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年贫困的实证研究与社会政策

一 老年贫困的识别、人口特征与主观经验

（一）贫困老人的识别

1.老年贫困的定义

Rowntree（1901）早在20世纪初就从必要的生计（livelihood）来界定贫困，以此区分初级贫困和次级贫困。Townsend（1979）认为“当个人、家庭和团体因缺乏资源而不能获取饮食种类、参与活动、拥有合乎习俗或社会中广泛鼓励的生活条件与设施，那么可以说他们是贫困的。他们的资源严重少于普通家庭，以至于实际上被排斥在平常的生活模式、习俗和活动之外”。这一定义参照了社会中广泛支持的生活水平与习俗，被视为相对贫困的界定。随后，贫困的定义逐渐趋向多元。世界银行（1990）《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将贫困界定为“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贫困是指福利的被剥夺状态。贫困不仅是指物质的匮乏，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这一定义凸显“能力贫困”，以及贫困者的被剥夺状态。2001年，世界银行（2001）对“贫困”重新进行定义，认为贫困是对人类福祉的显著剥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以收入或消费来测量的物质匮乏，健康和教育水平低下，面临风险的脆弱性，在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话语权或无力状态（voicelessness and powerlessness）。可见，国际上对贫困的界定从“经济”方面的良好状态，扩展到“非经济”方面的良好状态，具体来说，经过了侧重物质匮乏（Rowntree，1901），到相对剥夺（Townsend，1979；Saunders ＆ Whiteford，1989；Scott，1994），继而重视能力缺乏（世界银行，1990）、脆弱性与无力感（世界银行，2001）的过程。而且，逐渐从将贫困视为一种短暂的现象，转到重视部分群体经历贫困的持久性（Hulme ＆ Shepherd，2003）。

而目前中国学者对贫困的定义，比较普遍的观点仍是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笔者选取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整理如表1-1所示）。绝对贫困是指生活没有保障，依靠个人的合法劳动及其他诸如变卖财产、借款等方式仍不能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相对贫困是指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状态，一般按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来衡量（乔晓春等，2005）。

表1-1 中国学者对贫困的定义

由上可见，西方社会对于贫困的界定超越了物质匮乏、无力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目前更强调机会、能力、话语权、各种保障的缺乏，突出相对剥夺、社会排斥，侧重贫困的结构性归因。而国内学者、政府部门尽管直到21世纪初仍大多坚持绝对贫困的内涵，但近几年也越来越多地从能力缺失、相对剥夺等角度来定义贫困。此外，国内外学者（Hulme ＆ Shepherd，2003；李实，2002）以时间为维度将贫困区分为短暂性贫困与长期贫困/持久性贫困，也有助于拓展我们对于老年贫困的理解。

从上述关于贫困界定的发展过程来看，贫困不仅涵盖物质匮乏、无力维持基本生存的绝对贫困状态，而且包含相对剥夺、风险与脆弱性的意义。因此，本书将中国的“老年贫困”界定为：年满60周岁的公民因物质匮乏而被剥夺正常获取社会资源，以及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

2.老年贫困的测量

关于贫困程度，有一些基础量度指标，如贫困发生率[1]、贫困缺口（总差额）[2]、贫困缺口率[3]、贫困线指数[4]、综合指数[5]（屈锡华、左齐，1997）。在实际研究中，普遍的做法是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基于收入与基于消费的贫困这两个维度，制定具体的贫困线标准，将“贫困”概念操作化。笔者将目前常用的制定贫困线的方法总结如表1-2所示：

