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劳动就业流动化——构建灵活多样的雇佣体制

（一）战后日本型雇佣体制

日本的雇佣体制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经历长期历史过程，在二战后逐渐形成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大企业就出现了雇佣体制的雏形，二战时期日本强制企业实行定期加薪和劳资恳谈制度，对后来日本的雇佣体制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战结束后，日本颁布新宪法并推行民主化政策，后又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日本型雇佣体制。[52]所谓日本型雇佣体制，由三大要素构成，即长期稳定雇佣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具体来说，长期稳定雇佣制是日本型雇佣体制的基本要素，从企业方面讲很少采取解雇员工的措施，从员工方面讲很少有辞职跳槽的情况发生。年功序列工资制以长期稳定雇佣为基础条件，随着员工年龄的增长和就职时间的延长而提高薪金。企业内工会的内涵是劳资协商，协商的内容不仅仅限于工资、福利等直接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还包括企业经营等更为宽泛的领域。[53]日本型雇佣体制通过劳动就业、家庭生活、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措施进一步得到强化，渗透于人们实际生活当中，同时要求员工及其家庭对企业忠诚，这成为一种规范或理念。[54]

日本型雇佣体制的重要特点是企业雇用员工没有特定工种的限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技能培训，可以安排员工在企业内不同岗位工作，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可以在经营困难时期通过调整不同岗位的人员配置加以应对。企业所需人才在内部即可培养调剂，不必依靠外部劳动力市场。日本型雇佣体制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兴和高速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使日本成为科技水平很高的工业化国家。[55]战后日本型雇佣体制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条件在于持续的经济发展、赶超型发展模式、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劳资价值观的统一。[56]日本型雇佣体制不仅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对战后日本社会稳定也做出了贡献。日本型雇佣体制在国际上也受到较高评价，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对日劳动报告书》认为，日本的雇佣制度可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意识，企业可以放心地进行提高员工技能的投资，以使员工适应不同工作岗位及掌握新的作业方法。同时，日本的年功序列工资制与人生生活相契合，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子女的增多，收入也会相应地提高。[57]日本经过高速发展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人论”盛行，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日本第一》即认为，以雇佣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日本式经营是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58]。

（二）雇佣的流动化，日本型雇佣体制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日本型雇佣体制发展到鼎盛时期，进入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支撑日本型雇佣体制的背景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本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大力进行“海外投资”，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建造生产基地，关闭国内工厂，造成日本国内的产业“空心化”，进而影响到日本劳动力市场。从1990年到2000年，代表日本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从业人员减少了约10%，其他产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调整，社会就业压力加重。[59]同时，少子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不足和国内市场缩小影响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发生变化，需要员工有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相对僵化的战后日本型雇佣体制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雇佣流动化”趋势。

所谓“雇佣流动化”，就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企业员工等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调换工作，不被某一家企业“终身雇用”，同时，企业有权力根据经营需要裁减人员。雇佣流动化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现象，可以用非正式员工的增多、转职率[60]的上升、雇用期限的缩短等指标来判断。[6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雇佣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非正式员工的增加。1990年非正式员工为881万人，占员工总数的20.2%，2018年人数达2120万人，占比上升到37.9%，近30年人数增加了1.4倍，占比上升近18个百分点，而正式员工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见图2）。从性别上看，正式员工中男性占多数，非正式员工中女性占多数，但男女正式员工比例都呈下降趋势。从年龄上看，正式员工中20～59岁年龄层比例相对高，非正式员工中15～19岁和60岁及以上年龄层比例相对高，但整体上几乎所有年龄层正式员工比例都呈下降趋势。[62]从转职率情况看，1990年为4.2%，2005～2007年连续三年上升到最高点的5.4%，此后下降到2010年的4.5%，其后又缓慢上升，2018年为4.9%。女性转职率高于男性，在各年龄层中15～24岁人群的转职率最高。从转职的原因看，由于收入、上下班时间、工作条件、工作内容、职场人际关系等个人原因而转职的人增多[63]，人们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

图2 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官方数据制图，参见総務省「労働力特別調査」、「労働力調査」。

