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田野选择
（一）为何选择中乐县
在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确定之后，就应该思考研究对象的选择了。研究应该选择什么地方作为实地考察的现场呢？目前学术界在选择熟悉和陌生环境的利弊方面仍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笔者无意于陷入这场没有结论的争论泥潭。然而，其中有一点是相对确定的，即在客观条件许可时，我们应该尽量选择那些既与所研究的问题或现象密切相关，又容易进入、容易观察的地点（风笑天，2001：244）。当年我国著名人类学者林耀华之所以选择义序作为研究的对象，主要基于三个原因：其一，作者是福建人，生长于闽地，闽俗习惯早已娴熟，行动不致与习俗冲突；其二，义序为一纯粹黄姓一系的宗族乡村，异姓杂居者寥若晨星，可代表宗族乡村一个模式；其三，义序人文繁盛，虽近城市，不失乡村特性，且距作者家居不远，气息相通，调查方便（林耀华，2000：2）。在博士生导师邬志辉教授的帮助下，笔者获得了到我国城乡教育综合改革前沿阵地中乐县做实地调研的难得机会。于是，在2012年的初夏，笔者怀揣着既激动不已又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了中乐县。综合而言，笔者最终选择中乐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的是相关性原则和便利性原则。
其一，相关性原则。长期以来，中乐县是该县所在市乃至省域范围内教育发展成就居于前列的地区，尤其在近几年，各层级学校积极顺应当前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关注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时代主题，逐渐培养了教育改革自觉，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其中，有以下一系列重要事件可以成为该县城乡教育变革和发展进步的注脚：率先在所在市完成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率先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的十五年教育普及；建成所在省首批、所在市第一个“义务教育示范县”；全国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会在该县召开，受到教育部等的重要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例如“中乐县的标准化建设学校堪称全国一流，令人耳目一新，城乡教育差距明显缩小，县委县政府实施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成效非常显著”（中乐县教育局内部资料）；在省政府对县政府的教育督导评估中被评为优秀；荣获“全国农村教育改革先进县”称号，被评为“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示范县”；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经验和成果在重要的国际论坛上做交流展示，荣获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从中不难看出，近年来中乐县经历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提出、实施、变迁等一系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的这些成绩、遭遇的困境以及不同利益群体的思考和行为都无疑为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的空间。
其二，便利性原则。虽然中乐县地处我国西部地区，与研究者所居单位相距较远，但是人类学研究的“长时期与当地居民生活在一起”的内在要求让研究者能够长期居住中乐县，这就有效避免了往返过程出现的舟车劳顿，为研究者以一个正常的身心状态进入现场提供了便利。更为重要的是，笔者的朋友与中乐县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作为管理一县教育的重要人物，他在该地区已经从事了长期的教育工作，具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拥有着研究所需要的该县教育领域中的各种人脉关系，很好地扮演了个案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守门员”角色。
（二）进入研究现场
1.进入研究现场之前的准备
针对一个地区进行的个案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即研究者要长时间停留在研究现场，与当地人们生活在一起，尽量去观察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然而这一切都以能否获准进入研究现场为前提，有研究者认为要顺利进入现场需要做到如下几点：选择实地环境中与你最初接触的人；选择最佳交流方法（例如电话、通信或亲自拜访）来提出你的要求；决定怎样表达你的要求（例如注意强调为研究做出贡献的机会或强调给实地参与者带来的个人利益）；准备好回答问题，并对得到许可前或许可后所出现的有关事情进行表述（梅雷迪斯·高尔等，2002：455）。于此我们发现，第一点内容是关于如何寻找“守门员”的问题，后三点则是关于如何与其进行合理交流的思考。决定研究者能否顺利进入现场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守门员”。所谓“守门员”就是那些在被研究者群体内对被抽样的人具有权威的人，他们可以决定这些人是否参加研究（陈向明，2000：151），因此在研究者进入现场前，“守门员”的选择是所有研究进行的关键。同时，这些“守门员”要具有“合法性”和“正式”（陈向明，2000：151）的基本特征，即这些人不仅要具有社会和该领域内认可的权力和地位，而且这种权威来源于正式组织之中，至于韦伯语境下的魅力型权威则不适合作为“守门员”。然而，仅仅具有“合法性”和“正式”特征并不能保障研究者顺利进入研究现场，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还需与“守门员”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街角社会》的作者怀特认为：“我能否为这个地区所接受取决于我所发展的私人关系，而远不是取决于我所能做出的解释。写一本关于科纳威利的书是不是件坏事，完全取决于人们对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我是好人，那么我的研究也是好的；如果我不好，那么没有什么解释能够使他们相信写这本书是件好事。”（威廉·怀特，1994：330）我国学者曹锦清在写作《黄河边的中国》时，也有着类似的感受。基于以上的考量，本书选择的王和礼是中乐县教育局工作的一名人员，年龄40岁左右，有着非常丰富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经验，不仅在该县教育局内具有较高的威望，而且与城乡各学校的校长也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同时，在去之前笔者也曾有过与他进行课题研究、学校改进等方面的合作经历，相互之间已经非常熟悉，因此，研究选择的王和礼基本符合了个案研究中“守门员”要求。