表1-2 贫困的类型与测量方法

续表

关于老年贫困测量的研究显示，老年贫困有相对剥夺、多重面向、持久性的特点，并且需要在家庭成员的经济关系中来考察。

首先，老年贫困包含相对剥夺的特点。Saunders（2004）认为，所有关于贫困的定义包括两个重要特征。第一，贫困是资源不足以满足基本需求的状况。这种观点在Adam Smith那里指的是“不可或缺的必需”（indispensably necessary），或是Rowntree关于“仅满足生理效能的最小化必需品”的著名定义，或是Sen的“基本的能力”。第二，贫困的界定涵盖了关于贫困的社区观点（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poverty），即Townsend（1962）所指的广泛接受的活动和条件。这说明，人们不仅因需要不足而贫困，而且贫困还与那些不是穷人的其他人有关，即贫困在时间和空间中是相对的（Zastrow，2000）。Saunders与Sun （2006）进一步提出通过可观察到的剥夺与丧失来直接估计贫困，设计了一套针对中国城市贫困老人的“艰难困苦的多重面向指标”（Multi-dimentional indicators of hardship）。这套指标超越了以往对经济收入或绝对贫困的测量，主要考察中国城市老人的经济保障、住房、健康、社会排斥、社会地位、安适状态的情况，并将客观情况与主观自评结合在一起。研究者通过测量表明，将贫困与艰难困苦的重合作为证实贫困估计（poverty estimate）的方式，可令贫困的估计更可信。这启发我们在观察老年人的收入之余，同时考察实际的剥夺与丧失。但该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保障、住房、健康、社会排斥、社会地位等客观方面，缺乏对贫困老人主观经验的深入研究。

其次，老年贫困包含多重面向。贫困是由一系列排斥组成的一个复杂现象，它是多重维度的，其中经济的、人口的和社会文化的因素相互作用并重叠（Skalli，2001）。多重层面的剥夺可能是长期贫困的基础，造成贫困持久存在（Hulme ＆ Shepherd，2003）。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从多重面向的视角来分析贫困。这可以通过根植于人类学和社会学（Wood，2003；Hulme，2003）的质化研究方法来实现，或是通过在定量分析中使用非金钱的变量（McKay ＆ Lawson，2003；Saunders ＆ Sun，2006）。我们在老年贫困的研究中，不仅要关注贫困老人经济方面的福祉，而且要重视其非经济方面的福祉。

再次，老年贫困常常表现为长期贫困。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不同于其他人。老年人退出就业领域之后，往往缺乏机会来改变其经济状况。对于那些陷入贫困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处境比一般市民更艰难，并且滞留于贫困状况的时间往往更长（Harper et al.，2003；Ghilarducci，2004），多数老年贫困是不可逆转的（乔晓春等，2005）。Hulme与Shepherd（2003）进一步提醒我们，绝不能假设所有家庭的全体成员都在相似的时期以相似的方式经历贫困，因为在非贫困家户中，某些成员由于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可能经历长期贫困，而长期贫困家户中的特殊个体可能没有受到持久的剥夺。这提醒我们不应将贫困人士简单视为一个同构型的群体。长期贫困的特点也启发我们寻找更合适的研究方法，以考察中国城市贫困老人所经历的持久剥夺。

最后，老年贫困现象要在家庭成员的经济关系中来考察。根据Lloyd-Sherlock（ 2006）的观点，目前学界对于老年人收入的理解存在问题，比如，个人或家庭收入是否明确显示了一位老人的经济状况，取决于家庭收入合资的程度，即老人是否获得等同的或足够的份额，但这些信息在大型抽样调查中难以获取。若干发展中国家的质性研究表明，共同居住并不一定伴随着等同的收入合资（income pool），老人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经济关系各不相同（Palloni，2001；Schroder-Butterfill，2004）。例如，Lombard与Kruger（2009）于南非进行的质性研究发现，南非艾滋病的高发率侵蚀了传统的扩展家庭，使老年人成为患病子女和失去父母的孙子女的主要照顾者，并在经济上成为代际家户（intergenerational households）的主要贡献者。因此，倘若没有全面理解家庭的内部关系，我们不可能全面地理解老年人个人的收入。国内也有学者（沈红，2000；汪雁、慈勤英，2004）指出，现有的贫困分析方法大多基于居民的收入或消费，以户或家庭为分析单位，并假设家庭内的成员共享这些资源，贫困人口被假设为家庭均质或社区均质的人口群体，家庭内部成员的差异被忽略。对此，汪雁、慈勤英（2004）建议城市贫困测量在坚持整体性视角的同时，补充“特殊性”视角，如性别、年龄、劳动能力、体质等。而目前在家庭资源实际分配的背景下考察老年人的剥夺与丧失，则实属罕见。

