本身必须随着社会事务的变化而变化，必须调整以适应解决新的社会问题的要求。本书开篇讨论的美国政治体制当前笼罩的疑雾，其根源正在于共识的断裂。
大众所持的观念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近代以来已经受到不少政治学家的重视。从托克维尔关于平等意识在美国民主政体中重要作用的论述，艾伯特·维恩·戴西[15]关于舆论与英国法律间关系的论述，沃尔特·白哲特[16]关于“民族特性”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到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在近代资本主义、现代民主国家和社会形态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论述，葛兰西[17]关于“文化霸权”的论述，表明大众观念在人们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思想史在18世纪末以来的发展，也反映出思想史家越来越重视大众的认知。
20世纪60年代以前，以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经典文本”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施特劳斯认为，涉及道德、政治、宗教以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包含着表现为“普遍观念”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dateless wisdom），因而，思想史家的使命就是研究经典文本，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的“基本概念”以及他对于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话题”所持的意见，领悟他们在这些永恒问题上给后人的启发。发现“永恒智慧”，是研究这些文本的目的和价值所在。[18]相应地，在一个确定的历史时空中，杰出思想家代表了思想的主流和发展的高度，并能够对现实作出理论解释，将这些思想家及其思想串在一起，已经足见政治思想流变的主体脉络。因此，思想史家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大思想家及他们的代表性作品。由于经典文本方法只考察思想本身的延续和变迁，并不考察思想得以发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这种方法又被称为思想的“内部分析法”。
经典文本方法的合理之处在于，虽然人类的生活方式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它所面临的问题却相当恒定：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一个好的社会要怎样运行？什么是正义？怎样保持社会的稳定，维系合作？管理一个国家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应当给予个人何种限度的自由及成功概率？等等[19]。而经过历史淘洗的经典文本，显然有更高的概率给今人以启发，或教导今人避免种种陷阱。施特劳斯所坚持的从古典的视野审视现代性，也确实有助于人类放下科技带来的自大，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客观地自省当下的成就与不足。
经典文本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始受到挑战。以“剑桥三剑客”约翰·波科克（J.G.A.Pocock）、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约翰·达恩（John Dunn）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对传统的经典文本方法提出以下批评。
首先，在经典文本方法下，著作家发表言论时的背景和意图被忽略，这会造成对文本的意涵的误读，误读的产生可能是因为语词的含义已经变化，也可能因为对历史事件背景缺乏了解而对作者产生误解——比如作者在一句话中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而后人却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其次，由于以寻找“永恒智慧”为出发点，思想史家往往强加给著作家及其经典文本一种他们本不具备的逻辑连贯性。[20]再次，因为证明上述逻辑连贯性的需要，思想史家可能不惜虚构一个更高层次的信念体系，或主观拼凑某种知识谱系，牵强附会地将某一特定经典作家前后矛盾或不成体系的思想强行统一起来。又次，由于经典文本方法认为作者的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它就倾向于将一个作者归入一个流派，而不顾作者的本意是否如此。最后，在思想的传承体系上，经典文本作家为了寻找思想流派的脉络，有可能主观地揣度思想家之间的影响，或者泛化影响的存在。
综合以上理由，剑桥学派认为，传统的经典文本阐释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斯金纳尖锐地批评，在传统方法下，篡改历史成了学习历史的唯一途径。而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尊重历史、重新谨慎地研究历史来解决。斯金纳指出，任何言说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针对特定的问题而发，它们都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脱离了言说者所处的历史情境，在不了解言说者所面对的特定问题的情况下试图去理解言说者的真实意图，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幼稚。[21]