关于雇用时间问题，可以通过某一家企业的平均工作年数变化加以考察。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平成元年即1989年日本全国正式员工的平均工作年数为10.8年，2017年上升到12.1年，非正式员工的平均工作年数从2001年的4.7年上升到2017年的5.8年，整体上都有提高。但从年龄角度看，不同年龄层有很大区别。在男性各年龄层的平均工作年数变化方面，49岁以下各年龄层持续下降，1989～2017年，45～49岁、40～44岁、35～39岁、30～34岁分别由19.2年、16.0年、12.8年和8.8年下降到17.4年、13.8年、10.3年、7.4年；50～54岁变化不大，55～59岁、60～64岁、65岁及以上分别由18.4年、11.2年、12.1年上升到22.6年、19.2年和15.3年。女性各年龄层的平均工作年数大体上表现出与男性相同的趋势，只是变化幅度没有男性大。[64]可见，总体平均工作年数的增多主要来自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贡献。低年龄层工作年数的减少虽然可能包括因个人情况辞职等情况，但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雇用期限的缩短。

在雇佣流动化的情况下，年功工资制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大企业，员工年龄与工资、工作年数与工资的关联减弱，工资评定已从偏重年龄、工作年数转向偏重工作业绩，最后定位在偏重职责和工作角色上。企业培训的重点也从培训全体员工转移到选拔和培训经营管理人员方面。随着派遣员工、临时员工等非正式员工的增多，员工构成向多样性方面发展，新老员工之间的交流减少，企业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减弱。[65]

（三）构建灵活多样的劳动就业体制

日本型雇佣体制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完全坍塌、失去所有功能。有研究表明，日本制造业等大型企业还坚持长期雇佣制度和劳资协调关系；[66]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人员流动情况并不相同，流动较大的集中在中小企业，而大企业则较为稳定[67]。日本型雇佣体制虽然是在二战后最终形成，但此前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适应日本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日本型雇佣体制奉行经济至上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可以保障企业有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目前有些日本企业仍然保持以往雇佣体制的一些特点不足为奇。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经济发展乏力，少子老龄化进展导致日本人口规模缩小，劳动力减少，日本企业经营环境和员工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日本型雇佣体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要按经济规律来运作，必定要随着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而发生改变。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日本正在向构建灵活多样的劳动就业体制方向发展。

201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关于完善推动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律的法案”（简称“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案”），对有关劳动就业的八部法律进行修改[68]，并从2019年4月起陆续实行。该法案的目的就是推动工作方式改革，实现多样灵活的工作方式，保障各种就业形式的公正待遇，使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各种就业形式。[69]从雇佣体制角度讲，该法案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规定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同工同酬”，保证不管是何种就业形式员工都能受到公正待遇。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对从事相同工作的员工给予相同的工资待遇，并且在公司福利、资历积累、能力培训等方面不能出现差距。2016年12月，日本政府就曾发表“同工同酬指针”，此次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非正式员工持续增多，是日本雇佣流动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同时也出现了非正式员工工资低、待遇差、企业经营发生困难时首先遭到裁减等不公正对待，并因此引发了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此次日本通过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案，将有助于改善非正式员工的工资、待遇等问题，减少人们在选择就业方式时的各种顾虑，促进就业方式朝多样化方向发展。第二，进一步完善弹性工作制[70]，实行多样灵活的工作方式。具体措施之一是将“清算期间”[71]由最长一个月延长到最长三个月，员工可在更长的期间根据个人情况安排每天的工作量和上下班时间，更合理地安排时间，顾及家庭育儿、老人护理等问题，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协调。

近年来，日本一直着力推动建立灵活多样的劳动就业体制。2013年6月日本内阁通过《日本振兴战略》，提出进行雇佣制度改革，支持劳动力流动，实现多样化工作方式，并提出完善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再就业环境，发挥女性和老年人的工作潜力，还提出促进外国劳动力在日本就业。[72]此后，日本在内阁之下设立“构建所有女性闪耀光辉的社会本部”，推动女性尽快发挥更大作用。日本还在2013年实行新的《老年人就业稳定法》，鼓励企业聘用老年人，扩大雇用老年人的企业范围，让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的老年人工作到65岁。还提出了“人生100年”，要实现“终生工作”社会的口号。[73]2018年11月日本修改《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决定扩大引进外国劳动力。可以预计，今后日本女性、老年人及外国人将更多地进入日本劳动力市场和日本企业，这需要日本用更加灵活多样的雇佣体制进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