除了根据老年贫困的定义与测量方法来识别贫困老人外，我们还可以透过现有研究中关于中国贫困老人特征的研究发现，勾勒这个群体的概貌。

（二）贫困老人的人口特征

老年人绝非一个单一的同质群体，他们并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趋同，相反的，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高度分化。总体来说，贫困老人呈现女性居多、高龄化的特征，同时，老人是否有退休金、家庭支持情况、教育背景、健康状况、工作经历和子女数量，都与老年贫困有关。

1.贫困女性化

由于不平衡的性别比例与更长的预期寿命，老年女性的面貌凸显了老化是女性的议题。对于女性来说，老年的前景在各个方面都更加糟糕，包括长期疾病、独居、守寡、贫困和缺乏经济资源（Steckenrider，1998）。“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这一概念最早由Diane Pearce（1978）提出。目前，中国的老年人口也日益呈现贫困女性化的特征。无论城乡，老年人口中无收入现象均主要发生在老年妇女身上（徐勤、魏彦彦，2005）。按性别划分，在城市，男性老人中，有6.3% 的老年人处于贫困状态；而女性老人贫困的比例高达23.4%，几乎是男性贫困老人的4倍。这反映出在老年贫困问题上男女的不平等（乔晓春、张恺悌、孙陆军，2006）。

从经济供养上看，女性老年人对子女或其他亲属在经济供养上的依赖性大大高于男性（杜鹏、武超，1998）。家庭的经济支持对女性老年人的重要性无论城乡均比男性大。在城市，家庭的经济支持占女性老年人口总收入的53.35%，男性老年人口相应的比例为30.33%（徐勤、魏彦彦，2005）。

从社会保障水平上看，女性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仍明显低于同龄男性。徐勤、魏彦彦（2005）基于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10%原始抽样资料[6]发现，2000年城市男性老年人口中离退休人员占88.6%，女性老年人口离退休人员占54.7%。城市男性老年人口中从未工作的人占7.6%，而女性的这一比例达到38.7%。享受救助的女性老年人口的比例也比男性低。贫困男性老年人口中有9.8%的人享受政府救助，救助水平从2.5元至17.92元不等；7.8%的人享受集体救助，救助幅度为13.33元至20元。而女性老年人口中有5.8%的人享受政府救助，救助水平从3.33元至140元不等；2.6%的人享受集体救助，救助幅度为0.38元至30元。女性老年人口可利用的卫生资源严重不足，看病就医主要依赖家庭成员。城市男性老年人口中72.9%的人能够享受公费医疗，而女性老年人口中这一比例只有49.8%，是前者的68.3%。从2000年到2006年，城市中的男性老年人享有医疗保障的比例从67.3%增加到82.9%，女性从36.9%增加到65.9%（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低覆盖、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凸显了低收入女性老年人的经济脆弱性。

2.老年贫困高龄化

高龄老人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其贫困发生率较高，这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于学军，1995；陈功、曾卓，2001）。从年龄分布来看，贫困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在城市中，60～64岁的年轻老年人贫困比例最低，占11.3%；老年人口的贫困率随年龄的升高而增加，在75～79岁年龄组骤然上升，在85～89岁年龄段达到最高峰，为31%；90岁以上老年人贫困的比例比前一个年龄组略有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能够活到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活条件一般较好（乔晓春、张恺悌、孙陆军，2006；李若建，2000）。贫困的性别鸿沟随着年龄的升高而减小：60岁的贫困老人男女比例为1∶7，到了贫困老人80岁时，其男女性别比为1∶4（Saunders ＆ Sun，2006）。

3.其他特征

除了女性居多、高龄老人居多外，中国城市贫困老人的贫困状态还与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工作经历、子女数量有关。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越高，他们成为贫困人口的比例也越低；健康状况越好的城市老人，贫困发生率越低；城市老人需要日常生活照料的比例明显高于处于非贫困状态下的老年人；那些需要生活照料同时又没有钱的老年人，会成为越来越困难的群体；贫困老年人口中多数（占76%）从未工作过，他们没有固定收入（乔晓春、张恺悌、孙陆军，2006）；无子女和独生子女家庭中的老人是特困老人的多发群体（徐勤，1999；李若建，2000）。