基于此，斯金纳建议思想史家回到历史中去，想象自己处于思想家所处的情境，真实地再现思想家意图的本来面目。回到历史中去，就是在考察历史言语或事件的真实意义时，要尤其注重这些言语和事件发生的场景，以及场景对言语方式和事件走向的影响。斯金纳称之为历史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继而，要辨明思想家的本来意图，就要求思想史家在进入历史语境的前提之下，研究不同语境下的语词含义及其功能，在此基础上，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情境之中的著作家，想象自己所面对的读者群，从而把握著作家使用这些语词所要传达的信息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斯金纳称之为身临其境主义（intertextualism）。
历史语境主义和身临其境主义均要求研究者回到历史中去，也就是说，研究者只有考察经典文本产生的历史事件背景和知识及语义背景，才能够理解思想家的真正意图。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因此扩大到重大历史事件和知识精英的文化生活。这一点在斯金纳的代表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政治的视界》中有清晰的体现。斯金纳在研究一个时期的思想转型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多地搜集已然湮没无闻的该时代的知识精英的言论，力求真实地再现当时思想争鸣的全景。斯金纳的工作还告诉人们，一种理论的成名，与一个人的成名一样，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伟大的思想，并不一定能对社会进程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从短期来说，那些掌控了宣传工具的思想具有先天的成长优势，而从长期来看，那些恰好符合当时社会变革需要的思想，容易有幸在思想的广阔宝藏中脱颖而出，得以流传，被接受，被运用，进而万古流芳。这两者往往又是相互重叠的，因为掌握宣传工具的人往往就是成功地主导社会变革的人。可见，经典文本成为经典，并不是由于它较之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一定更高明，包含更多的“永恒智慧”，而是它有幸被历史选中，成为在海面上显露的冰山一角。斯金纳着力挖掘的，是海面下的冰山。
有趣的是，剑桥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波科克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有着与斯金纳相同的立场，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却有殊为不同的理解。波科克认为，要理解政治思想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我们就必须把思想家的言说看作行动。政治思想家就是历史演员、历史活动家，他们的言说（演说或写作）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思想意识行动，而且是以政治作品为载体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事件。政治思想家在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通过一些当时可能的交流手段进行演说、写作活动，发表其观点。这些言语行动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他人，同时也就改变了这个时代的观念背景环境，包括思想家本人所处的观念背景环境。思想家通过说和写表达的内容被其他的历史演员以听和读的方式接受下来，就完成了一个“对话”过程，作为“对话”过程接收者的历史活动家在今后的言说行动中就不可避免地带着这次“对话”过程的痕迹。一个以政治思想家为职业身份的历史活动家的言语行动就这样影响了一系列别的历史活动家的言语行动。因此，研究政治思想史就是要研究历史活动家之间的对话或者说言语行动系列。既然如此，思想史家的任务就不限于重建作者的原意，因为政论史上实际发生的事件要远远超乎思想家的原初意图。通过不断发生的“对话”，一个作品可以在各种历史环境中引起无限多的反应，这些反应都是思想史家需要加以挖掘的内容。[22]波科克的观点，对理解当今发达的网络传播环境下日益发展壮大的自媒体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尤有帮助。
问题在于，如果研究者关注的是作者“在做什么”，即作者过去在历史中的影响，那么，他就必须把那些不符合作者原意的甚至是牵强附会的解释和有意的误读一并算作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往往进一步产生影响。既要追溯作者的本来意图，又要厘清其他历史活动家对作者的有意无意的误读，以及这些误读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历史就变成一张交织纷乱的网，难以厘清头绪。波科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退而求其次地建议历史学家关注具体作者或作品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的某一支流，研究一部分有能力加以把握的历史。
传统方法与剑桥学派方法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政治思想产生于伟大的头脑之中，后者则认为政治思想产生于社会实践的进程之中。不过，剑桥学派所关注的社会实践进程，是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剑桥学派所分析的知识及语义背景，是知识精英阶层的思辨与对话。斯金纳展示的冰山，延伸到海面之下但仍然局限于接近海面的那部分。
力图展示冰山根基部分的，是以达恩顿为代表的观念的社会史（或称心灵史、社会文化史[23]）研究者。达恩顿认为，思想史研究应当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其一为关于思想的历史（the history of ideas），其研究对象是通常以哲学思辨的面貌出现的成体系的思想；其二为思想史本身（intellectual history proper），其研究对象为非正式的思想、思潮（climates of opinion）及人文运动（literary movement）；其三为关于思想的社会历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其研究对象包括意识形态和思想的传播过程；其四为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包括人们的世界观和共同的心灵状态方面的内容。[24]达恩顿总结的思想史的四个方面，恰好反映了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演进过程。经典文本方法关注的是第一个部分，“剑桥学派”关注的是第二个部分。从第三个部分开始，思想史的关注扩展到社会的下层，将占社会大多数但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被忽视的大众心灵状态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25]