与被研究者交流的方式和内容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与被研究者初次交流时，无论采取电话、邮件还是面对面交谈的方式，都要表达对方愿意提供研究合作和机会的谢意，体现出一个“局外人”对每一位“局内人”的尊重。为了让被研究者能够主动接受研究者“进入”的要求，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戒备之心，研究者要主动介绍这次研究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涉及对象、研究范围、自己对对方的期待以及研究的截止时间等内容。此外，还需要强调研究对所有涉及地点和人物进行保密的规定，不仅不会给当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人员造成麻烦，而且还会通过此类研究为该地区的教育发展带来一定的价值。研究者向被研究者介绍自己研究的一般原则是：提供足够的信息，避免对方产生不必要的猜忌或好奇；但要注意适可而止，过多过少都不合适（陈向明，2000：151）。因此，提供足够的信息并非要求研究者作为一个“玻璃人”呈现在被研究者面前，而是要根据对方的反应和研究的要求综合考虑，尽量做到既能免除被研究者的各种担忧，也不会使研究陷入无休止的解释的泥潭。
2.进入研究现场的时间
一般而言，人类学研究应该用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的时间与当地人共同生活，长期以来这已经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因为民族志研究的“循环性质”，田野工作期限要一年以上才能保证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度了解”（李政涛，2009：90）。然而，一项人类学研究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和实际研究耗时多久是两个问题，实际上不同的研究者在实际调研中使用的时间也长短不一。费孝通在家姊的介绍下到江村考察仅仅一个多月，就形成了后来被学人广为传阅的经典名著《江村经济》；林耀华则在1934年至1937年利用两次返回家乡的机会，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查，基于此产生了人类学名著《金翼》，而《凉山彝家》则仅仅用了87天的时间；布劳尼斯娄·马林诺夫斯基在1915～1918年两次深入英属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最终促成了其成名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问世；1906年只有25岁的拉德克里夫-布朗来到安达曼群岛，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安达曼岛人》的民族志研究。因此，人类学研究中规定的“一个年度周期”只是人们依照以往的经验大致的估计，事实上并没有严格遵循的学术意义。国内研究生从事田野工作的时间偏少，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这种状况受制于现有学制、经费、研究生管理、教师休假制度等诸方面的影响（庄孔韶，2005：358）。不过，任何一项人类学研究必须充分利用田野工作的这段时间，消除当地人对一个闯入者的警惕、防备甚至反感，最好能够学会并使用当地语言，与他们建立一种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关系。
从2012年9月15日笔者正式进入中乐县到2013年2月6日离开此地，中间经历了约四个半月的时光。虽然这次的时间有些短，但是基于人类学研究的“循环”特性，在以后的时间笔者有了多次的“再访”“三访”的机会，对很多细节性问题进行多次核实，基本上能够弥补首次时间较为短暂的遗憾。笔者隐约地意识到，在中乐县这样弥足珍贵的停留不仅为研究资料的收集提供了充分便利条件，而且也能让平时难得进入基层学校的自己深切感受当前教育的真实，甚至与教育局领导、各科室人员以及各学校的校长、教师、学生交往的每一个瞬间都可能成为今生永不褪色的记忆。根据实际工作的安排来看，笔者对首次4个多月这段时间的工作内容进行大致介绍。
2012年9月是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熟悉工作环境。暑假刚刚结束，教育局已经开始为新学年的各种事务忙碌了，既有教育局向各科室人员传达上级指示和精神的各种文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常规检查，又有召集各学校负责人的会议，当然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每年一次的人事调整。各中小学校的各项工作处于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教育局与之前相比也繁忙了许多。为了能够迅速适应教育局工作的角色，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与他们没有隔阂的“局内人”，在这段时间里笔者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收集和阅读教育局关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包括教育均衡、城乡教育统筹、教育公平）的资料和历年市县年鉴（志），这样不仅能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中乐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教育的历史和现在，而且在搜集资料的同时也给笔者提供机会与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相识和相知。
