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江户时代汉语研究概述

据学界考证，早在春秋末期至秦汉之际，江南一带的吴人和越人就已经开始越海东徙，他们乘坐舟楫借助季风或暖流漂抵九州一带的概率颇大[1]。到了汉魏，中日之间的交流不只有海上的民间通道，还有经由朝鲜半岛的官方通道。稻作、桑蚕、汉医、佛教等文化随着民族的交往广泛传入日本。由于大陆文化带来的重要影响，古代日本以社会上层的皇室贵族为主尊崇汉学，学者文人研习汉学成为社会风尚。据《日本书纪》卷十记载：“（应神）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乃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之始祖也。”[2]（《日本书纪》原文无标点，为便于阅读本书添加标点）如书中所记，公元285年百济王仁赴日传授太子汉文知识。对此，有研究曾指出：王仁在日本教授菟道稚郎子学习的中国典籍不仅有《论语》，还有《诗》《书》《易》《礼》《春秋》[3]。到圣德太子（574～622）时，他先后向高句丽僧惠慈学习佛学、向博士觉哿学习儒学，用佛学和儒学的思想来推行国家改革和文化立国的政策，并从公元600年开始派出使节，由留学生、学问僧随行，促进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公元8世纪的奈良王朝时期，律令政治顺利推行，儒教政治逐渐在佛教精神的影响下转向佛教政治，学问也随之形成学习佛教的“内典之学”和学习佛书以外汉籍的“外典之学”。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无论是法学、政治学等人文科学，还是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都要通过汉籍这个途径来获取，这是接触其他学问的前提。想要熟悉汉籍必须先认识汉字、通晓汉文，日本的贵族、僧侣和学者曾一直采用文言来解读经传和诗文，直到14世纪创造出“训读法”。对于不能直接以汉语文言来阅读汉籍的日本人来说，“训读法”逐渐成为“目读”汉籍的一个捷径。

17世纪初期，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日本社会进入江户时代。幕府为了维护政权开始推行“禁教”“锁国”的政策。由于信奉新教的荷兰人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传教名义下的殖民扩张行为引起了幕府的警觉，原本为了对外贸易而被默认在日本传播的天主教于1612年开始被禁止。禁教的同时，德川幕府还逐渐采取禁止私自进行对外贸易的锁国政策。在幕府成立之初，为了保证幕府政权的权威性以及获取对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幕府曾一直积极地与明朝取得联系，允许各藩大名、商人进行海外贸易。但是随着禁教政策的实施，幕府逐渐垄断对外贸易、增强限制措施。从1624年开始禁止西班牙商船到日本，1635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到海外，海外日本人禁止回国。1639年禁止葡萄牙商船到日本，还将平户的荷兰商馆迁到长崎的人工小岛，禁止与日本人自由交往，从而形成德川幕府“锁国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下，仅留下四个窗口进行对外交往：通过长崎的荷兰商人及中国商人进行对外贸易；通过对马藩与朝鲜进行外交往来与贸易；通过萨摩藩与琉球进行人员往来和商品贸易；通过松前藩与北海道的虾夷族进行交往。[4]

幕府的锁国政策并不能完全阻断岛国和外界的联系，而且在利润的驱使下还进一步激发了大名、商人的贸易欲求。在长崎，荷兰商人仍可将生丝、毛纺织品、棉纺织品、药品、钟表、书籍带到日本，将日本的银、铜器贩卖到欧洲。荷兰商船还向幕府提供有关介绍海外风土人情的“荷兰风见书”。而德川幕府和清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就更加广泛和持久。可以说，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影响。当时的清船输入日本的物品包括茶叶、糖、稻米、香料、丝织品、字画、书籍、瓷器、漆器、药物等丰富齐全的品类。在这当中，书籍的输入量非常之大。在1685年到1714年日清贸易高潮期间，每年的赴日清船为五十只到八十只，持续了三十年。[5]有赖于商船的持续往来，当时的日本社会依托由长崎口岸传入的物品、书籍、宗教文化等，拥有了刺激学术发展的外部条件，屏退了外来武力的干扰。尽管锁国政策保守退步，却为德川幕府政权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整个17世纪，日本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手工业兴盛、交通发达、城市数量增加、农业生产有了进步。在这样相对和平富庶的环境里，加上地方私学、出版印刷、抄本书籍等各方面的稳步发展，学问不再是王室贵族的特权，开始向一般大众普及，庶民教育发展到江户时代终于得以兴起。而通过仅存的对外口岸传入的汉语书籍在当时更是备受关注，汉语学习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汉语白话、俗语俗字、书面文言，江户时代的学者都进行了专门探讨。