关于为什么要研究心灵史，达恩顿说：
世界观不可能像政治事件那样加以编年，其“真实”的程度却不稍逊。要不是先有心智规划条理，将之贯彻到真实世界的常识观念，政治不可能发生。常识本身就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真实，随文化之不同而各显其貌。那不是集体想象出来强制大家接受的无稽之谈，而是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表达经验的共同基础。[26]
也就是说，达恩顿认为，普通人的常识观念、心灵状态才是社会生活的构成方式（政治）的基础。因此，他更为关注“非知识分子的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non-intellectuals），而非“哲学体系从一个哲学家手里传到另一个哲学家那里的方式”。他致力于探究“思想交流中的中低层面”，追问“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27]
当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社会底层的时候，启蒙运动就不再仅仅是一场象牙塔里高雅的思辨和对真知的令人敬仰的执着追求，而是一场纠缠着人欲与等级冲突的社会运动，制序因素、社会关系与物质驱力都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达恩顿的心灵史研究集中在近代法国。在1979年出版的《启蒙运动的生意》里，达恩顿通过描述和分析启蒙运动的重要文献载体——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写作、编辑、出版和分销模式，它所吸引的作者群体、读者群体，所招致的出版审查，出版商回避出版审查的伎俩，不同版本的发行、盗版，参与者间的商战、密谋、争吵、游说、贿赂等，揭示了启蒙运动本身离不开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内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逐利取向，与高风险相对应的高回报，是启蒙运动得以“生产”的前提。启蒙运动的主题是思想的革新，但它必须拥有相应的物质生产的生产力和制度基础，才能发展成一场运动。在研究方法上，达恩顿选取启蒙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做案例研究，研究点的集中使他有可能通过当时最重要的法文图书出版商纳沙泰尔出版公司留下的文件[28]来完成他的研究。1963～1979年，达恩顿通过仔细考察纳沙泰尔公司留下的全部文件，包括50000封出自形形色色的靠图书交易维生之人的信件，梳理了《百科全书》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重现了当时的作家、出版商、印刷商、工场主、印刷工人、读者的真实生活，从而展现了启蒙时代的人、书及公共舆论的面貌。
《启蒙运动的生意》之后，达恩顿将目光转向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和色情文学。其代表作品为《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1982）和《法国革命前被禁的畅销书》（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1995）。达恩顿关注这些被以往的史学家忽略的非主流文学，并认为它们比正统的名著更准确地表达了当时人们的真实心态及其变迁过程。
达恩顿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著作是《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在这部著作里，他的研究视野进一步从阅读阶层扩大到文盲阶层，贫苦的农民与辛劳的工人、落魄的文人一起成为他关注的社会群体。在研究方法上，达恩顿一如既往地善于从细微处着手，以新颖的视角挖掘社会群体的心灵状态。从大众生活的表象中发现隐藏其中的社会心理，是他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他从民间故事、民谣、民俗中剖析生活在社会底层、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智识、心灵和道德状态，因为故事总是反映着讲故事者和听故事者的真实的生活，流露出心灵深处最隐秘而又最坚定的信念。从农民传统的娱乐方式炉边夜话中，他窥见法国农民公平感的缺乏和对诡诈的信仰。从印刷工人的匪夷所思的暴力狂欢仪式——屠猫——中，他剖析工人的低微处境和愤怒、技工与师傅间深刻的阶级冲突。他相信，在外人看来诡异的事件里蕴藏着文化的内核。他从警探档案中看见新兴知识分子阶层（达恩顿称他们为“潦倒文人”）的窘迫和不幸，从平民的遗产清单、作家的出身来源中发现知识分布的不均。[29]
20世纪末，以书籍史文化研究奠定了学术地位的达恩顿自觉将研究视野扩展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史研究。他将报纸乃至歌曲、谣言、墙头涂鸦、肖像等信息载体纳入传播史的研究对象，试图系统地重建旧制度下的传播体系。[30]这一方向与他前期的研究一脉相承，又有所超越。将关注点从公众阅读延伸至更广泛的公共信息传播领域，是他重视平民智识生活的自然结果。
达恩顿与剑桥学派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政治思想是小部分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思考和互动的结果，前者却认为平民的生活状态深深影响着知识积累和观念革新的进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至此囊括整个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方面（如图1.1所示）。