第二，与教育局人员在工作上亲密接触。作为一个从未有过人类学调查经验的人，在初来乍到之时，笔者对自己能否顺利地融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地文化氛围中去还存在着一些顾虑，而且当地的语言和饮食习惯都与北方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地方特色格外鲜明。因此笔者婉言谢绝了教育局专设独立办公室的特殊安排，而是选择了多人共用的教育局办公室。这样一来就完全避免了自己与他们在空间和心理上的隔绝，既方便了对各种资料和信息相对完整的获取和收集，又能够与他们逐渐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和睦相处的良好关系。
第三，与当地人员在生活中成为朋友。除了平时在工作上的接触，笔者也主动与当地人在空闲时间一起散步，对此笔者也收获到了一些额外的信息。因为研究不仅仅涉及教育局和学校这个封闭的场域，还与一个地区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对当地的大街小巷、名胜古迹、盘山公路以及青山绿水的了解，能够深入地体悟当地独有的民族风情和民俗文化，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各种年鉴和资料上描述中乐县文化特色的淡薄。此外，一般情况下笔者的“守门员”会安排一个同事作为向导负责带笔者出去，由于出行的次数较多，再加上平时与他们聊天时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相互间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谊。
第四，到一些学校感悟环境文化建设。虽然这段时间正处开学，学校都比较繁忙，但是笔者还是希望能够尽早地进入学校，去观察当地学校外显的环境文化以及与其他地区学校相比所具有的特色。于是在笔者的要求下，几个朋友带笔者参观了十多所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这让笔者在正式进入学校与校长和教师访谈之前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
2012年10月初是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对研究设计进行再思考。对于笔者而言，除了做好教育局平时安排的基本事务之外，笔者就依据来到中乐县之后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集中精力对以往的研究设计进行修改，并且尽量保持与导师随时的沟通，交流自己的新思考和新问题。民族志研究过程可以说是一位探索者有一个最初的计划，但是对研究的领域不完全了解，因此要根据没有预期到的发现对计划进行修正。在一开始工作时，民族志研究者有一个最初的计划，但是假如必要的话，为了再次拟定问题，发现进一步调查的可能性，对最初的计划做修订，需要在一开始就搜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胡森、波斯尔思韦特，2012）。这个过程像经历了一场强烈的蜕变，既隐忍着大刀阔斧修改带来的有时让人发狂的阵痛，又感受着面对真实教育情境进行一系列反思所引发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快感。
2012年10月下旬至2013年1月是第三个阶段。这两个月是笔者在中乐县最为忙碌的一段时间，但是在每一个忙碌的瞬间笔者都能感受到从工作中带来的充实和快乐。总结起来，笔者主要进行了几件相对重要的事宜。
其一，与不同的群体进行座谈。这些人包括县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前任和现任）、教育局领导、科室人员、学校校长、中层干部、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等，笔者的足迹几乎踏遍中乐县包括高中和幼儿园在内的所有学校，甚至对那些优质学校、薄弱学校以及特色鲜明的学校而言，笔者早已成为他们的常客，与个别校长和教师也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每到一所学校，自己都会用照相机记录比较重要的校园标识、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以及家校共育活动等，以速记的方式在笔记本上留下一些关键词，每天回到住宿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对当天所观、所闻、所感进行较为详细的补充和记录。值得一提的是，与最近两届的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以及教育局主要领导的对话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对笔者敞开心扉，解开了很多曾经迷惑自己很久的谜团，让很多实践中看起来略显生硬的地方变得通畅了许多。正所谓“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在笔者看来，一个好的教育首长也就代表了一个区域高水平的教育，或许只有真正深入基层才会有这么真切的感受和认同。
其二，在一些学校进行指导工作。在教育局领导的安排下，在这段时间里笔者能够尽可能多地到学校指导与特色学校建设、委托管理、联盟发展等方面有关的工作，力图实现各级学校能够在总结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的目标。对于能够与学校校长近距离接触的如此难得的机会，笔者自然不容错过，于是便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委托。也正是在与这些学校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接触中，笔者才与这些学校的管理者以及教师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甚至他们早已把笔者当成自己人来看待。“台上咱们是同事，台下你是我兄弟”“你需要我们提供什么资料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诸如此类的话语，不仅让自己时常充满感激，庆幸自己遇到了这样坦诚相待的朋友，而且也大大便利了笔者对研究所需资料的收集，让笔者的研究得以按照原定进度顺利进行。