在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下，唯独中国与荷兰的商人能够在特殊条件下继续展开对日贸易，长崎口岸会聚着众多的中国商人。同时，正值明朝灭亡，不断有从大陆迁徙到日本的侨民在长崎上岸。在这样的局面下，为两国人交流和沟通提供服务的、专门的翻译人员便必不可少了。“唐通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产生的。江户时代以前，也有少数的人从事类似的翻译工作，他们曾被称作“日佐”“吉师”等，但翻译还没有成为专门性的职业。自宽永年间（1624～1643）开始设置经过专门的汉语白话养成的翻译人员以来，日汉通译逐渐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职业。《长崎通航一览》一书就记载着，日本宽文六年（1666）曾任命“通事”一百六十余人（包括荷兰语翻译）。唐通事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结构大致如下：[6]

唐方诸立合（海关官员）二人　同助一人

唐通事目付（汉语总翻译）二人

唐大通事五人

唐小通事十四人　内助一人

唐小通事并十一人　同末席十人

唐稽古通事三十人　唐内通事三人

作为唐通事的对译语言不少是中国的方言，所以在各级通事内部，还细分为“南京口”“漳州口”“福州口”等。早期的唐通事主要由迁居日本的中国侨民来担任。在明末的战乱纷争中，避居长崎等地的中国人家有三十余户。其中，冯六是唐通事的始祖。后来刘一水、陈严正、郑干辅等人也都成为非常有名的唐通事。早期的日本人“通事”也有不少是华裔的后代。《先哲丛谈》《诸家人物志》等日本文献对此都有记载。如深见玄岱是中国漳郡人高寿觉的孙子；庄左卫门和元右卫门是中国范阳人卢君玉的儿子和曾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担任唐通事，到17世纪中叶，据说已有将近一百七十人。日本人担任唐通事一般要从幼年时候开始，进行汉语白话的会话训练，从小养成汉语会话能力，到了十五六岁就可以担任“稽古通事”。长崎的开放使它成为日本唯一吸收新知的窗口，全国各地憧憬知识的学者文人游学于此，从而使最初由长崎发达起来的“唐话学”在学者文人之间迅速流行开来。唐通事冈岛冠山（1674～1728）为适应学习汉语需求的增加，编写并出版了关于中国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白话教材。在京都、大阪、尾张、名古屋和江户等主要城市，学习“唐话”出现了高潮。最初是贸易交往促使“唐通事”这一职业的诞生，继而又推动“唐话”学习成为社会的热潮。然而，这并不是掀起“唐话”学习热潮的唯一原因，赴日的黄檗宗僧徒同样对汉语白话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日佛学交流达到了继唐朝之后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德川幕府的统治需要以及旅居长崎等地华侨的邀请，时年64岁的汉地高僧隐元隆琦于1651年率领徒众数十人渡海弘法，创办了日本禅宗新兴宗派——黄檗宗。黄檗宗建立以后，不断从大陆招请僧人前来担任住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创造了唐朝僧侣东渡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隐元东渡后，黄檗宗僧徒用汉语诵经、做法事，沿用汉地风俗布置道场，用汉语白话与日本人往来交流，这些都对汉语白话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日本，汉语白话学习成为风尚，文言著作也并未被冷落，正统文人依然要依靠文献典籍训练汉学修养。江户初年，元代卢以纬所著虚词蒙学教材《助语辞》一书传入日本，在儒学者中引起关注。毛利贞斋最先用传统的古书注解方法对《助语辞》进行解读注释，此后，从江户初期的大儒荻生徂徕、伊藤东涯，直到江户末期僻居地方的学术耆老都曾参与到汉语虚词的研究中，他们依循《助语辞》的体例展开专门的汉语虚词研究，撰写了近百部教材。这些著作当中，有为传授初学而写的蒙学书，有为门下弟子讲授用的教材，有门生整理出来的课堂讲义，其中也有一些学术性较强，虚词研究持续到江户末年。

对贸易利润的追逐、外来文化的刺激，都使汉语汉籍备受推崇。和平繁盛的社会缔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在清代出版业的影响下，地方各藩纷纷招聘学者从事出版事业，为学术研究营造出版环境。江户时代之前不具备这样的外部条件，而在江户之后日本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在战争政策的主导之下，明治至昭和年间的汉语研究主要服务于军事统治。可以说，在古代日本社会，只有江户时代出现了同时关注汉语口语白话和书面文言的情况，并且产生了许多研究专著。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经由汉语研究的层面可以去考察日本一个时代的学者文人获取大陆文化的内容。汉语研究是人们不断地去揭示汉语特点的过程，江户时代的文人僧侣注意到了汉语口语、文言的特点，注重汉和语言的比较，留给后世大量的汉语研究著作，见证着人们从外语视角对汉语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