图1.1 思想史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研究对象
美国史学家埃里克·方纳等人，业已将心灵史方法运用到美国思想史研究之中。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挖掘了一大批被美国正规历史教科书过滤掉的人物、思想和历史事件，通过不同人群的视角和经历，叙述了不同时期来自不同群体的个人对于自由的不同理解，从而展示了美国“自由”概念的复杂性、内在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最终给出了意味深长的暗示：允许不同的自由概念和权利诉求自由表达、自由竞争，这才是“自由”社会的本质特征。
经典文本方法、剑桥学派的方法和心灵史的方法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体现的是思想家在本体论上的差异。经典文本方法的本体论是伟大的思想家具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凡人应当遵循他们的教导来组织社会生活。伟大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创造具有独立性，不因社会情境而转移。经典文本方法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执当代“保守主义”之牛耳，经典文本方法恰好反映了他对于人之高下有别的坚信不疑。剑桥学派的本体论是精英主义的。在剑桥学派的视域里，伟大的思想家已经还原为常人，他们和常人一样，有思维和视野的局限，有逻辑的不连贯，有观念的改变。他们思索他们视线所及的事务，其结论中并不存在永恒智慧。令他们成名的原因，固然包含探索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机遇。因为新思想的产生并非缘于个别思想家的灵感突现，而是思想家群体共同思考当前问题的结果。他们在思考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思想家之间无论互相赞同或反对，都起着相互启迪的作用。对思想家来说，要考察思想发展的真实历史，其研究对象就不应局限于伟大的思想家，而应致力于挖掘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展现一个时代的思想面貌。剑桥学派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从经典思想家个人扩展到变革时代的思想家群体，相较于经典文本学派已经有了一些平等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但依然把思想的流变看作精英阶层的内部事务，对平民的思想观念及平民观念对思想史、社会变革的影响缺乏关注。相较之下，心灵史方法的本体论更具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心灵史家关注寻常百姓的心灵状态，认为寻常人对世界的理解构建了政治秩序的基础，进而将大众而非精英视作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心灵史家将商业发展等物质因素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探讨利润诱因对思想生产和传播的推动作用，在剑桥学派将思想发展与实践背景挂钩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思想传播与物质利益挂钩，在史学领域密切了意识与物质之间的关联。
从列奥·施特劳斯重视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到剑桥学派关注思想变革时代精英阶层的群体智识状态的研究，再到当代观念的思想史家将研究兴趣转向大众的智识状态和意识形态，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扩展显示出人们越来越注重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影响范围，越来越认识到是大众的意识、群体的观念而非个别思想家规约着一个社会的发展路径及发展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可以说是这一认识不断深化的自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立国前夕及立国期间近代政治观念的传播过程及其后果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当欧洲关于自由、平等、人民主权思想的讨论局限于文人和政治反对派的圈子，其传播局限于城市和资产阶级的时候，英属北美殖民地为何能将这些思想传达到农村，渗入平民阶层，进而形成共识？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政治共识对于政体建设和政制运行的基础性作用，将一并得到探究。
当然，思想史三个学派的史家并非没有共通之处，人类生活的精神方面及其对行动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他们的共同关注点，也各有其所据：个体在智力、洞察力方面的差别是客观存在，公众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是客观事实。要想真正理解人类思想变迁的进程，三派史家分别关注的三个层面均不应被忽略，也不应被割裂。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文本方法、剑桥学派的方法和心灵史的方法是互为补充的。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既关注美国立国时期那些传播现代政治观念的经典文本，如《常识》《独立宣言》《联邦党人文集》的写作与传播，也将美国革命期间的小册子、报纸文章、制宪会议的辩论记录、宪法批准期间反联邦党人的言论等精英文本纳入传播的考察对象。[31]最后，本书还将殖民地的发展历史、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平民经济状况纳入考察范畴，探讨美国18世纪政治思想传播的社会生活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