通过以上回顾可知，中国城市贫困老人更多地集中在女性、高龄、受教育水平低、健康状况较差、无工作经历、无子女或少子女的老人中。这提醒我们，中国城市贫困老人并非完全同构型的群体，应注意在研究中体现样本的典型性与多样性。

（三）贫困老人的主观经验

贫困人士的主观经验往往是在应对模型中进行考察的。“应对”（coping）或“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y）是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概念[7]。Lazarus 与Folkman将应对界定为“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努力，以设法应付（manage）那些被评估为负担沉重或超出个人资源范围的外在或内在的需求（demands）”（Lazarus ＆ Folkman，1984：138）。Singh 与Pandey（2001）将应对界定为：为了改变一个有问题的境况，而导向个人或环境的行为、认知和情感。应对也可界定为“为减轻与负面生活事件相关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做出的尝试”（Synder，Ford ＆ Harriss，1987：9）。Gilliatt将应对界定为“包含价值观和行为的活动，这些活动调整个人以适应不利的环境限制，使他们能够处理威胁其生存的境况”（Gilliatt，2001：3）。他认为，应对并非被动的顺从，它允许受限于现存社会秩序的人们发挥某些积极的自主性。 以上关于“应对”的定义都强调为回应压力环境/逆境，个人所表现出的认知/价值观、情感和行为。应对是为维系个体的生存而对环境的一种适应。

1.一般贫困人士的主观经验

社会学者在其发展早期便开始关注贫困人士的应对，他们最初将研究局限于在经验层面记录现象（Gilliatt，2001）。根据Gilliatt（2001）的回顾，关于现代工业和城市社会中贫困的生活现实和社会隔离，当以英国的Charles Booth和Seebohm Rowntree为先锋，他们在19世纪中叶进行了详尽的民族志研究，让社会大众了解了穷人生活中的贬损和衰落。到了19世纪前30年，芝加哥学派开展民族志研究，深度描述了城市贫困人士的生活经验及其应对方式。到了20世纪60年代，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在美国盛行。“贫困的文化” 源于Oscar Lewis在圣胡安和纽约对波多黎各人之家庭行为进行的民族志研究，Lewis在这里所说的“文化”即“亚文化”。穷人发展出技巧、行为、态度来掌控和接受他们的境况，而不是发展出逃脱贫困的方法（Lewis，1996）；通过社会化，这些独特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在代际传递。Gilliatt（2001）认为贫困文化并不是消极的，它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它有助于适应和生存。贫困人士的性格优势，如不屈不挠、抗逆力、生命力、尊严、友善、慷慨，以及在社区中自助的潜能，这些都反映了贫困文化的积极面向。

贫困人士的应对类似于“生计”（livelihood）或“生存策略”（survival strategies）（Gilliatt，2001）。关于贫困人士回应贫困的方式，学者们给出的分类不尽相同。Lever、Pinol 与Uralde（2005）指出，贫困促成了消极应对压力的策略（人们希望完全由环境或其他人解决问题）、情感上的应对策略（人们更多地关注由情境产生的情感，却较少以理性的方式评估、应对情境）和逃避的应对策略（人们闪避引起压力的问题或情境）。这种观点主要关注应对的消极方面，即使对于应对的描述也充满负面意味。Sik 和Redmond（2000）针对短期的且主要为经济活动的应对策略，将11种应对策略分为以下三类：①攻击性应对（offensive coping），即增加家户收入的各种活动，包括从事额外的工作、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向金融机构贷款；②防卫性应对（defensive coping），指的是大多数削减消费的活动，这需要更少的资本和企业技巧，故相对中立或略消极，包括削减开支、买便宜货、修补、做更多家务等方式；③危机性应对（crisis coping），它比前两者带来更多的社会污名，如通过依靠其他经济行动者，或减少家庭财产，向家人和朋友借贷、申请福利、典当和变卖财产。这三种应对类型仅限于短期的应对且主要为经济活动，没有纳入更广泛的认知、态度与情感等方面的应对。

