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命后卫师幸存者——邹勇三

刘勇汉 林伟辉

邹勇三，又名冠军，1913年4月出生于武平县武东六甲美和邹屋自然村，家中以耕田造土纸为生。1919年邹勇三入私塾小学就读，后转入六甲荟育学校，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力继续求学深造，只好随父亲在梁野大山学造土纸。“世上第一苦，挑担行长路！”邹勇三小小年纪便经常挑着土纸，翻山越岭，艰难地行走在弯弯曲曲、陡峭险峻的梁野羊肠小道上，风餐露宿，食不果腹，饱尝艰辛。艰苦的生活磨砺了邹勇三顽强的意志，练就了邹勇三健壮的体魄。

“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进军闽西，创建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在闽西大地风起云涌。武平六甲区的共产党人邹沛甘、朱发古深受鼓舞，积极响应，在六甲开始了半公开的革命活动。8月，革命壮士朱发古组织赤卫军，高举红旗，向国民党六甲区公所发动进攻，让反动派心惊胆寒，土地革命斗争的号角在六甲吹响，革命的烽火在六甲点燃。钟绍葵救乡团闻讯急忙派兵镇压，妄图扑灭革命烈火。朱发古率赤卫队不畏强敌，在六甲圩、袁畲雪竹山等地与安保团展开激战，而后退往梁野大山开展游击。保安团恼羞成怒，把朱发古和赤卫队队员的房子付之一炬，一时六甲区又处于血雨腥风之中。10月初，红四军等三纵队七支队进入六甲开展革命活动，红军放手发动组织群众，没收土豪财产，焚烧田契债约，调查分配土地。年幼的邹勇三耳濡目染，初步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红军走后，邹勇三家乡的革命志士朱发古、朱锦云兄弟率领的县赤卫队经常活动于梁野山一带，驻足于邹勇三做土纸的纸寮。邹勇三对革命更加充满憧憬，并跃跃欲试，但由于他尚年幼，加上他父母的担心，赤卫队并未答应他的要求，只让他做些望风放哨的外围工作，邹勇三恨不得自己赶快长大。1930年8月，邹勇三心目中的英雄、武平县赤卫队大队长朱发古不幸被捕，朱发古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赴刑场路上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等。穷凶极恶的敌人砍下他的头颅，悬挂于县城东门城墙示众，妄图用这种卑劣手段恐吓革命群众。挑着土纸进城的邹勇三目睹惨状，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敌人的白色恐怖没有吓倒年少气盛的他，反而激起了他心中为英雄雪恨、为人间铲除不平的强烈愿望。1932年2月，红十二军克复武平，土地革命斗争的烈火在武平熊熊燃烧，家乡发生了剧变，此时的邹勇三更加热血沸腾，参加革命的念头非常迫切。邹勇三找到了时任武平县苏维埃军事部部长的老乡朱锦云，表达了投身革命的坚定决心。朱锦云看到邹勇三日渐长大成熟，参加革命的态度坚决，遂批准其参加革命，并介绍他光荣地成为共青团员。同年2月，邹勇三被派往武北一带开展武装斗争，他机智果敢、英勇善战，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兼有一定文化知识，11月经武平县委推荐就读于红军福建军区随营学校，被作为后备干部重点培养对象。在校期间邹勇三表现优秀，并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1933年4月，邹勇三在福建军区随营学校毕业后，派往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任一〇一团交通大队政治指导员。邹勇三英勇善战，后被任命为侦察连连长。他经常带领侦察连神出鬼没，深入敌阵，刺探敌情，为战斗的胜利一次又一次提供重要的情报，为保卫苏区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屡立战功。

1934年10月，红三十四师作为中央红军后卫部队开始了长征。在湘江血战中，红三十四师作为红军总后卫，承担掩护主力部队过湘江的重任，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搏斗。由于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的浴血苦战，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于12月1日晨渡过湘江，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保存了火种。红三十四师经过数天血战，部队由当初的7000多人锐减至不足千人，师长、政委壮烈牺牲，数千名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从此，当地群众“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陷入重围的红三十四师余部渡江无望，他们不畏强敌，拼死作最后一搏，少数红军指战员终于突出了敌人重围，而后转往湘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邹勇三在突围转战中不幸被捕，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支驳壳枪，顿时眼睛发亮，高兴地认为抓到了红军的高官（当时上了级别的才配这样的枪），可以邀功请赏。敌人为了一网打尽我军骨干，对邹勇三同志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挖空心思想从邹勇三口中得到我军情报。邹勇三受尽敌人毒辣手段，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威武不屈，并矢口否认自己是指挥员，谎称那支驳壳枪是从牺牲的红军指挥员身上取来的。敌人黔驴技穷，又无法证明邹勇三的具体身份，只好把他遣回原籍处理。一路上，他蹲坐过六十余天监狱，历尽折磨。1935年6月由长汀起解武平途经河田时，邹勇三预感凶多吉少，便想方设法逃出魔掌。他凭着当侦察连连长时练就的一身好功夫，从押解人员眼皮底下机智逃脱，潜回梁野大山，以帮人造土纸为生。藏匿数月，待风声渐渐平息后，才回到家中，并得到七户乡亲的联保。当地反动派对其在外的革命事迹无从了解，知之甚少，便给予从轻处罚，责令其两年内必须待在家中，不准外出。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武平县集中仓库第三分仓（十方）仓库助理员和武平崇实学校教师等职。

1949年8月，为迎接解放大军入闽，武东六甲片组织了六甲工作会，邹勇三同志任工作会武装班班长，同年12月调整至武城武装班，并改编为武平公安队，他任第二分队队长。时值解放大军至武北，他又奉令跟随县委工作团一起开展工作。1950年12月恢复武东区政权时，调任武东区队中队长，此时由县大队长黄庚同志介绍重新加入党组织，为共产党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1951年又荣升为龙岩军分区独立第五营，任见习作战参谋，并于同年7月进龙岩军分区参谋训练班学习。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邹勇三被诬告，受到不公正处理。他向上级部门申诉，后经福建省军区党委派专员至他原籍武平六甲实地调查，发现与事实不符，才免于刑罚，准予回乡转业。1953年至1958年4月，在家乡参加生产，以造纸为业，并先后兼任家乡农业生产互助组组长、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1958年5月后应武平县农场罗天明场长的邀请，调入农场工作，任农场工务管理委员和生产队长，全家四口也因此迁入农场，一度生活得以稳定。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邹勇三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于武平县良种场，政府补发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发的工资。1978年在武平县良种场退休，在家安享晚年。1989年，邹勇三在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