其三，参与各种教育研讨会。在此期间，无论是教育局内部的会议还是在其他地方举行的研讨会，在方便的情况下教育局都会尽量通知笔者参加。笔者清楚地意识到，这既是给笔者提供了一个与他们共享教育资源和共同解决教育困境的机会，又增加了笔者了解中乐县城乡教育一体化实施状况的有效渠道。同时，笔者在与他们一同研讨时发现，几乎每一个人发言的方式和内容都具有非常个性，尤其是不同的价值观和立场总是显得那么意味深长。
其四，向导师请教相关问题并修改研究设计。笔者在中乐县的这段时间里，每天都在接触到新的现象和不一样的思考，那些丰富的、生动的甚至有些无序的场景不断促进自己反思，于是自己以往的研究设计也就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之中，没有定型也无法定型，直到笔者决定抽身离去的时候，脑海中各种思想的碰撞和不同思路的交错还在继续着。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最终完美的答案，还不得而知，笔者只知道自己在不断走向它、靠近它。不过，当形成一些有效的思考之后，笔者会主动联系导师进行交流，但是这样的机会自己把握得还是少了一些。
2013年1月下旬是第四个阶段。历经以上4个多月时间的考察，笔者已经基本收集和掌握了与研究相关的信息，也与不同层次的人士进行了多次座谈。余下的这段时间主要就是查漏补缺，以使研究所需文献资料更加完整和充盈。
（三）田野工作研究伦理
人类学要求研究者必须进入一个地区从事较长时期的田野工作，而这些地区对研究者个人而言多数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区域，如何做到既能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而又不会对当地人造成不必要的烦扰，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研究伦理规范的问题。质的研究不是一门“软科学”，只需研究者随机应变；它也有自己“坚硬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要求研究者自觉地遵守这些原则和规范，这些规范的遵守不仅可以使研究者本人“良心安稳”，而且可以提高研究本身的质量（陈向明，2000：425）。还记得在临走之前导师对笔者特别嘱咐：“无论和当地的什么人接触，都要坚持与人为善。”在中乐县居住的4个多月的时期内，笔者的内心时常承受着“良心”的拷问：“研究会对当地政府造成不良影响吗”“与校长这样接触合适吗”“我应该如何回答他们关于我本身的‘真实’困惑”等。也正因如此，笔者自觉承担对研究对象的责任，遵循着信息保密和坦诚相待原则。
首先，信息保密原则。古语有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话放在当今的人类学研究中同样适用。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通过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可以逐渐获得关于当地人生活和工作的非常丰富的资料信息，而这些信息既包括人们喜闻乐见的日常行为，也可能会涉及一些人群或者组织机构的隐私，甚至会发现一些阳光下丝毫感受不到的“潜规则”“秘密”。为了满足研究内容的需要，这些资料信息都有可能会成为回答研究问题的重要基石。人类学者在获得当地人充分信任的情况下从事田野活动，并获得了本不为外界所知的敏感资料，他们的研究成果被人利用可能会对当地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庄孔韶，2006：152）。著名的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关于日本人民族特性的名著《菊与刀》，正是基于当时战争的需要才得以完成的。为了避免人类学研究给当地人民带来不良后果的风险，大多数研究者都会选择对人名、地名进行一定的技术化处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费孝通《江村经济》中的江村、林耀华和庄孔韶师徒二人的经典名著《金翼》和《银翅》中的黄村、华人学者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的下岬村、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的台头以及于建嵘《岳村政治》中的岳村等，他们在研究中为了顾及当地的隐私权而选择了匿名。在本书中也将采用信息保密原则，对研究所涉及的当地人名、地名、学校名等都进行了特别处理，其中田野工作所在的县在文中称为中乐县，具体见附录。
其次，坦诚相待原则。还记得在最初来到中乐县之时的场景，教育局王临湘副局长把笔者带到每个科室，向他们介绍笔者的加入，算是笔者正式完成了从“外来者”向教育局人员转变必经的仪式。很显然，笔者成了他们心中的一个“谜”，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新来的“闯入者”充满了兴趣，既与笔者“亲密”地打招呼，又多少显得不太自然，从他们的眼神中能够感受到种种迷惑、防备。不管怎样，在与任何人交流的过程中笔者始终坚持坦诚相待的原则，尽量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或许在刚开始大家对笔者还不够了解的缘故，笔者和教育局人员之间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交流不多，相互的交往都有些略显生硬的客气和正式。经过半个多月时间的熟悉之后，笔者就基本完成了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教育局人员甚至学校的一些校长和老师都基本消除了对笔者的提防，把笔者当作工作中的同事，而非带有暗访或者检查性质的从大学里来到这里调研的博士了，每次见面打招呼，他们亲切地称笔者为“凡博士”。在相对熟悉之后，他们就会经常问笔者一些他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例如“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你问这些问题想做什么”“博士是不是啥都知道”“你多大了”“你怎么还不结婚”“你有对象了吗”“你家在哪里”“你有工资吗？有多少钱”“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导师有什么区别”“你经常去导师家里吃饭吗”，如此等等。对于他们感兴趣的每一个问题笔者一般都不会去回避，而是在保留底线的情况下和他们像自家人一样的聊天，有时候也会说一些家长里短，也可能是因为笔者的坦诚，在很短的时间内笔者就成了他们非常信任的朋友。
[1]由于本次搜索时间在2017年，该年度的研究文献并没有全面发布在期刊网，因此根据目前研究现状推断，它的实际数字要远远大于表0-1中2016年的77篇。