Gilliatt（2001）较全面地归纳出贫困人士的应对策略，包括三种应对的主要形式：增加资源、花费最小化和削减花费、压力管理。其中，“增加资源”包括：①家户产出最大化[8]；②自我供给[9]；③无标准的自雇[10]；④国内和国外的移民；⑤借贷[11]；⑥向他人索取[12]。“花费最小化和削减花费”包括：①维修[13]；②节省食物、服装、能量[14]；③忍受糟糕的健康[15]；④住房需求最小化[16]；⑤家户影响最小化；⑥交通需要最小化；⑦休闲娱乐最小化。“压力管理”包括：①工作中自我组织（self-organisation at work）；②安慰[17]（solace）；③释放[18]（release）。Gilliatt（2001：99-100）将应对理解为适应，其中闪耀着个体的优势与抗逆力，他认为“许多穷人是贫困的优秀管理者”。

一些研究者将个人对贫困的回应延伸到扩展的亲属网络（extended-kin networks）所用的“生存策略”（Seccombe，1999；Hicks-Bartlett，2000； Battle-Walters，2004；DeParle，2005）。Jarrett、Jefferson与Kelly（2010）采用家庭抗逆力的框架，识别出家庭功能的若干网络动态：①聚合资源使家庭的资产得到扩充；②通过家族成员间的社交以满足情感和社会的需要；③扩大服务（service augmentation），对未满足的制度性需要进行补充；④通过规范的协议（normative accord）发扬传统价值；⑤通过亲属监督促进主流的行为。结果显示，通过提供资源、联结、照顾、关注、伦理标准，亲属网络有助于保护家族成员免除贫困、无家可归、饥饿、疾病、忽视和隔离的破坏性效果。

当然，贫困人士也承认要做出牺牲和挣扎。例如，他们表达受伤和失败的感受，因为他们擅长削减开支，拒绝孩子们的快乐，而这些快乐在其他孩子那里是理所当然的（Walker，1993，引自Gilliatt，2001）。他们也更可能减少与亲友的联络，因为他们难以支付此社会关系中互惠的、消费资源的要求（Gilliatt，2001）。但无论如何，贫困人士在应对过程中所体现的抗逆力与优势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成功地适应境况，而不是没有能力（incapable）（Gilliatt，2001）。

至于在华人文化背景下的贫困人士的主观经验，目前的研究还较少（毕玉等，2007）。在为数不多的此类研究中，毕玉等（2007）通过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选取北京市26户家庭，探讨家长和孩子在面对长期资源稀缺环境下的应对方式。研究发现，大部分受访者采取自发回避型的应对方式，少部分家长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会通过处理问题（如向亲友求助）和认知重建等方式来鼓励自己渡过难关。

2.贫困老人的主观经验

除了以上贫困人士的一般性策略之外，国外贫困老人的应对在现有文献中还包括延长经济活动的退休、重新界定贫困、关注个人成就、依靠精神信仰、在后代身上找到安慰等方面。

（1）延长经济活动的退休

Lombard与Kruger（2009）对南非贫困老人的研究显示，老年人通过延长经济活动的退休，来维持生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留在劳动力市场，包括小本生意、临时性工作、付费的家务劳动、不付费的家务工作、农业劳动。大部分通过从事临时性工作获取报酬，这意味着老年户主没有稳定的就业。在这种艰难困苦中，南非的大部分老年人没有享受到财政和物质上的幸福（Makiwane ＆ Kwizera，2006），这影响到他们的健康（Lombard ＆ Kruger，2009）。

（2）重新界定贫困

Barusch（1995）考察美国不同背景的低收入老年女性在社会趋势、公共政策、政府项目背景下如何看待、理解和应对自身的境况。研究发现：尽管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生活，但所访谈大部分女性都拒绝认为自己是“穷人”。受访者重新界定贫困，以将自己排除在外。有些人强调自己并未求助于公共援助；有些人强调自己的能力；一些中产阶级背景的老年女性，强调她们的穷困是暂时的，尽管此想法不一定现实。Black 和Rubinstein（2000）考察美国70岁以上老年女性和她们长期贫困的主观经验，发现贫困对受访者来说并非单一的概念。它有文化、情感、经济、历史、关系的和精神方面的组成部分，各部分相互交织在一起。首先，贫困女性几乎都不把自己看成压迫的受害者，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小镜头（small lens）尤其是她们个人的人际关系，来理解艰难困苦的经验。她们常常将剥夺等同于情感的、人际关系的、家庭的或精神上的匮乏。老年女性不是通过贫困来界定自己，而是用面对不幸（adversity）所取得的成就、她们教养子女所取得的成就、她们积极的个性特征来描述自己。其次，受访的贫困女性几乎不把经济贫困与羞耻联系在一起，而是后悔过去的行为，如酗酒、抽烟。尽管她们内化了贫困的社会道德界定，但她们不仅重新界定了贫困，而且重新界定了道德价值和羞耻。最后，相较于年轻时不能获取各种福利救助的境况，她们把当下看成一生中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光。

（3）关注个人成就

贫困老人尤其是贫困的老年女性，用个人感受到的成就和收获来调和经济上的匮乏（Black ＆ Rubinstein，2000；Barusch，1995）。他们回想过去的成功，如“做一个好妻子或好母亲”、“做一个专注的职员”和“从没向任何人求助”，对在经济贫困的压力下保持独立与自尊感到自豪；他们会列举自己的财富（assets），如朋友、健康、孙子女、孩子等。通过总结生命事件，贫困老人拥有更多的胜利和成功感，这让生命故事乃至生命本身变得完整（Black ＆ Rubinstein，2000）。

（4）依靠精神信仰

由于各种原因，许多贫困老人不一定把孩子或孙子女作为支持的来源，而是依靠宗教和精神信仰来应对艰难困苦（Black ＆ Rubinstein，2000）。尤其对于贫困的老年女性，信仰是她们的主要应对机制，也是她们寻求情感、精神和经济支持的主要方式。Black对老年非洲裔美国妇女的质性研究发现，受访者与上帝的关系是她们生命故事的普遍线索。她们的自我概念、对他人的看法、她们生命的意义，都是受到信念的指引（Black，1999）。

（5）在后代身上找到安慰

贫困老人尤其是女性，通过培育后代燃起希望，坚信自我在时间中的延续性（Black ＆ Rubinstein，2000），以此得到慰藉。

（6）有底线的依赖

在美国，收入有限的老年女性依靠家人、朋友、邻里或公共救助获得援助，但即使如此，仍试图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她们所能忍受的依赖程度取决于自己与帮助者之间的互惠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原本不能容忍的依赖程度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些情况包括：过去帮过别人，受助者有爱心，受助者真的需要帮助，受助者的要求不是很多，受助者偿还贷款（Barusch，1995）。无论如何，向家人寻求或接受经济、情感帮助，这并不是老年贫困女性的主要应对机制。低收入老年女性参与公共援助计划的程度较低，这也反映了这种帮助并非基于互惠关系而成为耻辱（Barusch，1995）。

3.启示与反思

透过以上对贫困人士尤其是贫困老人主观经验的回顾，我们得到以下启发。

首先，在贫困人士的主观经验中，贫困并非单一的概念，贫困老人个体对贫困的理解，超越了经济资源不足的意义。换句话说，在客观上表现为多重面向的贫困，对于主观世界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质性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贫困老人多重面向的主观经验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其次，贫困老人面临资源稀缺的应对策略，蕴含着个体的优势与抗逆力。尽管近年来对美国少数族裔老年女性的研究聚焦于她们面对贫困所展现的优势，但总体而言，在更广大的老年贫困群体中，尤其是华人社会背景下的贫困老人，此类研究仍较少（Duner ＆ Nordstrom，2005）。

最后，用应对模型来理解贫困老人的主观经验，有其内在的局限性。所有关于贫困应对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个体层面的工具性策略，以及心理学意义上认知、情感的应对方式。而本研究更感兴趣的是，除了工具性的生存策略外，中国的城市贫困老人如何诠释他们的贫困经验；在贫困老人的主观经验中，外在的社会支持以及那些更广阔的社会环境，比如社区组织、社会政策等在贫困老人回应艰难困苦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在贫困老人的主观经验中，体现出哪些优势。而这些在目前的文献中仍然是不清晰的。

接下来笔者将回顾与老年贫困相关的社会政策和研究发现，为中国城市贫困老人研究提供社会政策的宏观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